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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张艺谋第一次瞄准贺岁市场、执导都市喜剧片《有话好好说》开始，人们对张艺谋的批判与谩骂就随之相伴。人们怎么能容忍一个拍出了《活着》这样伟大作品的导演去“掺和”贺岁片、拍“一点都不艺术”的闹腾喜剧呢？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艺谋一直离经叛道下去，推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作品，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红高粱》中张扬民族旺盛生命力、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批判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艺术家了，再也不是“标志着影像意识觉醒的横空出世的第五代”了，再也不是醉心于民族历史寻根的“第五代”了。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大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驾驭各种题材的多变导演。
以贺岁喜剧拯救中国电影市场
20世纪80年代，受欧美电影暑假、圣诞节档期的启发，香港电影人引入了贺岁片的概念。1981年，嘉禾公司推出由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三兄弟主演的新片《摩登保镖》，在春节期间上映，一举成为香港首部票房过千万元的国语片。此后，每到传统的农历新年，就会有一批由众多当红明星主演的搞笑故事片登台，把欢乐喜庆的气氛带给市民。早期有《八星报喜》、《大富之家》、《花田喜事》等片，后来有黄百鸣的家庭喜剧、成龙的动作大片、周星驰的无厘头贺岁电影，不管是热闹喜剧，还是动作片、警匪片，各种类型的贺岁影片基本上都汲取了搞笑、浪漫爱情、动作、歌舞等元素，深受观众欢迎，正如《春节联欢晚会》改变了内地人过除夕的方式一样，贺岁片改变了香港市民的节日庆典仪式。
20世纪90年代，当好莱坞大片横行中国、国产电影不景气、国内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时，关于类型片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内地电影人从香港引进了贺岁片模式，企图拯救“艺术有余而娱乐不足”的国产片，张艺谋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成功地推出了贺岁喜剧《有话好好说》。
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开启了一个用民俗奇观、传统礼仪叙事的时代，那么，随后的《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则体现了他开拓更多电影类型的尝试与挣扎。他一改往日的艺术腔，直奔娱乐主题，把电影变成了小品大串烧。在《有话好好说》中，民工赵本山拿着话筒，按男主角姜文的吩咐，对着高楼上的女主角瞿颖喊：“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而姜文的原意是“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在影片中观众享受了春晚小品般的铺面热浪。《幸福时光》中工人赵本山与徒弟傅彪帮助盲女孩的故事，也让观众过足了小品瘾。到了2009年的《三枪》，直接让当年人气旺盛的小沈阳等人在银幕上表演东北二人转，把小品的夸张嬉闹发挥到极致。这种小品大串烧的贺岁模式，以幽默、自嘲、插科打诨营造了一个个笑料，迎合观众过一个热热闹闹大年的心理渴望。按张艺谋自己的话说，30个小品就成了一部电影。当然，这种理解也过度简化了电影与娱乐的关系，使天生具有讽刺与解构功能的喜剧变成了格调不高的闹剧，这也是为观众所诟病的地方。
从《活着》向《有话好好说》的转型，也体现了张艺谋对时代文化走向的敏锐把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浓厚艺术气息的年代，是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舞台。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市井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开始走向幕前。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让李保田饰演的“传统知识分子”被姜文饰演的“当代混混”不停地戏谑，并受到多个市井油条的折磨。这名传统知识分子在喧嚣的市民社会里处处受制于人，最后，这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了拿起菜刀砍人的疯狂举动，而成天嚷着要砍人的“当代混混”反而成了劝架者。在影片中，张艺谋用镜头的晃动、频散，阐释了这个喧嚣时代的不稳定感与焦虑气息，纪录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向——整个社会一头扎进大众文化的娱乐浪潮里，四处弥漫着远离神圣与严肃思考的狂欢气息。
中国贺岁大片的光荣与尴尬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太平洋西岸负责任大国”的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然而，我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主流市场的，只有古装武打片。尽管此前的《红高粱》、《活着》等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标志，但是，这些文艺片只是在国际电影业界人士中有影响，对普通外国观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实际上，在普通的欧美观众中，《活着》等片的流行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片。张艺谋再次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意识到古装武侠片对国内、国际市场的独特价值，于2002年底推出了绚烂多彩、奢华绮丽的古装武侠大片《英雄》。
在《英雄》中，张艺谋抛开了以往小成本文艺电影的制作模式，开启了商业大片贺岁的先河。全片使用豪华的明星阵容，用李连杰打开国际市场，用张曼玉、梁朝伟、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等人确保华人市场。采取的营销手段更是前所未有，如包租公务机宣传、人民大会堂盛大的首映礼、零点首映等等。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也延续了这种模式。
而且，影片整体制作精良，画面丰盈饱满。无论是《英雄》，还是后来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风格都十分张扬，极尽视觉盛宴之能事。若干年后，观众可能不记得具体的故事情节了，但《英雄》中两位女子打斗时激起的漫天飞舞的红色树叶，秦宫中飘摇的翠绿幔帐，秦军进攻时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的箭雨，《十面埋伏》中小妹融合了中国功夫的广袖舞，《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灿灿的菊花阵，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常常感叹好莱坞大片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霸权，兴叹麦当劳、肯德基在全世界的蔓延。终于，中国的古装武侠大片在国内市场上开始与进口大片分庭抗礼。在北美、澳洲等主要海外市场，这些贺岁大片也开始热销。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日益崛起。从这个意义上，古装武侠贺岁大片的风行，是民族电影产业的幸事。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既包含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安全，也包含了民族价值观的安全。古装武侠贺岁大片在新世纪的崛起，主要承担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与好莱坞大片抢夺眼球，支撑起民族电影产业的资金链。然而，有人认为，贺岁片的目标不能仅停留于此，它还要承担更重的任务：用电影讲述民族生活，塑造起积极健康的国民精神。否则，我们可能像加拿大一样，完全浸染在美国文化的氛围里，失去了用电影讲述本民族故事的机会。
在《英雄》中，张艺谋让“无名”自觉地放下刺刀，臣服于大一统的神，这个保守得令人窒息的形象与民主社会的大潮流背道而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充满了背叛与阴谋，乱伦与堕落，其浮华的影像后面，流露出奢靡与空虚。作为大师，在这些武侠大片中，张艺谋没能承担起推动时代文化进步的功能。相反，这些大片似乎是无意间无一例外地展示了国家的负面形象，他在新世纪所遭遇的大规模讨伐，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后大师时代的电影梦
作为大师，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重任，围绕着他的纷争，也更加热闹。《有话好好说》过后，人们就质疑，他怎么就这样堕落了呢？《英雄》过后，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要为张艺谋号脉；《十面埋伏》后，更多的人觉得他病得不轻了；《三枪》过后，基本上断定张艺谋已经无药可治了。可是，只有亲自在大海中游泳的导演，才能感受到汹涌的暗流，体悟到娱乐与艺术的矛盾。当他执着于票房的时候，艺术性就要牺牲。当他执着于艺术的时候，娱乐性就要牺牲。所以，在《有话好好说》过后，张艺谋在大家的恶骂与期待中，推出了讲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纪实性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以满足电影社会担当的重任。随后，又推出具有高度抒情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以满足电影艺术性的需求。在《英雄》和《十面埋伏》后，恶骂声又如潮水般袭来，作为回应，张艺谋推出了一部小成本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于是人们说，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又回来了。
当《满城尽带黄金甲》与《无极》、《夜宴》一起，再次掀起古装武侠大片贺岁的热潮后，人们批评说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用大片绑架了中国电影市场，致使一个大片通吃的畸形时代降临，使得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健康的电影市场与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绑架了张艺谋们。面对《阿凡达》卷起的3D风暴，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在镜头前的沉默与忧郁，致使他提议立刻在电影学院设立这样的院系，以培养能制作高科技电影的人才。
当然，娱乐和艺术并非天生就如此矛盾。曾几何时，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人民电影”的时代，《天云山传奇》、《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二子开店》等片不仅娱乐了老百姓，而且体现了老百姓的心声和要求。可惜，这种“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融为一体的电影，在当今的环境下不复存在。那个讲述人民生活，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人民电影”时代已经逝去了。所以，我们需要重塑的，是整个文化氛围与时代旨趣，而不仅仅是对导演的谴责与苛求。
张艺谋忽而来一盘鲍鱼，忽而端上来一盘小葱拌豆腐。于是有人说，张艺谋是一个多变的导演，是个随风俯仰的电影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用心做电影，用心把握时代的人，变的只是时代、文化和大众的审美情趣，原来的那个“厨师”并不一定就退化了。
当大家期待执导了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后的张艺谋更加纯粹和艺术化的时候，他却令人咋舌地抛出了小品集粹《三枪拍案惊奇》，仅仅娱乐观众足矣，完成了大师向普通人的回归。而新近推出的《山楂树之恋》，那种清新和灵动，那种风云不惊，靠细节慢慢浸润、慢慢流淌的功夫，又让人们叹服不已。它和《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就像一首静静流淌的散文诗，看似波澜不惊，却韵味十足。于是，他又被人们大师化了。
其实，这个多面的导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影片的类型和主题，变化的是头上闪烁的光圈，而帽檐下，是一个穿梭于影像风雨的智者，永远那样执着。这种智慧，在他从容改编余华小说《活着》，用儒家观念取代小说中道家精神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
从《红高粱》一路走来，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光环，也承载了太多的期待和谩骂。当这顶厚重的大师帽压下来时，张艺谋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平常人。”
2010年岁末，虽然没有加入冯小刚、姜文、陈凯歌三大导演的贺岁混战，但张艺谋也没闲着，酝酿了4年、投资约6亿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将于2011年1月开拍，2011年12月16日跟观众见面。影片讲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中13名风尘女子的故事，她们为拯救将被日军凌辱的女学生毅然挺身而出。从题材看，影片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与人性的挣扎，是一部有望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于一身的电影。拍一部三性统一的电影，是一个值得所有电影人追寻的梦。什么时候，贺岁片重新关涉到老百姓的生活，重拾三性统一的原则，中国电影才会来真正的大丰收，而不只是票房的增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现为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刘荣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艺谋一直离经叛道下去，推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作品，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红高粱》中张扬民族旺盛生命力、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批判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艺术家了，再也不是“标志着影像意识觉醒的横空出世的第五代”了，再也不是醉心于民族历史寻根的“第五代”了。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大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驾驭各种题材的多变导演。
以贺岁喜剧拯救中国电影市场
20世纪80年代，受欧美电影暑假、圣诞节档期的启发，香港电影人引入了贺岁片的概念。1981年，嘉禾公司推出由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三兄弟主演的新片《摩登保镖》，在春节期间上映，一举成为香港首部票房过千万元的国语片。此后，每到传统的农历新年，就会有一批由众多当红明星主演的搞笑故事片登台，把欢乐喜庆的气氛带给市民。早期有《八星报喜》、《大富之家》、《花田喜事》等片，后来有黄百鸣的家庭喜剧、成龙的动作大片、周星驰的无厘头贺岁电影，不管是热闹喜剧，还是动作片、警匪片，各种类型的贺岁影片基本上都汲取了搞笑、浪漫爱情、动作、歌舞等元素，深受观众欢迎，正如《春节联欢晚会》改变了内地人过除夕的方式一样，贺岁片改变了香港市民的节日庆典仪式。
20世纪90年代，当好莱坞大片横行中国、国产电影不景气、国内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时，关于类型片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内地电影人从香港引进了贺岁片模式，企图拯救“艺术有余而娱乐不足”的国产片，张艺谋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成功地推出了贺岁喜剧《有话好好说》。
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开启了一个用民俗奇观、传统礼仪叙事的时代，那么，随后的《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则体现了他开拓更多电影类型的尝试与挣扎。他一改往日的艺术腔，直奔娱乐主题，把电影变成了小品大串烧。在《有话好好说》中，民工赵本山拿着话筒，按男主角姜文的吩咐，对着高楼上的女主角瞿颖喊：“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而姜文的原意是“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在影片中观众享受了春晚小品般的铺面热浪。《幸福时光》中工人赵本山与徒弟傅彪帮助盲女孩的故事，也让观众过足了小品瘾。到了2009年的《三枪》，直接让当年人气旺盛的小沈阳等人在银幕上表演东北二人转，把小品的夸张嬉闹发挥到极致。这种小品大串烧的贺岁模式，以幽默、自嘲、插科打诨营造了一个个笑料，迎合观众过一个热热闹闹大年的心理渴望。按张艺谋自己的话说，30个小品就成了一部电影。当然，这种理解也过度简化了电影与娱乐的关系，使天生具有讽刺与解构功能的喜剧变成了格调不高的闹剧，这也是为观众所诟病的地方。
从《活着》向《有话好好说》的转型，也体现了张艺谋对时代文化走向的敏锐把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浓厚艺术气息的年代，是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舞台。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市井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开始走向幕前。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让李保田饰演的“传统知识分子”被姜文饰演的“当代混混”不停地戏谑，并受到多个市井油条的折磨。这名传统知识分子在喧嚣的市民社会里处处受制于人，最后，这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了拿起菜刀砍人的疯狂举动，而成天嚷着要砍人的“当代混混”反而成了劝架者。在影片中，张艺谋用镜头的晃动、频散，阐释了这个喧嚣时代的不稳定感与焦虑气息，纪录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向——整个社会一头扎进大众文化的娱乐浪潮里，四处弥漫着远离神圣与严肃思考的狂欢气息。
中国贺岁大片的光荣与尴尬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太平洋西岸负责任大国”的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然而，我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主流市场的，只有古装武打片。尽管此前的《红高粱》、《活着》等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标志，但是，这些文艺片只是在国际电影业界人士中有影响，对普通外国观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实际上，在普通的欧美观众中，《活着》等片的流行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片。张艺谋再次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意识到古装武侠片对国内、国际市场的独特价值，于2002年底推出了绚烂多彩、奢华绮丽的古装武侠大片《英雄》。
在《英雄》中，张艺谋抛开了以往小成本文艺电影的制作模式，开启了商业大片贺岁的先河。全片使用豪华的明星阵容，用李连杰打开国际市场，用张曼玉、梁朝伟、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等人确保华人市场。采取的营销手段更是前所未有，如包租公务机宣传、人民大会堂盛大的首映礼、零点首映等等。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也延续了这种模式。
而且，影片整体制作精良，画面丰盈饱满。无论是《英雄》，还是后来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风格都十分张扬，极尽视觉盛宴之能事。若干年后，观众可能不记得具体的故事情节了，但《英雄》中两位女子打斗时激起的漫天飞舞的红色树叶，秦宫中飘摇的翠绿幔帐，秦军进攻时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的箭雨，《十面埋伏》中小妹融合了中国功夫的广袖舞，《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灿灿的菊花阵，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常常感叹好莱坞大片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霸权，兴叹麦当劳、肯德基在全世界的蔓延。终于，中国的古装武侠大片在国内市场上开始与进口大片分庭抗礼。在北美、澳洲等主要海外市场，这些贺岁大片也开始热销。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日益崛起。从这个意义上，古装武侠贺岁大片的风行，是民族电影产业的幸事。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既包含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安全，也包含了民族价值观的安全。古装武侠贺岁大片在新世纪的崛起，主要承担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与好莱坞大片抢夺眼球，支撑起民族电影产业的资金链。然而，有人认为，贺岁片的目标不能仅停留于此，它还要承担更重的任务：用电影讲述民族生活，塑造起积极健康的国民精神。否则，我们可能像加拿大一样，完全浸染在美国文化的氛围里，失去了用电影讲述本民族故事的机会。
在《英雄》中，张艺谋让“无名”自觉地放下刺刀，臣服于大一统的神，这个保守得令人窒息的形象与民主社会的大潮流背道而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充满了背叛与阴谋，乱伦与堕落，其浮华的影像后面，流露出奢靡与空虚。作为大师，在这些武侠大片中，张艺谋没能承担起推动时代文化进步的功能。相反，这些大片似乎是无意间无一例外地展示了国家的负面形象，他在新世纪所遭遇的大规模讨伐，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后大师时代的电影梦
作为大师，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重任，围绕着他的纷争，也更加热闹。《有话好好说》过后，人们就质疑，他怎么就这样堕落了呢？《英雄》过后，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要为张艺谋号脉；《十面埋伏》后，更多的人觉得他病得不轻了；《三枪》过后，基本上断定张艺谋已经无药可治了。可是，只有亲自在大海中游泳的导演，才能感受到汹涌的暗流，体悟到娱乐与艺术的矛盾。当他执着于票房的时候，艺术性就要牺牲。当他执着于艺术的时候，娱乐性就要牺牲。所以，在《有话好好说》过后，张艺谋在大家的恶骂与期待中，推出了讲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纪实性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以满足电影社会担当的重任。随后，又推出具有高度抒情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以满足电影艺术性的需求。在《英雄》和《十面埋伏》后，恶骂声又如潮水般袭来，作为回应，张艺谋推出了一部小成本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于是人们说，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又回来了。
当《满城尽带黄金甲》与《无极》、《夜宴》一起，再次掀起古装武侠大片贺岁的热潮后，人们批评说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用大片绑架了中国电影市场，致使一个大片通吃的畸形时代降临，使得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健康的电影市场与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绑架了张艺谋们。面对《阿凡达》卷起的3D风暴，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在镜头前的沉默与忧郁，致使他提议立刻在电影学院设立这样的院系，以培养能制作高科技电影的人才。
当然，娱乐和艺术并非天生就如此矛盾。曾几何时，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人民电影”的时代，《天云山传奇》、《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二子开店》等片不仅娱乐了老百姓，而且体现了老百姓的心声和要求。可惜，这种“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融为一体的电影，在当今的环境下不复存在。那个讲述人民生活，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人民电影”时代已经逝去了。所以，我们需要重塑的，是整个文化氛围与时代旨趣，而不仅仅是对导演的谴责与苛求。
张艺谋忽而来一盘鲍鱼，忽而端上来一盘小葱拌豆腐。于是有人说，张艺谋是一个多变的导演，是个随风俯仰的电影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用心做电影，用心把握时代的人，变的只是时代、文化和大众的审美情趣，原来的那个“厨师”并不一定就退化了。
当大家期待执导了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后的张艺谋更加纯粹和艺术化的时候，他却令人咋舌地抛出了小品集粹《三枪拍案惊奇》，仅仅娱乐观众足矣，完成了大师向普通人的回归。而新近推出的《山楂树之恋》，那种清新和灵动，那种风云不惊，靠细节慢慢浸润、慢慢流淌的功夫，又让人们叹服不已。它和《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就像一首静静流淌的散文诗，看似波澜不惊，却韵味十足。于是，他又被人们大师化了。
其实，这个多面的导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影片的类型和主题，变化的是头上闪烁的光圈，而帽檐下，是一个穿梭于影像风雨的智者，永远那样执着。这种智慧，在他从容改编余华小说《活着》，用儒家观念取代小说中道家精神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
从《红高粱》一路走来，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光环，也承载了太多的期待和谩骂。当这顶厚重的大师帽压下来时，张艺谋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平常人。”
2010年岁末，虽然没有加入冯小刚、姜文、陈凯歌三大导演的贺岁混战，但张艺谋也没闲着，酝酿了4年、投资约6亿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将于2011年1月开拍，2011年12月16日跟观众见面。影片讲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中13名风尘女子的故事，她们为拯救将被日军凌辱的女学生毅然挺身而出。从题材看，影片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与人性的挣扎，是一部有望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于一身的电影。拍一部三性统一的电影，是一个值得所有电影人追寻的梦。什么时候，贺岁片重新关涉到老百姓的生活，重拾三性统一的原则，中国电影才会来真正的大丰收，而不只是票房的增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现为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