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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张艺谋第一次瞄准贺岁市场、执导都市喜剧片《有话好好说》开始,人们对张艺谋的批判与谩骂就随之相伴。人们怎么能容忍一个拍出了《活着》这样伟大作品的导演去“掺和”贺岁片、拍“一点都不艺术”的闹腾喜剧呢?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艺谋一直离经叛道下去,推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作品,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红高粱》中张扬民族旺盛生命力、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批判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艺术家了,再也不是“标志着影像意识觉醒的横空出世的第五代”了,再也不是醉心于民族历史寻根的“第五代”了。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大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驾驭各种题材的多变导演。
以贺岁喜剧拯救中国电影市场
20世纪80年代,受欧美电影暑假、圣诞节档期的启发,香港电影人引入了贺岁片的概念。1981年,嘉禾公司推出由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三兄弟主演的新片《摩登保镖》,在春节期间上映,一举成为香港首部票房过千万元的国语片。此后,每到传统的农历新年,就会有一批由众多当红明星主演的搞笑故事片登台,把欢乐喜庆的气氛带给市民。早期有《八星报喜》、《大富之家》、《花田喜事》等片,后来有黄百鸣的家庭喜剧、成龙的动作大片、周星驰的无厘头贺岁电影,不管是热闹喜剧,还是动作片、警匪片,各种类型的贺岁影片基本上都汲取了搞笑、浪漫爱情、动作、歌舞等元素,深受观众欢迎,正如《春节联欢晚会》改变了内地人过除夕的方式一样,贺岁片改变了香港市民的节日庆典仪式。
20世纪90年代,当好莱坞大片横行中国、国产电影不景气、国内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时,关于类型片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内地电影人从香港引进了贺岁片模式,企图拯救“艺术有余而娱乐不足”的国产片,张艺谋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成功地推出了贺岁喜剧《有话好好说》。
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开启了一个用民俗奇观、传统礼仪叙事的时代,那么,随后的《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则体现了他开拓更多电影类型的尝试与挣扎。他一改往日的艺术腔,直奔娱乐主题,把电影变成了小品大串烧。在《有话好好说》中,民工赵本山拿着话筒,按男主角姜文的吩咐,对着高楼上的女主角瞿颖喊:“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而姜文的原意是“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在影片中观众享受了春晚小品般的铺面热浪。《幸福时光》中工人赵本山与徒弟傅彪帮助盲女孩的故事,也让观众过足了小品瘾。到了2009年的《三枪》,直接让当年人气旺盛的小沈阳等人在银幕上表演东北二人转,把小品的夸张嬉闹发挥到极致。这种小品大串烧的贺岁模式,以幽默、自嘲、插科打诨营造了一个个笑料,迎合观众过一个热热闹闹大年的心理渴望。按张艺谋自己的话说,30个小品就成了一部电影。当然,这种理解也过度简化了电影与娱乐的关系,使天生具有讽刺与解构功能的喜剧变成了格调不高的闹剧,这也是为观众所诟病的地方。
从《活着》向《有话好好说》的转型,也体现了张艺谋对时代文化走向的敏锐把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浓厚艺术气息的年代,是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舞台。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市井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开始走向幕前。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让李保田饰演的“传统知识分子”被姜文饰演的“当代混混”不停地戏谑,并受到多个市井油条的折磨。这名传统知识分子在喧嚣的市民社会里处处受制于人,最后,这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了拿起菜刀砍人的疯狂举动,而成天嚷着要砍人的“当代混混”反而成了劝架者。在影片中,张艺谋用镜头的晃动、频散,阐释了这个喧嚣时代的不稳定感与焦虑气息,纪录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向——整个社会一头扎进大众文化的娱乐浪潮里,四处弥漫着远离神圣与严肃思考的狂欢气息。
中国贺岁大片的光荣与尴尬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太平洋西岸负责任大国”的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然而,我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主流市场的,只有古装武打片。尽管此前的《红高粱》、《活着》等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标志,但是,这些文艺片只是在国际电影业界人士中有影响,对普通外国观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实际上,在普通的欧美观众中,《活着》等片的流行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片。张艺谋再次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意识到古装武侠片对国内、国际市场的独特价值,于2002年底推出了绚烂多彩、奢华绮丽的古装武侠大片《英雄》。
在《英雄》中,张艺谋抛开了以往小成本文艺电影的制作模式,开启了商业大片贺岁的先河。全片使用豪华的明星阵容,用李连杰打开国际市场,用张曼玉、梁朝伟、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等人确保华人市场。采取的营销手段更是前所未有,如包租公务机宣传、人民大会堂盛大的首映礼、零点首映等等。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也延续了这种模式。
而且,影片整体制作精良,画面丰盈饱满。无论是《英雄》,还是后来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风格都十分张扬,极尽视觉盛宴之能事。若干年后,观众可能不记得具体的故事情节了,但《英雄》中两位女子打斗时激起的漫天飞舞的红色树叶,秦宫中飘摇的翠绿幔帐,秦军进攻时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的箭雨,《十面埋伏》中小妹融合了中国功夫的广袖舞,《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灿灿的菊花阵,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常常感叹好莱坞大片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霸权,兴叹麦当劳、肯德基在全世界的蔓延。终于,中国的古装武侠大片在国内市场上开始与进口大片分庭抗礼。在北美、澳洲等主要海外市场,这些贺岁大片也开始热销。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日益崛起。从这个意义上,古装武侠贺岁大片的风行,是民族电影产业的幸事。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既包含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安全,也包含了民族价值观的安全。古装武侠贺岁大片在新世纪的崛起,主要承担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与好莱坞大片抢夺眼球,支撑起民族电影产业的资金链。然而,有人认为,贺岁片的目标不能仅停留于此,它还要承担更重的任务:用电影讲述民族生活,塑造起积极健康的国民精神。否则,我们可能像加拿大一样,完全浸染在美国文化的氛围里,失去了用电影讲述本民族故事的机会。
在《英雄》中,张艺谋让“无名”自觉地放下刺刀,臣服于大一统的神,这个保守得令人窒息的形象与民主社会的大潮流背道而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充满了背叛与阴谋,乱伦与堕落,其浮华的影像后面,流露出奢靡与空虚。作为大师,在这些武侠大片中,张艺谋没能承担起推动时代文化进步的功能。相反,这些大片似乎是无意间无一例外地展示了国家的负面形象,他在新世纪所遭遇的大规模讨伐,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后大师时代的电影梦
作为大师,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重任,围绕着他的纷争,也更加热闹。《有话好好说》过后,人们就质疑,他怎么就这样堕落了呢?《英雄》过后,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要为张艺谋号脉;《十面埋伏》后,更多的人觉得他病得不轻了;《三枪》过后,基本上断定张艺谋已经无药可治了。可是,只有亲自在大海中游泳的导演,才能感受到汹涌的暗流,体悟到娱乐与艺术的矛盾。当他执着于票房的时候,艺术性就要牺牲。当他执着于艺术的时候,娱乐性就要牺牲。所以,在《有话好好说》过后,张艺谋在大家的恶骂与期待中,推出了讲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纪实性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以满足电影社会担当的重任。随后,又推出具有高度抒情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以满足电影艺术性的需求。在《英雄》和《十面埋伏》后,恶骂声又如潮水般袭来,作为回应,张艺谋推出了一部小成本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于是人们说,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又回来了。
当《满城尽带黄金甲》与《无极》、《夜宴》一起,再次掀起古装武侠大片贺岁的热潮后,人们批评说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用大片绑架了中国电影市场,致使一个大片通吃的畸形时代降临,使得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健康的电影市场与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绑架了张艺谋们。面对《阿凡达》卷起的3D风暴,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在镜头前的沉默与忧郁,致使他提议立刻在电影学院设立这样的院系,以培养能制作高科技电影的人才。
当然,娱乐和艺术并非天生就如此矛盾。曾几何时,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人民电影”的时代,《天云山传奇》、《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二子开店》等片不仅娱乐了老百姓,而且体现了老百姓的心声和要求。可惜,这种“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融为一体的电影,在当今的环境下不复存在。那个讲述人民生活,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人民电影”时代已经逝去了。所以,我们需要重塑的,是整个文化氛围与时代旨趣,而不仅仅是对导演的谴责与苛求。
张艺谋忽而来一盘鲍鱼,忽而端上来一盘小葱拌豆腐。于是有人说,张艺谋是一个多变的导演,是个随风俯仰的电影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用心做电影,用心把握时代的人,变的只是时代、文化和大众的审美情趣,原来的那个“厨师”并不一定就退化了。
当大家期待执导了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后的张艺谋更加纯粹和艺术化的时候,他却令人咋舌地抛出了小品集粹《三枪拍案惊奇》,仅仅娱乐观众足矣,完成了大师向普通人的回归。而新近推出的《山楂树之恋》,那种清新和灵动,那种风云不惊,靠细节慢慢浸润、慢慢流淌的功夫,又让人们叹服不已。它和《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就像一首静静流淌的散文诗,看似波澜不惊,却韵味十足。于是,他又被人们大师化了。
其实,这个多面的导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影片的类型和主题,变化的是头上闪烁的光圈,而帽檐下,是一个穿梭于影像风雨的智者,永远那样执着。这种智慧,在他从容改编余华小说《活着》,用儒家观念取代小说中道家精神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
从《红高粱》一路走来,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光环,也承载了太多的期待和谩骂。当这顶厚重的大师帽压下来时,张艺谋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平常人。”
2010年岁末,虽然没有加入冯小刚、姜文、陈凯歌三大导演的贺岁混战,但张艺谋也没闲着,酝酿了4年、投资约6亿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将于2011年1月开拍,2011年12月16日跟观众见面。影片讲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中13名风尘女子的故事,她们为拯救将被日军凌辱的女学生毅然挺身而出。从题材看,影片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与人性的挣扎,是一部有望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于一身的电影。拍一部三性统一的电影,是一个值得所有电影人追寻的梦。什么时候,贺岁片重新关涉到老百姓的生活,重拾三性统一的原则,中国电影才会来真正的大丰收,而不只是票房的增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现为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刘荣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艺谋一直离经叛道下去,推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作品,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红高粱》中张扬民族旺盛生命力、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批判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艺术家了,再也不是“标志着影像意识觉醒的横空出世的第五代”了,再也不是醉心于民族历史寻根的“第五代”了。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大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驾驭各种题材的多变导演。
以贺岁喜剧拯救中国电影市场
20世纪80年代,受欧美电影暑假、圣诞节档期的启发,香港电影人引入了贺岁片的概念。1981年,嘉禾公司推出由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三兄弟主演的新片《摩登保镖》,在春节期间上映,一举成为香港首部票房过千万元的国语片。此后,每到传统的农历新年,就会有一批由众多当红明星主演的搞笑故事片登台,把欢乐喜庆的气氛带给市民。早期有《八星报喜》、《大富之家》、《花田喜事》等片,后来有黄百鸣的家庭喜剧、成龙的动作大片、周星驰的无厘头贺岁电影,不管是热闹喜剧,还是动作片、警匪片,各种类型的贺岁影片基本上都汲取了搞笑、浪漫爱情、动作、歌舞等元素,深受观众欢迎,正如《春节联欢晚会》改变了内地人过除夕的方式一样,贺岁片改变了香港市民的节日庆典仪式。
20世纪90年代,当好莱坞大片横行中国、国产电影不景气、国内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时,关于类型片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内地电影人从香港引进了贺岁片模式,企图拯救“艺术有余而娱乐不足”的国产片,张艺谋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成功地推出了贺岁喜剧《有话好好说》。
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开启了一个用民俗奇观、传统礼仪叙事的时代,那么,随后的《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则体现了他开拓更多电影类型的尝试与挣扎。他一改往日的艺术腔,直奔娱乐主题,把电影变成了小品大串烧。在《有话好好说》中,民工赵本山拿着话筒,按男主角姜文的吩咐,对着高楼上的女主角瞿颖喊:“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而姜文的原意是“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在影片中观众享受了春晚小品般的铺面热浪。《幸福时光》中工人赵本山与徒弟傅彪帮助盲女孩的故事,也让观众过足了小品瘾。到了2009年的《三枪》,直接让当年人气旺盛的小沈阳等人在银幕上表演东北二人转,把小品的夸张嬉闹发挥到极致。这种小品大串烧的贺岁模式,以幽默、自嘲、插科打诨营造了一个个笑料,迎合观众过一个热热闹闹大年的心理渴望。按张艺谋自己的话说,30个小品就成了一部电影。当然,这种理解也过度简化了电影与娱乐的关系,使天生具有讽刺与解构功能的喜剧变成了格调不高的闹剧,这也是为观众所诟病的地方。
从《活着》向《有话好好说》的转型,也体现了张艺谋对时代文化走向的敏锐把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浓厚艺术气息的年代,是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舞台。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市井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开始走向幕前。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让李保田饰演的“传统知识分子”被姜文饰演的“当代混混”不停地戏谑,并受到多个市井油条的折磨。这名传统知识分子在喧嚣的市民社会里处处受制于人,最后,这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了拿起菜刀砍人的疯狂举动,而成天嚷着要砍人的“当代混混”反而成了劝架者。在影片中,张艺谋用镜头的晃动、频散,阐释了这个喧嚣时代的不稳定感与焦虑气息,纪录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向——整个社会一头扎进大众文化的娱乐浪潮里,四处弥漫着远离神圣与严肃思考的狂欢气息。
中国贺岁大片的光荣与尴尬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太平洋西岸负责任大国”的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然而,我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主流市场的,只有古装武打片。尽管此前的《红高粱》、《活着》等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标志,但是,这些文艺片只是在国际电影业界人士中有影响,对普通外国观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实际上,在普通的欧美观众中,《活着》等片的流行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片。张艺谋再次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意识到古装武侠片对国内、国际市场的独特价值,于2002年底推出了绚烂多彩、奢华绮丽的古装武侠大片《英雄》。
在《英雄》中,张艺谋抛开了以往小成本文艺电影的制作模式,开启了商业大片贺岁的先河。全片使用豪华的明星阵容,用李连杰打开国际市场,用张曼玉、梁朝伟、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等人确保华人市场。采取的营销手段更是前所未有,如包租公务机宣传、人民大会堂盛大的首映礼、零点首映等等。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也延续了这种模式。
而且,影片整体制作精良,画面丰盈饱满。无论是《英雄》,还是后来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风格都十分张扬,极尽视觉盛宴之能事。若干年后,观众可能不记得具体的故事情节了,但《英雄》中两位女子打斗时激起的漫天飞舞的红色树叶,秦宫中飘摇的翠绿幔帐,秦军进攻时黑压压铺天盖地而来的箭雨,《十面埋伏》中小妹融合了中国功夫的广袖舞,《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金灿灿的菊花阵,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常常感叹好莱坞大片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霸权,兴叹麦当劳、肯德基在全世界的蔓延。终于,中国的古装武侠大片在国内市场上开始与进口大片分庭抗礼。在北美、澳洲等主要海外市场,这些贺岁大片也开始热销。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日益崛起。从这个意义上,古装武侠贺岁大片的风行,是民族电影产业的幸事。然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既包含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安全,也包含了民族价值观的安全。古装武侠贺岁大片在新世纪的崛起,主要承担了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与好莱坞大片抢夺眼球,支撑起民族电影产业的资金链。然而,有人认为,贺岁片的目标不能仅停留于此,它还要承担更重的任务:用电影讲述民族生活,塑造起积极健康的国民精神。否则,我们可能像加拿大一样,完全浸染在美国文化的氛围里,失去了用电影讲述本民族故事的机会。
在《英雄》中,张艺谋让“无名”自觉地放下刺刀,臣服于大一统的神,这个保守得令人窒息的形象与民主社会的大潮流背道而驰。《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充满了背叛与阴谋,乱伦与堕落,其浮华的影像后面,流露出奢靡与空虚。作为大师,在这些武侠大片中,张艺谋没能承担起推动时代文化进步的功能。相反,这些大片似乎是无意间无一例外地展示了国家的负面形象,他在新世纪所遭遇的大规模讨伐,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后大师时代的电影梦
作为大师,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期待与重任,围绕着他的纷争,也更加热闹。《有话好好说》过后,人们就质疑,他怎么就这样堕落了呢?《英雄》过后,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要为张艺谋号脉;《十面埋伏》后,更多的人觉得他病得不轻了;《三枪》过后,基本上断定张艺谋已经无药可治了。可是,只有亲自在大海中游泳的导演,才能感受到汹涌的暗流,体悟到娱乐与艺术的矛盾。当他执着于票房的时候,艺术性就要牺牲。当他执着于艺术的时候,娱乐性就要牺牲。所以,在《有话好好说》过后,张艺谋在大家的恶骂与期待中,推出了讲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纪实性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以满足电影社会担当的重任。随后,又推出具有高度抒情风格的《我的父亲母亲》,以满足电影艺术性的需求。在《英雄》和《十面埋伏》后,恶骂声又如潮水般袭来,作为回应,张艺谋推出了一部小成本的文艺片《千里走单骑》。于是人们说,我们熟悉的张艺谋又回来了。
当《满城尽带黄金甲》与《无极》、《夜宴》一起,再次掀起古装武侠大片贺岁的热潮后,人们批评说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用大片绑架了中国电影市场,致使一个大片通吃的畸形时代降临,使得中小成本的艺术电影更是举步维艰。然而,实际情况是,不健康的电影市场与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绑架了张艺谋们。面对《阿凡达》卷起的3D风暴,我们看到了张艺谋在镜头前的沉默与忧郁,致使他提议立刻在电影学院设立这样的院系,以培养能制作高科技电影的人才。
当然,娱乐和艺术并非天生就如此矛盾。曾几何时,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人民电影”的时代,《天云山传奇》、《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二子开店》等片不仅娱乐了老百姓,而且体现了老百姓的心声和要求。可惜,这种“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融为一体的电影,在当今的环境下不复存在。那个讲述人民生活,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人民电影”时代已经逝去了。所以,我们需要重塑的,是整个文化氛围与时代旨趣,而不仅仅是对导演的谴责与苛求。
张艺谋忽而来一盘鲍鱼,忽而端上来一盘小葱拌豆腐。于是有人说,张艺谋是一个多变的导演,是个随风俯仰的电影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用心做电影,用心把握时代的人,变的只是时代、文化和大众的审美情趣,原来的那个“厨师”并不一定就退化了。
当大家期待执导了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后的张艺谋更加纯粹和艺术化的时候,他却令人咋舌地抛出了小品集粹《三枪拍案惊奇》,仅仅娱乐观众足矣,完成了大师向普通人的回归。而新近推出的《山楂树之恋》,那种清新和灵动,那种风云不惊,靠细节慢慢浸润、慢慢流淌的功夫,又让人们叹服不已。它和《我的父亲母亲》一样,就像一首静静流淌的散文诗,看似波澜不惊,却韵味十足。于是,他又被人们大师化了。
其实,这个多面的导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的是影片的类型和主题,变化的是头上闪烁的光圈,而帽檐下,是一个穿梭于影像风雨的智者,永远那样执着。这种智慧,在他从容改编余华小说《活着》,用儒家观念取代小说中道家精神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
从《红高粱》一路走来,张艺谋承载了太多的光环,也承载了太多的期待和谩骂。当这顶厚重的大师帽压下来时,张艺谋笑着说:“我只是一个平常人。”
2010年岁末,虽然没有加入冯小刚、姜文、陈凯歌三大导演的贺岁混战,但张艺谋也没闲着,酝酿了4年、投资约6亿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将于2011年1月开拍,2011年12月16日跟观众见面。影片讲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中13名风尘女子的故事,她们为拯救将被日军凌辱的女学生毅然挺身而出。从题材看,影片充满了爱国的激情与人性的挣扎,是一部有望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三性于一身的电影。拍一部三性统一的电影,是一个值得所有电影人追寻的梦。什么时候,贺岁片重新关涉到老百姓的生活,重拾三性统一的原则,中国电影才会来真正的大丰收,而不只是票房的增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现为国际关系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