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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城》是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的典型代表，也是其对人生探索较为成熟的一部经典之作。沈从文虽不是思想家，但他是个有思想的作家。在《边城》中，他以小说作为文学手段，以故园湘西作为人事背景，不仅在作品中构筑了各个人物的人生观，也在小说中阐释了自己的生命哲学，正如他一直默默所祈祷呼唤的“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生观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自发表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层出不穷，1936年李健吾化名刘西渭对《边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这部小说不仅描绘了一个清新、自然、令人憧憬向往的边城美景，而且也描写了生活其中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众多人物，同时也传达出了极具深意地人生观。沈从文曾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确实，沈从文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人性之美，也呈现了多种人生观。所谓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内容包括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恋爱观等。人生观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边城》中各色人物做人做事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对人生的观点、看法和态度。如老船夫、船工顺顺等大多数人对生死的态度；翠翠对恋爱的态度；老船夫对身外之物的不贪求、知足的态度等等。他们的这些人生观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我们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具有很大的挖掘价值。
一、 “一切是命”的宿命观
“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来自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2]我认为这里所谓的“悲剧”就是小说中反复强调的人的命运的无自觉，一切都是天意、命造成的，人们在天意面前好像无所适从，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尤其这种“一切是命”的观念在老船夫和船工顺顺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女儿和一个士兵相爱，可是迫于现实两人双双殉命，但是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在他认为女儿的不幸是“命”、是“天意”。孙女翠翠慢慢长大了，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自己也有了心上人。天保选择走“车路”，可是翠翠却对此置之不理，老人也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3]老人心中一紧，难道这都是宿命吗？难道翠翠要像她母亲一样逃脱不了宿命的轮回了吗？他为了让孙女有个好的安排，为了孙女的婚姻大事奔走效劳。当从杨马兵那里听到天保死的消息时，他却说：“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大佬死后，虽然他从船总处与二老处，皆碰过了钉子，但他并不灰心，心里却想着“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在老船工看来，女儿的死是命，孙女的好事多磨也是命。船工顺顺更是把一切当作是命运的安排，儿子的死在他看来“一切是天，算了吧”，此外中寨人对天保的死也是“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认为人的生死祸福全是由“天”、“命”注定的，人在“天意”面前只能哀婉叹息，毫无作为，人的主动性在“天”、“命”面前不堪一击，只能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
二、爱情需“呐喊”的恋爱观
作品的女主人公翠翠是一个十五六岁青春懵懂的少女，那颗蠢蠢欲动的春心在心中慢慢长大。作者主要描写了青春期少女，情窦初开，纯情萌动，情感优美，生动逼真而又朦胧含蓄。翠翠在第一次见到傩送时就对他一见倾心，且时时回想起那个说话大口气的少年，却不敢直面相对那个自己朝思暮想的少年。可是，谁知哥哥天保也喜欢翠翠，在走“车路”遭拒绝后又开始走水路，走“水路”时发现弟弟对翠翠也有爱慕之心，最后为了成全有情人选择离开，最后却不幸殒命。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翠翠勇敢一点，不那么唯唯诺诺，她不喜欢天保，就应该在他们第一次走“车路”时就把她的意思说明，也许就不会有天保与傩送一同选择“水路”以求得翠翠的心，更不会有天保知道他们互相喜欢而伤心离家最后死于非命的结果了。再试想一下，如果翠翠再勇敢一点，能大胆的面对傩送，与他多一点相处的机会，互诉衷肠，或许祖父不会为了她的事被渐渐逼上了绝路，或许傩送不会离家去远方，甚至他们可以早点冲破种种限制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她勇敢一点，就不会在明白了所有事以后，只是傻傻地等傩送回来，如果傩送不回来难道她要傻傻等一辈子吗？如果翠翠能大胆、勇敢一点，也许事情就是另外一种结局。爱情有时也需大声“呐喊”，这样才能终成眷属。
三、“硬气”且知足的人生追求
《边城》中人物的“硬气”不仅是作品人物的重要特点，更是他们的人生追求。“硬气”不仅有外在的表现，也有内在的彰显。老船夫的“硬气”是作品所极力烘托的。“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这说明老船夫的身体的“硬气”。他为公家摆渡，从不多收取过渡人的钱财，就算是推脱不过的，也会用这些钱买成茶叶和草烟供过渡人享用。他为人安贫乐道而又乐善好施，宽厚而又安分。对于过渡人的好心，他总是说：“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4]“够了”两字，是一种多么豁达、知足的人生追求啊！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有几个人能明白“够了”所包含的深意？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的做到呢？有位学者说：“老船夫的‘够了’是知足，而知足就是福，更是现在社会所谓的‘常识’，可是现如今已经很少人能明白他的真谛，而老船夫却是对这个常识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他恪守本分，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不肯占别人一点便宜。而且他也认为“人要结实一点，硬扎一点，才配活在这块土地上”而老船夫一生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中年丧女，虽然他也无限悲苦，可是他没有被这不幸压垮，而是以坚强毅力忍受命运的不公正安排。[5]翠翠成了他唯一的亲人，他不愿看到翠翠走同她母亲一样的道路，于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孙女的爱情归宿四处奔走，希望翠翠能达到幸福的彼岸。
老船夫恪尽职守、坚守自己的原则，知足常乐，不占别人的便宜；而且在与人交往中又恪守自己的本分，为人纯洁忠厚，而且又有一种坚强忍受不幸命运，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硬气”。这不仅是他的品质，更是一种美好的品格，且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能抱有“够了”的知足心态；面对生活的不平与生命的不公，我们能有“硬气”的坚强和抗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的道德发展却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越来越多的人们被金钱、贪欲扭曲了人格，变得虚伪、险恶，而湘西人民的淳朴与善良为我们带来了阵阵和风，使我们充分享受到了精神的宁静与自由。[6]而老船工的人生追求则能给我们带来启迪，对我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四、结语
纪伯伦曾说：“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总之，在《边城》中不仅描写了湘西秀美的风光，而且书写了生活于其中的各色人物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的悲喜剧，并表达了生活其中的人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他们的人生观。优秀的作品能传达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内在精神与社会价值，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抹去它的光辉。沈从文《边城》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饱含了艺术的光芒，对我们的启迪和教育意义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作品经典.边城[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47.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5.
[4]陈思.析沈从文《边城》中人物的“硬气”[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报），2014（5）：62.
[5]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人生观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自发表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层出不穷，1936年李健吾化名刘西渭对《边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这部小说不仅描绘了一个清新、自然、令人憧憬向往的边城美景，而且也描写了生活其中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众多人物，同时也传达出了极具深意地人生观。沈从文曾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确实，沈从文在小说中不仅表现了人性之美，也呈现了多种人生观。所谓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内容包括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恋爱观等。人生观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边城》中各色人物做人做事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对人生的观点、看法和态度。如老船夫、船工顺顺等大多数人对生死的态度；翠翠对恋爱的态度；老船夫对身外之物的不贪求、知足的态度等等。他们的这些人生观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且对现代社会的我们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具有很大的挖掘价值。
一、 “一切是命”的宿命观
“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来自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2]我认为这里所谓的“悲剧”就是小说中反复强调的人的命运的无自觉，一切都是天意、命造成的，人们在天意面前好像无所适从，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尤其这种“一切是命”的观念在老船夫和船工顺顺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女儿和一个士兵相爱，可是迫于现实两人双双殉命，但是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在他认为女儿的不幸是“命”、是“天意”。孙女翠翠慢慢长大了，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自己也有了心上人。天保选择走“车路”，可是翠翠却对此置之不理，老人也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象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3]老人心中一紧，难道这都是宿命吗？难道翠翠要像她母亲一样逃脱不了宿命的轮回了吗？他为了让孙女有个好的安排，为了孙女的婚姻大事奔走效劳。当从杨马兵那里听到天保死的消息时，他却说：“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大佬死后，虽然他从船总处与二老处，皆碰过了钉子，但他并不灰心，心里却想着“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在老船工看来，女儿的死是命，孙女的好事多磨也是命。船工顺顺更是把一切当作是命运的安排，儿子的死在他看来“一切是天，算了吧”，此外中寨人对天保的死也是“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认为人的生死祸福全是由“天”、“命”注定的，人在“天意”面前只能哀婉叹息，毫无作为，人的主动性在“天”、“命”面前不堪一击，只能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
二、爱情需“呐喊”的恋爱观
作品的女主人公翠翠是一个十五六岁青春懵懂的少女，那颗蠢蠢欲动的春心在心中慢慢长大。作者主要描写了青春期少女，情窦初开，纯情萌动，情感优美，生动逼真而又朦胧含蓄。翠翠在第一次见到傩送时就对他一见倾心，且时时回想起那个说话大口气的少年，却不敢直面相对那个自己朝思暮想的少年。可是，谁知哥哥天保也喜欢翠翠，在走“车路”遭拒绝后又开始走水路，走“水路”时发现弟弟对翠翠也有爱慕之心，最后为了成全有情人选择离开，最后却不幸殒命。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翠翠勇敢一点，不那么唯唯诺诺，她不喜欢天保，就应该在他们第一次走“车路”时就把她的意思说明，也许就不会有天保与傩送一同选择“水路”以求得翠翠的心，更不会有天保知道他们互相喜欢而伤心离家最后死于非命的结果了。再试想一下，如果翠翠再勇敢一点，能大胆的面对傩送，与他多一点相处的机会，互诉衷肠，或许祖父不会为了她的事被渐渐逼上了绝路，或许傩送不会离家去远方，甚至他们可以早点冲破种种限制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她勇敢一点，就不会在明白了所有事以后，只是傻傻地等傩送回来，如果傩送不回来难道她要傻傻等一辈子吗？如果翠翠能大胆、勇敢一点，也许事情就是另外一种结局。爱情有时也需大声“呐喊”，这样才能终成眷属。
三、“硬气”且知足的人生追求
《边城》中人物的“硬气”不仅是作品人物的重要特点，更是他们的人生追求。“硬气”不仅有外在的表现，也有内在的彰显。老船夫的“硬气”是作品所极力烘托的。“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这说明老船夫的身体的“硬气”。他为公家摆渡，从不多收取过渡人的钱财，就算是推脱不过的，也会用这些钱买成茶叶和草烟供过渡人享用。他为人安贫乐道而又乐善好施，宽厚而又安分。对于过渡人的好心，他总是说：“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4]“够了”两字，是一种多么豁达、知足的人生追求啊！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有几个人能明白“够了”所包含的深意？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的做到呢？有位学者说：“老船夫的‘够了’是知足，而知足就是福，更是现在社会所谓的‘常识’，可是现如今已经很少人能明白他的真谛，而老船夫却是对这个常识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他恪守本分，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不肯占别人一点便宜。而且他也认为“人要结实一点，硬扎一点，才配活在这块土地上”而老船夫一生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中年丧女，虽然他也无限悲苦，可是他没有被这不幸压垮，而是以坚强毅力忍受命运的不公正安排。[5]翠翠成了他唯一的亲人，他不愿看到翠翠走同她母亲一样的道路，于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孙女的爱情归宿四处奔走，希望翠翠能达到幸福的彼岸。
老船夫恪尽职守、坚守自己的原则，知足常乐，不占别人的便宜；而且在与人交往中又恪守自己的本分，为人纯洁忠厚，而且又有一种坚强忍受不幸命运，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硬气”。这不仅是他的品质，更是一种美好的品格，且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能抱有“够了”的知足心态；面对生活的不平与生命的不公，我们能有“硬气”的坚强和抗争。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的道德发展却与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越来越多的人们被金钱、贪欲扭曲了人格，变得虚伪、险恶，而湘西人民的淳朴与善良为我们带来了阵阵和风，使我们充分享受到了精神的宁静与自由。[6]而老船工的人生追求则能给我们带来启迪，对我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四、结语
纪伯伦曾说：“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总之，在《边城》中不仅描写了湘西秀美的风光，而且书写了生活于其中的各色人物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的悲喜剧，并表达了生活其中的人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以及他们的人生观。优秀的作品能传达出一种超越时空的内在精神与社会价值，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抹去它的光辉。沈从文《边城》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饱含了艺术的光芒，对我们的启迪和教育意义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作品经典.边城[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47.
[3]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5.
[4]陈思.析沈从文《边城》中人物的“硬气”[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报），2014（5）：62.
[5]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