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屈辱的一让，
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在河南省商城吴店区申家湾（今属安徽省金寨县）的一户贫雇农家里，传出一声怒吼：“马上改名，哼！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竟敢与本老爷的公子重名。”
一个脸带鄙夷的财主端着水烟壶，抽着纸烟怒气冲冲地走出来。
“老爷，我家娃儿改什么？”紧随财主身后的中年佃农小心翼翼地问。
财主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冷笑道：“叫个猫儿狗儿啥的……”
“不！”一个少年闪出身来，稍带稚气的脸膛因愤怒显得通红，高声道：“爹，男儿立志走四方，我从今天起，正式改名徐立清。”少年一脸的正气，令在场的老爷惊得目瞪口呆。
徐立清早年丧母，幼时给地主家看过孩子、洗过尿布，小小年纪就饱尝生活的艰辛。他从小聪敏好学，可是没钱读书，只能每次放牛路过私塾门前时，听着里面的读书声偷偷学习。徐立清的父亲看儿子这么好学，尽管家境清苦，也挣扎着让他进了私塾。从七岁到十七岁的十年里，徐立清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半书。那时，他们村私塾不收学费，只要给老师送些粮食、蔬菜，即可上学。徐立清家有粮食送给老师时，他就去上学；没粮食送给老师时，他就在家里边放牛边看书自学，就这样也识了不少字，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能熟读《论语》《孟子》，还看了不少小说唱本，特别爱读“杀富济贫”一类的故事书。
徐立清读书善于思考，经常联系自己的家世遭遇，思考为什么大户人家不下地劳动却有吃有穿，为什么穷人在地里拼命干活反而吃不饱肚子？为什么两个孩子重了名字，非要穷人家的孩子改名？这些经历，在徐立清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悟出了可贵的人生哲理：人世间太不公平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徐立清读的这三年半书，为他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了武汉，这一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鄂豫皖地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兴起。1927年5月，十七岁的徐立清参加了当地少年先锋队、农民协会的革命活动。徐立清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济贫，反对迷信，是一支真正解救穷人的队伍。他从内心喊出：“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不久，徐立清担任了农会小组长，积极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不信神，不信命，要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
1929年4月，徐立清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在革命实践中，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革命必须靠枪杆子。红军在，农会才能存在，才能打倒豪绅地主，分配土地，过好日子。8月，徐立清随本乡一位漆姓乡友，到六安县独山镇参加了红军，编入红军第三十二师当战士。
1930年9月，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立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3年7月上旬，徐立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徐立清随部队参加了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徐立清在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强调要建立人民军队新的官兵关系，主张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和随便惩罚士兵。这在当时的部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长征途中不放弃一个伤病员
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张国焘进行“肃反”，发动了所谓反“右派”的斗争，迫害了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徐立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徐立清在原则面前寸步不让。他严肃指出：“‘肃反’不妥当，不当提的也提了，不当罚的也罚了，不当没收的也没收了。”张国焘极为不满，称：“徐立清这个人对‘肃反’有看法，表面上很温和，实质上却很固执。”徐立清在张国焘的打击下并没有退让，1934年7月，他被撤职调到红四方面军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其间，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徐立清和指战员们被迫南下，第二次穿越草地。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徐立清升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越茫茫草地，向甘南前进。
徐立清明白，此次征途路程远、时间长，途经峡谷激流、雪山沼泽，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加上红军部队日日夜夜行军打仗，环境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缺医少药，给总卫生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才能把每一个战士带出草地，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呢？粮食不够，徐立清就带领战士们沿途挖野菜、草根，甚至以皮带、牛皮充饥。因为缺医少药，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眼看有生命危险，徐立清亲自寻找老中医，以土办法和偏方草药给战士治病，还善待俘虏医官，积极争取他们来给战士治病。部队伤病员多，担架少，为了不让一个伤病员掉队，徐立清主动让出自己的马，并号召其他领导把马让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他们就是这样竭尽全力地挽救每一位红军伤病员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过草地期间，总卫生部共收容了七百多名伤病员，大部分伤病员经过精心治疗，都伤愈归队了。
1936年10月下旬，徐立清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卫生部政委，和部长苏井观带领医务人员及几百名伤病员随总部渡黄河西进。由于红军长途远征，任务多变，缺衣少食，敌众我寡，西路军在作战中损失惨重。徐立清带领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和大批伤病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夜里，一边突围，一边救护，收容伤病员。在几个月的雪地行军中，他们饿了吃雪，渴了也吃雪。他带领干部和医务人员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想方设法照顾抢救伤病员。没有消毒药水，他们就用盐水；没有止血药，他们就组织人员到附近山上自己采草药；没有纱布，就撕开自己的衣服为伤病员包扎，尽力护理好伤病员。艰苦的环境，使不少战士思想上产生了动摇，有的人甚至产生了逃跑情绪，想脱离红军，脱离革命。徐立清耐心细致地做工作，鼓励战士们战胜困难，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 行进途中，遇到红三十军一个炊事员和几名失散的红军人员，徐立清集合了这些失散人员，想去找主力红军支援，但没能实现。他们在雪山草地坚持了近一个月，夜行晓宿，同敌人周旋。敌人的搜山一天比一天严，好几次他们差点被敌人捉住。缺衣少食，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们互相搀扶并鼓励着继续向东南方向走，发誓爬也要爬到陕北去找党中央、毛主席。徐立清一行于4月上旬渡过黑河，走到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山上，拂晓前隐蔽休息，派出一人放哨，又派一个炊事员去半山坡一间茅草屋里找水喝。由于太疲劳了，一行人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哨兵也坐着睡着了。去茅草屋找水的炊事员被敌人俘虏，他的一口四川话，暴露了红军的身份。在敌人的威逼下，炊事员供出他们一行人的情况，并把敌人引到徐立清等人隐蔽休息的地方。徐立清一行还在睡梦中就被敌人捉住了。
他们被敌人捆送到甘州坐了三天牢，又被送到凉州坐牢半个月，尔后被送到兰州敌第九十七师，编入被俘人员战士队去修路。其间，徐立清被敌人审问过六次，被打过一次，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普通红军战士，什么也不知道。徐立清身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破毡帽，耷拉下帽沿遮住半个脸，成天埋头同被俘战士一起修路。有一天他在河边洗脸，被叛徒认出来，于是被敌人押解到被俘的军官队里。但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职务，徐立清谎称自己是医院的医务主任。
6月，敌人将徐立清等押解送往西安。路上，押解的敌军抢群众的东西，反诬是红军抢的。徐立清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在被俘人员和群众中做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行至平凉地区，路边的小贩中有红军援西路军派出的情报人员，徐立清假装买东西同“小贩”接触，“小贩”告诉他向东北跑，到镇原找红军。
一天午夜，趁天下大雨，徐立清打开住室的后窗，跳窗越墙，在大雨中向东北方向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敌人虎口。第二天，他在镇原找到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经徐太先、董贤映证明，徐立清恢复了党籍。7月，徐立清出任红军援西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审查归队的被俘人员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3年，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科长。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爷台山战役
1943年10月，为了防备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新编第四旅（简称新四旅），从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抽调第七七一团、第十六团和第二十五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在决定领导人选的时候，中央再三考虑，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他说：“徐立清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是个有政治思想且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的合适人选。”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徐立清没有退让，勇敢地接过了担子，克服重重困难，于1944年2月，建立了新四旅。王近山任旅长，徐立清任政委。不久，徐立清、王近山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讲到成立新四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有准备，这叫有备无患；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
毛泽东料事如神，果然，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为了篡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钳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调集五个师进攻关中地区，其中以三个师的兵力突然向淳化爷台山八路军阵地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威逼延安。一时关中地区形势危急。
爷台山阵地是守备关中地区的重要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军事基地。1945年7月，正值糜谷扬花的季节，漫山遍野，碧波千顷。指战员们望着亲手栽种的即将丰收的庄稼，心中好不喜悦。可是国民党军队破坏了这个和平安宁的家园，战火弥漫在爷台山上。幸好我军早有防备，驻扎在关中分区的保安纵队和警备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阵地岿然不动。23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也投入进攻。我军坚守了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7月27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
为了制止内战，收复失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奉命成立了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的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
徐立清接到作战任务后，立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同志们情绪激昂，大骂蒋介石：“抗战八年来，他搞摩擦，闹反共，一直没有停过，现在眼看抗战胜利在即，他又向边区动起武来。真卑鄙！”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建言献策，很快制定出作战方案，决定让七七一团担任主攻，十六团为预备队，二十五团担任警戒任务。这时，习仲勋、张宗逊又调来警备一旅、三五八旅各一个团配合新四旅作战，准备给予国民党狠狠的还击。
战士们迅速地集结起来。号声响起，战马重新备上了鞍辔，抖动着鬃毛，仰头嘶叫。战士们一个个神情严峻，怒气冲冲，决心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徐立清作了战前动员，他挥动拳头说：“同志们，国民党要抢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我们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准，把国民党赶出爷台山，有没有信心？”
“有！”同志们大声回答，一个个骄傲地挺着胸脯，仿佛只要一声命令，纵使爷台山是虎穴龙潭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
8月8日夜，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到处是黑洞洞的，山沟泥泞难走，环境十分恶劣，徐立清指挥部队迅速逼近胡宗南部。他知道，这样的雨夜正是奇袭敌人的绝好机会。
果然，当部队趁夜摸进爷台山敌人的前哨阵地——胡家嘴时，敌人哨兵毫无防备，几个国民党军官还在打麻将。天赐良机，尖兵班的战士猛扑过去，刺刀在敌人眼前一晃，他们就全都缴了械。约十二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攻击开始了。
徐立清率部行进到南坡山下时，部队行动被国民党发觉，徐立清命令部队迅速发起攻击。各种火器带着战士们的仇恨射向国民党阵地，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鬼哭狼嚎。趁国民党尚无还手之力时，徐立清命令七七一团迅速冲上山去，在半山腰和国民党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天激战，攻克户源、熊家山两处阵地。随后，三五八旅也投入战斗，战士们信心大增，打得国民党狼狈而逃，徐立清指挥新四旅紧追不舍，迅速攻上山顶，收复了爷台山。 把工作做到西北战场上
毛主席曾说：政治思想工作是统帅，是灵魂。徐立清一直从事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六纵政治委员、一野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不仅把政治思想工作运用在平时的生活中开解战士们的心结，还运用在长征途中鼓励大家战胜困难，更是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了战场上，让很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1947年3月21日，为打好青化砭伏击战，彭德怀带人率旅以上干部到青化砭东面至石绵羊沟察看地形，现场分配战斗任务。
青化砭位于山崖之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却是咸榆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一段川道山峰巅连，宽处不过半里左右，窄处只有八米，是一个设伏的好地方。针对青化砭的地理位置，徐立清决定在这里埋伏，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东南有一个小寨子，正挡在新四旅十六团的出击路线上，如果派兵占领该寨子，很有可能遭遇到敌人的先头搜索部队，如果不予占领，则有可能为敌军所占据而增加攻击难度。彭德怀现场调整部署时，提出将该小寨子让给敌军，随后又提醒传达命令的参谋人员，要求部队将寨子北墙拆掉，留下南墙。这样既可以遮住北来的敌军视线，又消除了我军的攻击障碍。
回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专门找徐立清谈话，交换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意见。彭德怀说：“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离不开它，战时更离不开它。”徐立清说：“这一仗很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要胜不骄，败不馁，鼓舞士气，在决战时刻，要学会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徐立清保证，自己一定亲临前线，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战场上。
为了扩大敌人的错觉，创造有利的歼敌战机，西北野战军决定以小股兵力佯装主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则位于机动位置寻机歼敌。
西北野战军侦查到胡宗南的主力果然上当了，便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进，决定在青化砭周围地区，利用公路两侧的山地设下袋形伏击阵地，只等敌人钻进来。
24日拂晓，各部队阵地部署完毕，并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和防空掩体。但出乎意料的是，一直等到下午，敌军也未出现！战士们埋伏了一天，腰酸背痛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情绪有点焦躁起来。
徐立清见状，连忙安抚起战士们，并分析未来的各种可能，基本排除消息走漏和大部队行动暴露的可能，要战士们耐心等待，不要松懈，坚决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战士们听了徐立清的解释，情绪安定下来，耐心等待着。
25日凌晨，西北野战军各部仍按照原计划进入阵地。
上午十时，敌三十一旅先头部队终于到达青化砭，进入西野部队的视野。憋了一天多的战士终于找到了攻击目标，用机枪猛烈射击，国民党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快乱成一团。
东侧新四旅和教导旅首先发起攻击，由新四旅阻止敌先头部队，教导旅则和敌右翼警戒部队短兵相接，争夺石绵羊沟东侧的高地。敌先头部队两个连占据青化砭东南土寨子企图顽抗，但这一着早已在我军预料之中，寨子北墙被拆，无法隐蔽，仅十分钟即被新四旅全部解决掉。
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是黄埔三期毕业生，作战经验丰富。仓促之间，李纪云决心以尖兵连抢占寺沟西北高地构筑工事，并以一部继续向七一五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后续部队则力图抢占石绵羊沟两侧山梁，以稳定局势。
但西北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不容其喘息。教导旅协同新四旅沿石绵羊沟进击，遭到西山敌火力猛烈射击，但敌军随即被二纵主力赶了下去，全部压到了沟内。西野的猛烈突击使得敌人丧失了斗志，迅速崩溃。青化砭伏击战不到两个小时我军就取得了胜利，共歼敌二千九百余人，旅长李纪云等被俘虏。
青化砭战役后，我军又抓住敌人在蟠龙镇只布置了一个旅的军事弱点，准备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攻下蟠龙镇。没想到敌旅长李昆岗被委以镇守蟠龙重任以后，对主子竭尽忠心，他派兵抓来一大批老百姓，强迫他们拆掉民房，昼夜不歇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在镇郊周围修建了大量的伏地碉堡，并依据山脉地形，建造了星罗密布的小伏地碉，组成梅花形、多星形碉群。核心碉堡周围都砌成陡壁，并挖有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壕外及山凹要道还铺设了铁丝网，埋下了地雷等障碍物。大小碉堡之间都可以构成严密的火力联系。碉群与碉群之间，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网，用交通壕连接起来。整个阵地编成前沿阵地、基本阵地、预备阵地三类。各种火器都有精密的射程计算，阵地之间都制定有支援计划，进行了目标选定、距离测量或试射。李昆岗得意地说：“凭共军的小米加步枪，要想来这里玩命，好比鸡蛋碰石头。”
由于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装备差，缺乏攻坚炮火，几次攻击蟠龙镇都未奏效。徐立清向彭德怀建议说：“靠土工作业摧毁敌人坚固工事很困难，这样既消耗兵力，也难以制服敌人，建议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
徐立清找了一些连排长和战士开会，广泛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纷纷出谋划策。有个战士说：“敌人地堡在山顶上，我们的轻兵器火力打不到，妨碍我们突破的是敌军的手榴弹，我们可组成多个三五人战斗小组，轮番攻击，冲到敌人投手榴弹的距离，敌人投手榴弹时，我们就顺陡坡向下滚，这样反复多次冲锋，敌人手榴弹打完了，我们冲上去用手榴弹投入敌军堑壕和地堡，就可占领阵地。”徐立清一听，马上采纳了战士的意见，并称赞他脑子灵活。
随后，徐立清亲自下到第一线营连指导工作，为鼓舞士气，他及时提出了“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赢得了彭德怀将军的赞赏，他说：“这口号比炸弹厉害得多啊！”
5月3日下午，攻击部队再次发起进攻，迅速夺取了主阵地。可是北山的敌军仍在顽抗，徐立清又让战士出主意想办法，发挥民主作风，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战士们又想到用对壕作业的办法，即挖“S”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逐渐逼近敌前沿，用爆破手段摧毁敌铁丝网等障碍物，最终攻下了北山。然后我军从东、北、西高地下山围攻蟠龙镇，4日夜全歼了残敌。俘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共歼敌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军衣四万多套，面粉一万二千余袋，骡马一千余匹，山炮六门，子弹一百余万发，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 1947年10月9日，西北野战军组建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辖新四旅、教导旅。徐立清在实际作战中，意识到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部队，不光要有强大的物质保障为基础，更要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做保证，没有思想过硬的战士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无法打胜仗的。在转入冬季后，他提出进行新式整军。新式整军是在西北战场上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徐立清领导的第六纵队，通过诉苦、“三查”（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民主推选干部，发扬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从不退让的文职将军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战斗力大增，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以主力五个纵队转入外线作战。
1948年2月至3月，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围攻宜川城，迫敌求援。徐立清和罗元发指挥新四旅七七一团和教导旅二团，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公路两侧高地，隐蔽设伏，待机打援。前来援救宜川之敌的整编二十九军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在瓦子街被我打援部队全歼，随即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城，又歼灭守敌一个旅。此役共歼敌三万多人，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俘敌军参谋长刘振世、副师长李奇亨、师参谋长曾文思等。随后徐立清等率六纵参加了洛川战役，并取得了胜利。
1948年4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徐立清率第六纵队参加了西府战役。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六纵两个旅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终使野战军总部机关和彭德怀司令员脱离险境。而徐立清所率的部队，却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在接到野战军总部突围命令的第二天，徐立清等率部向西峰镇进军，途中又与马继援部遭遇，摆脱马敌之后，在黄昏转移时，又被胡宗南部合围，截断了前进道路。部队夜间从战场上撤下来时，已疲惫不堪，建制混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弹药将尽。徐立清临危不乱，他和旅长组织指挥部队顽强坚持战斗，直到胜利完成任务。
西府、陇东战役后，徐立清和罗元发率六纵于8月参加黄龙战役，10月又参加澄（城）合（阳）和荔北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整编为第六军。徐立清与罗元发率第六军出击渭北，解放富平、大荔等城镇之后，于5月20日参加解放西安的战斗。6月，第一野战军以第三、第四、第六军组成第二兵团，徐立清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率第二兵团参加了扶眉战役。8月，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彻底摧毁了在西北盘踞了八十多年的马家封建世袭统治。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由王震、徐立清率领一兵团向新疆进军。进疆伊始，就遇到改编新疆民族军的棘手事情。徐立清主动请缨，要求带工作组到伊犁做重组民族军的工作。徐立清首先与民族军领导进行座谈。他说：“我知道民族军是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的。我这次代表王震司令员来看望同志们，通过接触，多加强我们之间的了解。”在座谈中，徐立清肯定了民族军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宣讲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民族军军长列斯肯对徐立清说：“今天见到您，就有一种见到老朋友那样的感觉，真妙！真妙！”12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的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民族军广大官兵欢呼雀跃，庆祝自己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有的战士还打出“欢迎王震、徐立清到伊犁来”的巨幅标语，场面十分感人。
“三让”将军美名扬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徐立清任副部长。徐立清具体负责评级工作。为推动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徐立清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他说：“我身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最后，在定级的报告书上，彭德怀还是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我军实行首次评定军衔工作，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他却认为评个中将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中央首长不同意，但徐立清说：“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恩来最后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
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徐立清让衔一事评价道：“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除了让级别、让军衔，徐立清还让过位子。他在生病期间，曾多次向军委提出转业到地方或到省军区任副职的请求，为年轻人让位，以培养新人，但组织上同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很快，人们知道了徐立清让级、让衔、让位的感人故事，尊称他为“三让”将军。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去世后，他的夫人党秀玉不仅退掉了房子，而且把公家配的一辆小轿车也交了公。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1998年5月，老将军陈明义在回忆徐立清时说：“徐立清搞了一辈子干部工作，他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我很敬佩他，也很怀念他。”
〔责任编辑 君 早〕
让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3年，在河南省商城吴店区申家湾（今属安徽省金寨县）的一户贫雇农家里，传出一声怒吼：“马上改名，哼！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竟敢与本老爷的公子重名。”
一个脸带鄙夷的财主端着水烟壶，抽着纸烟怒气冲冲地走出来。
“老爷，我家娃儿改什么？”紧随财主身后的中年佃农小心翼翼地问。
财主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冷笑道：“叫个猫儿狗儿啥的……”
“不！”一个少年闪出身来，稍带稚气的脸膛因愤怒显得通红，高声道：“爹，男儿立志走四方，我从今天起，正式改名徐立清。”少年一脸的正气，令在场的老爷惊得目瞪口呆。
徐立清早年丧母，幼时给地主家看过孩子、洗过尿布，小小年纪就饱尝生活的艰辛。他从小聪敏好学，可是没钱读书，只能每次放牛路过私塾门前时，听着里面的读书声偷偷学习。徐立清的父亲看儿子这么好学，尽管家境清苦，也挣扎着让他进了私塾。从七岁到十七岁的十年里，徐立清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半书。那时，他们村私塾不收学费，只要给老师送些粮食、蔬菜，即可上学。徐立清家有粮食送给老师时，他就去上学；没粮食送给老师时，他就在家里边放牛边看书自学，就这样也识了不少字，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能熟读《论语》《孟子》，还看了不少小说唱本，特别爱读“杀富济贫”一类的故事书。
徐立清读书善于思考，经常联系自己的家世遭遇，思考为什么大户人家不下地劳动却有吃有穿，为什么穷人在地里拼命干活反而吃不饱肚子？为什么两个孩子重了名字，非要穷人家的孩子改名？这些经历，在徐立清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悟出了可贵的人生哲理：人世间太不公平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徐立清读的这三年半书，为他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了武汉，这一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鄂豫皖地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兴起。1927年5月，十七岁的徐立清参加了当地少年先锋队、农民协会的革命活动。徐立清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济贫，反对迷信，是一支真正解救穷人的队伍。他从内心喊出：“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不久，徐立清担任了农会小组长，积极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不信神，不信命，要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
1929年4月，徐立清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在革命实践中，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革命必须靠枪杆子。红军在，农会才能存在，才能打倒豪绅地主，分配土地，过好日子。8月，徐立清随本乡一位漆姓乡友，到六安县独山镇参加了红军，编入红军第三十二师当战士。
1930年9月，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徐立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33年7月上旬，徐立清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徐立清随部队参加了黄安战役、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徐立清在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强调要建立人民军队新的官兵关系，主张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和随便惩罚士兵。这在当时的部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长征途中不放弃一个伤病员
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张国焘进行“肃反”，发动了所谓反“右派”的斗争，迫害了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徐立清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徐立清在原则面前寸步不让。他严肃指出：“‘肃反’不妥当，不当提的也提了，不当罚的也罚了，不当没收的也没收了。”张国焘极为不满，称：“徐立清这个人对‘肃反’有看法，表面上很温和，实质上却很固执。”徐立清在张国焘的打击下并没有退让，1934年7月，他被撤职调到红四方面军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其间，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徐立清和指战员们被迫南下，第二次穿越草地。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徐立清升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越茫茫草地，向甘南前进。
徐立清明白，此次征途路程远、时间长，途经峡谷激流、雪山沼泽，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加上红军部队日日夜夜行军打仗，环境艰苦，伤病员越来越多，缺医少药，给总卫生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才能把每一个战士带出草地，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呢？粮食不够，徐立清就带领战士们沿途挖野菜、草根，甚至以皮带、牛皮充饥。因为缺医少药，受伤的战士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眼看有生命危险，徐立清亲自寻找老中医，以土办法和偏方草药给战士治病，还善待俘虏医官，积极争取他们来给战士治病。部队伤病员多，担架少，为了不让一个伤病员掉队，徐立清主动让出自己的马，并号召其他领导把马让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他们就是这样竭尽全力地挽救每一位红军伤病员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过草地期间，总卫生部共收容了七百多名伤病员，大部分伤病员经过精心治疗，都伤愈归队了。
1936年10月下旬，徐立清任西路军总指挥部卫生部政委，和部长苏井观带领医务人员及几百名伤病员随总部渡黄河西进。由于红军长途远征，任务多变，缺衣少食，敌众我寡，西路军在作战中损失惨重。徐立清带领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和大批伤病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夜里，一边突围，一边救护，收容伤病员。在几个月的雪地行军中，他们饿了吃雪，渴了也吃雪。他带领干部和医务人员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想方设法照顾抢救伤病员。没有消毒药水，他们就用盐水；没有止血药，他们就组织人员到附近山上自己采草药；没有纱布，就撕开自己的衣服为伤病员包扎，尽力护理好伤病员。艰苦的环境，使不少战士思想上产生了动摇，有的人甚至产生了逃跑情绪，想脱离红军，脱离革命。徐立清耐心细致地做工作，鼓励战士们战胜困难，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 行进途中，遇到红三十军一个炊事员和几名失散的红军人员，徐立清集合了这些失散人员，想去找主力红军支援，但没能实现。他们在雪山草地坚持了近一个月，夜行晓宿，同敌人周旋。敌人的搜山一天比一天严，好几次他们差点被敌人捉住。缺衣少食，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们互相搀扶并鼓励着继续向东南方向走，发誓爬也要爬到陕北去找党中央、毛主席。徐立清一行于4月上旬渡过黑河，走到甘州（今张掖）西南的山上，拂晓前隐蔽休息，派出一人放哨，又派一个炊事员去半山坡一间茅草屋里找水喝。由于太疲劳了，一行人一躺下来就睡着了，哨兵也坐着睡着了。去茅草屋找水的炊事员被敌人俘虏，他的一口四川话，暴露了红军的身份。在敌人的威逼下，炊事员供出他们一行人的情况，并把敌人引到徐立清等人隐蔽休息的地方。徐立清一行还在睡梦中就被敌人捉住了。
他们被敌人捆送到甘州坐了三天牢，又被送到凉州坐牢半个月，尔后被送到兰州敌第九十七师，编入被俘人员战士队去修路。其间，徐立清被敌人审问过六次，被打过一次，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普通红军战士，什么也不知道。徐立清身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破毡帽，耷拉下帽沿遮住半个脸，成天埋头同被俘战士一起修路。有一天他在河边洗脸，被叛徒认出来，于是被敌人押解到被俘的军官队里。但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职务，徐立清谎称自己是医院的医务主任。
6月，敌人将徐立清等押解送往西安。路上，押解的敌军抢群众的东西，反诬是红军抢的。徐立清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在被俘人员和群众中做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行至平凉地区，路边的小贩中有红军援西路军派出的情报人员，徐立清假装买东西同“小贩”接触，“小贩”告诉他向东北跑，到镇原找红军。
一天午夜，趁天下大雨，徐立清打开住室的后窗，跳窗越墙，在大雨中向东北方向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敌人虎口。第二天，他在镇原找到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经徐太先、董贤映证明，徐立清恢复了党籍。7月，徐立清出任红军援西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审查归队的被俘人员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3年，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科长。在残酷的战争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爷台山战役
1943年10月，为了防备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新编第四旅（简称新四旅），从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抽调第七七一团、第十六团和第二十五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在决定领导人选的时候，中央再三考虑，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他说：“徐立清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是个有政治思想且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的合适人选。”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徐立清没有退让，勇敢地接过了担子，克服重重困难，于1944年2月，建立了新四旅。王近山任旅长，徐立清任政委。不久，徐立清、王近山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当讲到成立新四旅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有准备，这叫有备无患；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
毛泽东料事如神，果然，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军队为了篡夺抗日的胜利果实，企图夺取关中解放区，钳制陕甘宁八路军向日军的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调集五个师进攻关中地区，其中以三个师的兵力突然向淳化爷台山八路军阵地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威逼延安。一时关中地区形势危急。
爷台山阵地是守备关中地区的重要屏障，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军事基地。1945年7月，正值糜谷扬花的季节，漫山遍野，碧波千顷。指战员们望着亲手栽种的即将丰收的庄稼，心中好不喜悦。可是国民党军队破坏了这个和平安宁的家园，战火弥漫在爷台山上。幸好我军早有防备，驻扎在关中分区的保安纵队和警备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阵地岿然不动。23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也投入进攻。我军坚守了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7月27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
为了制止内战，收复失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奉命成立了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的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
徐立清接到作战任务后，立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同志们情绪激昂，大骂蒋介石：“抗战八年来，他搞摩擦，闹反共，一直没有停过，现在眼看抗战胜利在即，他又向边区动起武来。真卑鄙！”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建言献策，很快制定出作战方案，决定让七七一团担任主攻，十六团为预备队，二十五团担任警戒任务。这时，习仲勋、张宗逊又调来警备一旅、三五八旅各一个团配合新四旅作战，准备给予国民党狠狠的还击。
战士们迅速地集结起来。号声响起，战马重新备上了鞍辔，抖动着鬃毛，仰头嘶叫。战士们一个个神情严峻，怒气冲冲，决心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徐立清作了战前动员，他挥动拳头说：“同志们，国民党要抢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寸土不让，寸土必争！我们要打得猛、打得狠、打得准，把国民党赶出爷台山，有没有信心？”
“有！”同志们大声回答，一个个骄傲地挺着胸脯，仿佛只要一声命令，纵使爷台山是虎穴龙潭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
8月8日夜，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到处是黑洞洞的，山沟泥泞难走，环境十分恶劣，徐立清指挥部队迅速逼近胡宗南部。他知道，这样的雨夜正是奇袭敌人的绝好机会。
果然，当部队趁夜摸进爷台山敌人的前哨阵地——胡家嘴时，敌人哨兵毫无防备，几个国民党军官还在打麻将。天赐良机，尖兵班的战士猛扑过去，刺刀在敌人眼前一晃，他们就全都缴了械。约十二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攻击开始了。
徐立清率部行进到南坡山下时，部队行动被国民党发觉，徐立清命令部队迅速发起攻击。各种火器带着战士们的仇恨射向国民党阵地，顿时阵地上硝烟弥漫，鬼哭狼嚎。趁国民党尚无还手之力时，徐立清命令七七一团迅速冲上山去，在半山腰和国民党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天激战，攻克户源、熊家山两处阵地。随后，三五八旅也投入战斗，战士们信心大增，打得国民党狼狈而逃，徐立清指挥新四旅紧追不舍，迅速攻上山顶，收复了爷台山。 把工作做到西北战场上
毛主席曾说：政治思想工作是统帅，是灵魂。徐立清一直从事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六纵政治委员、一野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不仅把政治思想工作运用在平时的生活中开解战士们的心结，还运用在长征途中鼓励大家战胜困难，更是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了战场上，让很多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1947年3月21日，为打好青化砭伏击战，彭德怀带人率旅以上干部到青化砭东面至石绵羊沟察看地形，现场分配战斗任务。
青化砭位于山崖之上，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却是咸榆公路的一个重要交汇点，一段川道山峰巅连，宽处不过半里左右，窄处只有八米，是一个设伏的好地方。针对青化砭的地理位置，徐立清决定在这里埋伏，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东南有一个小寨子，正挡在新四旅十六团的出击路线上，如果派兵占领该寨子，很有可能遭遇到敌人的先头搜索部队，如果不予占领，则有可能为敌军所占据而增加攻击难度。彭德怀现场调整部署时，提出将该小寨子让给敌军，随后又提醒传达命令的参谋人员，要求部队将寨子北墙拆掉，留下南墙。这样既可以遮住北来的敌军视线，又消除了我军的攻击障碍。
回到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专门找徐立清谈话，交换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意见。彭德怀说：“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离不开它，战时更离不开它。”徐立清说：“这一仗很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要胜不骄，败不馁，鼓舞士气，在决战时刻，要学会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徐立清保证，自己一定亲临前线，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战场上。
为了扩大敌人的错觉，创造有利的歼敌战机，西北野战军决定以小股兵力佯装主力诱敌北上安塞，主力则位于机动位置寻机歼敌。
西北野战军侦查到胡宗南的主力果然上当了，便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进，决定在青化砭周围地区，利用公路两侧的山地设下袋形伏击阵地，只等敌人钻进来。
24日拂晓，各部队阵地部署完毕，并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和防空掩体。但出乎意料的是，一直等到下午，敌军也未出现！战士们埋伏了一天，腰酸背痛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情绪有点焦躁起来。
徐立清见状，连忙安抚起战士们，并分析未来的各种可能，基本排除消息走漏和大部队行动暴露的可能，要战士们耐心等待，不要松懈，坚决完成部队交给的任务。战士们听了徐立清的解释，情绪安定下来，耐心等待着。
25日凌晨，西北野战军各部仍按照原计划进入阵地。
上午十时，敌三十一旅先头部队终于到达青化砭，进入西野部队的视野。憋了一天多的战士终于找到了攻击目标，用机枪猛烈射击，国民党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快乱成一团。
东侧新四旅和教导旅首先发起攻击，由新四旅阻止敌先头部队，教导旅则和敌右翼警戒部队短兵相接，争夺石绵羊沟东侧的高地。敌先头部队两个连占据青化砭东南土寨子企图顽抗，但这一着早已在我军预料之中，寨子北墙被拆，无法隐蔽，仅十分钟即被新四旅全部解决掉。
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是黄埔三期毕业生，作战经验丰富。仓促之间，李纪云决心以尖兵连抢占寺沟西北高地构筑工事，并以一部继续向七一五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后续部队则力图抢占石绵羊沟两侧山梁，以稳定局势。
但西北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不容其喘息。教导旅协同新四旅沿石绵羊沟进击，遭到西山敌火力猛烈射击，但敌军随即被二纵主力赶了下去，全部压到了沟内。西野的猛烈突击使得敌人丧失了斗志，迅速崩溃。青化砭伏击战不到两个小时我军就取得了胜利，共歼敌二千九百余人，旅长李纪云等被俘虏。
青化砭战役后，我军又抓住敌人在蟠龙镇只布置了一个旅的军事弱点，准备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攻下蟠龙镇。没想到敌旅长李昆岗被委以镇守蟠龙重任以后，对主子竭尽忠心，他派兵抓来一大批老百姓，强迫他们拆掉民房，昼夜不歇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在镇郊周围修建了大量的伏地碉堡，并依据山脉地形，建造了星罗密布的小伏地碉，组成梅花形、多星形碉群。核心碉堡周围都砌成陡壁，并挖有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壕外及山凹要道还铺设了铁丝网，埋下了地雷等障碍物。大小碉堡之间都可以构成严密的火力联系。碉群与碉群之间，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网，用交通壕连接起来。整个阵地编成前沿阵地、基本阵地、预备阵地三类。各种火器都有精密的射程计算，阵地之间都制定有支援计划，进行了目标选定、距离测量或试射。李昆岗得意地说：“凭共军的小米加步枪，要想来这里玩命，好比鸡蛋碰石头。”
由于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军装备差，缺乏攻坚炮火，几次攻击蟠龙镇都未奏效。徐立清向彭德怀建议说：“靠土工作业摧毁敌人坚固工事很困难，这样既消耗兵力，也难以制服敌人，建议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
徐立清找了一些连排长和战士开会，广泛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纷纷出谋划策。有个战士说：“敌人地堡在山顶上，我们的轻兵器火力打不到，妨碍我们突破的是敌军的手榴弹，我们可组成多个三五人战斗小组，轮番攻击，冲到敌人投手榴弹的距离，敌人投手榴弹时，我们就顺陡坡向下滚，这样反复多次冲锋，敌人手榴弹打完了，我们冲上去用手榴弹投入敌军堑壕和地堡，就可占领阵地。”徐立清一听，马上采纳了战士的意见，并称赞他脑子灵活。
随后，徐立清亲自下到第一线营连指导工作，为鼓舞士气，他及时提出了“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赢得了彭德怀将军的赞赏，他说：“这口号比炸弹厉害得多啊！”
5月3日下午，攻击部队再次发起进攻，迅速夺取了主阵地。可是北山的敌军仍在顽抗，徐立清又让战士出主意想办法，发挥民主作风，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战士们又想到用对壕作业的办法，即挖“S”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逐渐逼近敌前沿，用爆破手段摧毁敌铁丝网等障碍物，最终攻下了北山。然后我军从东、北、西高地下山围攻蟠龙镇，4日夜全歼了残敌。俘敌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共歼敌六千七百余人，缴获军衣四万多套，面粉一万二千余袋，骡马一千余匹，山炮六门，子弹一百余万发，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 1947年10月9日，西北野战军组建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辖新四旅、教导旅。徐立清在实际作战中，意识到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部队，不光要有强大的物质保障为基础，更要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做保证，没有思想过硬的战士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无法打胜仗的。在转入冬季后，他提出进行新式整军。新式整军是在西北战场上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徐立清领导的第六纵队，通过诉苦、“三查”（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民主推选干部，发扬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从不退让的文职将军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战斗力大增，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以主力五个纵队转入外线作战。
1948年2月至3月，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围攻宜川城，迫敌求援。徐立清和罗元发指挥新四旅七七一团和教导旅二团，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公路两侧高地，隐蔽设伏，待机打援。前来援救宜川之敌的整编二十九军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在瓦子街被我打援部队全歼，随即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城，又歼灭守敌一个旅。此役共歼敌三万多人，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俘敌军参谋长刘振世、副师长李奇亨、师参谋长曾文思等。随后徐立清等率六纵参加了洛川战役，并取得了胜利。
1948年4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徐立清率第六纵队参加了西府战役。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六纵两个旅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终使野战军总部机关和彭德怀司令员脱离险境。而徐立清所率的部队，却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在接到野战军总部突围命令的第二天，徐立清等率部向西峰镇进军，途中又与马继援部遭遇，摆脱马敌之后，在黄昏转移时，又被胡宗南部合围，截断了前进道路。部队夜间从战场上撤下来时，已疲惫不堪，建制混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弹药将尽。徐立清临危不乱，他和旅长组织指挥部队顽强坚持战斗，直到胜利完成任务。
西府、陇东战役后，徐立清和罗元发率六纵于8月参加黄龙战役，10月又参加澄（城）合（阳）和荔北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整编为第六军。徐立清与罗元发率第六军出击渭北，解放富平、大荔等城镇之后，于5月20日参加解放西安的战斗。6月，第一野战军以第三、第四、第六军组成第二兵团，徐立清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率第二兵团参加了扶眉战役。8月，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彻底摧毁了在西北盘踞了八十多年的马家封建世袭统治。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由王震、徐立清率领一兵团向新疆进军。进疆伊始，就遇到改编新疆民族军的棘手事情。徐立清主动请缨，要求带工作组到伊犁做重组民族军的工作。徐立清首先与民族军领导进行座谈。他说：“我知道民族军是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的。我这次代表王震司令员来看望同志们，通过接触，多加强我们之间的了解。”在座谈中，徐立清肯定了民族军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宣讲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民族军军长列斯肯对徐立清说：“今天见到您，就有一种见到老朋友那样的感觉，真妙！真妙！”12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的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民族军广大官兵欢呼雀跃，庆祝自己加入到解放军的行列，有的战士还打出“欢迎王震、徐立清到伊犁来”的巨幅标语，场面十分感人。
“三让”将军美名扬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徐立清任副部长。徐立清具体负责评级工作。为推动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徐立清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他说：“我身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副兵团也不影响我的工作，反而我会更好地做大家的工作。”最后，在定级的报告书上，彭德怀还是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我军实行首次评定军衔工作，徐立清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他却认为评个中将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中央首长不同意，但徐立清说：“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周恩来最后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
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徐立清让衔一事评价道：“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除了让级别、让军衔，徐立清还让过位子。他在生病期间，曾多次向军委提出转业到地方或到省军区任副职的请求，为年轻人让位，以培养新人，但组织上同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很快，人们知道了徐立清让级、让衔、让位的感人故事，尊称他为“三让”将军。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病逝于北京，享年73岁。徐立清去世后，他的夫人党秀玉不仅退掉了房子，而且把公家配的一辆小轿车也交了公。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1998年5月，老将军陈明义在回忆徐立清时说：“徐立清搞了一辈子干部工作，他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我很敬佩他，也很怀念他。”
〔责任编辑 君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