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夏之交的亚洲，空气中荡漾着躁动不安的情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召开。
　　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在二战以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近期地区局势的变化迅速提升了对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腹地发动的两场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已是定局，而在美国战略资源全面收缩的大背景下，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新聚焦点。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虽然仍然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但是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和国家内部的差距在冷战后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而且国内矛盾转换和诱发国际冲突的频率也在上升。这也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实施分化策略，巩固自己在亚洲的控制地位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这几重矛盾冲突背后更本质的是互为因果、互相纠缠的两股力量：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日益升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去几年经济低迷的日本出现了明显的右翼化倾向。最近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在刚刚结束的印度议会大选中获胜，被称为“印度的安倍”的纳伦德拉·莫迪将担任印度总理。在泰国，国家内部南北、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持续冲突撕扯着脆弱的政治制度，英拉政府的下台不过是又一轮“旋转木马”似的政治动荡的开始。在越南，带有排华迹象的社会骚乱也都展示着类似的逻辑。
　　中国不可避免地和上述这一系列动荡纠缠在一起。三十多年经济持续增长之后，中国正处在从“世界工厂”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而在2003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军事和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微妙变化，也自然引发周边国家的抵触。近期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由历史遗留的海疆权益冲突有所升级，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都不难听到种种对崛起中中国的非议。这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微妙关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巨变中亚洲的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
　　本次亚信峰会上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新安全观”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本原则，这些是具备普世性吸引力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如何能生发出更有力的理念和具体政策，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尤其是，构想中的“亚洲新安全观”，究竟是强调这种安全观念的生效地区在亚洲，还是强调亚洲特质使得这个地区有可能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
　　亚洲内部多文明的悠长历史和丰富的多样性为寻找非西方、非霸权基础上的合作发展安全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也为不同国家间寻找共识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几年来亚洲内部的区域整合努力从表面看非常热闹：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以来东盟和东亚诸国不断发展和拓展的“十加一”、“十加三”、 “十加六” 等多边机制都是明证，但是现存众多多边机制重叠嵌套，包含了诸多复杂、相互矛盾的诉求，往往没有触及更加本质：民族主义的政治观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的组合，对亚洲安全施加的压力。
　　何为“亚洲”，也不是一个完全清晰的问题。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亚洲论述。日本的“大陆政策”为基础，发展出殖民主义的亚洲构想；以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基础，发展出另一套亚洲想象 。如今，关于亚洲安全机制的讨论，需要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桎梏，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如此复杂多样的亚洲社会里，形成一种不落“俗套”的区域关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