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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围绕语言能力、翻译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三大模块构建的翻译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偏重于双语技能训练和知识的被动吸收，欠缺依托语言的内容课程和思辨性课程。翻译理论的文化学、社会学等数次转向，要求翻译教学跳出语言范畴，更多关注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同时，翻译就业市场调查表明，兼职译员占比较大，单一行业的知识无法满足主题和场景不断变化的翻译运作现状。有鉴于此，立足于翻译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翻译专业的本科课程设置应将主题翻译从课程的章节调整为独立的课程，将语言文学课程与交际学课程、社会学课程、商务课程等相结合，进行跨学院、跨学科联合培养，还应纳入地方文化翻译等特色课程，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市民意识。
关键词：内容依托，社会学转向，跨学科，联合培养，市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3-0092-07
1. 引言
90 年代末，国家和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增加， 很多高校实行在外语专业下设置翻译方向的办学模式。学生经过两年基础阶段的外语训练，在高年级阶段加入口笔译训练和相关知识课程， 成为有较强英语交际能力和一定应用翻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外语+翻译”的办学模式在我国流行了十多年。（平洪，2014： 53）2006年，教育部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试办翻译专业， 标志着我国翻译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平洪，2014： 53）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共有翻译本科办学院校152所 （仲伟合、赵军峰，2015： 290）。2012年，“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正式出版，据此文件，翻译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包括三方面：语言能力、翻译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平洪，2014： 54）由此，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2012： 2）规定，翻译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应包括语言知识与能力、翻译知识与技能、相关知识与能力三个课程模块，共包括14个分项指标（平洪，2014： 56），各模块的核心课程分别是八门、七门和五门（仲伟合、赵军峰，2015： 294）。在各模块之下如何进一步设置课程，平洪（2014）指出，除了教学协作组规定的必修课之外，部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可由各院校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办学特色和教学条件开设其他课程（56-57）。本文拟就当前各高校的翻译课程体系做一评述，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翻译理论的几次转向、翻译本科培养目标和翻译就业市场的调研情况，并参考境外高校的相关课程设置，重点探讨如下两个问题：
（1）翻译能力模块下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如何改进？
（2）三大模块中超越语言与翻译技能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如何细化，实现此模块能力的课程体系如何建构？
2. 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翻译专业在我国的开办时间只有十年，但翻译理论自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立门户至今，已经历了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叙事学等数次转向，而当前以技能培养为导向的课程设置主要围绕语言能力、翻译能力和百科能力三大模块设计，对技能培养的强调远远超过对学生综合的思辨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培养。通过对当前翻译课程体系的调查，可知目前的课程体系以语言技能课和翻译技能课为主，以百科知识为辅。虽有很多院校开设了大学语文等旨在补充学生文化背景知识的博雅课程，但此类课程多流于泛泛而谈和对入门知识的普及，由于课时不足、师资欠缺等原因，对相应课程的逻辑、思想、应用等无法兼顾。同时，传统的翻译课堂在进行翻译课传授时，由于技能习得较难在每一节课或每一份翻译练习中有明确的分级，因此，课程之间缺乏体系性。加之，翻译课堂通常较少选用定本的教科书，教师多会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和计划，选择材料讲解和讓学生操练相关技能，因此容易导致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使用雷同的翻译案例。当前的翻译教学中，教师多在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编写、选择教材，自行调整教学内容，这是学科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此种选材标准使对翻译技能的培养流于对热门材料和话题的语言转换和生词把握等，从中，学生的思辨能力并未得到较大提高。因此，对教学素材的选择应确立技能练习以外的标准，建立体系性。翻译课程的设置不应仅以提高翻译技能为旨归，而应让学生在汲取知识、领悟思想的过程中，训练语言与翻译技能，而非本末倒置。
从翻译教材的内容来看，也可清楚地看到，自2006年，翻译本科专业设立以来，翻译教材的编写越来越多地将翻译理论纳入教材内容中。但是，对于理论的选介内容及其占比，尚未达成共识。大部分的翻译课堂及教材只关注字、词、句层面上的语言学转换技巧，只强调诸如“信、达、雅”、“对等”等较为模糊的翻译标准，尤以比对译文，追求译文的忠实性为训练的重要环节。而且，练习部分也极少对译出语与译入语从语言学及文化学角度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很多翻译课堂及教程，缺乏必要的理论解释。尽管也有课堂及部分教材将理论讲解纳入其体系中，但对理论与练习间的联系未予充分说明，两部分内容尚未实现有机融合。
通过对翻译教材市场的简要调研，可以发现，一些教材的书名极为相似，甚至完全一样，这无疑会使师生在选用时产生混乱。纵观当前的翻译教材，大多以翻译概论开篇，其结构基本遵循两种模式：一、以翻译技巧/策略为题编排教材章节，安排课堂教学，二、以翻译主题为纲编写章节，组织教学。第一种模式中，因翻译某特定文本或章节段落时，使用的往往不止一种翻译技能，因此，每章或每节课只讲解一种技能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教师仍需将不同章节的技巧嫁接合并讲解。而第二种模式中，因各主题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受限于周学时数及学期学时数，教学中只能选择部分章节和内容，而放弃其余。大部分情况下，对教学中各章节内容的取舍与优先性的判定，难以找到明显线索。没有理由认为商贸类材料比政治文本更具优先性。同样，也无法证明应将科技类材料放在新闻类材料之前讲解或练习。尽管在技巧训练和练习部分，翻译教材的编写已打破了传统的以文学翻译为主导的局面，凸显了训练主题的现代化和多样性。但总体而言，这些教材依然深受老教材的影响，在结构和内容上缺乏创新性和体系性。众多结构和内容雷同的教材对于编者的精力、时间、金钱和出版资源均是一种浪费。由此直接导致了翻译课堂教学的大同小异，全国众多院校的翻译课堂教学呈现出更多的共性，而少有个性。教学内容编排的随意性，很难使学生高度关注课堂活动及教师提问，削弱了翻译课的语言与文化魅力。因此，课堂教学及章节间体系性的缺失成为阻碍课堂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对翻译能力的培养缺少体系性和进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课程体系意识淡薄，单门课程内部的章节以至各门课程，多孤立存在，缺乏有机联系。当前的课程体系偏重于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的培养，此外，对三大模块中“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相应的课程设计还有待细化和扩展。故此，为寻求有效的教学改革路径，实现多元办学和特色办学，需以翻译教学目标为指引，结合翻译学本身的特点及学生就业两方面深入探究当前课程体系改进的方向和机理。
3. 翻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两个导向探析
具体而言，翻译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应在本科翻译专业教学目标的导向下，以翻译理论转向及翻译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两大因素作为指引。
3.1 翻译理论转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研究主要是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的，以Eugene Nida的“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以及John Catford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等为代表。到了八十年代，翻译学出现了文化学转向，文本操控说、多元系统理论、功能理论等成一时之风，翻译研究逐渐跳出微观的语言现象研究，转而关注文本外围的因素，但其研究的焦点还是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而到了九十年代，翻译学迎来了社会学转向，学者们开始关注译者的惯习、社会规范等，甚至将没有原文本，而假翻译之名的创作也归入翻译的类别，重点关注影响翻译选择和操作的各种社会因素及规范。可见，翻译是不断变化的概念，而翻译教学及课程设置也应随着翻译在不同时期的新内涵而不断调整其重心和内容，以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良性生态。例如，翻译的功能主义转向将翻译活动的各参与方都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之中，且强调译文是服务于目标语和客户的。因此，在笔译类课程中，应该充实进“出版与传播”、“大众传媒”、“传播/出版与管理”、“语言与计算机”等与笔译生产过程中的各实践环节紧密相关的课程。而在口译课程中，可开设“有声媒体的双语交际”、“广告与广播交际”等口头传播类的双语课程，如此，学生对口译场景、语气、效果等都有更直观的认知，比之于单纯的口语、视听说等狭隘地关注语言技能的课程，此类课程更有代入感，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口语交际的真实过程和要求。
根据翻译理论的转向和研究需求，翻译教学理应一头靠着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和知识；而立足于翻译市场的需求，它另一头应紧靠语言的实际使用，即应加强掌握工作场合的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使用。由此出发，翻译能力应该分为技能模块和思辨模块两部分，将技能课和行业课及理论课分开上；建议调整初级翻译、中级翻译、高级翻译等内涵界定模糊的课程名称；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非文学翻译的分野在教学上分类太笼统，这样的区分无论是對学生的翻译技能还是对其思维能力的培养，都未见其功，应该细化。当前翻译教材及课堂教学所选择的材料，多为零碎的选段，取材自文学作品、外事网站、商务活动等，集中于语言的转换，而忽视了工作场合英语的使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翻译课堂的教学内容存在跟理论和实践两头不靠的情况。
3.2 翻译专业毕业生社会需求及就业市场分析
苗菊、王少爽（2010）在上海、北京等全国主要城市，挑选业务规模较大的正规翻译公司进行调研，通过抽样调查它们的用人标准，管窥翻译产业当前的状态。调查发现，对笔译人才的需求占比59.9%，对口译人才的需求占比13.82%，口笔译兼具人才的招聘比例是2.3%，对译审、本地化翻译及翻译项目经理等人才的需求共约占比24%。其中，就以母语为汉语的翻译人才的翻译语种而言，英语翻译的需求量最大，需求较大的专业领域有机械、商贸、化工、汽车、IT等（苗菊、王少爽，2010： 64）。职业技术能力里除了语言与翻译能力之外，计算机、本地化及管理能力也是翻译雇主所需求的（苗菊、王少爽，2010： 65）。
笔者也曾以2013年某高校30名翻译方向本科毕业生为例，对其就业去向进行抽样调查，以期起到窥一斑见全豹的作用，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中数据可知，67%的翻译方向毕业生就职于各类公司，13%在中小学担任英语教师，另有13%的毕业生选择了读研深造。发人深省的是，进一步调查发现，在这些考研的学生中，大部分人选择了法律、文学及其他专业，而没有继续选读翻译专业。为深入探寻影响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市场因素，笔者对上述从业于各公司的毕业生又进行了深入的行业类别调研。结果表明毕业生们所从事的行业多与日常生活相关。其中，32%的毕业生就业于电子/计算机/软件类，10%银行类，房地产管理、汽车业、酒店业、电信业及外贸类等平分秋色，均占毕业生就业行业的6%左右。该统计数据虽带有地方色彩，具有偶然性和片面性，但纵观全国翻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依然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笔者期待能有更多类似的调查，从中获知更全面的就业门类，各高校能够结合当地的就业情况，将这些市场需求融入到翻译专业课程体系的特色建设中，避免千篇一律的课程内容和授课模式。
翻译教学不应墨守成规，也不应基于教师个人的偏好，而应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各学校确定其课程体系之前，应对全国及当地的就业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总体而言，翻译从业者可分为行业译员、翻译教师和科研人员。Kiraly（2000： 1）指出“我认为翻译具有双面性：既是内在的认知过程，又是外在的社会现象。”他说，“既然知识的构建具有主体间性，学习也必拥有社会背景”（Kiraly， 2000： 4）。因此，翻译教学与职业译员的雇主进行合作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使原文本的选择更真实，另一方面，参考译文也将更地道、更容易被接受。与传统的哲学、文学及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相比，翻译学科的实践性远远强于理论性，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将翻译视作实证性学科的原因。翻译课程的设置及教材的选用，不应仅满足于在报纸、杂志、文学作品中寻章摘句地选择翻译案例，而应与翻译公司、翻译客户建立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将之汇编融入课程体系的构建中。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选取翻译语料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价值感，调动其融入当地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可以增设地方文化翻译课程。如笔者任教的徐州高校，即可考虑在翻译课程体系中增开汉文化翻译课，将当地的汉墓、汉画像石、兵马俑及徐州的饮食、民俗等特色文化进行系统的介绍和传译，这对于地方文化的外宣及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若一味偏重国际论坛发言和外国总统、部长讲话等在各城市的外交活动中较少发生的翻译场景，学生会产生被隔离在主流翻译活动之外的挫败感，以致丧失翻译学习的兴趣。 4. 境外高校课程设置的启示和参考
基于对翻译理论与学生就业这两根指挥棒的分析，可知翻译专业本科的课程体系建设需要兼顾两头，既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和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又要考虑市场和社会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针对目前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存在的弊端与未竟之处，课程体系建设，在技能培训之外，还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思辨能力，以教学目标规定的能力模块为框架，参照境外相关院校的做法，在选修课板块的设置及相应教材的编著和选用方面也可得到有益启发。
构建课程体系，应充分了解翻译专业设置的所有课程及学生的知识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建为目标。为此目标，当前已有大量翻译系列教材推出，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系列”，均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技能和专门翻译等数个板块，教材总数达数十种。这类系列教材既是根据翻译专业教学实践和要求编写而成的，反过来，也可作为翻译专业完善课程体系的一种参照。此外，还需处理好传统教材与教学资源库之间的关系。仲伟合 （2015： 292）指出，要重点构建翻译本科专业的基础、通识和专业三类教材体系，满足基础理论和基本语言技能课程、人文素养课程和翻译专业知识课程教学的需要。大力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满足大数据时代对翻译教学的更高要求，弥补传统教材的不足。
笔者调研发现，香港理工大学的“双语学本科项目”中开设有“翻译”这一课程板块，其中，商务翻译、法律翻译、媒体翻译均单独成课，而非将各专题作为实用翻译这一门课下的各个单元和章节。当前国内高校的翻译本科课程体系多重文学翻译，而将其余文体统一概括为实用文体翻译或非文学翻译等，浓缩到一门课程里。如此，学生对每个专题都难有深入的涉猎，而对技能的训练又常常被淹没在对新文体的熟悉中，未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翻译课程体系设计应放弃浅近化教学，深挖每个专题，且应从专题本身出发，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专题的语言和翻译。如前所述，当前各高校的翻译教材主要可分为技能为主线和主题为主线两类编写体例（Zhang， 2014），建议保留技能主线，取消主题主线，将主题主线的单元上成内容课，在初学阶段不必考虑主题的翻译问题，而应该更集中于对各主题本身的理解和掌握。到四年级时，再开设以主题为单元编排的翻译训练课程，让学生将此前所学的技能和行业知识结合起来，实现高层次的组合应用。
通过翻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调研可知，对大部分翻译专业毕业生而言，翻译只是其工作内容之一，而在与国外的客户进行沟通或在各种双语交际场景中，他们还要担当起协调人的身份。而习惯了有原文/原语的翻译专业毕业生，因为对语言技能的过多关注，而缺乏对身边的社会、行业等知识的积累，对相关问题所思甚少，因此常无法独立完成双语交际任务。因此，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跳出翻译的框架，延展到双语交际的范畴，降低对语言技能及翻译技能的过分强调，转而重视技能背后的思辨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以香港理工大学“双语交际副学士项目”的课程设置为例，在其选修课栏目中，就有商务学习、文化与历史、社会科学等板块，其中，社会科学包括七门课程，“社会科学概览”、“了解社会”、“政府比较学”、“心理学入门”、“比较政治学”、“当代哲学”、“当代社会问题”。这样的课程补充，与翻译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也是遥相呼应的。尽管提法不同，但无论是翻译学还是双语学，其培养内容都应该远远超越语言和技巧层面的反复训练，在本科教学阶段，语言的载体和工具性功能不应被异化，并夸大为内容和思想性功能。
5. 结语
当前的翻译课程体系，过于偏重学生的技能训练，而忽视了对其知识结构的完善，因此学生的思辨能力不足。在当前的课程体系下，学生的翻译能力得到强化，但是自我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处理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偏重技能训练的课程体系致使学生们只能在翻译匠的层次上徘徊，缺乏思想性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其翻译实践无法摆脱机械对译的桎梏，导致大量的翻译实践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翻译本科专业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且分出了相应的能力模块及课程板块，但课程板块对能力模块的实现效果并不理想。课程的分类标准有待细化，除了以技能作为划分标准之外，还可借鉴境外高校的做法，将翻译还原到社会语境中，与相近或相关的学科实现有效关联，进行跨学科或跨学院的联合培养。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可以鼓励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在全校范围内选修感兴趣的公选课，做好知识背景的储備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另外，鉴于当前翻译市场行业各异，兼职翻译超过专职翻译的现状，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及未来的职业取向，修读第二专业，补足语言学之外的行业知识也是可取之法。
在新专业的教学改革探索阶段，翻译专业的教学，应以教学目标中规定的核心课程为基础，建立完备的翻译课程体系，凸显翻译理论转向对翻译人才培养的指导作用；紧密联系市场，实现翻译技能、译学理论及思辨能力的有机结合。教学的内容及比例应随着社会、体制的发展而动态地改进，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与实际需要，增补支撑性的、以内容教学为主的课程。总之，翻译本科课程体系的构建应平衡好翻译技能训练与通用知识的获取、学术要求与就业需求、理论阐释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使翻译专业的教学踏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为职业化译员及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5.
Kiraly， D.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1-4. Zhang， L. An exploration on translation textbook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major in mainland China [A]. In Li， L. & Xing， M. （eds.）， Innova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V [C]. London： Sinolingua London Ltd.， 2014： 202-212.
仲伟合.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J].中国翻译，2011，（3）： 20-24.
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试行）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平 洪.翻译本科教学要求解读[J]. 中国翻译，2014，（1）： 53-58.
仲伟合、赵军峰.翻译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点解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2）： 289-296.
苗菊、王少爽.翻译行业的职业趋向对翻译硕士专业（MTI）教育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3）： 63-67.
Abstrac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major centers around the training of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t emphasizes bilingual skill training and passive absorption of knowledge， but lacks content-based and critical-thinking training courses.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require translation teaching to go beyond the dominantly focused linguistic dimens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context and social factors. Meanwhile， a translation graduates job market survey reveals that part-time translators have outnumbered full-time translators， which means that knowledge of a single profession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market with both themes and circumstances changing constantly. In light of these factors，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majors， we should adjust the theme-based translation training chapters within one course to independent theme-based translation courses；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and literature courses and courses of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and Business through joint teaching programmes across individual schools and disciplines； incorporate courses of translat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other cours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nurtur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society as a responsible citizen.
Key words： content-based courses， sociological turn， cross-discipline， joint teaching， citizenship
作者簡介：张乐金，女，硕士，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媒体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101号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21116
E-mail：lizzyzlj@hotmail.com
（责任编辑：翁逸琴）
关键词：内容依托，社会学转向，跨学科，联合培养，市民意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3-0092-07
1. 引言
90 年代末，国家和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增加， 很多高校实行在外语专业下设置翻译方向的办学模式。学生经过两年基础阶段的外语训练，在高年级阶段加入口笔译训练和相关知识课程， 成为有较强英语交际能力和一定应用翻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外语+翻译”的办学模式在我国流行了十多年。（平洪，2014： 53）2006年，教育部批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试办翻译专业， 标志着我国翻译学科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平洪，2014： 53）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共有翻译本科办学院校152所 （仲伟合、赵军峰，2015： 290）。2012年，“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正式出版，据此文件，翻译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包括三方面：语言能力、翻译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平洪，2014： 54）由此，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2012： 2）规定，翻译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应包括语言知识与能力、翻译知识与技能、相关知识与能力三个课程模块，共包括14个分项指标（平洪，2014： 56），各模块的核心课程分别是八门、七门和五门（仲伟合、赵军峰，2015： 294）。在各模块之下如何进一步设置课程，平洪（2014）指出，除了教学协作组规定的必修课之外，部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可由各院校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办学特色和教学条件开设其他课程（56-57）。本文拟就当前各高校的翻译课程体系做一评述，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翻译理论的几次转向、翻译本科培养目标和翻译就业市场的调研情况，并参考境外高校的相关课程设置，重点探讨如下两个问题：
（1）翻译能力模块下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如何改进？
（2）三大模块中超越语言与翻译技能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如何细化，实现此模块能力的课程体系如何建构？
2. 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翻译专业在我国的开办时间只有十年，但翻译理论自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立门户至今，已经历了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叙事学等数次转向，而当前以技能培养为导向的课程设置主要围绕语言能力、翻译能力和百科能力三大模块设计，对技能培养的强调远远超过对学生综合的思辨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培养。通过对当前翻译课程体系的调查，可知目前的课程体系以语言技能课和翻译技能课为主，以百科知识为辅。虽有很多院校开设了大学语文等旨在补充学生文化背景知识的博雅课程，但此类课程多流于泛泛而谈和对入门知识的普及，由于课时不足、师资欠缺等原因，对相应课程的逻辑、思想、应用等无法兼顾。同时，传统的翻译课堂在进行翻译课传授时，由于技能习得较难在每一节课或每一份翻译练习中有明确的分级，因此，课程之间缺乏体系性。加之，翻译课堂通常较少选用定本的教科书，教师多会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和计划，选择材料讲解和讓学生操练相关技能，因此容易导致高年级学生和低年级学生使用雷同的翻译案例。当前的翻译教学中，教师多在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编写、选择教材，自行调整教学内容，这是学科发展的一大进步。但此种选材标准使对翻译技能的培养流于对热门材料和话题的语言转换和生词把握等，从中，学生的思辨能力并未得到较大提高。因此，对教学素材的选择应确立技能练习以外的标准，建立体系性。翻译课程的设置不应仅以提高翻译技能为旨归，而应让学生在汲取知识、领悟思想的过程中，训练语言与翻译技能，而非本末倒置。
从翻译教材的内容来看，也可清楚地看到，自2006年，翻译本科专业设立以来，翻译教材的编写越来越多地将翻译理论纳入教材内容中。但是，对于理论的选介内容及其占比，尚未达成共识。大部分的翻译课堂及教材只关注字、词、句层面上的语言学转换技巧，只强调诸如“信、达、雅”、“对等”等较为模糊的翻译标准，尤以比对译文，追求译文的忠实性为训练的重要环节。而且，练习部分也极少对译出语与译入语从语言学及文化学角度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很多翻译课堂及教程，缺乏必要的理论解释。尽管也有课堂及部分教材将理论讲解纳入其体系中，但对理论与练习间的联系未予充分说明，两部分内容尚未实现有机融合。
通过对翻译教材市场的简要调研，可以发现，一些教材的书名极为相似，甚至完全一样，这无疑会使师生在选用时产生混乱。纵观当前的翻译教材，大多以翻译概论开篇，其结构基本遵循两种模式：一、以翻译技巧/策略为题编排教材章节，安排课堂教学，二、以翻译主题为纲编写章节，组织教学。第一种模式中，因翻译某特定文本或章节段落时，使用的往往不止一种翻译技能，因此，每章或每节课只讲解一种技能不能满足教学需要，教师仍需将不同章节的技巧嫁接合并讲解。而第二种模式中，因各主题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受限于周学时数及学期学时数，教学中只能选择部分章节和内容，而放弃其余。大部分情况下，对教学中各章节内容的取舍与优先性的判定，难以找到明显线索。没有理由认为商贸类材料比政治文本更具优先性。同样，也无法证明应将科技类材料放在新闻类材料之前讲解或练习。尽管在技巧训练和练习部分，翻译教材的编写已打破了传统的以文学翻译为主导的局面，凸显了训练主题的现代化和多样性。但总体而言，这些教材依然深受老教材的影响，在结构和内容上缺乏创新性和体系性。众多结构和内容雷同的教材对于编者的精力、时间、金钱和出版资源均是一种浪费。由此直接导致了翻译课堂教学的大同小异，全国众多院校的翻译课堂教学呈现出更多的共性，而少有个性。教学内容编排的随意性，很难使学生高度关注课堂活动及教师提问，削弱了翻译课的语言与文化魅力。因此，课堂教学及章节间体系性的缺失成为阻碍课堂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对翻译能力的培养缺少体系性和进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课程体系意识淡薄，单门课程内部的章节以至各门课程，多孤立存在，缺乏有机联系。当前的课程体系偏重于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的培养，此外，对三大模块中“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相应的课程设计还有待细化和扩展。故此，为寻求有效的教学改革路径，实现多元办学和特色办学，需以翻译教学目标为指引，结合翻译学本身的特点及学生就业两方面深入探究当前课程体系改进的方向和机理。
3. 翻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两个导向探析
具体而言，翻译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应在本科翻译专业教学目标的导向下，以翻译理论转向及翻译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两大因素作为指引。
3.1 翻译理论转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研究主要是在语言层面上进行的，以Eugene Nida的“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以及John Catford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等为代表。到了八十年代，翻译学出现了文化学转向，文本操控说、多元系统理论、功能理论等成一时之风，翻译研究逐渐跳出微观的语言现象研究，转而关注文本外围的因素，但其研究的焦点还是在对文本的解读上，而到了九十年代，翻译学迎来了社会学转向，学者们开始关注译者的惯习、社会规范等，甚至将没有原文本，而假翻译之名的创作也归入翻译的类别，重点关注影响翻译选择和操作的各种社会因素及规范。可见，翻译是不断变化的概念，而翻译教学及课程设置也应随着翻译在不同时期的新内涵而不断调整其重心和内容，以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良性生态。例如，翻译的功能主义转向将翻译活动的各参与方都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之中，且强调译文是服务于目标语和客户的。因此，在笔译类课程中，应该充实进“出版与传播”、“大众传媒”、“传播/出版与管理”、“语言与计算机”等与笔译生产过程中的各实践环节紧密相关的课程。而在口译课程中，可开设“有声媒体的双语交际”、“广告与广播交际”等口头传播类的双语课程，如此，学生对口译场景、语气、效果等都有更直观的认知，比之于单纯的口语、视听说等狭隘地关注语言技能的课程，此类课程更有代入感，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口语交际的真实过程和要求。
根据翻译理论的转向和研究需求，翻译教学理应一头靠着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和知识；而立足于翻译市场的需求，它另一头应紧靠语言的实际使用，即应加强掌握工作场合的英语（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使用。由此出发，翻译能力应该分为技能模块和思辨模块两部分，将技能课和行业课及理论课分开上；建议调整初级翻译、中级翻译、高级翻译等内涵界定模糊的课程名称；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非文学翻译的分野在教学上分类太笼统，这样的区分无论是對学生的翻译技能还是对其思维能力的培养，都未见其功，应该细化。当前翻译教材及课堂教学所选择的材料，多为零碎的选段，取材自文学作品、外事网站、商务活动等，集中于语言的转换，而忽视了工作场合英语的使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翻译课堂的教学内容存在跟理论和实践两头不靠的情况。
3.2 翻译专业毕业生社会需求及就业市场分析
苗菊、王少爽（2010）在上海、北京等全国主要城市，挑选业务规模较大的正规翻译公司进行调研，通过抽样调查它们的用人标准，管窥翻译产业当前的状态。调查发现，对笔译人才的需求占比59.9%，对口译人才的需求占比13.82%，口笔译兼具人才的招聘比例是2.3%，对译审、本地化翻译及翻译项目经理等人才的需求共约占比24%。其中，就以母语为汉语的翻译人才的翻译语种而言，英语翻译的需求量最大，需求较大的专业领域有机械、商贸、化工、汽车、IT等（苗菊、王少爽，2010： 64）。职业技术能力里除了语言与翻译能力之外，计算机、本地化及管理能力也是翻译雇主所需求的（苗菊、王少爽，2010： 65）。
笔者也曾以2013年某高校30名翻译方向本科毕业生为例，对其就业去向进行抽样调查，以期起到窥一斑见全豹的作用，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中数据可知，67%的翻译方向毕业生就职于各类公司，13%在中小学担任英语教师，另有13%的毕业生选择了读研深造。发人深省的是，进一步调查发现，在这些考研的学生中，大部分人选择了法律、文学及其他专业，而没有继续选读翻译专业。为深入探寻影响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市场因素，笔者对上述从业于各公司的毕业生又进行了深入的行业类别调研。结果表明毕业生们所从事的行业多与日常生活相关。其中，32%的毕业生就业于电子/计算机/软件类，10%银行类，房地产管理、汽车业、酒店业、电信业及外贸类等平分秋色，均占毕业生就业行业的6%左右。该统计数据虽带有地方色彩，具有偶然性和片面性，但纵观全国翻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依然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笔者期待能有更多类似的调查，从中获知更全面的就业门类，各高校能够结合当地的就业情况，将这些市场需求融入到翻译专业课程体系的特色建设中，避免千篇一律的课程内容和授课模式。
翻译教学不应墨守成规，也不应基于教师个人的偏好，而应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各学校确定其课程体系之前，应对全国及当地的就业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总体而言，翻译从业者可分为行业译员、翻译教师和科研人员。Kiraly（2000： 1）指出“我认为翻译具有双面性：既是内在的认知过程，又是外在的社会现象。”他说，“既然知识的构建具有主体间性，学习也必拥有社会背景”（Kiraly， 2000： 4）。因此，翻译教学与职业译员的雇主进行合作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使原文本的选择更真实，另一方面，参考译文也将更地道、更容易被接受。与传统的哲学、文学及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相比，翻译学科的实践性远远强于理论性，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将翻译视作实证性学科的原因。翻译课程的设置及教材的选用，不应仅满足于在报纸、杂志、文学作品中寻章摘句地选择翻译案例，而应与翻译公司、翻译客户建立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将之汇编融入课程体系的构建中。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选取翻译语料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价值感，调动其融入当地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可以增设地方文化翻译课程。如笔者任教的徐州高校，即可考虑在翻译课程体系中增开汉文化翻译课，将当地的汉墓、汉画像石、兵马俑及徐州的饮食、民俗等特色文化进行系统的介绍和传译，这对于地方文化的外宣及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若一味偏重国际论坛发言和外国总统、部长讲话等在各城市的外交活动中较少发生的翻译场景，学生会产生被隔离在主流翻译活动之外的挫败感，以致丧失翻译学习的兴趣。 4. 境外高校课程设置的启示和参考
基于对翻译理论与学生就业这两根指挥棒的分析，可知翻译专业本科的课程体系建设需要兼顾两头，既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学术性和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又要考虑市场和社会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针对目前翻译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存在的弊端与未竟之处，课程体系建设，在技能培训之外，还应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和思辨能力，以教学目标规定的能力模块为框架，参照境外相关院校的做法，在选修课板块的设置及相应教材的编著和选用方面也可得到有益启发。
构建课程体系，应充分了解翻译专业设置的所有课程及学生的知识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建为目标。为此目标，当前已有大量翻译系列教材推出，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系列”，均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技能和专门翻译等数个板块，教材总数达数十种。这类系列教材既是根据翻译专业教学实践和要求编写而成的，反过来，也可作为翻译专业完善课程体系的一种参照。此外，还需处理好传统教材与教学资源库之间的关系。仲伟合 （2015： 292）指出，要重点构建翻译本科专业的基础、通识和专业三类教材体系，满足基础理论和基本语言技能课程、人文素养课程和翻译专业知识课程教学的需要。大力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满足大数据时代对翻译教学的更高要求，弥补传统教材的不足。
笔者调研发现，香港理工大学的“双语学本科项目”中开设有“翻译”这一课程板块，其中，商务翻译、法律翻译、媒体翻译均单独成课，而非将各专题作为实用翻译这一门课下的各个单元和章节。当前国内高校的翻译本科课程体系多重文学翻译，而将其余文体统一概括为实用文体翻译或非文学翻译等，浓缩到一门课程里。如此，学生对每个专题都难有深入的涉猎，而对技能的训练又常常被淹没在对新文体的熟悉中，未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翻译课程体系设计应放弃浅近化教学，深挖每个专题，且应从专题本身出发，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专题的语言和翻译。如前所述，当前各高校的翻译教材主要可分为技能为主线和主题为主线两类编写体例（Zhang， 2014），建议保留技能主线，取消主题主线，将主题主线的单元上成内容课，在初学阶段不必考虑主题的翻译问题，而应该更集中于对各主题本身的理解和掌握。到四年级时，再开设以主题为单元编排的翻译训练课程，让学生将此前所学的技能和行业知识结合起来，实现高层次的组合应用。
通过翻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调研可知，对大部分翻译专业毕业生而言，翻译只是其工作内容之一，而在与国外的客户进行沟通或在各种双语交际场景中，他们还要担当起协调人的身份。而习惯了有原文/原语的翻译专业毕业生，因为对语言技能的过多关注，而缺乏对身边的社会、行业等知识的积累，对相关问题所思甚少，因此常无法独立完成双语交际任务。因此，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跳出翻译的框架，延展到双语交际的范畴，降低对语言技能及翻译技能的过分强调，转而重视技能背后的思辨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性。以香港理工大学“双语交际副学士项目”的课程设置为例，在其选修课栏目中，就有商务学习、文化与历史、社会科学等板块，其中，社会科学包括七门课程，“社会科学概览”、“了解社会”、“政府比较学”、“心理学入门”、“比较政治学”、“当代哲学”、“当代社会问题”。这样的课程补充，与翻译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也是遥相呼应的。尽管提法不同，但无论是翻译学还是双语学，其培养内容都应该远远超越语言和技巧层面的反复训练，在本科教学阶段，语言的载体和工具性功能不应被异化，并夸大为内容和思想性功能。
5. 结语
当前的翻译课程体系，过于偏重学生的技能训练，而忽视了对其知识结构的完善，因此学生的思辨能力不足。在当前的课程体系下，学生的翻译能力得到强化，但是自我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处理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偏重技能训练的课程体系致使学生们只能在翻译匠的层次上徘徊，缺乏思想性和跨文化交际意识，其翻译实践无法摆脱机械对译的桎梏，导致大量的翻译实践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翻译本科专业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且分出了相应的能力模块及课程板块，但课程板块对能力模块的实现效果并不理想。课程的分类标准有待细化，除了以技能作为划分标准之外，还可借鉴境外高校的做法，将翻译还原到社会语境中，与相近或相关的学科实现有效关联，进行跨学科或跨学院的联合培养。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可以鼓励翻译专业的本科生在全校范围内选修感兴趣的公选课，做好知识背景的储備和思维能力的训练。另外，鉴于当前翻译市场行业各异，兼职翻译超过专职翻译的现状，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及未来的职业取向，修读第二专业，补足语言学之外的行业知识也是可取之法。
在新专业的教学改革探索阶段，翻译专业的教学，应以教学目标中规定的核心课程为基础，建立完备的翻译课程体系，凸显翻译理论转向对翻译人才培养的指导作用；紧密联系市场，实现翻译技能、译学理论及思辨能力的有机结合。教学的内容及比例应随着社会、体制的发展而动态地改进，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与实际需要，增补支撑性的、以内容教学为主的课程。总之，翻译本科课程体系的构建应平衡好翻译技能训练与通用知识的获取、学术要求与就业需求、理论阐释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使翻译专业的教学踏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为职业化译员及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5.
Kiraly， D.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1-4. Zhang， L. An exploration on translation textbook system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major in mainland China [A]. In Li， L. & Xing， M. （eds.）， Innova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V [C]. London： Sinolingua London Ltd.， 2014： 202-212.
仲伟合.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J].中国翻译，2011，（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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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合、赵军峰.翻译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点解读[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2）： 289-296.
苗菊、王少爽.翻译行业的职业趋向对翻译硕士专业（MTI）教育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3）： 63-67.
Abstract： The current curriculum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major centers around the training of linguistic， transl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t emphasizes bilingual skill training and passive absorption of knowledge， but lacks content-based and critical-thinking training courses.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ultur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require translation teaching to go beyond the dominantly focused linguistic dimens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context and social factors. Meanwhile， a translation graduates job market survey reveals that part-time translators have outnumbered full-time translators， which means that knowledge of a single profession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market with both themes and circumstances changing constantly. In light of these factors，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majors， we should adjust the theme-based translation training chapters within one course to independent theme-based translation courses；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and literature courses and courses of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and Business through joint teaching programmes across individual schools and disciplines； incorporate courses of translat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other cours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nurtur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society as a responsible citizen.
Key words： content-based courses， sociological turn， cross-discipline， joint teaching， citizenship
作者簡介：张乐金，女，硕士，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媒体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101号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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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