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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啃老不如斥不公 肖一禾 （著名时评人）
三十而立，但今天，中国成千上万该立的青年人硬是立不起来。是他们不愿自立吗？一些人可能真不愿独立生活，想依赖父母过寄生虫日子；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并非如此。那为什么今日中国，啃老现象如此严重？
其实，中国年轻人啃老只是表象，或者说是一个伪问题。剥开表面这一层喧嚣，我们会发现，所谓啃老，掩盖的竟然是这样两个东西。
一，就业形势不乐观。无须官方数字印证，只看看身边，我们就知道答案。仅仅说大学毕业生一族。蚁族的主要成员就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少硕博研究生。蚁族成员说，他们之所以如此不堪，主要因为社会不公。不公在哪里？去问一些官员，他们的子女不仅都有工作，岗位还都不错。不错的岗位哪来的？拼爹拼来的。这是最大的啃老。不去谴责这个最大的啃老，不去纠正不公，反倒指责普通人家子女啃老，实在说不过去。
二，中国多数青年人收入都是贫下中农水平，饿不死也活不旺。父母能眼看他们生活窘迫不管吗？该接济一定要接济，这是中国传统，却被骂成啃老。真若算啃老，那它是怎么形成的，不该好好反思和解决吗？
家庭支持系统大作用 单 明 （时评人）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有一个“家庭支持系统”理论。这个理论是指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资源缺乏和配置失当，一些人的就业、收入等受到极大影响，这时，家庭会发挥“家庭支持”作用。比如，哥帮弟找了个工作、妹到姐开的工厂上班、下岗的嫂子照顾生病的公婆，其他子女出钱，以工资形式付给嫂子，以维持嫂子及其一家人的生活运转。社会保障不健全时，家庭支持系统对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安定起了很大作用。
广义地说，当适度啃老，即不构成道德问题的啃老在家庭出现时，我们完全可将其归为是家庭支持系统在起作用。这里至少有两个维度。
一，个人在社会的境遇，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制度、政策、个人禀赋和努力、机遇等，当缺少这些因素或这些因素相当孱弱时，一些人势必要被抛向社会边缘，个人生活品质居下不上。但一般来讲，他们至少还有家庭，在他无能为力时，家庭会以退出机制，对家庭成员起到最后的保障作用。表现之一，是子女适度地从父母那里转移出来一些资金，以贴补自用和家用；很多情况下，父母也愿意把自有资金转移出去，补贴给暂时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子女。如果这时袖手旁观，甚至不顾客观情况，强令子女不要依靠父母，要自立，那他们就突破了为人父母的底线，会遭到社会谴责。这似可用经济学解释，但根子还是血缘、亲情等在起作用。
其二，当我们把所谓啃老视为家庭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时，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更广宽的视野。从传统到现代，家庭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整体，成员的成功也是家庭的成功，为所有成员分享；成员的不幸也是家庭的不幸，所有成员要共同担当。其中，父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既像财政部和人社部那样在谋划，也像各级工会那样在送温暖。总之，家庭会以重新配置资源、转移支付等手段，帮困难子女渡过难关，助有想法的子女创业。如果把这也叫啃老，那就皂白不分了。
让市场给人以空间 侯永东 （本栏责编）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咨文中，告知国人有四大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为何是“免于贫困的自由”，而不是“免于贫困的权利”？
这便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康德哲学认为：人的自由存在，既是使现象界（物质世界）成为完整而可靠法则世界的前提，更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最后则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
可见，自由先于权利而存在，没有自由，即使有了所谓的权利，也得不到主张、维护和让渡。不自由的藩蓠会限制你的主张、维护和让渡。
几年前，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出一个命题：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限权是指限政府之权，一体两面之另一面，就是求个人自由。政府权力被限制之后，个人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个人权利也才能坐实。
彻底的啃老是人类和社会的倒退，理应抵制和批判，但这不是容忍和放任适度啃老的理由。我们既要从家庭层面，更要从社会和政府层面强调这种不能容忍和放任，就是说，在正常社会，人人都该自立。但若主观上想自立，客观上达不到，那就如康德和秦晖所说，是政府权力还太大，个人的思维和活动被政府权力限制住了，他们无法自由地创造和创新。
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把空间还给社会和个人。在这个越来越扩大的空间里，人是自由的，创新和创造是自由的。这基本会减少或消除彻底啃老或适度啃老之现象。W
本栏责编 / 永东
ddgrhyd@sina.com
三十而立，但今天，中国成千上万该立的青年人硬是立不起来。是他们不愿自立吗？一些人可能真不愿独立生活，想依赖父母过寄生虫日子；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并非如此。那为什么今日中国，啃老现象如此严重？
其实，中国年轻人啃老只是表象，或者说是一个伪问题。剥开表面这一层喧嚣，我们会发现，所谓啃老，掩盖的竟然是这样两个东西。
一，就业形势不乐观。无须官方数字印证，只看看身边，我们就知道答案。仅仅说大学毕业生一族。蚁族的主要成员就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少硕博研究生。蚁族成员说，他们之所以如此不堪，主要因为社会不公。不公在哪里？去问一些官员，他们的子女不仅都有工作，岗位还都不错。不错的岗位哪来的？拼爹拼来的。这是最大的啃老。不去谴责这个最大的啃老，不去纠正不公，反倒指责普通人家子女啃老，实在说不过去。
二，中国多数青年人收入都是贫下中农水平，饿不死也活不旺。父母能眼看他们生活窘迫不管吗？该接济一定要接济，这是中国传统，却被骂成啃老。真若算啃老，那它是怎么形成的，不该好好反思和解决吗？
家庭支持系统大作用 单 明 （时评人）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有一个“家庭支持系统”理论。这个理论是指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资源缺乏和配置失当，一些人的就业、收入等受到极大影响，这时，家庭会发挥“家庭支持”作用。比如，哥帮弟找了个工作、妹到姐开的工厂上班、下岗的嫂子照顾生病的公婆，其他子女出钱，以工资形式付给嫂子，以维持嫂子及其一家人的生活运转。社会保障不健全时，家庭支持系统对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安定起了很大作用。
广义地说，当适度啃老，即不构成道德问题的啃老在家庭出现时，我们完全可将其归为是家庭支持系统在起作用。这里至少有两个维度。
一，个人在社会的境遇，受很多因素制约。比如制度、政策、个人禀赋和努力、机遇等，当缺少这些因素或这些因素相当孱弱时，一些人势必要被抛向社会边缘，个人生活品质居下不上。但一般来讲，他们至少还有家庭，在他无能为力时，家庭会以退出机制，对家庭成员起到最后的保障作用。表现之一，是子女适度地从父母那里转移出来一些资金，以贴补自用和家用；很多情况下，父母也愿意把自有资金转移出去，补贴给暂时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的子女。如果这时袖手旁观，甚至不顾客观情况，强令子女不要依靠父母，要自立，那他们就突破了为人父母的底线，会遭到社会谴责。这似可用经济学解释，但根子还是血缘、亲情等在起作用。
其二，当我们把所谓啃老视为家庭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时，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更广宽的视野。从传统到现代，家庭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整体，成员的成功也是家庭的成功，为所有成员分享；成员的不幸也是家庭的不幸，所有成员要共同担当。其中，父母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既像财政部和人社部那样在谋划，也像各级工会那样在送温暖。总之，家庭会以重新配置资源、转移支付等手段，帮困难子女渡过难关，助有想法的子女创业。如果把这也叫啃老，那就皂白不分了。
让市场给人以空间 侯永东 （本栏责编）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咨文中，告知国人有四大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为何是“免于贫困的自由”，而不是“免于贫困的权利”？
这便是康德哲学的核心。康德哲学认为：人的自由存在，既是使现象界（物质世界）成为完整而可靠法则世界的前提，更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最后则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
可见，自由先于权利而存在，没有自由，即使有了所谓的权利，也得不到主张、维护和让渡。不自由的藩蓠会限制你的主张、维护和让渡。
几年前，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提出一个命题：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限权是指限政府之权，一体两面之另一面，就是求个人自由。政府权力被限制之后，个人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个人权利也才能坐实。
彻底的啃老是人类和社会的倒退，理应抵制和批判，但这不是容忍和放任适度啃老的理由。我们既要从家庭层面，更要从社会和政府层面强调这种不能容忍和放任，就是说，在正常社会，人人都该自立。但若主观上想自立，客观上达不到，那就如康德和秦晖所说，是政府权力还太大，个人的思维和活动被政府权力限制住了，他们无法自由地创造和创新。
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把空间还给社会和个人。在这个越来越扩大的空间里，人是自由的，创新和创造是自由的。这基本会减少或消除彻底啃老或适度啃老之现象。W
本栏责编 / 永东
ddgrhyd@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