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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名校办民校”已成为一些市县重要的教育发展政策。实践证明，“名校办民校”虽然打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招牌，但实际上导致了许多弊端：国有资源流失、家长双重交费、对“纯”民办教育的不正当冲击、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教育腐败等。种种现象表明，“名校办民校”，特别是由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而成的民校，作为一种改革实验已经到了应进一步思考其今后走向的时候了。
据报道，平潭县一所“名校”有个“校中校”，这是一所股份制的私立学校，与原校共用教育设施，几十位参股老师在该校兼课。除一房地产商投资方外，另有百余名原校老师参股。笔者从当地县教育局得知，有关文件规定，公立学校老师原则上不允许到其他学校兼课，如果有特殊情况要兼课的，就必须向原学校辞职。参股私立学校的老师，不仅没有辞职，反而两头兼顾，忙得不亦乐乎。此“校中校”从去年３月开办至今，却无人过问。
据笔者调查，这种做法在福建省并非首创。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此前后都有以公办学校实行转制的名义，将一批重点高中、实验初中、实验小学通过转让一部分股权等方式，创办“国有民办”学校。有钱的到别处圈块地办个分校，差些的则直接从公办学校中划出一块搞所谓的“校中校”。它们中有相当部分从一开始就未按照国家当时关于民办学校要做到几个“独立”(独立法人、独立校园、独立财务等)的规定设立，并且，有不少学校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方式运作。一段时间以来，“名校办民校”已成为一些市、县重要的教育发展政策。各方评说层出不穷。汇总来看，基本都是在痛斥其非，比如“名校办民校”导致的国有资源流失、家长双重交费、对“纯”民办教育的不正当冲击、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教育腐败等。大有千夫所指的意思。
姓“公”姓“民”？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与平潭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部分名校同时举办两三所，甚至四五所“民校”，有的名校校长同时兼任“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和好几所“民校”法人代表；有的“民校”说有独立校舍、独立办学，但经常使用所依附名校的教学设施或活动场地。
笔者调查了解到，公校和民校在成本运作上，最大的差异在于投资建校的成本。而“名校办民校”最大的优势恰恰是可以无偿使用公共教育资源，大大降低投资建校的成本。
此外，不少地方教育部门还对“名校办民校”给予资源和政策方面的倾斜。近几年来，“名校办民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超过了纯民办学校，如不尽早规范，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只是增加了高收费的公办学校而已。
从严格意义上讲名校办的“民校”并不是民办学校，而是公办学校，所以教育行政部门称之为“国有民办”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在资产属性上都是公有的，况且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也就是没有民办学校的“身份证”。这些学校只是在运行机制上引用了民营的模式。只有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不规范带来的1/3优质初中学校实行高收费
但是，质疑随之而来：国有民办初中用的是国家的资源，收的却是高价学费，最后到底“好”了谁？
许多国有民办初中，都是依靠创建示范高中的原中学初中部的优秀师资而创办的。这些示范高中实行初、高中分离后，原来的优秀师资除少部分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分流外，绝大部分都流到了由这些名校举办的分校中。也就是说公办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国有民办的形式转移到了高收费的民办学校。也就是说，如果要享受名校原有的优质初中资源，必须得交纳高额学费来入读这些学校举办的民办机制的初中，别无它途，这导致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能享受到优质的义务教育。
“一些公办名校过多地占有了社会公有资源，一方面相对较多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可以招收高价生。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必将挤压纯民办学校的生存，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一位教育部官员由此预言。公办学校转制实施高收费，可以带来巨额收入，而这些收入又会反哺给教育部门，用于对当地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其他教育建设，为当地教育部门减轻了财政包袱，表面上看的确是对当地教育作出了大贡献。有专家指出，这正是造成很多地方教育部门鼓励公办学校转制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是这种暂时的繁荣局面，是以减少国有优质教育资源、影响国家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和伤害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得不偿失。
“隐患”
几年的实践证明，“名校办民校”虽然打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招牌，但实际上不仅没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相反还刺激和强化了家长们的择校心态，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其一，导致择校风愈演愈烈。“就近入学”是国家为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择校是原国家教委明令禁止的。但近几年来，“名校办民校”却使择校现象合法化，不仅使择校费年年攀升，而且严重冲击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脸上因为“减负”绽放出的笑容，重又被题海所淹没。
其二，名校是政府多年倾斜政策扶植下的结晶，是国有资产，“名校”拿政府的钱去办高收费学校，对老百姓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名校办民校”，收益进了名校或某些人的腰包，受损失的却是国家。因为就目前而言，民校大多产权模糊，一旦出现问题或纠纷，社会投资方一走了之，留下一副“烂摊子”只有等着“名校”或政府来收拾。
其三，因为“名校办民校”给政府一种“学校有钱”的印象，从而使政府减少对教育的投入。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来就有限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加剧教育整体状况的恶化。再加上由于“名校民校”抢夺走了大批优秀生源，必然导致一些普通公办学校越办越“差”，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其四，很多这种“对外两张皮”、“对内一盘棋”的所谓“名校办民校”，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创办的，还是公办名校衍生出来的，实际上除收费是“民办”的，其余都是公办的。学校产权关系不明，公私界限不分，体制运营混乱，资金管理存在监督“真空”，不仅容易滋生教育腐败，埋下发展隐患，也进一步挤压了真正的民办学校本来就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许多民办学校生存状况堪忧。“大款”最怕“公款”，许多民办教育投资者已被挤得痛苦不堪。
“名校办民校”一哄而上的无序状况说明我国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政府对教育的宏观监控还不到位。因此，笔者希望政府及教育部门尽早研究、制定对策，从政策、法规上积极引导、规范“名校办民校”。同时希望“名校”严格自律，不要打着“名校”的牌子欺骗受教育者，否则到头来只能遭到社会的唾骂，砸了自己的牌子！
路该怎样走？
种种现象表明，“名校办民校”，特别是由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而成的民校，作为一种改革实验已经到了应进一步思考其今后走向的时候了。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万盛高级中学校长柏均和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优质公办学校通过办‘校中校’、‘翻牌’及利用转制的名义进行高额收费，对于这类做法，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其办学行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说：“尽管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校得到了国家法规的支持，但我个人认为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实践应当认真严格规范。不过，以前运行的体制改革试点校的存在并不违反即将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不仅因为它们是《条例》颁布前出现的，而且这些学校大部分不属于民办学校的范畴。”但是，他强调：“下一步首先应对现有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校进行规范化管理，应分类明确其身份。一类可归类为公办学校利用其‘品牌’和师资、管理等无形资产与非政府资源联合开办的民办学校；另一类是体制改革试点校和重点中学初中转制那部分，这类学校本身就属于公办学校性质，要么彻底脱钩为民办，要么回归为公办。”
对于公办学校今后是否可以举办民办学校，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孙霄兵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公办学校是可以作为出资者或者叫举办者举办民办学校的。但它必须有若干的条件和限制，这体现在：第一，“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第二，“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第三，要经过上级部门或者是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不能任意举办；第四，要举办这样的学校，必须要做到几个“独立”，要和原先的母体分开，不能够什么都混在一起，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分离的校园和设施，要实行独立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有专家认为，民办学校在中国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是可以形成的。第一，公办学校大多是一种统一模式，不可能针对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做教育计划。第二，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增多，而户籍制度壁垒限制了外来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因此城市边缘就出现了许多民工子弟学校，学校收费很低，条件很差。民办教育则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部分问题。第三，过去不学习有口饭吃就行，所以上学不是第一需求。而现在掌握本领才能生存，学习后才能发展，学习变成了生存的前提和第一需求。但由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过程中，一些教育质量高的重点学校都人满为患，并非花钱就可以进得去，而现在的家长希望孩子受到最好教育的要求愈发迫切，寻找师资力量强的私立学校成为选择之一。第四，民办学校有自身的优势，民办学校的体制比较灵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教师实行应聘上岗，滚动淘汰，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据报道，平潭县一所“名校”有个“校中校”，这是一所股份制的私立学校，与原校共用教育设施，几十位参股老师在该校兼课。除一房地产商投资方外，另有百余名原校老师参股。笔者从当地县教育局得知，有关文件规定，公立学校老师原则上不允许到其他学校兼课，如果有特殊情况要兼课的，就必须向原学校辞职。参股私立学校的老师，不仅没有辞职，反而两头兼顾，忙得不亦乐乎。此“校中校”从去年３月开办至今，却无人过问。
据笔者调查，这种做法在福建省并非首创。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在此前后都有以公办学校实行转制的名义，将一批重点高中、实验初中、实验小学通过转让一部分股权等方式，创办“国有民办”学校。有钱的到别处圈块地办个分校，差些的则直接从公办学校中划出一块搞所谓的“校中校”。它们中有相当部分从一开始就未按照国家当时关于民办学校要做到几个“独立”(独立法人、独立校园、独立财务等)的规定设立，并且，有不少学校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方式运作。一段时间以来，“名校办民校”已成为一些市、县重要的教育发展政策。各方评说层出不穷。汇总来看，基本都是在痛斥其非，比如“名校办民校”导致的国有资源流失、家长双重交费、对“纯”民办教育的不正当冲击、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教育腐败等。大有千夫所指的意思。
姓“公”姓“民”？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与平潭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部分名校同时举办两三所，甚至四五所“民校”，有的名校校长同时兼任“教育投资集团”董事长和好几所“民校”法人代表；有的“民校”说有独立校舍、独立办学，但经常使用所依附名校的教学设施或活动场地。
笔者调查了解到，公校和民校在成本运作上，最大的差异在于投资建校的成本。而“名校办民校”最大的优势恰恰是可以无偿使用公共教育资源，大大降低投资建校的成本。
此外，不少地方教育部门还对“名校办民校”给予资源和政策方面的倾斜。近几年来，“名校办民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超过了纯民办学校，如不尽早规范，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只是增加了高收费的公办学校而已。
从严格意义上讲名校办的“民校”并不是民办学校，而是公办学校，所以教育行政部门称之为“国有民办”或“办学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因为这些学校在资产属性上都是公有的，况且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也就是没有民办学校的“身份证”。这些学校只是在运行机制上引用了民营的模式。只有取得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不规范带来的1/3优质初中学校实行高收费
但是，质疑随之而来：国有民办初中用的是国家的资源，收的却是高价学费，最后到底“好”了谁？
许多国有民办初中，都是依靠创建示范高中的原中学初中部的优秀师资而创办的。这些示范高中实行初、高中分离后，原来的优秀师资除少部分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分流外，绝大部分都流到了由这些名校举办的分校中。也就是说公办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国有民办的形式转移到了高收费的民办学校。也就是说，如果要享受名校原有的优质初中资源，必须得交纳高额学费来入读这些学校举办的民办机制的初中，别无它途，这导致初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能享受到优质的义务教育。
“一些公办名校过多地占有了社会公有资源，一方面相对较多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可以招收高价生。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必将挤压纯民办学校的生存，扰乱正常的教育秩序。”一位教育部官员由此预言。公办学校转制实施高收费，可以带来巨额收入，而这些收入又会反哺给教育部门，用于对当地薄弱学校的改造和其他教育建设，为当地教育部门减轻了财政包袱，表面上看的确是对当地教育作出了大贡献。有专家指出，这正是造成很多地方教育部门鼓励公办学校转制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是这种暂时的繁荣局面，是以减少国有优质教育资源、影响国家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和伤害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得不偿失。
“隐患”
几年的实践证明，“名校办民校”虽然打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招牌，但实际上不仅没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相反还刺激和强化了家长们的择校心态，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其一，导致择校风愈演愈烈。“就近入学”是国家为确保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择校是原国家教委明令禁止的。但近几年来，“名校办民校”却使择校现象合法化，不仅使择校费年年攀升，而且严重冲击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脸上因为“减负”绽放出的笑容，重又被题海所淹没。
其二，名校是政府多年倾斜政策扶植下的结晶，是国有资产，“名校”拿政府的钱去办高收费学校，对老百姓而言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名校办民校”，收益进了名校或某些人的腰包，受损失的却是国家。因为就目前而言，民校大多产权模糊，一旦出现问题或纠纷，社会投资方一走了之，留下一副“烂摊子”只有等着“名校”或政府来收拾。
其三，因为“名校办民校”给政府一种“学校有钱”的印象，从而使政府减少对教育的投入。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来就有限的情况下，这无疑会加剧教育整体状况的恶化。再加上由于“名校民校”抢夺走了大批优秀生源，必然导致一些普通公办学校越办越“差”，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其四，很多这种“对外两张皮”、“对内一盘棋”的所谓“名校办民校”，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创办的，还是公办名校衍生出来的，实际上除收费是“民办”的，其余都是公办的。学校产权关系不明，公私界限不分，体制运营混乱，资金管理存在监督“真空”，不仅容易滋生教育腐败，埋下发展隐患，也进一步挤压了真正的民办学校本来就很有限的生存空间。许多民办学校生存状况堪忧。“大款”最怕“公款”，许多民办教育投资者已被挤得痛苦不堪。
“名校办民校”一哄而上的无序状况说明我国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政府对教育的宏观监控还不到位。因此，笔者希望政府及教育部门尽早研究、制定对策，从政策、法规上积极引导、规范“名校办民校”。同时希望“名校”严格自律，不要打着“名校”的牌子欺骗受教育者，否则到头来只能遭到社会的唾骂，砸了自己的牌子！
路该怎样走？
种种现象表明，“名校办民校”，特别是由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转制而成的民校，作为一种改革实验已经到了应进一步思考其今后走向的时候了。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万盛高级中学校长柏均和说：“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些优质公办学校通过办‘校中校’、‘翻牌’及利用转制的名义进行高额收费，对于这类做法，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其办学行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文源说：“尽管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校得到了国家法规的支持，但我个人认为对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实践应当认真严格规范。不过，以前运行的体制改革试点校的存在并不违反即将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不仅因为它们是《条例》颁布前出现的，而且这些学校大部分不属于民办学校的范畴。”但是，他强调：“下一步首先应对现有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校进行规范化管理，应分类明确其身份。一类可归类为公办学校利用其‘品牌’和师资、管理等无形资产与非政府资源联合开办的民办学校；另一类是体制改革试点校和重点中学初中转制那部分，这类学校本身就属于公办学校性质，要么彻底脱钩为民办，要么回归为公办。”
对于公办学校今后是否可以举办民办学校，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副司长孙霄兵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说，公办学校是可以作为出资者或者叫举办者举办民办学校的。但它必须有若干的条件和限制，这体现在：第一，“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第二，“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第三，要经过上级部门或者是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不能任意举办；第四，要举办这样的学校，必须要做到几个“独立”，要和原先的母体分开，不能够什么都混在一起，要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分离的校园和设施，要实行独立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有专家认为，民办学校在中国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是可以形成的。第一，公办学校大多是一种统一模式，不可能针对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做教育计划。第二，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增多，而户籍制度壁垒限制了外来学生选择学校的自由，因此城市边缘就出现了许多民工子弟学校，学校收费很低，条件很差。民办教育则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部分问题。第三，过去不学习有口饭吃就行，所以上学不是第一需求。而现在掌握本领才能生存，学习后才能发展，学习变成了生存的前提和第一需求。但由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过程中，一些教育质量高的重点学校都人满为患，并非花钱就可以进得去，而现在的家长希望孩子受到最好教育的要求愈发迫切，寻找师资力量强的私立学校成为选择之一。第四，民办学校有自身的优势，民办学校的体制比较灵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教师实行应聘上岗，滚动淘汰，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