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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上承西周旧制，下启战国大变革，是先秦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记载来看，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春秋时期的晋国继承了西周王朝的正统地位。这是晋国能够长期占据霸主地位的重要心理因素。笔者以为，晋国的特殊地位与其军事制度也有着密切关系。与同期的其他国家相比，晋国军制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春秋时期；晋国；军制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01－05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王权衰微，诸侯争霸，旧的社会秩序在动荡的洪流中逐步解体；同时，各主要诸侯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革，新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也在变革中逐渐形成，并逐渐取代了自西周以来推行的旧制度。其中，晋国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国家，晋国长期占据中原霸主的地位，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个诸侯争霸、武力称雄的时代，军队是成就霸业的重要力量。因而，晋国军制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学者大多讨论了晋国军队的兵员、建制、训练、兵种等问题。而对军队领导权力的分配，作战过程中的战术等问题却鲜有论及。有些学者认为晋国无公室，这也是应该重新加以审视的。
一、晋国在春秋史上的地位
晋国是成王母弟叔虞的封国。从《晋公盆》铭文“我皇祖唐公虑受大命，左右武王。龢燮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集成》10342)来看，晋国在起初受封时就是一个大国。《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因郑伐滑。欲兴师问罪于郑国，富辰进谏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左传·隐公六年》亦有“周之东迁晋郑依焉”的记载，说明晋国在平王东迁时曾经勤王有功。晋国能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发挥“以藩屏周”的作用，说明晋国的实力应当不小。从公元前745(晋昭侯元年)年，晋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在当时是晋国的大邑。到晋侯缗二十八年(前679年)曲沃武公正式受命为晋侯，才以旁枝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晋献公即位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即位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拉开了晋国争霸的序幕，继文公之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霸权。中经灵公，由于年幼昏聩、君臣不和，晋在对楚的邲之战失利，但并未损伤晋国元气。在景公、厉公、悼公、平公时，又开始长期致力于争霸战争。直到公元前546年弭兵之会。此后，由于晋国内部卿大夫争权，霸业逐渐走向衰落。
事实上，晋国大国地位的形成在西周末年就已见端倪。《国语·郑语》记载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的史实。身为周幽王司徒的郑桓公认为“王室多故”，史伯也认为“王室将卑”。桓公继续问：“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由此可见，晋国的正统地位是包括郑国在内的列国从内心认可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与范宣子谈论“三不朽”时，范宣子追述其家族历史，列举了虞夏商周四代之后，提到“晋主夏盟”。《国语-晋语》八亦载有此事。范宣子能在外交场合直接称“周卑，晋继之”，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晋国就是东周时代的正统政权，衰微的东周王室有名无实，甚至周王室发生内讧，还得依靠晋国调解、戡乱。而且晋国从晋文公开始，一直到晋平公十二(前546)年晋楚掀起弭兵运动，表明二大强国的霸业平分秋色。但是晋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相对先进的用人制度，先后实现“三强服矣”的局面，而且多次打败觊觎霸主地位的楚国。一直到春秋后期，晋国霸业虽然已经开始衰落，但依然是盟主，是继承了夏商西周三代的正统政权。郑国子产出使晋国，韩宣子问晋侯之疾，子产对他说“晋为盟主”，就应该祭祀三代的神灵。
实际上，在城濮之战后，晋国的地位由原先一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一跃成为周天子册命的诸侯之长——元侯。城濮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献捷，周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杨伯峻注：侯伯，为诸侯之长。童书业先生也曾论及。笔者发现《国语·鲁语下》有关于周王朝设立侯伯的规定，“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可以得知，侯伯就是元侯、方伯。
另外，从文化心理上中原诸国比较拥戴晋国。多数诸侯国又是由周王室的分封或者承认得以建立，在西周的整治活动中贯彻“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规定，晋国是武王的后代，与王室同姓。楚国虽多次与晋国争夺霸权，但是人们多视楚为蛮夷。加之，当时人信奉“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说法。在这个观念的支配下，与其他大国楚、秦、齐相比，晋国无疑在文化心理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
二、晋国军制的特点
晋国之所以能长期居于霸主地位，与晋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密不可分的，而晋国的军事制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特色。
1、晋国军队各军将佐均居卿位，统称为六帅、六正，但是地位有等差。
春秋时期，晋国军制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列表格表示如下：
闵公十六年，晋献公命大子申生将下军，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文公十二年，赵盾将中军，苟林父佐之；郁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次年传称，“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表明三军将佐俱可称卿。
僖共三十一年，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国语·晋语》四云：“使赵衰将新上军。”
襄公十四年夏，“晋国苟偃将中军，士匀佐之；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黶将下军，魏绛佐之。”晋侯待于境，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
又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鞏朔、韩穿、苟骓、赵旃皆为卿。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新军地位低于中上下三军，但是其将佐均为卿位。
各军将佐又可以称为帅。鞌之战后，晋国责令齐国归还先前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鲁公为了答谢，“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战后晋师归国，由于郤献子郤克将中军，是此次战争的倡导者和最高指挥者。中军佐范文子不愿“带帅受名”，自觉地等待中军将郤克先入国都，自己跟随其后。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各军将佐可以统称为“帅”。《左传》襄公二五年，齐国为了避免与晋国的战争，“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说明六帅又可以称为“六正”。
虽然如此，各军统帅的地位却有明确等级之分。
晋阳处父改菀于董，改易赵盾代替狐射姑将中军，“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郤缺言也对赵宣子说，“子为正卿，以主诸侯。”
晋灵公不昏聩暴虐，赵穿杀死晋灵公后，董狐责备赵盾“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
《左传》成公六年，晋楚绕角之役后，时人称任 中军将的栾武子为“大政”。昭公七年，子产称主晋国之政的韩宣子为“大政”。
在邲之战中，中军佐先觳不听苟林父的节度，擅自渡河。司马韩厥对中军帅苟林父说“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说明中军将就是元帅，不仅是出征军队的最高指挥者，而且还是最高行政长官。
可知中军将又可以称为“正卿”、“大政”、“元帅”。
笔者发现，晋国中军帅本来应该叫司徒。《左传》桓公七年记载，鲁桓公向申编请教起名字，申繻对日，“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晋以僖侯废司徒。”杨伯峻注，晋僖侯名司徒，废之改为中军。实际上只能认为是废掉了官名，而并非废掉职事。
除了正卿之外，见于《左传》的还有亚卿、下卿。
晋襄公去世之后，赵盾使士会、先蔑人秦请“仕诸秦为亚卿”的公子雍回国继位。王贵民先生认为，亚卿的叫法“当以晋例秦”。
襄公二十一年载，宣子畏其(指栾盈)多士也，信之。(使怀)子为下卿。杨伯峻注，下军佐，位次第六。
又昭公二十九年。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
据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晋国中军将佐应该位列上卿。上军将佐位列亚卿，下军将佐以及新军将佐位为下卿。
有军行的将帅卿位有差别，但是赐命制度也比较复杂。如僖公三十三年，晋文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
但是在宣公十六年，又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
又曾“以一命，命冀缺为卿，亦未有军行。”
先且居与士会同为中军帅，有三命，有一命，有军行之正卿与无军行之卿同为一命。
其他国家的国君对晋国军帅也有赐命。
成公二年，鲁公会晋师于上郧，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师、候正、亚旅，皆受一名之月服。
襄公十九年，鲁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别国国君赐予同居卿位的六帅命服无等差，与国内的赐命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礼坏乐崩”的反映。
2、在一般情况下，晋国军将、军佐是以德行为升迁标准。
晋文公即位后蒐于被庐，文公问元帅于赵衰，赵衰日：“邵毅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悖。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悖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郤榖。”公从之。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取五鹿，先轸之谋也，郤榖卒，使先轸代之，胥臣佐下军。公使原季为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赵衰代之，辞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且臣之伦，箕郑、胥婴、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将上军。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以赵衰之故，蔸于清原，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请佐，公曰：“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请令衰也从子。”乃使赵衰佐上军。
晋文公让赵衰推荐三军元帅。赵衰推荐郤榖，理由是郁毅老成持重，从郤榖的言谈中。赵衰得知他精通诗书礼乐。“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可见品行是选拔将帅的重要依据。作为将帅除了有品行突出，还要有智慧、有谋略、见闻广博。其中还贯穿了“底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将佐等列一定的话，就会按照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新军将、新军佐，将佐的升迁就是按照这样的班列次序依次高升。所以周王室的卿士邵桓公在与郁至的谈话中提到“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楚国子囊也说“晋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当然也有一些才能品行出类拔萃的将佐越级升迁，比如上文提到的先轸、先且居父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二月，郤榖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国君有时也会破坏选贤举能的方式，任用宠臣。
另外，关于赵盾之为国政的问题也是选贤任能的体现。阳处父改蒐于董，取代了晋襄公在夷之蒐中任命的中军帅狐射姑。《左传》提到一句“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似乎赵盾之所以能成为中军帅，完全是出于太傅阳处父的私念。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欠妥。
赵盾在小时候就才能出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叔魄及赵盾)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试想如果赵盾没有才能的话，“君姬氏”才在自己的父亲晋文公面前力荐赵盾为赵氏宗子。
晋襄公去世之后，赵盾作为执政，顺应国内民意，决定迎立出奔在外的公子雍。因为“公子雍，好普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对晋国来说有诸多好处。可见，赵盾立雍完全是为了晋国大局着想。而狐射姑却企图立公子乐。与公子雍相比，公子乐“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以安?”对晋国来说几乎没有好处可言。狐射姑却一意孤行，暗自派人去迎公子乐，为了控制幼君，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迎立公子乐失败后，狐射姑认为自己在晋国失去支持，都是阳处父造成的。不惜作乱，派续鞫居杀阳处父，之后投奔戎狄。
《左传》宣公十三年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日：“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可见狐射姑的叛乱引起了晋国高层贵族的不满，所以晋国不愿意接纳他回国。
晋灵公被赵穿杀死之后，董狐认为赵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所以载赵盾弑其君。因为书史笔法的缘故，赵盾背上了弑君的罪名。孔子也不免发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可见赵盾作为执政，并非才能不高，《左传》关于阳处父是成季之属的记载只是对事实的说明。反过来看，这恰恰是晋国选贤举能的绝好例证。
《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晏婴论齐晋季世时，提到晋国的旧贵族，“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八氏本皆姬姓。由此可以得知，正是由于选用异姓贵族才导致了晋国姬姓公族势力的衰落。这是晋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个现象是当时周礼封建体制未崩坏前，中原少见的。”
为什么异姓贵族会兴起呢?众所周知，晋国多次诛杀群公子，所以国君同姓宗族势力衰弱，不得 不任用异姓贵族。由于当时职官文武不分，所以异姓贵族掌权在军制中也有反映。只不过在晋文公时。“晋国尚未形成世卿之制”，所看到的情况是主要的几家异姓卿大夫轮流掌权。
但是有些学者就此认为晋国无公室，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失之武断。晋国骊姬之乱中“无蓄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在诛杀群公子之后只是没有了国君的同姓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这种情况说明异姓贵族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而国君以异姓为公族正好促使了异姓贵族的崛起，并没有出现公族势力的真空，血缘政治依然如故，只不过卿族血缘代替了国君之族的血缘而已。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春秋中期，“血而优则仕”照旧运行，列国还未进行斩断血缘关系的政治变革；再者，儒家知识分子——士还未兴起，新的选举制度也就不可能取代血缘政治。所以到春秋中后期，晋国逐渐出现了“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的局面。
3、战术灵活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在城濮之战中，“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这次是三军将佐协同作战。
《左传》文公六年秦晋令狐之战，上军将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明显上军佐苟林父独自带领上军出战。
《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都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
《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侯将伐郑……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镝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郤至佐新军，荀罃居守。
这两次战争，尤其是鞌之战，三军各出一帅，其余一人留守国内。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苟林父将中军，先觳佐之。士会将上军，郁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苟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日：“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师，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
《左传》襄公十四年迁延之役，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日：“不待中行伯乎?”庄子曰：“夫子命从帅。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
在邲之战中，作为中军佐的先觳与他的顶头上司中军将，也是行军主帅苟林父的意见相左，竟独自渡河违令出战。在迁延之役中，下军将栾黡与主帅苟偃意见不合，擅自帅自己统领的下军提前班师回国。作为下军佐的魏庄子只对他的顶头上司下军将栾黡唯令是听。说明晋国将佐在作战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列国相比，这是晋国军制中比较有特色的现象。
4、存在因人设官、因人废官现象
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赵衰是追随重耳的五贤士之一，其才“足以相国”，忠心、谦让，善于外交辞令，为了奖赏他，晋国“以赵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赵衰为卿”。
《左传》成公三年，为了赏鞌之功，晋国增设新中军、新上军、新下军，封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苟骓、赵旃皆为卿。这都是因人设官的例证。
《左传》文公五年记载，由于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相继去世，所以到次年晋襄公“蔸于夷，舍二军”。由于将佐的去世而废其职。
《左传》襄公十三年，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明显是因缺乏将帅的人选废其官职。
尽管如此，但是晋国自晋文公之后军制虽然几经变化，但是至少保持三军，符合“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的规定。
笔者还发现，晋国每次出兵作战的军赋数量是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
城濮之战，晋国有兵车七百乘。鞌之战时，晋景公最初拨给邵克七百辆战车。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可见，每次战争军赋的数量多少是不固定的。可以根据将帅的能力和敌人力量的强弱而变化。
《左传》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时，叔向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这是晋国派出军赋最多的一次。
而列国追随盟主出战，军赋则是根据乞师者的身份等级确定的。如《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士鲂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可见，随同盟主出战的军队数量与乞师者的身份地位高下是有关系的，乞师者身份越高，随从作战盟国的军队就多，反之就少。
总之，晋国在春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左传》、《国语》等文献中有关晋国军事制度的材料比其他国家充足一些。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雄于春秋时代，与它独特的军事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选贤举能最为突出，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才能出现“惟楚有才，晋实用之”的局面，优良的选材制度成就了晋国数百年的霸业。尽管晋国凭借其优于列国的军事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晋国多次诛杀群公子，国君的嫡系公室势力微弱，在血缘关系还未完全解体的春秋时代，被异姓公族瓜剖豆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关键词：春秋时期；晋国；军制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01－05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王权衰微，诸侯争霸，旧的社会秩序在动荡的洪流中逐步解体；同时，各主要诸侯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革，新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组织方式也在变革中逐渐形成，并逐渐取代了自西周以来推行的旧制度。其中，晋国是春秋时期最重要的国家，晋国长期占据中原霸主的地位，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这个诸侯争霸、武力称雄的时代，军队是成就霸业的重要力量。因而，晋国军制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学者大多讨论了晋国军队的兵员、建制、训练、兵种等问题。而对军队领导权力的分配，作战过程中的战术等问题却鲜有论及。有些学者认为晋国无公室，这也是应该重新加以审视的。
一、晋国在春秋史上的地位
晋国是成王母弟叔虞的封国。从《晋公盆》铭文“我皇祖唐公虑受大命，左右武王。龢燮百蛮，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集成》10342)来看，晋国在起初受封时就是一个大国。《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因郑伐滑。欲兴师问罪于郑国，富辰进谏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左传·隐公六年》亦有“周之东迁晋郑依焉”的记载，说明晋国在平王东迁时曾经勤王有功。晋国能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发挥“以藩屏周”的作用，说明晋国的实力应当不小。从公元前745(晋昭侯元年)年，晋昭侯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曲沃在当时是晋国的大邑。到晋侯缗二十八年(前679年)曲沃武公正式受命为晋侯，才以旁枝取代大宗，重新建国。晋献公即位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即位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拉开了晋国争霸的序幕，继文公之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霸权。中经灵公，由于年幼昏聩、君臣不和，晋在对楚的邲之战失利，但并未损伤晋国元气。在景公、厉公、悼公、平公时，又开始长期致力于争霸战争。直到公元前546年弭兵之会。此后，由于晋国内部卿大夫争权，霸业逐渐走向衰落。
事实上，晋国大国地位的形成在西周末年就已见端倪。《国语·郑语》记载史伯与郑桓公论兴衰的史实。身为周幽王司徒的郑桓公认为“王室多故”，史伯也认为“王室将卑”。桓公继续问：“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由此可见，晋国的正统地位是包括郑国在内的列国从内心认可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叔孙豹与范宣子谈论“三不朽”时，范宣子追述其家族历史，列举了虞夏商周四代之后，提到“晋主夏盟”。《国语-晋语》八亦载有此事。范宣子能在外交场合直接称“周卑，晋继之”，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晋国就是东周时代的正统政权，衰微的东周王室有名无实，甚至周王室发生内讧，还得依靠晋国调解、戡乱。而且晋国从晋文公开始，一直到晋平公十二(前546)年晋楚掀起弭兵运动，表明二大强国的霸业平分秋色。但是晋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相对先进的用人制度，先后实现“三强服矣”的局面，而且多次打败觊觎霸主地位的楚国。一直到春秋后期，晋国霸业虽然已经开始衰落，但依然是盟主，是继承了夏商西周三代的正统政权。郑国子产出使晋国，韩宣子问晋侯之疾，子产对他说“晋为盟主”，就应该祭祀三代的神灵。
实际上，在城濮之战后，晋国的地位由原先一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一跃成为周天子册命的诸侯之长——元侯。城濮战后，晋文公向周襄王献捷，周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杨伯峻注：侯伯，为诸侯之长。童书业先生也曾论及。笔者发现《国语·鲁语下》有关于周王朝设立侯伯的规定，“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可以得知，侯伯就是元侯、方伯。
另外，从文化心理上中原诸国比较拥戴晋国。多数诸侯国又是由周王室的分封或者承认得以建立，在西周的整治活动中贯彻“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规定，晋国是武王的后代，与王室同姓。楚国虽多次与晋国争夺霸权，但是人们多视楚为蛮夷。加之，当时人信奉“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说法。在这个观念的支配下，与其他大国楚、秦、齐相比，晋国无疑在文化心理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
二、晋国军制的特点
晋国之所以能长期居于霸主地位，与晋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密不可分的，而晋国的军事制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特色。
1、晋国军队各军将佐均居卿位，统称为六帅、六正，但是地位有等差。
春秋时期，晋国军制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列表格表示如下：
闵公十六年，晋献公命大子申生将下军，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
文公十二年，赵盾将中军，苟林父佐之；郁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次年传称，“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表明三军将佐俱可称卿。
僖共三十一年，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赵衰为卿。《国语·晋语》四云：“使赵衰将新上军。”
襄公十四年夏，“晋国苟偃将中军，士匀佐之；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黶将下军，魏绛佐之。”晋侯待于境，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
又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晋作六军。韩厥、赵括、鞏朔、韩穿、苟骓、赵旃皆为卿。从中可以看出。虽然新军地位低于中上下三军，但是其将佐均为卿位。
各军将佐又可以称为帅。鞌之战后，晋国责令齐国归还先前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鲁公为了答谢，“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战后晋师归国，由于郤献子郤克将中军，是此次战争的倡导者和最高指挥者。中军佐范文子不愿“带帅受名”，自觉地等待中军将郤克先入国都，自己跟随其后。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各军将佐可以统称为“帅”。《左传》襄公二五年，齐国为了避免与晋国的战争，“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说明六帅又可以称为“六正”。
虽然如此，各军统帅的地位却有明确等级之分。
晋阳处父改菀于董，改易赵盾代替狐射姑将中军，“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郤缺言也对赵宣子说，“子为正卿，以主诸侯。”
晋灵公不昏聩暴虐，赵穿杀死晋灵公后，董狐责备赵盾“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
《左传》成公六年，晋楚绕角之役后，时人称任 中军将的栾武子为“大政”。昭公七年，子产称主晋国之政的韩宣子为“大政”。
在邲之战中，中军佐先觳不听苟林父的节度，擅自渡河。司马韩厥对中军帅苟林父说“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说明中军将就是元帅，不仅是出征军队的最高指挥者，而且还是最高行政长官。
可知中军将又可以称为“正卿”、“大政”、“元帅”。
笔者发现，晋国中军帅本来应该叫司徒。《左传》桓公七年记载，鲁桓公向申编请教起名字，申繻对日，“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晋以僖侯废司徒。”杨伯峻注，晋僖侯名司徒，废之改为中军。实际上只能认为是废掉了官名，而并非废掉职事。
除了正卿之外，见于《左传》的还有亚卿、下卿。
晋襄公去世之后，赵盾使士会、先蔑人秦请“仕诸秦为亚卿”的公子雍回国继位。王贵民先生认为，亚卿的叫法“当以晋例秦”。
襄公二十一年载，宣子畏其(指栾盈)多士也，信之。(使怀)子为下卿。杨伯峻注，下军佐，位次第六。
又昭公二十九年。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
据以上材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晋国中军将佐应该位列上卿。上军将佐位列亚卿，下军将佐以及新军将佐位为下卿。
有军行的将帅卿位有差别，但是赐命制度也比较复杂。如僖公三十三年，晋文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
但是在宣公十六年，又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大傅。
又曾“以一命，命冀缺为卿，亦未有军行。”
先且居与士会同为中军帅，有三命，有一命，有军行之正卿与无军行之卿同为一命。
其他国家的国君对晋国军帅也有赐命。
成公二年，鲁公会晋师于上郧，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师、候正、亚旅，皆受一名之月服。
襄公十九年，鲁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之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
别国国君赐予同居卿位的六帅命服无等差，与国内的赐命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礼坏乐崩”的反映。
2、在一般情况下，晋国军将、军佐是以德行为升迁标准。
晋文公即位后蒐于被庐，文公问元帅于赵衰，赵衰日：“邵毅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悖。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悖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郤榖。”公从之。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取五鹿，先轸之谋也，郤榖卒，使先轸代之，胥臣佐下军。公使原季为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于臣，其齿又长，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赵衰代之，辞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且臣之伦，箕郑、胥婴、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将上军。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以赵衰之故，蔸于清原，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请佐，公曰：“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请令衰也从子。”乃使赵衰佐上军。
晋文公让赵衰推荐三军元帅。赵衰推荐郤榖，理由是郁毅老成持重，从郤榖的言谈中。赵衰得知他精通诗书礼乐。“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可见品行是选拔将帅的重要依据。作为将帅除了有品行突出，还要有智慧、有谋略、见闻广博。其中还贯穿了“底禄以德，德钧以年，年同以尊”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将佐等列一定的话，就会按照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新军将、新军佐，将佐的升迁就是按照这样的班列次序依次高升。所以周王室的卿士邵桓公在与郁至的谈话中提到“晋国之举也不失其次。”楚国子囊也说“晋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当然也有一些才能品行出类拔萃的将佐越级升迁，比如上文提到的先轸、先且居父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二月，郤榖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国君有时也会破坏选贤举能的方式，任用宠臣。
另外，关于赵盾之为国政的问题也是选贤任能的体现。阳处父改蒐于董，取代了晋襄公在夷之蒐中任命的中军帅狐射姑。《左传》提到一句“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似乎赵盾之所以能成为中军帅，完全是出于太傅阳处父的私念。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欠妥。
赵盾在小时候就才能出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叔魄及赵盾)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试想如果赵盾没有才能的话，“君姬氏”才在自己的父亲晋文公面前力荐赵盾为赵氏宗子。
晋襄公去世之后，赵盾作为执政，顺应国内民意，决定迎立出奔在外的公子雍。因为“公子雍，好普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对晋国来说有诸多好处。可见，赵盾立雍完全是为了晋国大局着想。而狐射姑却企图立公子乐。与公子雍相比，公子乐“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以安?”对晋国来说几乎没有好处可言。狐射姑却一意孤行，暗自派人去迎公子乐，为了控制幼君，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迎立公子乐失败后，狐射姑认为自己在晋国失去支持，都是阳处父造成的。不惜作乱，派续鞫居杀阳处父，之后投奔戎狄。
《左传》宣公十三年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日：“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郤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可见狐射姑的叛乱引起了晋国高层贵族的不满，所以晋国不愿意接纳他回国。
晋灵公被赵穿杀死之后，董狐认为赵盾“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所以载赵盾弑其君。因为书史笔法的缘故，赵盾背上了弑君的罪名。孔子也不免发出“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可见赵盾作为执政，并非才能不高，《左传》关于阳处父是成季之属的记载只是对事实的说明。反过来看，这恰恰是晋国选贤举能的绝好例证。
《左传>昭公三年叔向晏婴论齐晋季世时，提到晋国的旧贵族，“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杨伯峻先生认为，此八氏本皆姬姓。由此可以得知，正是由于选用异姓贵族才导致了晋国姬姓公族势力的衰落。这是晋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这个现象是当时周礼封建体制未崩坏前，中原少见的。”
为什么异姓贵族会兴起呢?众所周知，晋国多次诛杀群公子，所以国君同姓宗族势力衰弱，不得 不任用异姓贵族。由于当时职官文武不分，所以异姓贵族掌权在军制中也有反映。只不过在晋文公时。“晋国尚未形成世卿之制”，所看到的情况是主要的几家异姓卿大夫轮流掌权。
但是有些学者就此认为晋国无公室，笔者以为这种看法失之武断。晋国骊姬之乱中“无蓄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在诛杀群公子之后只是没有了国君的同姓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这种情况说明异姓贵族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而国君以异姓为公族正好促使了异姓贵族的崛起，并没有出现公族势力的真空，血缘政治依然如故，只不过卿族血缘代替了国君之族的血缘而已。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春秋中期，“血而优则仕”照旧运行，列国还未进行斩断血缘关系的政治变革；再者，儒家知识分子——士还未兴起，新的选举制度也就不可能取代血缘政治。所以到春秋中后期，晋国逐渐出现了“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的局面。
3、战术灵活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在城濮之战中，“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这次是三军将佐协同作战。
《左传》文公六年秦晋令狐之战，上军将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明显上军佐苟林父独自带领上军出战。
《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都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
《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侯将伐郑……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郤镝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郤至佐新军，荀罃居守。
这两次战争，尤其是鞌之战，三军各出一帅，其余一人留守国内。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苟林父将中军，先觳佐之。士会将上军，郁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苟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彘子曰：“不可。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师，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以中军佐济……韩献子谓桓子日：“彘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师，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师遂济。
《左传》襄公十四年迁延之役，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左史谓魏庄子日：“不待中行伯乎?”庄子曰：“夫子命从帅。栾伯，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
在邲之战中，作为中军佐的先觳与他的顶头上司中军将，也是行军主帅苟林父的意见相左，竟独自渡河违令出战。在迁延之役中，下军将栾黡与主帅苟偃意见不合，擅自帅自己统领的下军提前班师回国。作为下军佐的魏庄子只对他的顶头上司下军将栾黡唯令是听。说明晋国将佐在作战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列国相比，这是晋国军制中比较有特色的现象。
4、存在因人设官、因人废官现象
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赵衰是追随重耳的五贤士之一，其才“足以相国”，忠心、谦让，善于外交辞令，为了奖赏他，晋国“以赵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赵衰为卿”。
《左传》成公三年，为了赏鞌之功，晋国增设新中军、新上军、新下军，封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苟骓、赵旃皆为卿。这都是因人设官的例证。
《左传》文公五年记载，由于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相继去世，所以到次年晋襄公“蔸于夷，舍二军”。由于将佐的去世而废其职。
《左传》襄公十三年，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明显是因缺乏将帅的人选废其官职。
尽管如此，但是晋国自晋文公之后军制虽然几经变化，但是至少保持三军，符合“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的规定。
笔者还发现，晋国每次出兵作战的军赋数量是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
城濮之战，晋国有兵车七百乘。鞌之战时，晋景公最初拨给邵克七百辆战车。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可见，每次战争军赋的数量多少是不固定的。可以根据将帅的能力和敌人力量的强弱而变化。
《左传》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时，叔向说：“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这是晋国派出军赋最多的一次。
而列国追随盟主出战，军赋则是根据乞师者的身份等级确定的。如《左传》成公十八年，“晋士鲂来乞师。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对曰：“伐郑之役。知伯实来，下军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军，如伐郑可也。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可见，随同盟主出战的军队数量与乞师者的身份地位高下是有关系的，乞师者身份越高，随从作战盟国的军队就多，反之就少。
总之，晋国在春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左传》、《国语》等文献中有关晋国军事制度的材料比其他国家充足一些。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雄于春秋时代，与它独特的军事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选贤举能最为突出，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才能出现“惟楚有才，晋实用之”的局面，优良的选材制度成就了晋国数百年的霸业。尽管晋国凭借其优于列国的军事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晋国多次诛杀群公子，国君的嫡系公室势力微弱，在血缘关系还未完全解体的春秋时代，被异姓公族瓜剖豆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