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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120个孩子的人生因为国家与世界的风云激荡被永远地改变了。
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公派留学活动进行过数次，其中，由清政府派遣的留美幼童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但这场原本雄心勃勃、声势浩大的留学活动，本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宝贵机会，最后还是变作了清政府洋务运动装点门面之举，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与后来的庚款留学、留日活动相比，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们在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手握的选择更少，对学习历程的掌控力也更加稀薄。在这场留学运动中产生的种种不平，当可成为后人之鉴。
创始之举 未有之事 开公派留学先河
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中国失去了九龙半岛和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随着天津、大连等城市被辟为商埠，法、英等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境内买卖土地，外国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西方教会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愈发广泛。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尚能对外国势力闭目塞听，此时面对英法俄美在中国首都设立的公使馆和全国各地兴起的西方教会等外来势力，不得不直面现实。
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负责与各国通商事务，并开始正视民间出现的各类“通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类似翻译的群体），但“通事”并非真正的外交人才，个人素质不高，有些甚至与外国人关系十分密切，自然不可能被清廷信任，这种情况迫使清政府开始着手培养官方认可的外交人员。
同时，洋务派开设的军工厂、制造局等也需要翻译人员以便与外国工程师交流，自清政府在恭亲王奕?奏请下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在李鸿章奏请下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广方言馆，它们已具备近代学校的雏形并培养了一些语言人才，但还不能满足“开眼看世界”的需求。
在奕?建议下，清政府两次派出志刚等人出洋考察，一些人开始思考派出留学生赴外国学习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容闳1846年随澳门教会学校校长布朗赴美读书，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中国籍毕业生。学成之后，他并未留在美国，而是毅然决然地返回家乡。容闳在一段时间后得到了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很快被委以重任，并参与了筹备江南制造局等重要活 动。
1868年，容闳通过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提出一项教育计划，即由清政府主持在全国各地选拔优秀的幼童，公费派他们出国留学，以便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后备人才，这一点无疑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相合，因此在官员内部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同年7月28日，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这样一来，尽管当时英国仍以“日不落帝国”之势领先世界，但由于中国留学生赴美读书的便利条件，美国成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首选国家。
然而，对仍旧抱有“天朝上国”幻梦的清政府和很多国民而言，自古以来只有邻国派出学生到中国学习的先例，即便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压迫下，中国已不得不打开国门，但直接由官方选派孩童前往西洋留学，还是难以接受的亘古未闻之事，因此容闳提出的计划也就被一再搁置，未能真正展开讨论。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由于缺乏通晓中西文化的人才，翻译也人手不足，中国官员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负责处理此事的曾国藩联合所有办案人员联名上书，请求清廷考虑容闳提出的计划，尽快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这一年的12月，清廷下发了批准留美幼童计划的文书。
如果把留美幼童计划的实现比作是一场百米赛跑，1870年底的这次批准，容闳等人只能算是刚刚站到了起跑线前。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上奏相关事宜，由两宫皇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与两位重臣修订后再度提交，9月9日，这项计划的发起者们，才得到了一张正式批准的圣旨，这张圣旨上只有“依议钦此”短短四个字。
虽然只有四个字，但这张圣旨对众人来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留美幼童”这个设想终于从纸面的讨论落到了实处，成为官方承认的教育计划。
赴美学子艰难选定120名幼童征帆过海
在曾国藩等人的奏折中，提出首先派出考察团到西方国家考察专业等事，确定派幼童学习哪些专业，并上呈了由容闳拟订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在四年时间内共送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幼童年龄定为15岁至20岁之间，年限为15年。
从章程的内容看，留美幼童受到诸多限制，如留学期间不得加入洋籍、滞留不归或为洋人工作，如出现疾病等状况也与派出机构无关，而清政府则负责派出人员的花费，并在其留学归国后为他们安排差事。
奏请被批准后，容闳便前往全国各地招收第一批幼童，尽管他的设想很美好，现实状况却是连第一批30名学生都很难招齐，连比较开放的上海、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是反响不佳。
尽管当时中国人已经对外国人比较熟悉，外国的技术如轮船、火车等也有了不少见识，但对外国的具体情况认知仍处于一片蒙昧之中，让家中未成年的孩子远渡重洋到“夷人”的国度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很多地方甚至还有各种奇怪的传说，把美国等国家说成是野蛮未开化之地。
况且，此时距中国首次打开国门刚刚30年，离真正废除科举制度还有30多年，在当时中国的通讯条件下，没有传播开来的西学并不被社会主流大众认可，更不被视作是齐家立业的正途，投考者中貴胄子弟未有一 人。
由于招生数目不足，容闳只得前往广东、香港等地区，并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去招生，幸而他作为广东南屏人，当地乡民对他比较熟悉，也看到他确实在留洋之后获得了官职，加之这些地区与外国人接触更为频繁，“通事”之人不算罕见，有些人通过与外国人的通商活动获得了不少实利，这才招收满了30名学生。第一批幼童中，广东籍占到了24人，全部120名中则达到了84人，地域特征明显可见。 现实情况迫使招生官员们只能打破原本15—20岁的规定，实际招收的幼童大多在10岁到14岁之间，据相关统计，120名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2.5岁。
1872年，清政府任命时任翰林学士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这一年的7月，第一批20名幼童从上海出发，后来的“中国铁路之父”，当时年仅11岁的詹天佑便在其中。1873年，黄平甫将第二批幼童带到美国;1873年，由司马祁带队的第三批幼童出发;最后一年的留美幼童则由邝其照带领赴美。
在码头登陆那一刻，崭新的世界在这些小小少年面前豁然出现，赴美幼童们的人生从此画上了一个有力的拐点。他们被安排到美国家庭中与当地人一同生活、学习，并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无论前路如何，这些孩子都将获得一种全新的人生。
迅速适应留美生活
从留美幼童的学习生活来看，他们在美国跟随美式教育按部就班上课的同时，还需要学习中国文化。清政府明文规定，“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进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互囿于异学。”唯有如此，才符合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和清廷培养能得到中国信任的外交人才的目的。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的课业负担相当沉 重。
为确保对幼童们有效管理，1874年，清政府斥巨资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创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据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以三个月一次来局习华文，每次12人，14日为满，逾期此12人复归，再换 12人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每日卯（早上5点—7点）时起身，亥正（晚上10点）就寝，其读书、写字、讲解、作论皆为一定课 程。”
1876年的美国建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留美幼童们的数学、中英作文等课业成绩，“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环游地球新录》）。当时美国的学制是小学八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但需要同时学习英语和中文的幼童们，却能够在五六年时间内跳级进入大学，他们付出的努力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就曾报道“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
在大学阶段，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如詹天佑大学阶段就有数学、力学、野外工程及勘探铁路线道、凿石术等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专业科目，这为他后来回国投身中国铁路的自主设计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学习之外，留美幼童与国内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的一大不同是，他们获得了参与西方体育活动的机会。因为年纪比较幼小，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迅速融入了足球、滑冰等运动，成为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中国幼童留美史》中记载，他们当时的美国同学李洪·菲尔伯斯回忆说，“我们所玩的各种游戏，他们都感到新颖，他们很快成为排球、足球、水上的曲棍球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艺已达到巅峰。当脚踏车问世时，学校里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孩子就是张，现在我能眼看他们骑着这奇怪的机器上街了。”
詹天佑、梁敦彦等人曾组织“东方人”少年棒球队，队员包括梁诚、吴仲贤、蔡昭基等人，球技帮助他们获得了不少荣誉。第一批赴美的幼童钟文耀，曾担任耶鲁大学的校划船队队长，在1880年和1881年帶领校队两次击败哈佛大学划船队获得冠军。
从体育活动的广泛参与度上能看出，幼童们比较适应美式社交生活。而他们虽然一开始因为辫子长袍的装束引发了好奇和疑惑，但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之后，他们有些人已能够自如地出入舞场等社交场合，并吸引了不少关注。《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中就有美国学生回忆说：“当他们参加任何社交场所，我们许多美国人即失去所有的机会。他们对女孩子那么彬彬有礼的风度，是我们万万不及的……任何舞会或招待会上最美丽与动人的女孩子们，总是对东方人特别恩宠有加。”
在幼童们赴美读书的年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较为良好，美方对中国留学生持欢迎态度，《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1876年世博会上全体幼童接受了时任美国总统格莱特（U.S .Grant）接见，格莱特总统与他们每人握手，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而且，在整个计划实行初期，清政府十分重视留美幼童的培养，对他们寄予厚望，曾国藩、李鸿章的奏折中有“至于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诚属巨款……公无仰肯天恩饬下江海关，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字样，实际发放也颇为丰厚，美国人Dr. Lyon Phelps在《中国的同学》一文中写道：“事实是这样，在哈特福德的乡下学校以及中学里，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贵族，来自中国的良好家庭，都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花钱远多于大多数美国人。”
计划夭折 中途撤回
就在留美幼童学业有成之时，第一批幼童启程赴美后九年的1881年，一纸同样只有“依议钦此”四个字的圣旨再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清政府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这一年的6月8日，总理衙门呈请停止留学计划，撤回所有留美学生。
这些本来十分幸运的孩子，骤然之间就被命运巨掌翻覆了人生。原本已进入高中乃至大学就读的学生们因为一纸诏令，就这样不得不中断学业，之前的努力与心血付诸东流，与美国家庭建立的感情也一并斩断。
在耶鲁大学就读的22名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当时已经完成学业，抗拒召回的容揆和谭耀勋则是留在美国直到毕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在回国后重新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结业。除去因故不归和病故的学生，94名留美幼童在1881年被分三批召回中国。
再次远渡重洋回到故土的学生们，在上海黄浦码头登陆后，受到了未曾想象的冷遇。清政府不允许学生亲属前去迎接，而是直接将他们“收容”到一所久已废弃的书院进行集中管理，过了一段时间才将他们放出并安排工作，但工作实质内容与他们在美国所学专业大多不相符。 对留美幼童的冷遇，从《申报》所写可见一斑——“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愚钝）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我们虽未能亲眼所见当时情况，却也能够想象，留美幼童出洋前与出洋后人生的巨大落差与深深的失望。
中途撤回的后果虽不能说是必然，但这一结果的隐患早在计划制订之初就已经深深埋下。洋务派所希望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可远赴美国读书，但幼童们的思想必须维护中国儒家传统，沾染西方习气是万万不可的。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学生的年龄普遍偏小，低于官员们的预期，如李鸿章开始就希望派遣15—20岁的青少年。较小的年龄有助于较快学习新事物，但“新事物”并不是洋务派希望的那样只有铁路、轮船、武器等实用技术，还包括美国本土文化和西方的各类思想，长期处于西方环境的幼童们，无论清政府派驻美国的代表如何再三申饬，也难免养成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的习惯。
随着在美国时日渐长，幼童们吃西餐、穿西服，参加体育活动并出入舞场，与女性恋爱，信仰基督教等，甚至有人大胆地剪掉了辫子，这些行为触碰到了洋务派与顽固派共同的雷区。在幼童全部召回之前，李鸿章就提前召回史锦镛等四人，因为他们“剪辫改装，情殊可恶，幼童出洋肄业，原期造就人才，若皆如史锦镛之剪辫改装，以国家有用经费豢养若辈，前功固已尽弃，后患何可胜 言”。
除洋务派的态度转变外，一向反对出洋留学的顽固派也尽力阻挠。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带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的正监督陈兰彬正是一个顽固派人物，容闳曾回忆，陈兰彬与他共事时，经常借故指责容闳，两人“时有龃龉”，他对整个计划的影响和清政府对幼童们的不信任程度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洋务派的态度转变我们也能看出，“西学”乃至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清政府来说只是维护统治的手段，最终目的是维持封建制度，而绝不是让幼童们学有所成归国后引入资本主义的思想，从这一点看去，所谓洋务派、顽固派派别之分，不过是手段各异而目的相同罢了。
当然，这一计划失败也与美国违反《蒲安臣条约》，且国内出现排华现象有一定关系，建立在国力极大不平等基础上的条约，最终未能收到清政府预期的效果。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该条约于1868年7月28日由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和美國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因此也被称为《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对等地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中国让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段，中国皇帝并未放弃“征用权”（Eminent Domain）;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其领事特权与豁免权和英俄驻美领事相同;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得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铁路、电报等建设项目上，“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展开这类项目并希望利用西方技术，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政府聘用。
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公派留学活动进行过数次，其中，由清政府派遣的留美幼童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但这场原本雄心勃勃、声势浩大的留学活动，本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宝贵机会，最后还是变作了清政府洋务运动装点门面之举，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与后来的庚款留学、留日活动相比，这些十二三岁的学生们在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手握的选择更少，对学习历程的掌控力也更加稀薄。在这场留学运动中产生的种种不平，当可成为后人之鉴。
创始之举 未有之事 开公派留学先河
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中国失去了九龙半岛和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随着天津、大连等城市被辟为商埠，法、英等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境内买卖土地，外国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西方教会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愈发广泛。如果说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尚能对外国势力闭目塞听，此时面对英法俄美在中国首都设立的公使馆和全国各地兴起的西方教会等外来势力，不得不直面现实。
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负责与各国通商事务，并开始正视民间出现的各类“通事”（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类似翻译的群体），但“通事”并非真正的外交人才，个人素质不高，有些甚至与外国人关系十分密切，自然不可能被清廷信任，这种情况迫使清政府开始着手培养官方认可的外交人员。
同时，洋务派开设的军工厂、制造局等也需要翻译人员以便与外国工程师交流，自清政府在恭亲王奕?奏请下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在李鸿章奏请下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广方言馆，它们已具备近代学校的雏形并培养了一些语言人才，但还不能满足“开眼看世界”的需求。
在奕?建议下，清政府两次派出志刚等人出洋考察，一些人开始思考派出留学生赴外国学习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容闳1846年随澳门教会学校校长布朗赴美读书，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中国籍毕业生。学成之后，他并未留在美国，而是毅然决然地返回家乡。容闳在一段时间后得到了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很快被委以重任，并参与了筹备江南制造局等重要活 动。
1868年，容闳通过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提出一项教育计划，即由清政府主持在全国各地选拔优秀的幼童，公费派他们出国留学，以便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后备人才，这一点无疑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相合，因此在官员内部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同年7月28日，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可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这样一来，尽管当时英国仍以“日不落帝国”之势领先世界，但由于中国留学生赴美读书的便利条件，美国成为了中国派遣学生的首选国家。
然而，对仍旧抱有“天朝上国”幻梦的清政府和很多国民而言，自古以来只有邻国派出学生到中国学习的先例，即便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压迫下，中国已不得不打开国门，但直接由官方选派孩童前往西洋留学，还是难以接受的亘古未闻之事，因此容闳提出的计划也就被一再搁置，未能真正展开讨论。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由于缺乏通晓中西文化的人才，翻译也人手不足，中国官员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负责处理此事的曾国藩联合所有办案人员联名上书，请求清廷考虑容闳提出的计划，尽快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这一年的12月，清廷下发了批准留美幼童计划的文书。
如果把留美幼童计划的实现比作是一场百米赛跑，1870年底的这次批准，容闳等人只能算是刚刚站到了起跑线前。1871年8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上奏相关事宜，由两宫皇太后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与两位重臣修订后再度提交，9月9日，这项计划的发起者们，才得到了一张正式批准的圣旨，这张圣旨上只有“依议钦此”短短四个字。
虽然只有四个字，但这张圣旨对众人来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留美幼童”这个设想终于从纸面的讨论落到了实处，成为官方承认的教育计划。
赴美学子艰难选定120名幼童征帆过海
在曾国藩等人的奏折中，提出首先派出考察团到西方国家考察专业等事，确定派幼童学习哪些专业，并上呈了由容闳拟订的《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在四年时间内共送出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幼童年龄定为15岁至20岁之间，年限为15年。
从章程的内容看，留美幼童受到诸多限制，如留学期间不得加入洋籍、滞留不归或为洋人工作，如出现疾病等状况也与派出机构无关，而清政府则负责派出人员的花费，并在其留学归国后为他们安排差事。
奏请被批准后，容闳便前往全国各地招收第一批幼童，尽管他的设想很美好，现实状况却是连第一批30名学生都很难招齐，连比较开放的上海、江苏、福建等沿海地区也是反响不佳。
尽管当时中国人已经对外国人比较熟悉，外国的技术如轮船、火车等也有了不少见识，但对外国的具体情况认知仍处于一片蒙昧之中，让家中未成年的孩子远渡重洋到“夷人”的国度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很多地方甚至还有各种奇怪的传说，把美国等国家说成是野蛮未开化之地。
况且，此时距中国首次打开国门刚刚30年，离真正废除科举制度还有30多年，在当时中国的通讯条件下，没有传播开来的西学并不被社会主流大众认可，更不被视作是齐家立业的正途，投考者中貴胄子弟未有一 人。
由于招生数目不足，容闳只得前往广东、香港等地区，并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去招生，幸而他作为广东南屏人，当地乡民对他比较熟悉，也看到他确实在留洋之后获得了官职，加之这些地区与外国人接触更为频繁，“通事”之人不算罕见，有些人通过与外国人的通商活动获得了不少实利，这才招收满了30名学生。第一批幼童中，广东籍占到了24人，全部120名中则达到了84人，地域特征明显可见。 现实情况迫使招生官员们只能打破原本15—20岁的规定，实际招收的幼童大多在10岁到14岁之间，据相关统计，120名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2.5岁。
1872年，清政府任命时任翰林学士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这一年的7月，第一批20名幼童从上海出发，后来的“中国铁路之父”，当时年仅11岁的詹天佑便在其中。1873年，黄平甫将第二批幼童带到美国;1873年，由司马祁带队的第三批幼童出发;最后一年的留美幼童则由邝其照带领赴美。
在码头登陆那一刻，崭新的世界在这些小小少年面前豁然出现，赴美幼童们的人生从此画上了一个有力的拐点。他们被安排到美国家庭中与当地人一同生活、学习，并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无论前路如何，这些孩子都将获得一种全新的人生。
迅速适应留美生活
从留美幼童的学习生活来看，他们在美国跟随美式教育按部就班上课的同时，还需要学习中国文化。清政府明文规定，“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进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互囿于异学。”唯有如此，才符合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和清廷培养能得到中国信任的外交人才的目的。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的课业负担相当沉 重。
为确保对幼童们有效管理，1874年，清政府斥巨资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创立了“幼童出洋肄业局（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据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以三个月一次来局习华文，每次12人，14日为满，逾期此12人复归，再换 12人来，以次轮流，周而复始。每日卯（早上5点—7点）时起身，亥正（晚上10点）就寝，其读书、写字、讲解、作论皆为一定课 程。”
1876年的美国建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留美幼童们的数学、中英作文等课业成绩，“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环游地球新录》）。当时美国的学制是小学八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但需要同时学习英语和中文的幼童们，却能够在五六年时间内跳级进入大学，他们付出的努力可见一斑。《纽约时报》就曾报道“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
在大学阶段，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如詹天佑大学阶段就有数学、力学、野外工程及勘探铁路线道、凿石术等具有针对性、操作性的专业科目，这为他后来回国投身中国铁路的自主设计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学习之外，留美幼童与国内接受传统教育的学生的一大不同是，他们获得了参与西方体育活动的机会。因为年纪比较幼小，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迅速融入了足球、滑冰等运动，成为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中国幼童留美史》中记载，他们当时的美国同学李洪·菲尔伯斯回忆说，“我们所玩的各种游戏，他们都感到新颖，他们很快成为排球、足球、水上的曲棍球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艺已达到巅峰。当脚踏车问世时，学校里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孩子就是张，现在我能眼看他们骑着这奇怪的机器上街了。”
詹天佑、梁敦彦等人曾组织“东方人”少年棒球队，队员包括梁诚、吴仲贤、蔡昭基等人，球技帮助他们获得了不少荣誉。第一批赴美的幼童钟文耀，曾担任耶鲁大学的校划船队队长，在1880年和1881年帶领校队两次击败哈佛大学划船队获得冠军。
从体育活动的广泛参与度上能看出，幼童们比较适应美式社交生活。而他们虽然一开始因为辫子长袍的装束引发了好奇和疑惑，但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之后，他们有些人已能够自如地出入舞场等社交场合，并吸引了不少关注。《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中就有美国学生回忆说：“当他们参加任何社交场所，我们许多美国人即失去所有的机会。他们对女孩子那么彬彬有礼的风度，是我们万万不及的……任何舞会或招待会上最美丽与动人的女孩子们，总是对东方人特别恩宠有加。”
在幼童们赴美读书的年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较为良好，美方对中国留学生持欢迎态度，《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1876年世博会上全体幼童接受了时任美国总统格莱特（U.S .Grant）接见，格莱特总统与他们每人握手，并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而且，在整个计划实行初期，清政府十分重视留美幼童的培养，对他们寄予厚望，曾国藩、李鸿章的奏折中有“至于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诚属巨款……公无仰肯天恩饬下江海关，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字样，实际发放也颇为丰厚，美国人Dr. Lyon Phelps在《中国的同学》一文中写道：“事实是这样，在哈特福德的乡下学校以及中学里，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贵族，来自中国的良好家庭，都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花钱远多于大多数美国人。”
计划夭折 中途撤回
就在留美幼童学业有成之时，第一批幼童启程赴美后九年的1881年，一纸同样只有“依议钦此”四个字的圣旨再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清政府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这一年的6月8日，总理衙门呈请停止留学计划，撤回所有留美学生。
这些本来十分幸运的孩子，骤然之间就被命运巨掌翻覆了人生。原本已进入高中乃至大学就读的学生们因为一纸诏令，就这样不得不中断学业，之前的努力与心血付诸东流，与美国家庭建立的感情也一并斩断。
在耶鲁大学就读的22名学生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当时已经完成学业，抗拒召回的容揆和谭耀勋则是留在美国直到毕业，李恩富和陆永泉则在回国后重新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结业。除去因故不归和病故的学生，94名留美幼童在1881年被分三批召回中国。
再次远渡重洋回到故土的学生们，在上海黄浦码头登陆后，受到了未曾想象的冷遇。清政府不允许学生亲属前去迎接，而是直接将他们“收容”到一所久已废弃的书院进行集中管理，过了一段时间才将他们放出并安排工作，但工作实质内容与他们在美国所学专业大多不相符。 对留美幼童的冷遇，从《申报》所写可见一斑——“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愚钝）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我们虽未能亲眼所见当时情况，却也能够想象，留美幼童出洋前与出洋后人生的巨大落差与深深的失望。
中途撤回的后果虽不能说是必然，但这一结果的隐患早在计划制订之初就已经深深埋下。洋务派所希望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可远赴美国读书，但幼童们的思想必须维护中国儒家传统，沾染西方习气是万万不可的。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学生的年龄普遍偏小，低于官员们的预期，如李鸿章开始就希望派遣15—20岁的青少年。较小的年龄有助于较快学习新事物，但“新事物”并不是洋务派希望的那样只有铁路、轮船、武器等实用技术，还包括美国本土文化和西方的各类思想，长期处于西方环境的幼童们，无论清政府派驻美国的代表如何再三申饬，也难免养成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的习惯。
随着在美国时日渐长，幼童们吃西餐、穿西服，参加体育活动并出入舞场，与女性恋爱，信仰基督教等，甚至有人大胆地剪掉了辫子，这些行为触碰到了洋务派与顽固派共同的雷区。在幼童全部召回之前，李鸿章就提前召回史锦镛等四人，因为他们“剪辫改装，情殊可恶，幼童出洋肄业，原期造就人才，若皆如史锦镛之剪辫改装，以国家有用经费豢养若辈，前功固已尽弃，后患何可胜 言”。
除洋务派的态度转变外，一向反对出洋留学的顽固派也尽力阻挠。他们认为中国应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带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的正监督陈兰彬正是一个顽固派人物，容闳曾回忆，陈兰彬与他共事时，经常借故指责容闳，两人“时有龃龉”，他对整个计划的影响和清政府对幼童们的不信任程度之深，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洋务派的态度转变我们也能看出，“西学”乃至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清政府来说只是维护统治的手段，最终目的是维持封建制度，而绝不是让幼童们学有所成归国后引入资本主义的思想，从这一点看去，所谓洋务派、顽固派派别之分，不过是手段各异而目的相同罢了。
当然，这一计划失败也与美国违反《蒲安臣条约》，且国内出现排华现象有一定关系，建立在国力极大不平等基础上的条约，最终未能收到清政府预期的效果。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
该条约于1868年7月28日由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和美國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因此也被称为《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对等地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中国让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段，中国皇帝并未放弃“征用权”（Eminent Domain）;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其领事特权与豁免权和英俄驻美领事相同;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得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铁路、电报等建设项目上，“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展开这类项目并希望利用西方技术，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政府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