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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托尼·莫里森在其第二部长篇小说《秀拉》中，细致入神地描绘了黑人女性秀拉在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下的奋力抗争与寻求自我身份及尊严的艰辛之旅，以及其女友奈尔的最终觉醒和顿悟，谱写了一曲高亢激昂的女性主义赞歌。
关键词： 托尼·莫里森 长篇小说《秀拉》 黑人女性 抗争与自我寻求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其作品深刻展示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压迫与性别歧视下心灵的冲突，以及她们的抗争，探索了黑人妇女追求自我追求解放的艰辛道路。在莫里森笔下美国黑人女性展现出的鲜明性格特点，生动地表明了她们不再附属于白人，不再附属于男性，她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社会的不公和歧视进行着不屈的抗争，以自己特有的声音在当时父权地位风靡的社会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心声，进行着艰辛的抗争与自我寻求。莫里森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秀拉》（1973年）中对黑人女性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生动刻画，给我们剖析黑人女性艰辛的抗争与自我寻求之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本文从这部长篇中黑人女主人公秀拉的反抗与寻求及其女友奈尔的觉醒中来探悉黑人女性对其独特的文化价值理论的寻求与建构。
一、叛逆、孤独着的抗争
在文学批评对女性的剖析与见解中，批评家们阐述了各自对于女性及女性形象的认识。米勒（Jean Baker Miller)认为女性化的特点就是：直观、被动、顺从、脆弱、感情用事。他认为女性的特点是产生更为美好、更为人性化社会的一条途径。女性化的女人深受传统社会欢迎。关于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女性化的，托马斯·布劳德赫斯特（Thomas Broadhurst）在《就提高思想认识、改善行为方面给年轻女士的建议》中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忠心耿耿的妻子、母亲、女儿和朋友之职的女人，比那些无视重要职责、每天沉溺于哲学和文学的思考，在虚构和浪漫环境中飞翔的女人要有用得多。托里尔·莫伊（Toril Moi）则认为女性化是一个文化概念，是某个特定文化环境强加给女性的一系列特征。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化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一种思想意识，它把妇女置于被动地位，成为男权的牺牲品。总之，女性化涵盖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所有要求：顺从、柔弱、被动、尽女儿—妻子—母亲之责，不应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在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秀拉》中，黑人女主人公秀拉完全打破了当时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对女性期许的特定标准，她穷其一生，无怨无悔地寻找自我，发掘自我，甚至歌唱自我，完全成为了一个叛逆、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正是这一鲜活形象的非常规性刻画，给我们带来了异样猛烈的情感冲击和思想震撼。
这部长篇的黑人女主人公秀拉长期生活在名为“底层”（bottom）的黑人聚居区梅德林，饱尝底层生活的艰辛。由此，充斥在中字里行间的那种秀拉立誓要创造新生活，摆脱传统黑人女性观念禁锢的抗争精神，读者不难体味。在孩童时期之时，秀拉就已经显露出了这种特质。譬如，她面对欺侮她和奈尔的白人男孩，用刀刃削去自己的一个指头尖，并平静地威胁那些白人孩子说：“要是我能对自己这样，你们以为我会对你们怎么样？”吓得白人男孩们抱头鼠窜。秀拉的这种为保护自己而不惜自残的行为彰显出她的反叛与反抗的气宇，同时也令整个社区为其举动而颇为震撼。在十二岁时，秀拉还经历过一次“过失杀人”事件，她使一个邻居男孩“小鸡”于河中溺死，在参加男孩的葬礼之后便很快地恢复了平静。在还有她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汉娜不幸身上着火，秀拉竟在一旁眼睁睁地着母亲被大火吞噬，并感觉到非常有意思，希望她能一直这样烧下去。成年后的秀拉外出求学，暂时离开了“底层”，她上大学，旅游，交男朋友，在外面广阔的世界中，求索着、寻找着更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她非常沮丧地发现，不论是纽约还是底特律，抑或是其它的大城市，都跟她一直生活的“底层”一样的沉闷。在外游历十多年后，她再次选择回到“底层”，她的归来给当地人死水一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波动。回到梅德林以后，她对身边人并无丝毫顾及之意，也不求与周围人们协调一致，执拗地过着自己选择的无所给予、无所需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在强调自己自由的同时也给予别人充分的自由。她抛弃了社会强加给妇女的顺从的角色，我行我素，尽可能多地与男性发生关系，不愿介入妇女结婚生子、泯灭自我的妇女传统固有模式。夏娃劝她：“你什么时候结婚？你该生孩子，这样才会让你安稳下来。”秀拉反驳道：“我不想再造别的一个什么人，我只想塑造自己。”在黑人社区中，往往是男人挑选性对象，女人总是处于被选择、被支配的地位，而秀拉完全打破了女人被挑选、被支配的地位，摧毁了男人们的优越感，她不讲承诺，不负责任，经常毫无怜惜地抛弃他们，因为“在她心目中，男人并没有什莫位置。秀拉与他们发生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之结合，而是要进一步地发掘自己”。因此，秀拉与奈尔丈夫裘德的性行为并不是情欲所致，而是一种探索，是对以奈尔为代表的传统的挑战，她只想获得平等权利，努力摆脱由于种族和性别的不同造成的约束，实现自己的价值，满足并发展个性。为了避免祖母妨碍自己的自由，秀拉将“支配控制欲非常非常强”的祖母夏娃送进养老院，自己独占了夏娃“木匠路”的房子。她甚至挑战宗教，进教堂不穿内衣。尽管她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但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她的“越界”行为还是遭到了黑人社区的误解、疏远和孤立。秀拉被“底层”人视为邪恶的化身，在齐心协力对抗她的过程中，秀拉无形中成了“底层”的轴心，围绕着她的邪恶，整个“底层”变得团结一致，暮气沉沉的生活也有了生机：女人开始懂得珍惜她们的丈夫，母亲重新关爱她们的孩子，儿媳开始孝敬她们的公婆，整个社区爱意浓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秀拉的价值所在。虽然年仅三十的秀拉在孤独无助中死去了，但她至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她认为自己和其他黑人妇女的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等死”。秀拉是孤独的，但她认为：“这种孤单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单是别人的，由别人造成在奉送给你的。……一种二手货的孤单。”秀拉死去之后，没有了她的冷嘲热讽，黑人社区又陷入了脆弱无力的失修状态。
二、沉寂中的觉醒与超越
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主人公奈尔，作为秀拉的朋友同样是贯穿故事始末，对整个故事的统筹与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整个黑人女性寻求、探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里森始终把奈尔与秀拉放在一起。表面上是对两者之间友谊的真切描述，实为通过对两者之间友谊的描述与传统进行抗争。
尽管奈尔较秀拉来说，出生在一个具有良好家教的黑人家庭，但自从在火车上目睹了一向受人尊敬的母亲因误走入白人车厢便不顾自己的尊严对白人乘务员恐惧而诡媚地微笑，而旁边的三位黑人士兵对母亲所受的侮辱却视而不见，她的自我意识便慢慢地觉醒了，她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我是我，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是我，我。”这个自我是接受传统教育的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反叛意识，它恰好与秀拉的反传统精神相吻合，也正是这种反叛意识促使奈尔冲破母亲的阻扰，与秀拉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使她们走到了一起。
奈尔和秀拉知道自己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都意识到在人们眼里，她们这些黑人女孩子一无所有，也毫无价值，她们便着手把自己造就成另一种新的东西。她们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参与“小鸡”事件；她们用一个声音、两个嗓子说话，她们的思想也非常相似，她们就在互相依赖和帮助中一同走过了童年、少年的时光。然而，成人后，她们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长大后的奈尔走的是一条囿于传统、相夫教子的传统黑人女性生活道路，她全心全意地服侍着丈夫裘德，照顾着孩子，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但是“她的思想再也不能自由驰骋了，她身上曾有过的微弱的亮点也被无声无息的磨掉了”。直到十年后，秀拉再次回到梅德林时，奈儿才恢复了原有的活力。此时的奈尔，就像“去掉白内障之后，又能用眼睛看东西了……是秀拉使她欢笑，是秀拉使她用新的眼光看旧事物，有秀拉在身边，她感到聪明了，文雅了，而且还有一点自惭”。然而，当秀拉与她的丈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之后，她们的友谊彻底破裂，而此后奈尔的生活也变得毫无意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蹉跎，直到秀拉殒世十年之后，奈儿再去探望夏娃之时，在夏娃的提醒下她才意识到了秀拉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她终于超越了传统的樊篱而理解了秀拉。奈尔终于能够重新审视自己，明白自己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完美；明白自己屈从于社区习俗，而牺牲了自我。她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怀念的不是自己与丈夫的生活，而是与秀拉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她悲从中来，不可抑制地思念着秀拉。奈尔不仅重新认识到了与秀拉的姐妹情谊，而且感悟到只有重拾与秀拉一起走过的日子，她才可以释放自己真正的感情，才有机会超越“底层”那种狭隘的生活意识和思想禁锢，那才是生活，才值得追求和向往的生活。奈尔的顿悟和内省，意味着黑人女性的反抗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孩童时代，进入了自觉斗争的新阶段，预示正黑人女性最终会找到自我和尊严。
三、结语
在莫里森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始终贯穿着黑人妇女抗争，寻求的主线，她们不再屈从于父权制度下女性所处的失语状况，不再甘于所处的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努力地抗争着，艰辛地寻找着自我的尊严和身份，昭示着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黑人女性在抗争中最终会找到自我和尊严的希望。最后，读者有理由相信：由男女两性构筑的社会，其历史理应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执掌，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才能昌盛。
参考文献：
［1］Jean Baker-Miller，On Women’s New Psychology，Penguin Harmondsworth，1978.
［2］Thomas Broadhurst， “Advice to Young Ladi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and Conduct of Life”，Behavioral Ideology: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exuality History，ed.Nancy Armstrong
关键词： 托尼·莫里森 长篇小说《秀拉》 黑人女性 抗争与自我寻求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其作品深刻展示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压迫与性别歧视下心灵的冲突，以及她们的抗争，探索了黑人妇女追求自我追求解放的艰辛道路。在莫里森笔下美国黑人女性展现出的鲜明性格特点，生动地表明了她们不再附属于白人，不再附属于男性，她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社会的不公和歧视进行着不屈的抗争，以自己特有的声音在当时父权地位风靡的社会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心声，进行着艰辛的抗争与自我寻求。莫里森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秀拉》（1973年）中对黑人女性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生动刻画，给我们剖析黑人女性艰辛的抗争与自我寻求之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本文从这部长篇中黑人女主人公秀拉的反抗与寻求及其女友奈尔的觉醒中来探悉黑人女性对其独特的文化价值理论的寻求与建构。
一、叛逆、孤独着的抗争
在文学批评对女性的剖析与见解中，批评家们阐述了各自对于女性及女性形象的认识。米勒（Jean Baker Miller)认为女性化的特点就是：直观、被动、顺从、脆弱、感情用事。他认为女性的特点是产生更为美好、更为人性化社会的一条途径。女性化的女人深受传统社会欢迎。关于什么样的女人才是女性化的，托马斯·布劳德赫斯特（Thomas Broadhurst）在《就提高思想认识、改善行为方面给年轻女士的建议》中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忠心耿耿的妻子、母亲、女儿和朋友之职的女人，比那些无视重要职责、每天沉溺于哲学和文学的思考，在虚构和浪漫环境中飞翔的女人要有用得多。托里尔·莫伊（Toril Moi）则认为女性化是一个文化概念，是某个特定文化环境强加给女性的一系列特征。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化是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一种思想意识，它把妇女置于被动地位，成为男权的牺牲品。总之，女性化涵盖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所有要求：顺从、柔弱、被动、尽女儿—妻子—母亲之责，不应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而在莫里森的长篇小说《秀拉》中，黑人女主人公秀拉完全打破了当时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对女性期许的特定标准，她穷其一生，无怨无悔地寻找自我，发掘自我，甚至歌唱自我，完全成为了一个叛逆、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正是这一鲜活形象的非常规性刻画，给我们带来了异样猛烈的情感冲击和思想震撼。
这部长篇的黑人女主人公秀拉长期生活在名为“底层”（bottom）的黑人聚居区梅德林，饱尝底层生活的艰辛。由此，充斥在中字里行间的那种秀拉立誓要创造新生活，摆脱传统黑人女性观念禁锢的抗争精神，读者不难体味。在孩童时期之时，秀拉就已经显露出了这种特质。譬如，她面对欺侮她和奈尔的白人男孩，用刀刃削去自己的一个指头尖，并平静地威胁那些白人孩子说：“要是我能对自己这样，你们以为我会对你们怎么样？”吓得白人男孩们抱头鼠窜。秀拉的这种为保护自己而不惜自残的行为彰显出她的反叛与反抗的气宇，同时也令整个社区为其举动而颇为震撼。在十二岁时，秀拉还经历过一次“过失杀人”事件，她使一个邻居男孩“小鸡”于河中溺死，在参加男孩的葬礼之后便很快地恢复了平静。在还有她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汉娜不幸身上着火，秀拉竟在一旁眼睁睁地着母亲被大火吞噬，并感觉到非常有意思，希望她能一直这样烧下去。成年后的秀拉外出求学，暂时离开了“底层”，她上大学，旅游，交男朋友，在外面广阔的世界中，求索着、寻找着更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她非常沮丧地发现，不论是纽约还是底特律，抑或是其它的大城市，都跟她一直生活的“底层”一样的沉闷。在外游历十多年后，她再次选择回到“底层”，她的归来给当地人死水一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波动。回到梅德林以后，她对身边人并无丝毫顾及之意，也不求与周围人们协调一致，执拗地过着自己选择的无所给予、无所需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在强调自己自由的同时也给予别人充分的自由。她抛弃了社会强加给妇女的顺从的角色，我行我素，尽可能多地与男性发生关系，不愿介入妇女结婚生子、泯灭自我的妇女传统固有模式。夏娃劝她：“你什么时候结婚？你该生孩子，这样才会让你安稳下来。”秀拉反驳道：“我不想再造别的一个什么人，我只想塑造自己。”在黑人社区中，往往是男人挑选性对象，女人总是处于被选择、被支配的地位，而秀拉完全打破了女人被挑选、被支配的地位，摧毁了男人们的优越感，她不讲承诺，不负责任，经常毫无怜惜地抛弃他们，因为“在她心目中，男人并没有什莫位置。秀拉与他们发生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之结合，而是要进一步地发掘自己”。因此，秀拉与奈尔丈夫裘德的性行为并不是情欲所致，而是一种探索，是对以奈尔为代表的传统的挑战，她只想获得平等权利，努力摆脱由于种族和性别的不同造成的约束，实现自己的价值，满足并发展个性。为了避免祖母妨碍自己的自由，秀拉将“支配控制欲非常非常强”的祖母夏娃送进养老院，自己独占了夏娃“木匠路”的房子。她甚至挑战宗教，进教堂不穿内衣。尽管她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但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她的“越界”行为还是遭到了黑人社区的误解、疏远和孤立。秀拉被“底层”人视为邪恶的化身，在齐心协力对抗她的过程中，秀拉无形中成了“底层”的轴心，围绕着她的邪恶，整个“底层”变得团结一致，暮气沉沉的生活也有了生机：女人开始懂得珍惜她们的丈夫，母亲重新关爱她们的孩子，儿媳开始孝敬她们的公婆，整个社区爱意浓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秀拉的价值所在。虽然年仅三十的秀拉在孤独无助中死去了，但她至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相信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她认为自己和其他黑人妇女的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等死”。秀拉是孤独的，但她认为：“这种孤单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单是别人的，由别人造成在奉送给你的。……一种二手货的孤单。”秀拉死去之后，没有了她的冷嘲热讽，黑人社区又陷入了脆弱无力的失修状态。
二、沉寂中的觉醒与超越
小说中的另外一位女主人公奈尔，作为秀拉的朋友同样是贯穿故事始末，对整个故事的统筹与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整个黑人女性寻求、探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里森始终把奈尔与秀拉放在一起。表面上是对两者之间友谊的真切描述，实为通过对两者之间友谊的描述与传统进行抗争。
尽管奈尔较秀拉来说，出生在一个具有良好家教的黑人家庭，但自从在火车上目睹了一向受人尊敬的母亲因误走入白人车厢便不顾自己的尊严对白人乘务员恐惧而诡媚地微笑，而旁边的三位黑人士兵对母亲所受的侮辱却视而不见，她的自我意识便慢慢地觉醒了，她站在镜子面前对自己说：“我是我，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是我，我。”这个自我是接受传统教育的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反叛意识，它恰好与秀拉的反传统精神相吻合，也正是这种反叛意识促使奈尔冲破母亲的阻扰，与秀拉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使她们走到了一起。
奈尔和秀拉知道自己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都意识到在人们眼里，她们这些黑人女孩子一无所有，也毫无价值，她们便着手把自己造就成另一种新的东西。她们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参与“小鸡”事件；她们用一个声音、两个嗓子说话，她们的思想也非常相似，她们就在互相依赖和帮助中一同走过了童年、少年的时光。然而，成人后，她们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长大后的奈尔走的是一条囿于传统、相夫教子的传统黑人女性生活道路，她全心全意地服侍着丈夫裘德，照顾着孩子，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付出。但是“她的思想再也不能自由驰骋了，她身上曾有过的微弱的亮点也被无声无息的磨掉了”。直到十年后，秀拉再次回到梅德林时，奈儿才恢复了原有的活力。此时的奈尔，就像“去掉白内障之后，又能用眼睛看东西了……是秀拉使她欢笑，是秀拉使她用新的眼光看旧事物，有秀拉在身边，她感到聪明了，文雅了，而且还有一点自惭”。然而，当秀拉与她的丈夫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之后，她们的友谊彻底破裂，而此后奈尔的生活也变得毫无意义。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蹉跎，直到秀拉殒世十年之后，奈儿再去探望夏娃之时，在夏娃的提醒下她才意识到了秀拉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她终于超越了传统的樊篱而理解了秀拉。奈尔终于能够重新审视自己，明白自己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完美；明白自己屈从于社区习俗，而牺牲了自我。她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怀念的不是自己与丈夫的生活，而是与秀拉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她悲从中来，不可抑制地思念着秀拉。奈尔不仅重新认识到了与秀拉的姐妹情谊，而且感悟到只有重拾与秀拉一起走过的日子，她才可以释放自己真正的感情，才有机会超越“底层”那种狭隘的生活意识和思想禁锢，那才是生活，才值得追求和向往的生活。奈尔的顿悟和内省，意味着黑人女性的反抗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孩童时代，进入了自觉斗争的新阶段，预示正黑人女性最终会找到自我和尊严。
三、结语
在莫里森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始终贯穿着黑人妇女抗争，寻求的主线，她们不再屈从于父权制度下女性所处的失语状况，不再甘于所处的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努力地抗争着，艰辛地寻找着自我的尊严和身份，昭示着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黑人女性在抗争中最终会找到自我和尊严的希望。最后，读者有理由相信：由男女两性构筑的社会，其历史理应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执掌，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才能昌盛。
参考文献：
［1］Jean Baker-Miller，On Women’s New Psychology，Penguin Harmondsworth，1978.
［2］Thomas Broadhurst， “Advice to Young Ladi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nd and Conduct of Life”，Behavioral Ideology: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exuality History，ed.Nancy Arm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