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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钦特藏”的基本内容
在“德钦特藏”中，有关天主教基本教义及其历史著作的数量最大，其中也有许多经典著作。例如格林·拉贝的《圣徒传》13卷，阿奎那的《宗教大全》2册、《科学巅峰》4卷（第1、2、4、5卷，缺第3卷），圣法兰西斯·萨勒的《布道全集》4卷、《书简和福音书》4卷、《圣经》（巴黎，第4版，第1～8卷，1903～1904年版）、《遵守基督宗教美德》2套（第1、3卷）、《教会的起源》4卷、《吾主耶稣受难记》2卷、《圣保禄书简考证》4卷、《马太福音》和《若望福音》共5卷等。
有些书籍是传教士们日常使用的传教手册，如《礼拜礼仪规则》、《神学礼仪手册》、《苦修与神修》、《新教规布道信经》、《天主教礼拜仪式》2卷、《礼拜仪式简明教程》、《当代教规学者》9卷、《教士的辟静》、《宗教教育课本》、《每日弥撒默祷》（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使用）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有关天主教历史，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历史的著作。其中有一套《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时间为1922～1937年，共42卷，分别在巴黎和香港刊印。它是巴黎外方传教区（宗座代牧区）的年度报告，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了中国，是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德钦特藏”中也有不少天主教在巴黎出版的几大套有关海外传教的丛刊，如法国出版的《神职人员之友》，共有1900～1939年间的27卷。至于巴黎出版的有关新旧两个大陆教务评论的《两个大陆的评论》，“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32～1940年间的47卷，《巴黎评论》有1921～1935年间的21卷，《教会史评论》有1928～1935年间的6卷，《司铎与使徒》有1922～1936年间的13卷。特藏中还有巴黎于1876年出版的《神学教育》（拉丁文）共5卷。
“德钦特藏”中有一大批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外国旅行家、探险家和汉学家在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特别是在西藏藏区的科考探险记，如巴黎外方传教会蓟神父（André Kircher，1863～1922）的回忆录《云南苗人中的传教士》。蓟神父于1863年10月21日出生于法国摩泽尔省，1892年到达云南传教区，在龙西接受汉语培训，然后在彝族地区任副本堂神父，并在那里创建了滥泥箐和噜都克寨会口。1922年2月18日，蓟神父死于香港。他的这部研究苗族人的著作在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西方研究苗族文化的奠基性著作。我们在本特藏中发现了它的踪迹。
法国入华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6～1848年间进行了一次环中国的大旅行。他陪同其长上秦司铎（Joseph Gabet，1808～1853），首先从澳门出发，经过中原，到达东蒙古的建平县，再从那里到达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当时遣使会在华的总铎府所在地西湾子。随后，他从崇礼县出发，前往西藏。他们一行途经蒙古多个旗、宁夏、青海、甘肃和西康，一直进入西藏。古伯察一行遭到了清朝驻藏大臣琦善的驱逐，他们遂经西藏、西康、四川、湖北、江西和广东返回澳门。他们回到澳门后，引起了法国外交部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之间的一场外交交涉。古伯察神父在中国很有名气，上海法租界中就曾有一条用于纪念古伯察神父的“古神父大街”（Rue du père Huc，今永福路）。古伯察的这次旅行共分三部分：鞑靼地区（蒙古）、西藏和藏区、中国中原地区。由此次环中国大旅行，古伯察完成了他的三部著作：《鞑靼地区旅行记》、《西藏旅行记》和《中国中原旅行记》。如今，这三部著作都存于“德钦特藏”中。我们在“德钦特藏”中还发现了古伯察的另一部名著，即法文版《中国中原、蒙古和西藏的基督宗教史》4卷本。该书于1857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古伯察是遣使会士，虽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均为天主教的修会和传教会，但他们之间分歧不断，争论不息。“德钦特藏”中收藏此书，可见它的重要性。
方苏雅（Auguste Fran■ois，1857～1935），法国外交官，1857年8月20日出生于法国的内维尔，1895年，在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馆工作，后于1898年在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工作。但他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则是云南省，于1900～1902年兼任法国驻蒙自和昆明领事馆的领事，1935年逝世。他著有一部有关云南的游记，我们也发现了它。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Aleandre David Neel，1868～1969）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女藏学家，被人誉为“女英雄”。她一生先后五次入藏，其中有一次就是从云南迪庆地区入藏的。她一生中所作与西藏有关的著作多达62种。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大卫·妮尔研究西藏《格萨尔》史诗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23年版）一书，这大概是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最早著作。
法国早期的藏学家与入藏探险家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企业主家庭。他于1904年进行了一次环世界的旅行，曾在印度会见过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他经云南取道西藏时，云南的传教士们劝他慎行，他却毅然进入了西藏的察绒地区。他第二次入藏是经打箭炉—巴塘之路而行的。之后，他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藏语课，法国后来的藏学家大多为其弟子。他一生创作的藏学著作有50多种，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他的那部早期藏文语法著作《经典藏文文法》（巴黎，1928年版），这也是西方最早的藏文文法书。
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1880～1952）于1902年来华，在山西霍州传教，后于1923年赴甘肃兰州。1926年，她偕另外两名内地会女传教士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1872～1960）和冯贵石（Fancisca French，1869～1960），共同经玉门关赴河西走廊、新疆和西域，展开了一次意在传教的长途旅行。她们的游记《穿越玉门关》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后来译作法文及其他多种文字，是研究20世纪西域史的一部重要名著，我们在“德钦特藏”中惊奇地发现了该书的法译本（1953年版）。 法国殖民地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高尔田（G·Cordier）于1927年在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了《云南的穆斯林》，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云南穆斯林的一部非常罕见的著作，我们也在此惊喜地发现了一册此书。
法国大旅行家、著名杂志《艺术与风景》主编热尔韦·古特勒蒙斯科（J·C·Gervais Courtellemont，1863～1939），曾受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的委托，赴云南进行科学考察。他于1904年出版了一部《云南游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今天被称为“茶马古道”沿途路线的考察。“德钦特藏”中也收藏了一册《云南游记》，不过是1943年的晚期版本。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利耶塔尔（Alfred Liétard，1872～1912）于1872年12月31日诞生于法国北方省，1891年7月29日，到达云南传教区。他在云南府、滥泥箐、片角、平彝和白石岩会口工作，后又被任命到赴成凤山和昭通等地传教。1921年7月5日，死于昭通。他的一部《云南的■■人（彝族人）》于1913年出版，本特藏中藏有一册此书。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戴高丹（Auguste Desgodin，1826～1913）于1826年10月16日诞生于法国默兹省，1855年7月15日赴西藏传教区。他偕其教友罗启桢（Charles René Renou，1812～1863）经察木多到达巴贡，企图入藏。很快，他被迫返回贡觉并在那里被清政府驱逐，最后返回雅安。该神父于1880年5月31日离开打箭炉赴藏南，定居亚东。1894年赴香港后，在拿撒勒会会士们的印刷厂，他印制了那本由传教士们编纂的《藏语—拉丁语—汉语字典》。他一生共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生活了58年，最终于1913年3月14日死于亚东，享年77岁。他的藏学著作共有20余种。其中，《西藏传教史，1855～1870年》是囊括当时西藏及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宗教诸领域的综合史，在国外藏学界的名声经久不衰。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喜马拉雅研究所找到过此书，纸页已经干枯到无法拿起和打开了。多亏了布尔努娃（L.Boulnois）夫人用多种方法帮助，我才设法完整地复制了一部此书。在“德钦特藏”中，笔者也惊喜地发现了保存尚为完整的一册此书。在该特藏中另外一册封面已严重残损的有关西藏的著作中，也有戴高丹搜集的大秦景教碑拓片与西藏地图，他的另一部名著《从巴塘到打箭炉》也出现在该特藏中。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足迹遍布中国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地。他一生留下了80余种科考报告和探险记。他的《穿越喜马拉雅——西藏探险考古记》（伦敦，1909年版）也出现在该特藏中。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罗克曾多次奉美国地理学会之命，率团在中国西南部，尤其是在丽江纳西族故地从事科考。“香格里拉”一名即由此人提出，他的《纳西或摩梭人占卜的起源》（1939年版）一书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tre，1887～1975）于1982年出发赴华，长期在华北（天工商大学或津法大学、献县神学院和吴桥等地）作传教士。1975年2月3日，死于法国尚蒂伊。他的汉学著作多达百余种。《十六世纪法国传教士在敲中国的大门》（译本译作为《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也有一册出现在该特藏中。尽管裴化行远在中国东海岸，而且素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有嫌隙，但他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重视，于此收藏了一部。
李安德（André Li，1692～1795）祖籍四川，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最早华人司铎，其巨著《李安德日记》已被历代学者摘录发表过多种文本。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发现了一部《李安德日记》。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于公元851年写成《中国印度行记》，最早于1718年由法国科学院的雷诺多利发行了法文译注本。尽管此书的伪托成份很大，但它毕竟是阿拉伯人有关中国的最早记述，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找到了此书。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吉罗（Paul Girod，1878～1965），1878年3月4日出生于法国的汝拉省，1930年8月5日赴中国与越南边境的北部湾（东京湾）传教区。他首先负责北部湾北部传教区，后来又定居老街地区，其著作《在北部湾北部的十年》也跻身于“德钦特藏”中。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其他大批有关西藏文化与藏区游记的著作，由于本文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作简单提及。一来是由于笔者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较短;二来是由于许多著作已经残损得缺头少尾了;三来是收藏单位不允许我们复印、拍摄或抄录。特别是，其中有一部伦敦1906年出版的《西藏与藏民》，还有《一个西藏人谈西藏》、《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中国西部》、《四川与汉藏走廊（西康）》、《西藏游记，从打箭炉出发》、《西藏游记，雅安部分》（打字本）、《藏区游区》，让·德西利埃的《穿越动荡的中国西部走廊》（1923年版）等。
此外，该特藏中还有一批有关中国西部和西北的游记或著作，如1921年出版的《一名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记》、《穿越兴都库什》、《使徒马帮，云南的传教士》（1909年版）、《滇越铁路》（1913年版）、《中国西南的自然植物》（1928年，德文版）等。
“德钦特藏”中最宝贵的一批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手书的中、法、藏文三体合璧的《学习笔记》、《袖珍记事本》、《茨中笔记和文件》，证明信件存根（600多件）、各种手记簿、传教区财产登记记录、占卜记录、东南亚教会统计表、梁若孙抄件等。但这些手写体文献均难以辨认解读。
因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成绩斐然的汉学家，因此，“德钦特藏”中有一批有关法国汉学的论著。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三大弟子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学者。他出身于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曾在中国作过多次学术考察，回国后主持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1945年，死于法西斯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汉学著作甚多，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与道教史领域，基本上属于法国著名的涂尔干学派。他的《古代中国》一书于1927年出版，后被译作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我们在德钦也发现了此书的一册法文版。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东方学家。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仅有一次因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到过日本。但他一生共撰写并出版了几十部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而且都是大部头的巨著。他的4卷本《东方文明史》、《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东方哲学史》和《远东史》等均为东方学名著。他曾任法兰远东博物馆——集美博物馆馆长，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找到了格鲁塞早期的《远东史》（第2卷，1929年版）。
1923年于上海出版的耶稣会士们编译的法文版《中国坤舆详志》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此外，还有法国当时出版的介绍东方学家的期刊《东方学简介》2卷，分别为1929年1～2月（第99期）、1929年9～10月（第102期）。 该特藏中还有一册《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世界地理·中国与日本》（1928年版）、施兰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年版）等。
传教士们为了方便在华传教，同时也为了从事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也就是汉学研究，必须学习汉语和汉字，而学习汉文，则必须拥有中西文合璧的词典。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双语字典或辞典的编纂，也应该是由传教士开创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教科书的编写，也是由传教士们开其先河的。“德钦特藏”中存在着不同文种对照的多部词典或字典，另外还有汉文、藏文等教科书。如巴黎出版的《新编拉丁语——法语字典》（1924年版）和《新编法语——拉丁语字典》（巴黎1924年版）、《汉字字源·书法·字典》（第3版，1932年）、《法文——拉丁文字典》、《法汉小字典》（1903年版）、《藏文、法文——拉丁文对照字典》、《现代军事辞典》（印度，194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867年版）、《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933年版）、《经典藏文文法》（雅克·巴科，1928年版）、《汉法字典》（香港，1893年版）、《汉语——拉丁语小字典》、《藏文明电码》、《中国汉字研究》、《中法藏文学习笔记》和《藏文学习笔记》、《藏文近义词及语法传教材》、《官话教科，历史》下册、《藏文拉丁文转写教科书》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与天主教中国传教区发展史有关的文献，《北京天教公报》是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重要资料，也是有关领域学者们的必备参考书。由于各种原因，此报现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22～1934年间的19卷。此外，这里还收藏有拉丁文版的《中国传教区》（第8卷，1925年版;第9卷，1926年版;第10卷，1927年版;第14卷，1936年版;第15卷，1931年版）、《中国与日本传教史》（1919～1921年间的2卷），另一卷《巴黎外文传教会殉教者名册》（1932年版）也与死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关，书中的时间已被撕毁，无法稽考。
天主教历书在天主教布道中占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共发现了1927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和1947年与中国有关的天主教历书。
“德钦特藏”中也收藏有不少在中国内地、海外和港澳地区出版的中外文期刊。如葡萄牙人于1884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回声报》，还有在河内出版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卷（1920年版）。
朝鲜的天主教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而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朝鲜天主教史的资料很少。“德钦特藏”中收藏有巴黎出版的《朝鲜教会史》（1874年版）、《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在朝鲜殉教者年报》（1938～1946年版）等。
“德钦特藏”也收藏有许多法国文化名人的著作。
首先是耶稣会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约1491～155），他是西班牙罗耀拉城的贵族，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本系军人出身，于1530～1534年间聚集一批西班牙贵族仿效军队编制，组成了天主教内的耶稣会（俗称“耶稣军”或“耶稣连队”），该会于1590年被教皇批准。他于1541年出任耶稣会的第一任总会长，其会士们被派向世界各地布道。仅在1552～1800年间，便有970多名会士被派往中国。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册由巴尔托利撰写的罗耀拉传记《依纳爵·德·罗耀拉，耶稣会的起航》（1876年版）。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是法国著名的爱国剧作家，也是法国古典戏剧的创始人。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套《高乃依剧本选》（巴黎，1926年版）。
拉辛（Jean Baptiste Rachine，1639～1699）也是法国的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剧作家之一。我们也于此发现了他的一部《拉辛选集·剧本集》（巴黎，1929年，第6版）。
蒙田（M·E·de Montaigne，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散文集》。我们于“德钦特藏”中发现了该书的第5版（1928年版）。
夏托勃里昂（Fran■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是法国消极浪漫派作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著名的保皇派。我们惊讶地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夏托勃里昂的一套全集（1862年版）和一套选集（1897年版）。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许多欧洲其他著名文人的文集。如圣·法兰西斯·达西士的《生平与著作》（1920年版）、《博埃文选》（第11版，1930年）、德·萨勒的《著作选集》（1903年版，2卷本）、《博絮埃诗选》（1897年版）、《波罗瓦经典著作》、《马拉丁著作选》（1930年版）等。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纯科学的著作，可能是供传教士们为了向中人传播科学知识而使用的。如《物理学读本》、《适用药剂学》（1889年，第12版）、《建筑学读本》、《几何教程》（1900年版）、《哲学入门》、《家用小菜谱》、《物理教材》和《常用科学知识》等。
除此之外，“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有关西方文化、历史、地理、语言、外交、文学、修身方面的书籍。诸如《法国史》（1879年版）、《法国文学史》、《法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学》（1935年版）、《欧洲与法国史》（1270～1610，1890年版）、《从中世纪到16世纪的历史》（1927年版）、《18和19世纪的欧洲历史》（1928年版）、《罗马史》（12卷本，1926年版）、《希腊文学简史》（1927年）、《但丁神曲》、《宽容论》（1896年版）、《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17世纪法国与瑞士的关系》、《法国文选》（诗歌与散文）、《德国柏林》、《欧洲地图》、《时尚杂志》等。
“德钦特藏”的价值及其研究利用
在德钦县的深山老林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存在着750多册法文和拉丁文的宗教性与学术性的古籍图书，而且基本上是在欧洲刊印的。这定会引起宗教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兴趣。
当然，“德钦特藏”的价值是多元的。由于该特藏直接出自巴黎外方外传教会，又集中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藏族与其他多民族的杂居区，所以，它对于研究天主教神学、天主教发展史、天主教入华史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
该特藏中有许多关于天主教历史和神学的著作。从《圣经》和《圣徒传》开始，它不仅对于中国天主教研究，而且对世界天主教研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座宝贵的文献大库、资料中心。而这样的资料中心，在中国并不多见。
西方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源头之一。外国学者在中国从事的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最早是由他们掀起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华的学术活动，是海外汉学史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天主教入华史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宗教史，还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传教士们很好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更何况，其中有许多书籍正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和著作。我们可以借助这批资料，将我国的海外汉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使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德钦特藏”中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藏区从事科考、旅行和探险的记述，特别是在汉藏走廊地区的游记。它们对于研究中国藏族以及西南和西北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舆地学、经济和社会文化史都格外重要。
面对沉睡了60多年的“德钦特藏”，应该怎样开发利用呢？
首先，我们建议当地的州、县政府应重视对这批珍贵外文书籍的保护、研究工作，解决必要的经费，责成相关部门组织精通法文和拉丁文，熟悉天主教神学和历史，掌握西南和西北民族史（特别是藏族史）知识，了解香格里拉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的学者，成立一个整理小组。然后由他们对这批文献进行详细的目录编写。还要进行中外文对照，撰写详细的内容提要，考证其作者生平，探讨其国内外的收藏状况。最终，经过仔细的整理，出版专著。
其次，召开一次以这批文献为基础，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文物、与国外交往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应由香格里拉当地有关机构与国内外权威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多渠道、多视角地讨论有关问题，然后结集出版论文集。
再次，从这批文献中精选一批，组织人对其进行翻译，出版《香格里拉西文特藏译丛》之类的丛书，既飨中国学术界，又充分发挥香格里拉这批藏书的价值。
最后，这批藏书目前的收藏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建议有关单位投入资金和人力，改善其保存状况，以便长期保存和广泛研究使用。
在“德钦特藏”中，有关天主教基本教义及其历史著作的数量最大，其中也有许多经典著作。例如格林·拉贝的《圣徒传》13卷，阿奎那的《宗教大全》2册、《科学巅峰》4卷（第1、2、4、5卷，缺第3卷），圣法兰西斯·萨勒的《布道全集》4卷、《书简和福音书》4卷、《圣经》（巴黎，第4版，第1～8卷，1903～1904年版）、《遵守基督宗教美德》2套（第1、3卷）、《教会的起源》4卷、《吾主耶稣受难记》2卷、《圣保禄书简考证》4卷、《马太福音》和《若望福音》共5卷等。
有些书籍是传教士们日常使用的传教手册，如《礼拜礼仪规则》、《神学礼仪手册》、《苦修与神修》、《新教规布道信经》、《天主教礼拜仪式》2卷、《礼拜仪式简明教程》、《当代教规学者》9卷、《教士的辟静》、《宗教教育课本》、《每日弥撒默祷》（分别供春、夏、秋、冬四季使用）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有关天主教历史，尤其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历史的著作。其中有一套《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时间为1922～1937年，共42卷，分别在巴黎和香港刊印。它是巴黎外方传教区（宗座代牧区）的年度报告，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了中国，是研究天主教在华传播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德钦特藏”中也有不少天主教在巴黎出版的几大套有关海外传教的丛刊，如法国出版的《神职人员之友》，共有1900～1939年间的27卷。至于巴黎出版的有关新旧两个大陆教务评论的《两个大陆的评论》，“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32～1940年间的47卷，《巴黎评论》有1921～1935年间的21卷，《教会史评论》有1928～1935年间的6卷，《司铎与使徒》有1922～1936年间的13卷。特藏中还有巴黎于1876年出版的《神学教育》（拉丁文）共5卷。
“德钦特藏”中有一大批有关中国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外国旅行家、探险家和汉学家在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特别是在西藏藏区的科考探险记，如巴黎外方传教会蓟神父（André Kircher，1863～1922）的回忆录《云南苗人中的传教士》。蓟神父于1863年10月21日出生于法国摩泽尔省，1892年到达云南传教区，在龙西接受汉语培训，然后在彝族地区任副本堂神父，并在那里创建了滥泥箐和噜都克寨会口。1922年2月18日，蓟神父死于香港。他的这部研究苗族人的著作在西方学术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西方研究苗族文化的奠基性著作。我们在本特藏中发现了它的踪迹。
法国入华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46～1848年间进行了一次环中国的大旅行。他陪同其长上秦司铎（Joseph Gabet，1808～1853），首先从澳门出发，经过中原，到达东蒙古的建平县，再从那里到达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当时遣使会在华的总铎府所在地西湾子。随后，他从崇礼县出发，前往西藏。他们一行途经蒙古多个旗、宁夏、青海、甘肃和西康，一直进入西藏。古伯察一行遭到了清朝驻藏大臣琦善的驱逐，他们遂经西藏、西康、四川、湖北、江西和广东返回澳门。他们回到澳门后，引起了法国外交部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之间的一场外交交涉。古伯察神父在中国很有名气，上海法租界中就曾有一条用于纪念古伯察神父的“古神父大街”（Rue du père Huc，今永福路）。古伯察的这次旅行共分三部分：鞑靼地区（蒙古）、西藏和藏区、中国中原地区。由此次环中国大旅行，古伯察完成了他的三部著作：《鞑靼地区旅行记》、《西藏旅行记》和《中国中原旅行记》。如今，这三部著作都存于“德钦特藏”中。我们在“德钦特藏”中还发现了古伯察的另一部名著，即法文版《中国中原、蒙古和西藏的基督宗教史》4卷本。该书于1857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古伯察是遣使会士，虽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均为天主教的修会和传教会，但他们之间分歧不断，争论不息。“德钦特藏”中收藏此书，可见它的重要性。
方苏雅（Auguste Fran■ois，1857～1935），法国外交官，1857年8月20日出生于法国的内维尔，1895年，在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馆工作，后于1898年在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工作。但他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则是云南省，于1900～1902年兼任法国驻蒙自和昆明领事馆的领事，1935年逝世。他著有一部有关云南的游记，我们也发现了它。
法国女藏学家大卫·妮尔（Aleandre David Neel，1868～1969）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女藏学家，被人誉为“女英雄”。她一生先后五次入藏，其中有一次就是从云南迪庆地区入藏的。她一生中所作与西藏有关的著作多达62种。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大卫·妮尔研究西藏《格萨尔》史诗的《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1923年版）一书，这大概是国外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最早著作。
法国早期的藏学家与入藏探险家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1877～1965）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企业主家庭。他于1904年进行了一次环世界的旅行，曾在印度会见过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他经云南取道西藏时，云南的传教士们劝他慎行，他却毅然进入了西藏的察绒地区。他第二次入藏是经打箭炉—巴塘之路而行的。之后，他在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藏语课，法国后来的藏学家大多为其弟子。他一生创作的藏学著作有50多种，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他的那部早期藏文语法著作《经典藏文文法》（巴黎，1928年版），这也是西方最早的藏文文法书。
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1880～1952）于1902年来华，在山西霍州传教，后于1923年赴甘肃兰州。1926年，她偕另外两名内地会女传教士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1872～1960）和冯贵石（Fancisca French，1869～1960），共同经玉门关赴河西走廊、新疆和西域，展开了一次意在传教的长途旅行。她们的游记《穿越玉门关》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后来译作法文及其他多种文字，是研究20世纪西域史的一部重要名著，我们在“德钦特藏”中惊奇地发现了该书的法译本（1953年版）。 法国殖民地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高尔田（G·Cordier）于1927年在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出版了《云南的穆斯林》，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云南穆斯林的一部非常罕见的著作，我们也在此惊喜地发现了一册此书。
法国大旅行家、著名杂志《艺术与风景》主编热尔韦·古特勒蒙斯科（J·C·Gervais Courtellemont，1863～1939），曾受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的委托，赴云南进行科学考察。他于1904年出版了一部《云南游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对今天被称为“茶马古道”沿途路线的考察。“德钦特藏”中也收藏了一册《云南游记》，不过是1943年的晚期版本。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利耶塔尔（Alfred Liétard，1872～1912）于1872年12月31日诞生于法国北方省，1891年7月29日，到达云南传教区。他在云南府、滥泥箐、片角、平彝和白石岩会口工作，后又被任命到赴成凤山和昭通等地传教。1921年7月5日，死于昭通。他的一部《云南的■■人（彝族人）》于1913年出版，本特藏中藏有一册此书。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戴高丹（Auguste Desgodin，1826～1913）于1826年10月16日诞生于法国默兹省，1855年7月15日赴西藏传教区。他偕其教友罗启桢（Charles René Renou，1812～1863）经察木多到达巴贡，企图入藏。很快，他被迫返回贡觉并在那里被清政府驱逐，最后返回雅安。该神父于1880年5月31日离开打箭炉赴藏南，定居亚东。1894年赴香港后，在拿撒勒会会士们的印刷厂，他印制了那本由传教士们编纂的《藏语—拉丁语—汉语字典》。他一生共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生活了58年，最终于1913年3月14日死于亚东，享年77岁。他的藏学著作共有20余种。其中，《西藏传教史，1855～1870年》是囊括当时西藏及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宗教诸领域的综合史，在国外藏学界的名声经久不衰。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喜马拉雅研究所找到过此书，纸页已经干枯到无法拿起和打开了。多亏了布尔努娃（L.Boulnois）夫人用多种方法帮助，我才设法完整地复制了一部此书。在“德钦特藏”中，笔者也惊喜地发现了保存尚为完整的一册此书。在该特藏中另外一册封面已严重残损的有关西藏的著作中，也有戴高丹搜集的大秦景教碑拓片与西藏地图，他的另一部名著《从巴塘到打箭炉》也出现在该特藏中。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的足迹遍布中国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地。他一生留下了80余种科考报告和探险记。他的《穿越喜马拉雅——西藏探险考古记》（伦敦，1909年版）也出现在该特藏中。美国人类学家、植物学家和探险家罗克曾多次奉美国地理学会之命，率团在中国西南部，尤其是在丽江纳西族故地从事科考。“香格里拉”一名即由此人提出，他的《纳西或摩梭人占卜的起源》（1939年版）一书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Ma■tre，1887～1975）于1982年出发赴华，长期在华北（天工商大学或津法大学、献县神学院和吴桥等地）作传教士。1975年2月3日，死于法国尚蒂伊。他的汉学著作多达百余种。《十六世纪法国传教士在敲中国的大门》（译本译作为《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也有一册出现在该特藏中。尽管裴化行远在中国东海岸，而且素与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们有嫌隙，但他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重视，于此收藏了一部。
李安德（André Li，1692～1795）祖籍四川，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最早华人司铎，其巨著《李安德日记》已被历代学者摘录发表过多种文本。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发现了一部《李安德日记》。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于公元851年写成《中国印度行记》，最早于1718年由法国科学院的雷诺多利发行了法文译注本。尽管此书的伪托成份很大，但它毕竟是阿拉伯人有关中国的最早记述，我们在“德钦特藏”中也找到了此书。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吉罗（Paul Girod，1878～1965），1878年3月4日出生于法国的汝拉省，1930年8月5日赴中国与越南边境的北部湾（东京湾）传教区。他首先负责北部湾北部传教区，后来又定居老街地区，其著作《在北部湾北部的十年》也跻身于“德钦特藏”中。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其他大批有关西藏文化与藏区游记的著作，由于本文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作简单提及。一来是由于笔者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较短;二来是由于许多著作已经残损得缺头少尾了;三来是收藏单位不允许我们复印、拍摄或抄录。特别是，其中有一部伦敦1906年出版的《西藏与藏民》，还有《一个西藏人谈西藏》、《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中国西部》、《四川与汉藏走廊（西康）》、《西藏游记，从打箭炉出发》、《西藏游记，雅安部分》（打字本）、《藏区游区》，让·德西利埃的《穿越动荡的中国西部走廊》（1923年版）等。
此外，该特藏中还有一批有关中国西部和西北的游记或著作，如1921年出版的《一名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记》、《穿越兴都库什》、《使徒马帮，云南的传教士》（1909年版）、《滇越铁路》（1913年版）、《中国西南的自然植物》（1928年，德文版）等。
“德钦特藏”中最宝贵的一批与中国有关的资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手书的中、法、藏文三体合璧的《学习笔记》、《袖珍记事本》、《茨中笔记和文件》，证明信件存根（600多件）、各种手记簿、传教区财产登记记录、占卜记录、东南亚教会统计表、梁若孙抄件等。但这些手写体文献均难以辨认解读。
因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成绩斐然的汉学家，因此，“德钦特藏”中有一批有关法国汉学的论著。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三大弟子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学者。他出身于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曾在中国作过多次学术考察，回国后主持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1945年，死于法西斯德国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汉学著作甚多，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与道教史领域，基本上属于法国著名的涂尔干学派。他的《古代中国》一书于1927年出版，后被译作多种文字并反复再版。我们在德钦也发现了此书的一册法文版。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是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东方学家。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仅有一次因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到过日本。但他一生共撰写并出版了几十部有关中国和远东的著作，而且都是大部头的巨著。他的4卷本《东方文明史》、《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东方哲学史》和《远东史》等均为东方学名著。他曾任法兰远东博物馆——集美博物馆馆长，是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德钦特藏”中，我们也找到了格鲁塞早期的《远东史》（第2卷，1929年版）。
1923年于上海出版的耶稣会士们编译的法文版《中国坤舆详志》也出现在“德钦特藏”中。此外，还有法国当时出版的介绍东方学家的期刊《东方学简介》2卷，分别为1929年1～2月（第99期）、1929年9～10月（第102期）。 该特藏中还有一册《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世界地理·中国与日本》（1928年版）、施兰神父的《甘肃土人的婚姻》（1932年版）等。
传教士们为了方便在华传教，同时也为了从事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也就是汉学研究，必须学习汉语和汉字，而学习汉文，则必须拥有中西文合璧的词典。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双语字典或辞典的编纂，也应该是由传教士开创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教科书的编写，也是由传教士们开其先河的。“德钦特藏”中存在着不同文种对照的多部词典或字典，另外还有汉文、藏文等教科书。如巴黎出版的《新编拉丁语——法语字典》（1924年版）和《新编法语——拉丁语字典》（巴黎1924年版）、《汉字字源·书法·字典》（第3版，1932年）、《法文——拉丁文字典》、《法汉小字典》（1903年版）、《藏文、法文——拉丁文对照字典》、《现代军事辞典》（印度，194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867年版）、《满洲历史地理字典》（香港，1934年版）、《法文——英文字典》（巴黎，1933年版）、《经典藏文文法》（雅克·巴科，1928年版）、《汉法字典》（香港，1893年版）、《汉语——拉丁语小字典》、《藏文明电码》、《中国汉字研究》、《中法藏文学习笔记》和《藏文学习笔记》、《藏文近义词及语法传教材》、《官话教科，历史》下册、《藏文拉丁文转写教科书》等。
“德钦特藏”中收藏有许多与天主教中国传教区发展史有关的文献，《北京天教公报》是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重要资料，也是有关领域学者们的必备参考书。由于各种原因，此报现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德钦特藏”中共收藏有1922～1934年间的19卷。此外，这里还收藏有拉丁文版的《中国传教区》（第8卷，1925年版;第9卷，1926年版;第10卷，1927年版;第14卷，1936年版;第15卷，1931年版）、《中国与日本传教史》（1919～1921年间的2卷），另一卷《巴黎外文传教会殉教者名册》（1932年版）也与死于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有关，书中的时间已被撕毁，无法稽考。
天主教历书在天主教布道中占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共发现了1927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和1947年与中国有关的天主教历书。
“德钦特藏”中也收藏有不少在中国内地、海外和港澳地区出版的中外文期刊。如葡萄牙人于1884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回声报》，还有在河内出版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一卷（1920年版）。
朝鲜的天主教主要是从中国传入的，而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朝鲜天主教史的资料很少。“德钦特藏”中收藏有巴黎出版的《朝鲜教会史》（1874年版）、《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在朝鲜殉教者年报》（1938～1946年版）等。
“德钦特藏”也收藏有许多法国文化名人的著作。
首先是耶稣会教祖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约1491～155），他是西班牙罗耀拉城的贵族，耶稣会的创始人。他本系军人出身，于1530～1534年间聚集一批西班牙贵族仿效军队编制，组成了天主教内的耶稣会（俗称“耶稣军”或“耶稣连队”），该会于1590年被教皇批准。他于1541年出任耶稣会的第一任总会长，其会士们被派向世界各地布道。仅在1552～1800年间，便有970多名会士被派往中国。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册由巴尔托利撰写的罗耀拉传记《依纳爵·德·罗耀拉，耶稣会的起航》（1876年版）。
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是法国著名的爱国剧作家，也是法国古典戏剧的创始人。我们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一套《高乃依剧本选》（巴黎，1926年版）。
拉辛（Jean Baptiste Rachine，1639～1699）也是法国的剧作家，曾任路易十四的宫廷官吏，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剧作家之一。我们也于此发现了他的一部《拉辛选集·剧本集》（巴黎，1929年，第6版）。
蒙田（M·E·de Montaigne，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散文集》。我们于“德钦特藏”中发现了该书的第5版（1928年版）。
夏托勃里昂（Fran■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是法国消极浪漫派作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著名的保皇派。我们惊讶地在“德钦特藏”中发现了夏托勃里昂的一套全集（1862年版）和一套选集（1897年版）。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许多欧洲其他著名文人的文集。如圣·法兰西斯·达西士的《生平与著作》（1920年版）、《博埃文选》（第11版，1930年）、德·萨勒的《著作选集》（1903年版，2卷本）、《博絮埃诗选》（1897年版）、《波罗瓦经典著作》、《马拉丁著作选》（1930年版）等。
“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纯科学的著作，可能是供传教士们为了向中人传播科学知识而使用的。如《物理学读本》、《适用药剂学》（1889年，第12版）、《建筑学读本》、《几何教程》（1900年版）、《哲学入门》、《家用小菜谱》、《物理教材》和《常用科学知识》等。
除此之外，“德钦特藏”中还收藏有一大批有关西方文化、历史、地理、语言、外交、文学、修身方面的书籍。诸如《法国史》（1879年版）、《法国文学史》、《法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学》（1935年版）、《欧洲与法国史》（1270～1610，1890年版）、《从中世纪到16世纪的历史》（1927年版）、《18和19世纪的欧洲历史》（1928年版）、《罗马史》（12卷本，1926年版）、《希腊文学简史》（1927年）、《但丁神曲》、《宽容论》（1896年版）、《19世纪以来的近代史》、《17世纪法国与瑞士的关系》、《法国文选》（诗歌与散文）、《德国柏林》、《欧洲地图》、《时尚杂志》等。
“德钦特藏”的价值及其研究利用
在德钦县的深山老林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偏僻地方，存在着750多册法文和拉丁文的宗教性与学术性的古籍图书，而且基本上是在欧洲刊印的。这定会引起宗教界、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兴趣。
当然，“德钦特藏”的价值是多元的。由于该特藏直接出自巴黎外方外传教会，又集中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藏族与其他多民族的杂居区，所以，它对于研究天主教神学、天主教发展史、天主教入华史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
该特藏中有许多关于天主教历史和神学的著作。从《圣经》和《圣徒传》开始，它不仅对于中国天主教研究，而且对世界天主教研究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座宝贵的文献大库、资料中心。而这样的资料中心，在中国并不多见。
西方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源头之一。外国学者在中国从事的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最早是由他们掀起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在华的学术活动，是海外汉学史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天主教入华史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宗教史，还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传教士们很好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更何况，其中有许多书籍正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和著作。我们可以借助这批资料，将我国的海外汉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使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德钦特藏”中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藏区从事科考、旅行和探险的记述，特别是在汉藏走廊地区的游记。它们对于研究中国藏族以及西南和西北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舆地学、经济和社会文化史都格外重要。
面对沉睡了60多年的“德钦特藏”，应该怎样开发利用呢？
首先，我们建议当地的州、县政府应重视对这批珍贵外文书籍的保护、研究工作，解决必要的经费，责成相关部门组织精通法文和拉丁文，熟悉天主教神学和历史，掌握西南和西北民族史（特别是藏族史）知识，了解香格里拉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的学者，成立一个整理小组。然后由他们对这批文献进行详细的目录编写。还要进行中外文对照，撰写详细的内容提要，考证其作者生平，探讨其国内外的收藏状况。最终，经过仔细的整理，出版专著。
其次，召开一次以这批文献为基础，以迪庆藏族自治州历史文物、与国外交往为中心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应由香格里拉当地有关机构与国内外权威学术团体联合举办，多渠道、多视角地讨论有关问题，然后结集出版论文集。
再次，从这批文献中精选一批，组织人对其进行翻译，出版《香格里拉西文特藏译丛》之类的丛书，既飨中国学术界，又充分发挥香格里拉这批藏书的价值。
最后，这批藏书目前的收藏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建议有关单位投入资金和人力，改善其保存状况，以便长期保存和广泛研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