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大丛书编印过程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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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简述了民国时期三部丛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的印行过程,对其特点以及存在不足进行了简评,以期为我国出版事业尤其是古籍整理编辑事业带来有益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丛书 印行 古籍
  晚清大儒张之洞曾言:“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直至民国时期,丛书在各类书籍出版中仍占很大的份额。而当时出版的《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三部丛书因其或版本精审、或贴近实用、或收书广阔,在近百年后的今日仍为人称道。三部丛书的出版单位分别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个印书机构既有渊源又相互竞争,考察三部丛书编印过程可为研究民国时期出版事业、了解百年世事沧桑、指导当代古籍整理编辑事业提供借鉴。
  一、三大丛书印行过程简述
  民国八年(1919),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倡议编辑一部综合性丛书,其后以商务印书馆名义陆续出版,至1935年出齐。丛书以经史子集为纲领、按《四库全书》顺序,分三编出版,仅初编便收书323部(不含二十四史),8548卷,2100册,采用新式印刷术影印,仅费时四年便全部完成。《中国大百科辞典》云此书“分三编:初编三百五十种,续编八十一种,三编七十三种。多为宋、元、明、清的精刻本、精抄本、手稿本”。这就是为国内大多数人们所熟知并常用来考订整理古籍的《四部丛刊》。目前研究我国古籍的各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几乎人人藏有此书的纸质版或电子版。
  早在1920年,中华书局为与商务印书馆竞争便已着手编印《四部备要》丛书,1921年中华书局收购了杭州人丁仁(丁辅之)弟兄所设聚珍仿宋印书局。陆费逵收购该印书局并请丁仁当主任,排印《四部备要》。此丛书自民国十三年(1924)开始编辑出版,“收录研究古籍的常备著作三百三十六种。分五集,2000余册”。最后一集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印成,前后历时17年,11305卷,2500册,共收书336种,或称360种、357种。其宗旨为“集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
  茅盾在其《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言:《四部丛刊》为“善本派”,《四部备要》为“实用派”。与《四部丛刊》追求不同,《四部备要》追求适用性、群众性、完备性,经、史、子、集各部所收集的古籍均有所择取,字体排版较一般书局所出书籍远为精美可观。
  《丛书集成》又名《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辑印。原计划收书6000种,1935年开始出书,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寇进犯上海时被迫中断。《中国大百科辞典》言其收书“三干一百一十一种。汇辑宋至清代丛书,剔其重复,不编排。多重行排版,并加断句”。《丛书集成》为近代所出古籍丛书的集大成者。全书分十大类:总类、哲学类、宗教类、社会科学类、语文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艺术类、文学类、史地类。虽未按原计划出齐,但其内容丰富,分类科学,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古籍丛书中的佼佼者。
  二、三大丛书特点及后人评价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是近代中国民间著名出版机构。在今日看来,其编纂内容和体例各有其特色和缺陷,但亦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科学的文献典籍体系,给今日的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近百年来,学界多致力于品评其中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而《丛书集成》则因编辑未全,较少有人对其进行品评。
  1.三大丛书在保存文献上的功绩
  在我国的图书发行史上,“资金雄厚的商务、中华等书店都很重视出版上百种以上的丛书。如商务的《四部丛刊》,精选宋、元、明、清刻本、钞本编成,总计523种;商务的《丛书集成》,选录从宋到清大著名丛书100部,去其重复,共收图书400余种(有人批评这套丛书,错字连篇,倒页缺页触目皆是,校对、装订均系外包工);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辑录重要经史子集典籍包括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共收书347种。这几种大型丛书为保存我国的古籍,弘扬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更替,思潮迭起,外患渐重,有人认为“民国丛书的出版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四部备要》及其《四部备要书目提要》都分经、史、子、集四部,而《四部备要书目提要》效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研读此提要有助于读者寻找原著、了解源流,更能借助其后的《校印缘起》《增辑缘起》《重印五开本缘起》《改印原装本缘起》《识》等文章考察《四部备要》丛书形成过程,而《四部备要》全书及单行本价目表可为人们了解当时图书行情提供借鉴。
  2.《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比较及后者特点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这是两部脍炙人口的大型古籍丛书,前者注重版本,后者注重实用,海内外久有定评”。在版本选择上,汪家熔指出:“《四部丛刊》以古本为号召,就拒绝了唐、宋、清几代人的研究成果,虽说以‘版本与实用兼顾’,既见不到唐宋,特别清代朴学家成果。就和实用无缘。”而“《四部备要》因为切合实用,且用排版,价格便宜,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后来又出16开书籍纸句逗本,证明这路是成功的”。李春光也专门指出:“《备要》比《丛刊》的实用性更强,分类排列更为严谨,提纲挈领,取便研求,是一部模仿《四库全书萃要》体例而编的举要常备性丛书。”这说明中华书局在与商务印书馆在出版古籍上的差异化竞争策略,为其丛书出版与销售谋得更多的优势,进而后来居上。
  “80多年前的旧中国,学术信息不流通,印刷业不发达,人民大众生活不富裕,有志于学者,苦于买不到、也买不起应读之书。1920—1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共收经、史、子、集四部书351种,11305卷,注重实用,多是应读之书。与《四部丛刊》比较,《备要》采录了《丛刊》所无的、大量的重要著作,如系同一部书,《备要》与《丛刊》不同之处在于选择精校详注之本。”
  3.《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存在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均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学界研究多集中在以下方面:
  选择底本失当。黄永年教授在其《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中专节用较大篇幅指出《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两大丛书选择底本失当的情形。
  版本校勘失误。探讨集中在对《四部备要》各书版本存在问题及更正文字窜乱上。如《<广雅疏证>四部备要本质疑一则》、《<四部备要><饴山诗集>校勘失误》、邓志瑗、苏新春两位先生均曾撰文提及四部备要本《广雅疏证》的舛误问题。
  黄永年教授的学生李向群先生攻读硕士阶段时专以《四部备要》丛书版本为研究对象,其在一年多点时间里,逐一查对丛书版本,“发现舛误抵牾之处不下百起,于是撮其大要,略事分类,写成这篇《纠谬》,庶今后使用此书者可不受其误”。将《四部备要》版本引用错误行为归为所题版本实非所据版本、所言之版本未详及选用版本明显不善不当等两种,下辖八类成因。进而认为“在《四部备要》所收356种古籍版本中,版本失实者多达160余种,占47%”。
  此外,《四部丛刊》在版本选择上过分追求宋元古本,反而让人不能明了宋元以下至于明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而《四部备要》丛书因其追求适用性、群众性、完备性,虽然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编辑,用功虽勤,错谬仍多。而黄永年教授指出的“有些人却喜欢《备要》排印得清楚而不习惯看影印宋元旧本的《丛刊》,甚至出现引用古籍要以《备要》本为准而反对用《丛刊》本”的怪事在今天仍时常出现,这是学界值得警惕的现象。
  结语
  研究三大丛书编印过程,汲取经验、教训,联系到当前的古籍整理、图书出版和刊物编辑事业,特别是近十年来开展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依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目前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已在如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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