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干事关新民骑车要到大黄庄蹲点。
　　上路不大会儿，天下雨了，路面慢慢起泥，他只得下车推着沿路边走，路边有草，车子还能推。很快车轮和泥瓦之间粘满了泥巴，推不转了。他把车子马腿支起，折根树枝掏泥巴。掏净后，推不多远，泥巴又满了，又停下来掏。反复几次，已是气喘吁吁，身上也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汗水了。
　　同志，上哪儿去啊这是？咋搞成这样了？
　　关干事身后响起闷雷似的问话。关干事转身一看，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赤脚大汉，光着脊梁，浑身上下就一条蓝士林布做的短裤，左胳肢窝里夹着一双已穿得发白的解放牌黄球鞋，方面大耳，一身肌肉疙瘩。
　　我到大黄庄。还有多远？
　　好几里哪！我就是那庄上的。走！先到我家里歇歇。大汉说着，也不管人家同不同意，弯腰把右胳膊伸进三角架里，只轻轻一挑，自行车大梁就稳稳地落到了肩膀上，拔腿就走。
　　关干事忙问：你家啥成分？
　　雇农！大汉头也不回只管往前走。
　　富农？大汉说话字音有些含混，关干事没听清，疑惑地问了一句。
　　大汉立即停下脚步，转过头，瞪着吓人的大眼珠子，吼道：是比贫下中农还贫的雇农，不是富农！咋的了？富农你就不让我扛车了？
　　关干事不说话了。
　　还没到大黄庄，雨停了，大汉就扛着车子把关干事送到大队部。
　　后来，关干事调查摸底，才知道大汉叫黄大憨。
　　大黄庄的社员反映，队长和会计不和，责任在会计，他私心太重，队里账目不清。关干事就找队长谈话，建议撤换会计，让黄大憨接任。队长一听，哈哈大笑，说，大憨没上过学，不识字，还是个半吊子（智障）。 队长接着说，不过，这人很负责任，他觉着对的事，就坚决干好，九头牛也拉不回，还不怕得罪任何人。关干事说，那就给他找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吧。队长说，让他当监督员，就是不让社员养的猪跑出村口钻到地里糟蹋庄稼。队长给关干事作了详细说明。
　　这个村子四周是三四丈宽的池塘，水也很深，全村只有南面一个两丈宽的路坝。社员养的猪白天有养猪户轮流赶到河坡里放牧，养猪户家里都建有猪圈，按说应该很好管理的。可是养猪实在不容易。社员的口粮都很紧张，猪饲料大多是河水下面的杂草和河坡里的猪娃草、苜蓿等野生植物。猪也是整天饿得嗷嗷叫。猪对社员太重要了，家里年底各项大的开支就靠卖猪的钱。少数社员深夜或是凌晨就偷着把自家的猪从路坝放出去。猪钻到庄稼地里吃饱后天亮之前又回到自家圈里。后来队里就让各户轮流站岗守住路坝，但也没管住。队里又排班，到地里去抓猪，抓住一次罚扣五斤免购点（口粮），但值班的也是睁只眼闭只眼，都怕得罪人，最终也没管住。
　　队长说，要是大憨愿意干的话，说不定他一个人就能治住。
　　队长跟大憨一说，大憨特别高兴。水稻快成熟的时候天还不冷。每天村里人睡定后，他就裹件破大衣，搬个破椅子坐到村口。几次半夜里有人到村口“侦查”，想把猪放出去，大憨忽地站起来吼道：谁？想干啥？“侦查”的人立即退了回去。
　　一个乌云遮月的晚上，大憨在茅房里拉肚子，拉了好长时间，比往常晚去了好大会儿。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时，一头猪忽地一下从路坝外稻田里蹿进村里。大憨起身就去追那头猪，那头猪跑得快，他就在后面穷追不舍，一直把那头猪累趴在地上。他用绳子把猪拴在了村口的树上，就去通知队长叫社员来认领。
　　这头猪是他二叔家的。二叔来了，把大憨狗血喷头骂了一頓说：半吊子，你不是在稻田里抓住的，咋能说我的猪下了稻田？我早起放圈让猪遛遛，我就在后面跟着哩。大憨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说：我就是看着它从稻田里蹿上来的！二叔，你说这是你的猪啵？要不是你的，咱叫队长派人把它赶到街上卖了，钱归队里。 二叔说，别叫我二叔！要认我这个二叔你还坑我？半吊子！大憨说，你说谁半吊子？二叔咋啦？司务长打他爹，公事公办！别说二叔，就是我二儿也不行！
　　在场的人“哄”的一声笑了。
　　忽然，场外响起一个人鼓掌的声音，原来是蹲点的关干事。他已放下肩上背的粪箢子——他喜欢庄稼，常在生产队长会上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养它”，他到各生产队巡查都是背着粪箢子。他对在场的社员说：大憨的话虽粗，但很在理。大家说是不是？
　　从此，谁也不敢再偷着往庄稼地里放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