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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国范儿”？在我看来，“民国范儿”的第一个特点是“纯真”。现代中国历史当中有一所独一无二的大学，就是只有八年多历史的西南联合大学，但是它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00多位两院院士，以及众多的学者、大师。
西南联大如今已经成为神话，也可以说是绝唱。我到台湾，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鹿桥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这本书我后来买来读了几页，有点儿看不下去。小说写的就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但小说里的人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失真。究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太复杂，心思也被磨砺得太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已经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而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他们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是他们的心态非常安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在战争环境里面，这些学术大师写了很多经典著作。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特点是“德行”。在左翼知识分子那里，有一段著名的传奇。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与他的学生杨之华相恋。杨之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陪之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启事：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結合朋友关系”。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传奇，有后人编造加工的成分，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你要编个传奇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素材，没有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特点，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有关。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不是世袭的，而是上下流动的。但钱穆先生指出，不同阶层间有流品之分。这个流品，就是文化的分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民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流品的追求。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却远在今日的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民国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之处。”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特点是“尊严”。知识分子守护的最核心价值，乃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社会，首先要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前两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发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位教授去吃饭，三位教授中一位是对蒋介石有看法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位是清高的逍遥派，一位是很有政治欲望的保守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想去赴宴，又怕被人说闲话，因此很纠结。到底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形成了一台戏。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
当我这样称颂民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说：“难道民国没有烂人吗？你看钱钟书写的《围城》，那个三闾大学就是他曾经任教过的蓝田师范学院，不是有好多庸人、烂人吗？”的确，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的确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
（摘自《国学》2016年12期）
西南联大如今已经成为神话，也可以说是绝唱。我到台湾，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读台湾版的《青春之歌》——鹿桥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这本书我后来买来读了几页，有点儿看不下去。小说写的就是西南联大学生的生活，但小说里的人实在太纯真了，纯真得让我觉得好像有点儿失真。究竟是小说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我想了半天，发现是我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太复杂，心思也被磨砺得太复杂，人际关系更复杂，已经不能欣赏，也难以想象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而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非常纯真的东西。战争年代，前方在打仗，他们就在后方读书，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他们经常要“跑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去，但是他们的心态非常安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他们的战场就在学术岗位上。在战争环境里面，这些学术大师写了很多经典著作。
“民国范儿”的第二个特点是“德行”。在左翼知识分子那里，有一段著名的传奇。瞿秋白在上海大学教书期间，与他的学生杨之华相恋。杨之华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出名的美女，已经是有夫之妇，但夫妻感情并不好。秋白陪之华去浙江与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竟然相谈甚欢。最后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出三则启事：第一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第二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合恋爱关系”；第三则是“某年某月某日起，沈剑龙和瞿秋白結合朋友关系”。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传奇，有后人编造加工的成分，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凡夫俗子的时代，你要编个传奇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素材，没有了这样的故事。
“民国范儿”的第三个特点，我称之为“趣味”。民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的，都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风气有关。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不是世袭的，而是上下流动的。但钱穆先生指出，不同阶层间有流品之分。这个流品，就是文化的分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民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对流品的追求。许多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其人文修养却远在今日的文科教授之上。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古典文学修养，连王元化先生都非常称赞。民国的知识分子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既有古希腊哲学，也有印度哲学和佛教，还有中国的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他的学生张岂之说：“汤先生讲的中国哲学就像中国哲学，讲的西方哲学就像西方哲学，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勉强之处。”汤先生提出“融汇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这些“新派中的旧派”的文化态度。
“民国范儿”的第四个特点是“尊严”。知识分子守护的最核心价值，乃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把人视作目的，而不是工具。人最可贵的一是生命，二是尊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文明社会，首先要尊重人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精神尊严。前两年南京大学学生创作了一部话剧《蒋公的面子》，讲的是抗战期间发生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请三位教授去吃饭，三位教授中一位是对蒋介石有看法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位是清高的逍遥派，一位是很有政治欲望的保守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算盘，想去赴宴，又怕被人说闲话，因此很纠结。到底给不给蒋公一个面子，形成了一台戏。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尊严的，“天子呼来不上船”。1944年教育部给汤用彤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颁了最高学术奖。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他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看不起那些高高在上、不学无术的行政官僚，他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人的尊严和士的气节。
当我这样称颂民国知识分子的时候，有人不以为然，说：“难道民国没有烂人吗？你看钱钟书写的《围城》，那个三闾大学就是他曾经任教过的蓝田师范学院，不是有好多庸人、烂人吗？”的确，每个时代都有俗儒、烂人——《儒林外史》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不都是俗儒吗？但是比较不同的时代，不是比烂——烂人任何时代都有，而是比高度、比风气。民国时期的确有很多庸人和烂人，但是那个时代有一批卓越之士，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最重要的是，这些“民国范儿”主导了士林的风气，让那些庸人、烂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当真小人，只能做伪君子——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有真君子在那儿，有好风气在那里，所以学界比较正派。
（摘自《国学》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