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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深圳晚报2013年12月31日报导，深圳市某医院一患者2010年7月被送入该院住院治疗，救治成功后，医院先后14次建议该患者出院，但其不愿离去，待在医院已近500天，其间产生治疗费近18万元；长期占据一间有3张病床的房间，占用住院费用达100余万元，而其仅上交8000元押金。根据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调查，目前深圳市属公立医院还有61名长期住院占压床位的病人，累计住院床日17000多个，欠费高达800多万元。
据了解，患者长期占用医院的床位或病房，医学上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的这种“压床”现象，并非深圳一地，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它影响了医院的救治能力和医疗安排，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损害了急需住院治疗的其他患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医疗秩序的社会问题。
医院无解 相关部门无可奈何
深圳商报2014年1月8日追踪报道，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却因为非医疗的原因而拒绝出院的“压床”病人，成了令医院头疼的难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2013年12月底，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吐槽”对此无能为力，建议应当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指定的某个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形成一个机制来逐一解决。据该报记者近日对深圳市卫计委、民政、公安等部门进行的采访，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无可奈何”。市卫计委回复，目前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手段让“压床”病人出院，只能由医院和患者协调解决。市民政局表示，只能建议患者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申请资助治疗，其他方面无法管理。公安部门则表示，病人拒不出院，未构成治安或刑事案件，对医院的报警案件没有受理并进行立案，只能呼吁医患双方坐下来调解，实在调解不成，医院可以走司法程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为医院顾虑较多，深圳没有一家医院真正走上这条道路。最后，该报得出结论，病人“压床”的问题，目前看来似乎真的成了“无解”的难题。
用法治思维看待病人“压床”
病人“压床”的问题，难道真的成了“无解”之题吗？按照法治思维，处理有争议或有危害的社会问题，应当把它转化或上升为法律问题。对于法律问题的处理，先看现行的法律有无明确规定。我们试着先从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中查找答案。先翻查特别法或称部门法，如1994年颁布并实施的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没有涉及该行为、该法律问题；1998年发布的我国《执业医师法》，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再翻查其他一般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倒是相当于规范性文件的1986年公安部、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第五条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长期占据病床拒不出院”，但是没有行为后果的规定，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要以法理分析。要对这个法律问题定性，看是刑事问题，还是治安问题，抑或民法问题等等。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没有关于压床方面的法律规定，根据法律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压床问题就不属于刑法或行政法问题。一般而论，压床问题，如果仅仅是患者与医疗机构的争议或纠纷，就属于民法问题，一般是合同纠纷，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如果患者的压床行为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那另当别论。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关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案由规定，压床问题属于医疗合同纠纷，就需要用我国《合同法》等民法规范处理。依循法律的逻辑，以公平、正义、秩序等的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论证，正确解释、适用法律，解决压床的法律问题。
用法治解决患者“压床”问题
解决患者压床问题，既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也不宜用经济手段制裁，如前文用法治思维分析的那样，应当采用法治方式、方法处理。对解决患者压床争议，笔者作为法律人，自有解决争议的办法。处理问题的指导方针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合乎事理的规划，预防争议發生在先，处理已发生的争议在后，协助建立、维护一个公平和谐的医疗秩序。笔者在此提出一套原则性的法治方法，供医院处理患者压床争议参考。
患者“压床”，既然属于民法问题，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即当事人个体可以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的实质，就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国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裁决。
医院要解决病人“压床”的问题，首先要聘请法律专家设计一套完整的法律预防方案。这套方案，主要是患者住院治疗合同体系，包括从患者挂号、医生接诊、住院、治疗、护理等一系列主、从合同，重点是住院治疗合同。用合同的方法，把患者与医院、医生等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清楚，尤其是患者出院条款详尽约定，包括出院的条件、程序、拒不出院的违约责任和医院强制患者出院的自助行为等。这里有人可能会疑问，医院这种合同自治行为，与我们国家医院的性质和功能相符吗？为解疑惑，权且让笔者略作说明。我国的医院，现在定位于非营利性法人，即公益法人。非营利性医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执行国家规定的医疗价格，治病防病，救死扶伤，保障人的健康，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医疗机构。依法理，公益法人属于私法人的一种。医院具有私法人的属性。私法人作为民事主体自然可以以意思表示的方式与相对方（医院与患者）设定权利和义务法律关系。因此医院可以用格式合同设定这一权利，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督促患者履行义务，依约定和医院通知出院。如果患者还拒不履行出院、支付医疗费等义务，医院可以采取私力救济的自助行为，单方采取措施强制送走患者；最后的办法是医院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通过国家设立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追究患者的违约责任，依法强制执行其出院。
目前医院患者“压床”的普遍问题或普遍现象，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短期问题，伴随着社会的民主法治进步，人的文明素质提高，特别是人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医院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改善等等，必将逐步减少，并成为个别问题或个别现象。
（王科峰，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专栏作家）
据了解，患者长期占用医院的床位或病房，医学上应当出院而拒不出院的这种“压床”现象，并非深圳一地，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它影响了医院的救治能力和医疗安排，占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损害了急需住院治疗的其他患者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医疗秩序的社会问题。
医院无解 相关部门无可奈何
深圳商报2014年1月8日追踪报道，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却因为非医疗的原因而拒绝出院的“压床”病人，成了令医院头疼的难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2013年12月底，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吐槽”对此无能为力，建议应当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指定的某个部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形成一个机制来逐一解决。据该报记者近日对深圳市卫计委、民政、公安等部门进行的采访，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无可奈何”。市卫计委回复，目前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手段让“压床”病人出院，只能由医院和患者协调解决。市民政局表示，只能建议患者向其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申请资助治疗，其他方面无法管理。公安部门则表示，病人拒不出院，未构成治安或刑事案件，对医院的报警案件没有受理并进行立案，只能呼吁医患双方坐下来调解，实在调解不成，医院可以走司法程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为医院顾虑较多，深圳没有一家医院真正走上这条道路。最后，该报得出结论，病人“压床”的问题，目前看来似乎真的成了“无解”的难题。
用法治思维看待病人“压床”
病人“压床”的问题，难道真的成了“无解”之题吗？按照法治思维，处理有争议或有危害的社会问题，应当把它转化或上升为法律问题。对于法律问题的处理，先看现行的法律有无明确规定。我们试着先从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中查找答案。先翻查特别法或称部门法，如1994年颁布并实施的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没有涉及该行为、该法律问题；1998年发布的我国《执业医师法》，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再翻查其他一般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倒是相当于规范性文件的1986年公安部、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第五条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长期占据病床拒不出院”，但是没有行为后果的规定，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要以法理分析。要对这个法律问题定性，看是刑事问题，还是治安问题，抑或民法问题等等。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都没有关于压床方面的法律规定，根据法律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压床问题就不属于刑法或行政法问题。一般而论，压床问题，如果仅仅是患者与医疗机构的争议或纠纷，就属于民法问题，一般是合同纠纷，即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如果患者的压床行为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那另当别论。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有关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案由规定，压床问题属于医疗合同纠纷，就需要用我国《合同法》等民法规范处理。依循法律的逻辑，以公平、正义、秩序等的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论证，正确解释、适用法律，解决压床的法律问题。
用法治解决患者“压床”问题
解决患者压床问题，既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也不宜用经济手段制裁，如前文用法治思维分析的那样，应当采用法治方式、方法处理。对解决患者压床争议，笔者作为法律人，自有解决争议的办法。处理问题的指导方针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合乎事理的规划，预防争议發生在先，处理已发生的争议在后，协助建立、维护一个公平和谐的医疗秩序。笔者在此提出一套原则性的法治方法，供医院处理患者压床争议参考。
患者“压床”，既然属于民法问题，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即当事人个体可以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私法自治的实质，就是由平等的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有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国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裁决。
医院要解决病人“压床”的问题，首先要聘请法律专家设计一套完整的法律预防方案。这套方案，主要是患者住院治疗合同体系，包括从患者挂号、医生接诊、住院、治疗、护理等一系列主、从合同，重点是住院治疗合同。用合同的方法，把患者与医院、医生等的权利和义务约定清楚，尤其是患者出院条款详尽约定，包括出院的条件、程序、拒不出院的违约责任和医院强制患者出院的自助行为等。这里有人可能会疑问，医院这种合同自治行为，与我们国家医院的性质和功能相符吗？为解疑惑，权且让笔者略作说明。我国的医院，现在定位于非营利性法人，即公益法人。非营利性医院，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执行国家规定的医疗价格，治病防病，救死扶伤，保障人的健康，承担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医疗机构。依法理，公益法人属于私法人的一种。医院具有私法人的属性。私法人作为民事主体自然可以以意思表示的方式与相对方（医院与患者）设定权利和义务法律关系。因此医院可以用格式合同设定这一权利，用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督促患者履行义务，依约定和医院通知出院。如果患者还拒不履行出院、支付医疗费等义务，医院可以采取私力救济的自助行为，单方采取措施强制送走患者；最后的办法是医院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通过国家设立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追究患者的违约责任，依法强制执行其出院。
目前医院患者“压床”的普遍问题或普遍现象，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短期问题，伴随着社会的民主法治进步，人的文明素质提高，特别是人的法治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医院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改善等等，必将逐步减少，并成为个别问题或个别现象。
（王科峰，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