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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者有德】
孔子谈德，举例多为有力者。“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长子，周代诸侯国吴国第一代君主。“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处之“周”，实为周文王。他还举出几个德行高导的人：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则均为其弟子。
他讲“为政以德”“君子怀德”，也是在对有话语权的人提要求。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千里马日行千里，不是它耐力超强，而是它听主人的话，与其它的马和谐相处。这个评价怪不怪？骥者，就是用来行路的，为何要谈到“德”？
钱穆先生解释说，“人之才德兼具者，其所称必在德，然亦无无才之德。不能行远，终是驽马。性虽调良，不获骥称”。可谓一语中的。德者，就是专为孔武者准备的。一个人首先要有能力，不仅是行事能力，更是对别人和外物有伤害的能力。能力越强，越要讲德。
所以，“力”是“德”的充要条件。尤其在夫子生活的早期农耕时代，人的破坏力基本只体现在个人蛮力上，作恶能力终究有限。贱民有无德行并不重要，有德也是被人踩，无德也是被人踩。每日苦苦煎熬。一个谁也指挥不动的底层人物（小人）走投无路时，到大街上发泄，最多打倒一个路人就被擒住了。不像现在，可以拎一桶汽油到公交车上伤害一群无辜。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里，缺少法治、规则等外力，即便有，也是以强权为背景。“德”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既无他律，只好要求自律。它与既有的某些规则共同组成一个完备的体系，既是规则的辅助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正因此，“德”之提出与彰显，乃是人与人之间无现实平等的一个标志。
【以直报怨】
两千年来，释儒道三家错综繁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民间庞杂的价值观。追根溯源，“以德报怨”似乎更符合佛理——从身上捉住虱子跳蚤也要放掉，而不是捻死。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服人”似乎没什么争议，而对“以德报怨”“以身饲虎”等彻底妥协的做法虽然也有宣扬，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不同见解。
不过，不做归不做。作为文化的一极，以德报怨”的提法一直挺立在东方价值观中。提倡之，褒奖之，身体力行之者，不绝于耳。
那么，儒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孔子早有明确答案。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他回答，如果以德报怨，那么用什么报“德”呢？以德报怨是不对的。对方施我以“德”，我报之以“德”；对方施我以怨，给我气受，我报之以“直”。所谓“直”，乃公道、公理。如果我错了，有怨就有吧，我忍；如果我没错，你无缘无故伤害我，我就以牙还牙。
但这个“直”，貌似公平而合理，其实最后往往会变味，被情感的砝码压垮。毕竟，它不是旁观者角度，是自身的考量。你对我好，我便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但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是上下级关系，所谓“五伦”者，皆在此列。有些“怨”，在陌生人那里是“怨”，在亲人这里无所谓。你“怨”我了，我也不在乎。“直”与“不直”，凭的是当事人的亲疏远近。公平考量，最后难免成为情感考量，直至利益考量。
所以，以直报怨有两种结果，一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一是忍气吞声，以德报怨。孔子虽不赞同以德报怨，但给出的答案中却暗含了这个选项。至于给施怨方哪个回报，由当事人自己认定。
【说到做到】
网上流传着各种真真假假的名著解读。最常见的如：经典名句你是这样理解的，其实人家是那么说的，你理解得不对。比如“言必信行必果”，后面还有六个字“硁硁然小人也”，孔子的意思是“言必信行必果”不是什么好的行为，那是小人做的事。
其实，这样的解释误人不浅。
关于“言必信行必果”，《论语》中的原话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向子贡解释“士”的三种境界，最高层级是心有所耻，不辱君命；其次为尊老爱幼，亲人称颂；再次为说话算话，言必信行必果。这三种，都比那些当政者强多了。政治家们量小器狭，什么都不是。
孔子认为：一，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不过是个犟种，是一头不懂转圜的倔驴，不值得推崇；二，不能全盘否定犟种，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也算一种小小的美德吧，所以可以列在孝悌之后。
孔子为什么不太看重“说到做到”呢？孟子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个够格的人，应该义字当先，有时候因为某种原因说了某句话做了某件事，不符大义原则，就不一定将其坚持到底。只有小人才固执于圆满，说出的话板上钉钉，貌似要怎样怎样，其实是走入死胡同了。
孔子并非鼓励言行不一。他看到了问题所在：有些坏人在某些时候说的话，也是真诚的，也有可取之处，不可能都壞；有些好人，某些时候说的也不一定对。再进一步，即使是君子之道，完全真理，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它需要特定环境和特定时空，在以后的实践中需要不断完善和纠偏。为避免名人名言被别有用心者拿来当作攻击他人的武器，因此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一个有权力的人，不能专因一个人说过什么话就去举荐他，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行事有缺陷就连他说的话也不理。
《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通行的解释是：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呢？孔子答道，这个字恐怕只能是“恕”了吧。自己不愿意要的，莫将其施之于别人。
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在《论语》中，此语的上一句话就是“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若将两句话联系起来读，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子贡问，有没有说了一句话便终身行之的人呢？孔子答，对待这件事要以“恕”对之。即使他做不到，也要宽恕。自己做不到，别要求别人做到。 这才符合孔子的思维：言论很重要，可以用言论来约束自己和别人，但不要将其视为铁律，甚至为了维护自己说过的话，证明其正确，宁可文过饰非，一条道跑到黑。相反，如果发现说的不全面，不具体，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野朴之气】
孔子讲礼乐，一生都在推崇和普及。礼乐的意义在于约束。以之约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乐应该越完备越好，最好层峦叠嶂，密不透风。
问题是，孔子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我的学生中，早先那一批人，在礼乐方面，有野朴之气。后来的这些人，在礼乐方面已经有君子之气了。但如果让我使用之，我宁愿使用先进的那一批。
按其一贯的言行推理，后进的完备，孔子应该用“后进”的才对。
在孔子那里，所有事物都有一个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文质彬彬”是最恰当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朴实、自然，无修饰；文，指文采，经过修饰的。野，指粗鲁、鄙俗；史，指虚伪、浮夸；彬彬者，搭配恰当合理。凡事野朴多于文饰，则流于粗陋。文饰多于野朴，则又流于浮华。如果能做到文质彬彬，就算是个君子了。具体到礼乐，如果不喜欢繁琐复杂，起码可以中庸一些，去喜欢文质彬彬的。但孔子就这么直愣愣地说，自己喜欢“先进”的。
想来有如下原因。一是对今天的礼乐有所不满。过于细碎，使人惮其繁琐，便把所有美好加以想象后置于昨天。以昨日之是，敲打今日之非，乃人之常情。
二是初生的野朴之态更生动可爱。动物小时，无论狮虎牛豹，狗羊鸡鸭，即使害虫野兽，皆懵懂状态。文化亦然。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场面宏大，情节完整，逻辑清晰。而其原型——《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部分章节，篇幅不长，读来却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欣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野史笔记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但读其之前的《山海经》《酉阳杂俎》《搜神记》等，或长或短，不拘一格，跳脱灵动，甚至前言不搭后语，粗糙而生机勃勃。
事物的美好大多体现在高潮处，所有的野朴前戏都是为了高潮的到來。流连把玩野朴之美，应该是高潮之后的回甘。
还有一种原因。后进之礼乐，已然成型，想改动一下，都要冒反权威反传统的风险。先进的野朴期则不然。规矩还处于正在进行时，参与者可以立规矩，可以改变现状，既顺手又理所当然。这种手到擒来的变数，让参与者能感受到创造之乐。故，孔夫子怀念的，应该是自己的创造之乐。他不愿坐享成果，更愿意孜孜不倦地创造。
（作者系文史学者）
孔子谈德，举例多为有力者。“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长子，周代诸侯国吴国第一代君主。“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处之“周”，实为周文王。他还举出几个德行高导的人：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则均为其弟子。
他讲“为政以德”“君子怀德”，也是在对有话语权的人提要求。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千里马日行千里，不是它耐力超强，而是它听主人的话，与其它的马和谐相处。这个评价怪不怪？骥者，就是用来行路的，为何要谈到“德”？
钱穆先生解释说，“人之才德兼具者，其所称必在德，然亦无无才之德。不能行远，终是驽马。性虽调良，不获骥称”。可谓一语中的。德者，就是专为孔武者准备的。一个人首先要有能力，不仅是行事能力，更是对别人和外物有伤害的能力。能力越强，越要讲德。
所以，“力”是“德”的充要条件。尤其在夫子生活的早期农耕时代，人的破坏力基本只体现在个人蛮力上，作恶能力终究有限。贱民有无德行并不重要，有德也是被人踩，无德也是被人踩。每日苦苦煎熬。一个谁也指挥不动的底层人物（小人）走投无路时，到大街上发泄，最多打倒一个路人就被擒住了。不像现在，可以拎一桶汽油到公交车上伤害一群无辜。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里，缺少法治、规则等外力，即便有，也是以强权为背景。“德”的重要性便显现出来了。既无他律，只好要求自律。它与既有的某些规则共同组成一个完备的体系，既是规则的辅助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正因此，“德”之提出与彰显，乃是人与人之间无现实平等的一个标志。
【以直报怨】
两千年来，释儒道三家错综繁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民间庞杂的价值观。追根溯源，“以德报怨”似乎更符合佛理——从身上捉住虱子跳蚤也要放掉，而不是捻死。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服人”似乎没什么争议，而对“以德报怨”“以身饲虎”等彻底妥协的做法虽然也有宣扬，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不同见解。
不过，不做归不做。作为文化的一极，以德报怨”的提法一直挺立在东方价值观中。提倡之，褒奖之，身体力行之者，不绝于耳。
那么，儒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孔子早有明确答案。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他回答，如果以德报怨，那么用什么报“德”呢？以德报怨是不对的。对方施我以“德”，我报之以“德”；对方施我以怨，给我气受，我报之以“直”。所谓“直”，乃公道、公理。如果我错了，有怨就有吧，我忍；如果我没错，你无缘无故伤害我，我就以牙还牙。
但这个“直”，貌似公平而合理，其实最后往往会变味，被情感的砝码压垮。毕竟，它不是旁观者角度，是自身的考量。你对我好，我便对你好；你对我不好，但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是上下级关系，所谓“五伦”者，皆在此列。有些“怨”，在陌生人那里是“怨”，在亲人这里无所谓。你“怨”我了，我也不在乎。“直”与“不直”，凭的是当事人的亲疏远近。公平考量，最后难免成为情感考量，直至利益考量。
所以，以直报怨有两种结果，一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一是忍气吞声，以德报怨。孔子虽不赞同以德报怨，但给出的答案中却暗含了这个选项。至于给施怨方哪个回报，由当事人自己认定。
【说到做到】
网上流传着各种真真假假的名著解读。最常见的如：经典名句你是这样理解的，其实人家是那么说的，你理解得不对。比如“言必信行必果”，后面还有六个字“硁硁然小人也”，孔子的意思是“言必信行必果”不是什么好的行为，那是小人做的事。
其实，这样的解释误人不浅。
关于“言必信行必果”，《论语》中的原话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孔子向子贡解释“士”的三种境界，最高层级是心有所耻，不辱君命；其次为尊老爱幼，亲人称颂；再次为说话算话，言必信行必果。这三种，都比那些当政者强多了。政治家们量小器狭，什么都不是。
孔子认为：一，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不过是个犟种，是一头不懂转圜的倔驴，不值得推崇；二，不能全盘否定犟种，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也算一种小小的美德吧，所以可以列在孝悌之后。
孔子为什么不太看重“说到做到”呢？孟子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个够格的人，应该义字当先，有时候因为某种原因说了某句话做了某件事，不符大义原则，就不一定将其坚持到底。只有小人才固执于圆满，说出的话板上钉钉，貌似要怎样怎样，其实是走入死胡同了。
孔子并非鼓励言行不一。他看到了问题所在：有些坏人在某些时候说的话，也是真诚的，也有可取之处，不可能都壞；有些好人，某些时候说的也不一定对。再进一步，即使是君子之道，完全真理，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它需要特定环境和特定时空，在以后的实践中需要不断完善和纠偏。为避免名人名言被别有用心者拿来当作攻击他人的武器，因此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一个有权力的人，不能专因一个人说过什么话就去举荐他，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行事有缺陷就连他说的话也不理。
《论语》中还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通行的解释是：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呢？孔子答道，这个字恐怕只能是“恕”了吧。自己不愿意要的，莫将其施之于别人。
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在《论语》中，此语的上一句话就是“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若将两句话联系起来读，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子贡问，有没有说了一句话便终身行之的人呢？孔子答，对待这件事要以“恕”对之。即使他做不到，也要宽恕。自己做不到，别要求别人做到。 这才符合孔子的思维：言论很重要，可以用言论来约束自己和别人，但不要将其视为铁律，甚至为了维护自己说过的话，证明其正确，宁可文过饰非，一条道跑到黑。相反，如果发现说的不全面，不具体，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野朴之气】
孔子讲礼乐，一生都在推崇和普及。礼乐的意义在于约束。以之约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乐应该越完备越好，最好层峦叠嶂，密不透风。
问题是，孔子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我的学生中，早先那一批人，在礼乐方面，有野朴之气。后来的这些人，在礼乐方面已经有君子之气了。但如果让我使用之，我宁愿使用先进的那一批。
按其一贯的言行推理，后进的完备，孔子应该用“后进”的才对。
在孔子那里，所有事物都有一个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文质彬彬”是最恰当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朴实、自然，无修饰；文，指文采，经过修饰的。野，指粗鲁、鄙俗；史，指虚伪、浮夸；彬彬者，搭配恰当合理。凡事野朴多于文饰，则流于粗陋。文饰多于野朴，则又流于浮华。如果能做到文质彬彬，就算是个君子了。具体到礼乐，如果不喜欢繁琐复杂，起码可以中庸一些，去喜欢文质彬彬的。但孔子就这么直愣愣地说，自己喜欢“先进”的。
想来有如下原因。一是对今天的礼乐有所不满。过于细碎，使人惮其繁琐，便把所有美好加以想象后置于昨天。以昨日之是，敲打今日之非，乃人之常情。
二是初生的野朴之态更生动可爱。动物小时，无论狮虎牛豹，狗羊鸡鸭，即使害虫野兽，皆懵懂状态。文化亦然。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场面宏大，情节完整，逻辑清晰。而其原型——《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部分章节，篇幅不长，读来却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欣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野史笔记中的登峰造极之作，但读其之前的《山海经》《酉阳杂俎》《搜神记》等，或长或短，不拘一格，跳脱灵动，甚至前言不搭后语，粗糙而生机勃勃。
事物的美好大多体现在高潮处，所有的野朴前戏都是为了高潮的到來。流连把玩野朴之美，应该是高潮之后的回甘。
还有一种原因。后进之礼乐，已然成型，想改动一下，都要冒反权威反传统的风险。先进的野朴期则不然。规矩还处于正在进行时，参与者可以立规矩，可以改变现状，既顺手又理所当然。这种手到擒来的变数，让参与者能感受到创造之乐。故，孔夫子怀念的，应该是自己的创造之乐。他不愿坐享成果，更愿意孜孜不倦地创造。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