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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梁实秋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参加了“华北慰劳视察团”。该团由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郑州、宜昌等地，先后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原计划抵达西安后访问延安，但毛泽东致电参政会，代表中共公开表示对慰问团中余家菊、梁实秋两人不予欢迎，该团遂取消延安之行。此事使梁实秋甚为尴尬，一时成为议论中心。毛泽东为什么公开拒绝梁实秋访问延安？溯根探源，这一切都缘于与梁实秋有关的两次公开论战。
“鲁梁之争”的第一次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梁实秋出于一己偏见，分别在北京《晨报副刊》和《复旦旬刊》上发表了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文中，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出于对卢梭的景仰，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接下来的论战，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矛盾深化。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梁实秋在1929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接下来梁实秋在《新月》上，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猛烈抨击了梁实秋，“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随后梁实秋在《新月》二卷第九期上，连发两文，其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随即鲁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痛斥梁实秋，将“鲁梁之争”推至高潮。
就这样，“鲁梁之争”由学术之争、不同的文艺观，逐渐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终结，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后来。
“抗战无关论”的第二次论战
1938年冬，梁实秋接手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平明” 副刊。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亮出一番《编者的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对于梁的上述言论， 左翼作家们认为他是在鼓吹“抗战无关论”，自然又是一场口诛笔伐。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在梁实秋的文章见报的第五天，12月5日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接着，宋之的（1914-1956，左翼剧作家）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经过“鲁梁之争”的梁实秋，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关注，此时的公开论战再一次把梁实秋推到风口浪尖上。
1939年4月1日，在接手“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离开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多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就这样，“与抗战无关论”的罪名让梁实秋背负了几十年。但是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提到“抗战”二字的次数很多。他在抗战开始时便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并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逃到重庆，与家人别离达六年之久。他对日本人的痛恨可想而知。
《毛泽东选集》中不同版本的梁实秋注释
以上的两次论战，使梁实秋成为左翼作家的宿敌。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关于梁实秋注释条目中，认为：“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虽说只是一条简单的注释，在当时那无疑如同一纸判决书，给梁实秋定了“案”。从此梁实秋的著作无法在内地出版。1949年后内地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均把梁实秋当作反面教材来批。
1986年10月13日，中共资深党员、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文章，对罗荪等人的看法作了勇敢的颠覆，从此改写了这段文学史。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重写了梁实秋注释条目，注释改为平和的语气叙述他的生平和著述：“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注释笔调变得公正客观，这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越发的实事求是。
紧接着简体四卷本的《梁实秋散文》出现在内地各新华书店，而且成了畅销书。至于内地各出版社自行编印的林林总总的梁实秋著作，如《梁实秋散文选》《雅舍菁华》《梁实秋读书札记》等，充斥坊间。与此同时，鲁迅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也从内地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消失了。
“鲁梁之争”的第一次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梁实秋出于一己偏见，分别在北京《晨报副刊》和《复旦旬刊》上发表了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文中，梁实秋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出于对卢梭的景仰，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接下来的论战，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矛盾深化。当时，梁实秋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著文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一书，认为“实在译得太坏”，甚至“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梁实秋在1929年9月《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接下来梁实秋在《新月》上，又发表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否定文学的阶级性。
为此，鲁迅著长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猛烈抨击了梁实秋，“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随后梁实秋在《新月》二卷第九期上，连发两文，其中《“资本家的走狗”》一文回击冯乃超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对他的批评；《答鲁迅先生》则是还击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的这些文章，理所当然激起鲁迅的愤懑。随即鲁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痛斥梁实秋，将“鲁梁之争”推至高潮。
就这样，“鲁梁之争”由学术之争、不同的文艺观，逐渐演化为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论战。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终结，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后来。
“抗战无关论”的第二次论战
1938年冬，梁实秋接手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平明” 副刊。走马上任，他便在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亮出一番《编者的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对于梁的上述言论， 左翼作家们认为他是在鼓吹“抗战无关论”，自然又是一场口诛笔伐。第一个开炮的是罗荪，在梁实秋的文章见报的第五天，12月5日重庆《大公报》即发表《“与抗战无关”》一文。梁实秋迅即在翌日《中央日报》回敬了一文，题目也是《“与抗战无关”》。接着，宋之的（1914-1956，左翼剧作家）等人也发表文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经过“鲁梁之争”的梁实秋，他的一举一动都为左翼文人所关注，此时的公开论战再一次把梁实秋推到风口浪尖上。
1939年4月1日，在接手“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离开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多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就这样，“与抗战无关论”的罪名让梁实秋背负了几十年。但是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文章里，提到“抗战”二字的次数很多。他在抗战开始时便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并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实秋孤身一人从汉口逃到重庆，与家人别离达六年之久。他对日本人的痛恨可想而知。
《毛泽东选集》中不同版本的梁实秋注释
以上的两次论战，使梁实秋成为左翼作家的宿敌。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点了梁实秋的名。他说：“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关于梁实秋注释条目中，认为：“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虽说只是一条简单的注释，在当时那无疑如同一纸判决书，给梁实秋定了“案”。从此梁实秋的著作无法在内地出版。1949年后内地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均把梁实秋当作反面教材来批。
1986年10月13日，中共资深党员、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文章，对罗荪等人的看法作了勇敢的颠覆，从此改写了这段文学史。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重写了梁实秋注释条目，注释改为平和的语气叙述他的生平和著述：“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注释笔调变得公正客观，这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越发的实事求是。
紧接着简体四卷本的《梁实秋散文》出现在内地各新华书店，而且成了畅销书。至于内地各出版社自行编印的林林总总的梁实秋著作，如《梁实秋散文选》《雅舍菁华》《梁实秋读书札记》等，充斥坊间。与此同时，鲁迅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杂文，也从内地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