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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客家文学是“客家人写、写客家人”的族群文学，它与客家历史文化、客家精神、客家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本专题有四篇文章。诗人、客家文史工作者黄子尧先生的文章《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研究与建构》系统梳理了台湾客家文学的源起、现状与走向;邱立汉先生的文章《客语写作：客家文化的另类叙事》则探讨了客家文学中客家方言书写与文学审美的关系;钟俊昆先生的文章《真情真言与客家区域文化史的书写—评钟同福的散文作品》和袁演的《作为“时代文体”的思想文化随笔创作得失论—以张少华〈鸿渐赣南〉和〈楚楚雩阳〉的文本特征为例》则以具体个案的评论来探讨客家文学书写的时空观及其文化表达、文本特征。
—钟俊昆（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客家人有自己的文化与语言，有自己的独特生活习俗与行动哲学，自然就会用各类方式将客家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保留下来。因此，流传在客家地区的客家谚语、童谣、山歌、故事等，称为客家民间文学;文人用诗词、散文、小说等呈现，则是客家作家文学创作。客家文学包括客家作家文学和客家民间文学。到底何谓客家文学？各家说法不一，有血缘论，有主题论，有语言论，这些客家文学的定义都被涵盖在台湾文学史的建构条件之中。[1]
台湾客家文学的兴起与客家身份认同
如果以族群意识及使用语言为基础分析，客籍作家文化身份可分作下列四个类型：[2]
第一类型：土生土长的客籍作家。泛指移垦台湾的客家先民后裔之作家。他们聚集于客家庄成长，深受台湾历史文化的洗礼，从日据时代对殖民统治的抗争到当今忠于土地、生命的坚持，历经客语、日文、中文等教育思维的变迁，例如钟理和、吕赫若、吴浊流、钟肇政……成为小说创作中最出色的一群。
第二类型：福佬客作家。指福佬化之客籍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学之父”的赖和，后人整理其遗作时赫然发现一诗云：“我本客属人，鄉语径自忘;戚然伤怀抱，数典愧祖宗。”显然赖和是福佬化的客裔作家，福佬客作家如张良泽、宋泽莱、邱坤良、简媜等皆是。
第三类型：外省客作家。国民党政府迁台（1949）前后来台或来台后诞生的第二代文学作家，在大陆期间的“客家身份”突然被归属于“外省籍”，一般社会大众均以“外省客”称呼。其第二代子弟母语及客家认同则日渐模糊，例如林海音、杨子、钟梅音、周伯乃、小野等知名作家。
第四类型：海外来台客籍作家。有来自印尼的钟顺文、汤顺利，越南的尹玲（何金兰），马来西亚的李永平、张贵兴、钟怡雯等。他们笔下的作品反映了浓浓原居地客家风情，但定居台岛之后，逐渐融入了本土社会，主要著作也都在此发表、出版。
客家移民来台有先后，族群文化认同有强弱差别，形成了客家文学发展的不同面貌。穿越历史社会环境的演变，探索客家族群的文学文化、台湾文化背景与乡土关怀，构建客家主体意识的作品，成为客家文学正式起飞的阶段。
台湾客家文学史的建构
搜集研究台湾客家文学史料，可以分为作家文学、母语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面来论述。
（一）客籍作家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3]
清领时期，即有落籍台湾的客家文人，如吴子光等，以汉文书写台湾人文地理。日据时期，日本人推行“皇民化”政策时，台民纷纷组建诗社复兴华夏文风，六堆、桃竹苗及台中地区的客家人文士亦不落人后。迨国民党政府迁台，以乡土意识高举“台湾文学”，客籍作家更积极参与。20世纪中叶，随着广播、电视媒体的兴起，台湾客家社会面临极大的文化冲击，传统客家庄生活方式快速转变，价值观也随之改变。承载客家文化的客家语迅速流失，客家山歌民谣少人传唱，客家认同面临危机。不少客籍作家将客家生活反映在作品中，以期引起对客家文化的重视，创作成绩斐然。
台湾客家运动的崛起是在解严（1986）之后，其原因有大环境的松动、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受本土社会运动的影响等三个面向，客家精英以行动争取权益，以理论建构文化母体，进行一系列争取权益、维护尊严的“客家发声”行动。客家人对于文字的重视及敏感度积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台湾地区“客委会”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展“数位台湾客家庄-台湾客家数位图书馆”计划，其中“当代客家文学史料系统”就收录了100位客家文学作家及作品。其收录原则为：
1.作品中展现了客家社会的风俗民情、生活方式、行为思考模式及价值观等，书写内容蕴涵着客家意识。
2.以客家语言书写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
3.在台湾地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客籍作家。
整体而言，客籍文学作家有两个茁长阶段：一是早期融合着大量客家元素的作品，并不刻意考量客家的表白、诉求，是属于“随处拈来皆客家”的阶段;二是正视生活现实的演变，积极探索客家的传统与未来，陆续出现充满台湾文化背景与乡土关怀，饱含客家族群主体意识的作品，建构了客家文学发展的样貌。
（二）客语文学：客语诗的创作成绩最为显著
台湾本土化运动历程中兴起了母语写作的风潮，客语作家追求“言文一致”的努力，开创了客语文学的新天地。
历年来客语书写的方法，包含使用汉字、罗马字、日语假名等文字。创作客语文学的作家有杜潘芳格、范文芳、利玉芳、黄恒秋、邱一帆、龚万灶、张捷明、张芳慈、钟振斌、江岚、陈宁贵、林勤妹、刘慧真等。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散文、戏曲、小说。客语诗歌的创作量显然较大，一方面因为初期尝试客语写作，诗句简短容易掌握;另一方面则是短诗短文朗诵效果较佳，感染力较强，读者容易接受，因而客语诗的创作已有成绩。
2010年台湾省成立的“台湾客家笔会”[4]，以联络客家诗人作家、鼓励客语书写为宗旨，耕耘客家母语文学，创办客语刊物《文学客家》，成为全球第一份客家文学期刊。台湾客家笔会从2012年起开始办理“客语文学创作奖”，鼓励现代诗、散文、短篇小说、短剧的创作，希望增进客语书写的能力与信心，积极发表新颖而具有美感经验的作品。 （三）民间文学：草根性内涵的抒发
民间文学是客家文学的一个部分，是一般百姓的集体口头创作，且跟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源头，在初民社会时期是唯一的文学，那时还没有文字，自然就没有专业作家。几百年来，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平行发展之中，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二者并驾齐驱，各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5]
检视客家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可以分门别类地予以归纳出下列几种类型，它们可能不是绝对的构成，但颇多是草根性内涵的抒发，采集工作开展出一片宽阔的园地。
1.散文体口头创作。包括传说、童话、轶闻故事、笑话、寓言、神话等。
2.搭句式口头创作。包括叙事歌、劳动歌、情歌、仪式歌等。
3.语言类作品。例如师传话（老古人言）、谜语（令仔）、花灯诗等。
4.民间说唱。包括劝世文、乞食歌、棚头戏等。
5.民间戏曲。例如采茶戏、传仔等。
6.楹联栋对。
7.竹枝词。
这些民间文学的作品，展示着整体族群的风俗民情及生活智慧，特别是以客家母语说唱的属性，拉近了民众族群意识之串联，也建立了自我民俗习性的承传，尤其是与表演艺术的关联，让演出人与欣赏者的距离得以完整地贯通，并赋予双向交流、互补的旨趣，具备了娱乐、交谊、应对、酬庸与教化的功能。
研讨客家民间文学，透过一层又一层深入客家地区的搜集与整理，足以认知客家人及其民俗文化的融合与演变，获得深刻的语文应用成果。在表现客家风土民情的取材上，当然具备了更多生命力与人文色彩，展示着客家族群的风格与精神面貌。客家民间文学是一座文化资产的宝库，值得去挖掘、去寻味。
客家文学研究的特质与意义
客家文學在台湾历史社会的发展，经过海内外学者与专家的研究与调查，发现下列客家文学表现的特色：
（一）客籍诗人作家成就的文学典型
综观近代台湾文学史，客籍作家在台湾文学的位置确实不容忽视，从古典文学时代的吴子光、丘逢甲、谢颂臣、赖江质等，到台湾新文学的赖和、龙瑛宗、吴浊流、吕赫若、钟理和、林海音、钟肇政、李乔、杜潘芳格、黄娟、谢霜天等，其创作背景均离不开自己熟悉的乡土及客家风情。因而客籍作家对整体台湾文学的贡献，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客籍作家在台湾文学成为一种典范，例如有台湾新文学之父雅誉的赖和，虽其创作以闽南语为主，但本身是彰化的饶平客裔;居住于新竹北埔的龙瑛宗，初登文坛即以《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的日语小说在日本获奖;而跨越语言障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以《亚细亚的孤儿》总结了台湾的殖民处境、彷徨心态，其后创办《台湾文艺》杂志，提倡本土文学，成立吴浊流文学奖基金会，培育了许多乡土文学作家，为台湾文学史增添许多新页;居住在桃园龙潭的钟肇政是台湾第一位完成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作家，堪称是台湾文学界实力最为雄厚、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伟大文学家;又如“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钟理和，是台湾南部六堆客籍乡土作家;创作《寒夜三部曲》的李乔是苗栗客家人，以自己熟悉的乡土及客家风情，写下壮阔的小说史篇。因此客籍作家对整体台湾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远胜于其他台湾族群人士，引领百余年台湾文坛风骚。[6]
（二）乡愁：土地认同特质
探讨客家文学，会发现有深厚的土地认同特质。客家族群从北方南移的过程，所到之处皆作客，虽然最后在赣闽粤定居下来;另一方面，初到该地的客家人，只能在人烟稀少的高地开山打林，或在平洋所在当佃农维生，因而对土地充满渴望与情感。梁肇庭认为这种“边陲性”最能解释许多客家人的文化特性，并且赞同Skinner所言的“在所有汉民族中，客家人是唯一没有拥有自己的排洪盆地的语族”的看法，认为这种现象影响深远。客家先民渡海来台，所处环境与境遇和原乡类似，因此台湾客籍作家会有许多以大地之母为主题的作品出现。
从日据时期发轫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历经外来政权的打压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剧变，许多客家作家坚持以自己的笔，为生养他们的土地写下动人的篇章。这些作品忠实记录民众艰困的生活，反映血泪交织的悲欢岁月。钟理和笔下的美浓，钟肇政的龙潭、大溪，郑焕、黄娟笔下的杨梅，江上笔下的头份、狮潭，李乔小说里一再出现的番仔林，这些都是他们祖先血汗拓垦、养育他们的土地。以客家族裔的观念来耕耘乡土，成为那个时代与奋斗故事的最佳写照。
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是土地带来的历史悲愁。土地原本是珍贵的拥有，尤其是在早年农业时代的历程中，每一寸土地都是人民辛勤栽种的依据，但历史却使台湾土地成为痛苦的根源，烙下了许多殖民地的伤痕。[7]
李乔的《寒夜》是刻画客家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为土地而挣扎的小说。彭阿强一家十多丁口深入苗栗内山的番仔林—一个位于泰雅人番社附近的贫瘠山村，山田只能种植番薯，一家人勉强挨饿度日，加上天灾连连，损失惨重，几乎无法存活。再多的天灾人祸彭家人都坚忍下来﹐相信有朝一日，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所收成。但事与愿违，在垦照主与官方的勾结下，彭家与邻居流血流汗，牺牲多条人命开垦出来的番仔林，一夕之间，被列为垦照主的土地，多年辛苦顿时化为泡影，想借着双手拥有些许土地，可供糊口的卑微愿望竟然无法实现。番仔林的景况是：
番仔林的居民，不但永无出头的一天，而且越陷越深，越勤奋却是越贫穷。有些人又打算放弃山园逃走，但是到了决定关头，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血汗开辟的田园。最老资格的苏阿锦，交不出利息，听说官厅又要来测量“官有地”，一急之下，居然偷偷搞一条麻绳，到社寮角山冈上，准备在“吊颈树”上谋求解脱。结果，幸运地，也是不幸地—麻绳太短，又年老力衰，爬不上那棵巨大的树干，终于给人救了下来。（李乔《寒夜》）
借着客家人对土地的渴望与生存的苦难，李乔成功地织出了客家人对土地情感的篇章。 客家文学另一个常见主题是对故乡眷恋的乡愁。作家对自己乡土风物有与生俱来的情感，他们大量以故乡为背景，写出自己出生与茁壮的地方，细腻地描绘熟悉的故土，散发出浓厚的客家风情。[8]钟肇政长居龙潭，有很多作品以龙潭为中心，扩及大溪、角板山的农民生活。他以写实的手法展现对家乡茶园的深情告白：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春茶刚开始采摘的时候，傍晚时分，我照例收集了摘下的茶菁，装成两大包，用脚踏车载到镇上一家茶厂出售。碰巧这一晚茶厂做“起工”，由于我是这家茶厂的大主顾，所以给老板强拖硬拉地请进去喝了几杯酒—月已快圆，那正是春季里特有的月色，仿佛有枝轻灵的画笔，给月亮淡淡地扫了一抹，看去，显得大大的，黄澄澄的，格外逗人遐思。暖洋洋的微風，带上阵阵浮香徐徐吹拂脸上—那是一种春夜里所独有的香味，茶和各种花的香味，与泥土、新叶的芳香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钟肇政《残照》）
这种茶乡滋味是令人怀念的所在。但面对乡村生态可能的改变，以及客家庄外出谋生人口增加，所谓故乡与异乡之间的对比，怀乡之情及近乡情怯的纠缠……当然也成为日后客家作家敏锐探索的目标，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
（三）抗争文学的意识与精神
借文学表达强烈抗争的意识与精神，以吴浊流的小说最为典型。吴浊流介于日据时代及台湾光复后的文学世代，他对台湾文学的贡献，一是创办《台湾文艺》，倡导乡土本位的文学意识;二是写作饶富自传意味的《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等作品，标榜“孤儿弃子”的台湾人命运，造就了台湾文学传统与良知。
吴浊流于1964年创办《台湾文艺》，这份刊物成为本土文学的一个重镇。《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太明》，作品中所凸显的虚幻而无助的汉系血缘，带着异族凌虐的重创心灵，展开回归祖国的艰难距离。此书横跨大陆与台湾，表现了台湾人的历史命运主题，认为孤儿意识代表台湾人生命体的化身;吴氏于日据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的个性，有不屈的情操，有殖民枷锁下挣扎的痕迹，也创造了台湾新文学里以土地与命运纠葛为题的一个写作范例：
“我姓陈，广东番禺人，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请多多指教……”
“我叫胡太明，是台湾人。”
太明见他这种率直的样子，也和他打招呼道：
“我在物理学校念书。”
这时，陈的脸突然大变，先前那种亲密的样子竟一扫而空，顿时露出侮蔑的神态，歪着嘴角说：
“什么？台湾人？哼！”
他不屑再多说一句话，立刻离开太明的身边。
他们二人所谈的事，顿时传遍整个会场，到处见人窃窃私语：
“台湾人？”
“恐怕是间谍吧？”
经过一阵骚乱以后，会场里充满沉寂窒息的空气。太明已无法再待下去，他悄悄地站了起来，像遁逃似地跑出会场，他抑制住难言的愤怒，向行人稀少的寂静路上奔去。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追上来的是蓝。他猛力地抓住太明的肩膀怒吼道：“蠢货，日本的离间政策，怂恿台湾人在厦门附近，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惹是生非，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太明一言不发，静静地望着蓝，蓝接着大声道：
“竖子！”
“竖子”是范增骂项羽的话，意思是说他不能共谋事业。太明虽然被他骂得很凶，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发怒，他的内心只感到空虚和落寞。他在心里想道：
“这是因为他和我的心目中，有了无法弥补的距离的缘故。”（吴浊流《胡太明》）
吴浊流虽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但他时时仍以诗人自居，著有诗集《浊流诗草》等。他的汉诗作品颇多，并曾加入栗社、大新吟社，1969年更以退休金设立“吴浊流文学奖”，于台北内湖金龙禅寺树立“诗碑”，其一生文学行状，着实令人尊敬。后人将其著作辑为《吴浊流全集》六册问世，敬称之为“铁血诗人”。
（四）客家妇女的形象塑造
客家文学的另一项特色是客家妇女形象的塑造。传统客家女性有所谓“四头四尾”的美德，即“家头窖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与“针头线尾”。这种美德呈现在客籍作家钟理和、钟肇政与李乔笔下的人物形象中，延续过去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一再强调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黄巢之乱，背侄牵子的妇人，宋末勇救宋帝的一群打柴妇女，以及太平天国洪宣娇率领的女军，皆是刚强妇女的样板人物。台湾客籍作家将客家妇女不让须眉的精神，以新的艺术形式诠释出来，似乎更贴切、更具说服力。[9]其次，对照闽客作家笔下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不同于大家闺秀的闽式风格，客家妇女更具有勤劳与刻苦的样貌。
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的建构
编撰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旨在探讨记录客家文学之表现成果及其影响。客家文学作为族群文学、母语文学的史料研究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资料访查、图像文稿汇集、艺文活动档案、媒体、出版品等，依照年代顺序做出说明。研究框架如图所示：
客家文学为台湾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台湾客家的形成与文学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客家人“耕读传家”，重视文化教育，以勤奋读书提升内涵修养，进而关照时代环境，反映社会现象，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人与土地”这一主题的重要性。
客家文学作家除了创作技巧的学习养成之外，其作品往往与个人的成长背景、生活经验、文化环境、母语语言与艺术涵养等，都有深度的关联。这些因素也成为客家文学创作者显现作品风格的重要探讨课题，编撰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可系统性地反映出来。
迎向台湾客家文学发展的未来
21世纪，客籍作家依然活跃，文学作品各种主题意识的交相应用，企图找出文学在新世纪呈现的生机特点，源源释出族群“和而不同”的讯息。而高科技文明在台湾岛上展放炽热，人们追求“轻薄短小”的感受，亦颠覆着传统文化的诉求。文学作品世俗化、商业化的走向，让人眼花缭乱。号称为“社会最后一道良心”的文学，不得不以社会批判及教育的重建作为深耕的目标，继续刻画崭新而独特的局面。 新近客家文学创作与研究渐趋成熟，在臺湾丰富多元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艺文社团也为客家文艺吹响了号角，显示客家文学蓬勃发展的未来。社团积极搜集历史文献资料、传承客家语文教学、报道客家文学发展，来展现客籍作家的多元作品风貌，给后人提供研究参阅资料，以作为台湾客家文学史的一项见证。
客家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牵涉到文艺学、社会学、民俗学与历史学的领域，规模庞大。经过数百年来的不断迁徙，台湾客家人终于落地生根于斯，如何应用文学的手法来描述现代客家，如何用文学的思想来解析客家，相信是许多关心客家文学走向的人士关切的问题。
至于能够坚持使用客语创作诗文的作家，在客语文学创作、教学领域持续耕耘，用客语创作出有感情、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客家话不单是生活话语，更是教学用语、知识用语、文学用语。推广这种理念给社会民众认识、认同，并希望开展客语应用层面的普及，延续并创新母语文学与文化。
在多元族群文化的台湾，包容与尊重其他族群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而认识与传扬自己族群的文化，则是客家文学工作者无法避免的职责。当客家人懂得珍惜自我的文化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当客籍作家们回归文化母体，为自己族群立场发声，客家文学才有其意义，也才可以对新世纪的台湾文学注入活水。
参考文献：
黄恒秋：《客家书写—台湾客家文艺作家作品目录》，爱华出版社，2001年。
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爱华出版社，1998年。
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
台湾客家笔会成立于2010年，创会理事长黄子尧（笔名黄恒秋），以联络客家诗人作家、鼓励客语文学创作、交流文艺活动为成立宗旨。
黄子尧：《客家民间文学》，爱华出版社，2003年。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报系出版社，1991年。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之论述。
参照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63，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 1998.
张典婉：《台湾文学中客家女性角色与社会发展》，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论文，以及罗烈师之导读（哈客网/学术研究馆/成果论文/论文导读）。
[作者单位：台湾客家笔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客家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17BZW037）阶段性成果]
—钟俊昆（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客家人有自己的文化与语言，有自己的独特生活习俗与行动哲学，自然就会用各类方式将客家人生活的点点滴滴保留下来。因此，流传在客家地区的客家谚语、童谣、山歌、故事等，称为客家民间文学;文人用诗词、散文、小说等呈现，则是客家作家文学创作。客家文学包括客家作家文学和客家民间文学。到底何谓客家文学？各家说法不一，有血缘论，有主题论，有语言论，这些客家文学的定义都被涵盖在台湾文学史的建构条件之中。[1]
台湾客家文学的兴起与客家身份认同
如果以族群意识及使用语言为基础分析，客籍作家文化身份可分作下列四个类型：[2]
第一类型：土生土长的客籍作家。泛指移垦台湾的客家先民后裔之作家。他们聚集于客家庄成长，深受台湾历史文化的洗礼，从日据时代对殖民统治的抗争到当今忠于土地、生命的坚持，历经客语、日文、中文等教育思维的变迁，例如钟理和、吕赫若、吴浊流、钟肇政……成为小说创作中最出色的一群。
第二类型：福佬客作家。指福佬化之客籍作家。被誉为“台湾文学之父”的赖和，后人整理其遗作时赫然发现一诗云：“我本客属人，鄉语径自忘;戚然伤怀抱，数典愧祖宗。”显然赖和是福佬化的客裔作家，福佬客作家如张良泽、宋泽莱、邱坤良、简媜等皆是。
第三类型：外省客作家。国民党政府迁台（1949）前后来台或来台后诞生的第二代文学作家，在大陆期间的“客家身份”突然被归属于“外省籍”，一般社会大众均以“外省客”称呼。其第二代子弟母语及客家认同则日渐模糊，例如林海音、杨子、钟梅音、周伯乃、小野等知名作家。
第四类型：海外来台客籍作家。有来自印尼的钟顺文、汤顺利，越南的尹玲（何金兰），马来西亚的李永平、张贵兴、钟怡雯等。他们笔下的作品反映了浓浓原居地客家风情，但定居台岛之后，逐渐融入了本土社会，主要著作也都在此发表、出版。
客家移民来台有先后，族群文化认同有强弱差别，形成了客家文学发展的不同面貌。穿越历史社会环境的演变，探索客家族群的文学文化、台湾文化背景与乡土关怀，构建客家主体意识的作品，成为客家文学正式起飞的阶段。
台湾客家文学史的建构
搜集研究台湾客家文学史料，可以分为作家文学、母语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面来论述。
（一）客籍作家文学：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3]
清领时期，即有落籍台湾的客家文人，如吴子光等，以汉文书写台湾人文地理。日据时期，日本人推行“皇民化”政策时，台民纷纷组建诗社复兴华夏文风，六堆、桃竹苗及台中地区的客家人文士亦不落人后。迨国民党政府迁台，以乡土意识高举“台湾文学”，客籍作家更积极参与。20世纪中叶，随着广播、电视媒体的兴起，台湾客家社会面临极大的文化冲击，传统客家庄生活方式快速转变，价值观也随之改变。承载客家文化的客家语迅速流失，客家山歌民谣少人传唱，客家认同面临危机。不少客籍作家将客家生活反映在作品中，以期引起对客家文化的重视，创作成绩斐然。
台湾客家运动的崛起是在解严（1986）之后，其原因有大环境的松动、语言教育政策的变迁、受本土社会运动的影响等三个面向，客家精英以行动争取权益，以理论建构文化母体，进行一系列争取权益、维护尊严的“客家发声”行动。客家人对于文字的重视及敏感度积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台湾地区“客委会”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展“数位台湾客家庄-台湾客家数位图书馆”计划，其中“当代客家文学史料系统”就收录了100位客家文学作家及作品。其收录原则为：
1.作品中展现了客家社会的风俗民情、生活方式、行为思考模式及价值观等，书写内容蕴涵着客家意识。
2.以客家语言书写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
3.在台湾地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客籍作家。
整体而言，客籍文学作家有两个茁长阶段：一是早期融合着大量客家元素的作品，并不刻意考量客家的表白、诉求，是属于“随处拈来皆客家”的阶段;二是正视生活现实的演变，积极探索客家的传统与未来，陆续出现充满台湾文化背景与乡土关怀，饱含客家族群主体意识的作品，建构了客家文学发展的样貌。
（二）客语文学：客语诗的创作成绩最为显著
台湾本土化运动历程中兴起了母语写作的风潮，客语作家追求“言文一致”的努力，开创了客语文学的新天地。
历年来客语书写的方法，包含使用汉字、罗马字、日语假名等文字。创作客语文学的作家有杜潘芳格、范文芳、利玉芳、黄恒秋、邱一帆、龚万灶、张捷明、张芳慈、钟振斌、江岚、陈宁贵、林勤妹、刘慧真等。作品以诗为主，兼及散文、戏曲、小说。客语诗歌的创作量显然较大，一方面因为初期尝试客语写作，诗句简短容易掌握;另一方面则是短诗短文朗诵效果较佳，感染力较强，读者容易接受，因而客语诗的创作已有成绩。
2010年台湾省成立的“台湾客家笔会”[4]，以联络客家诗人作家、鼓励客语书写为宗旨，耕耘客家母语文学，创办客语刊物《文学客家》，成为全球第一份客家文学期刊。台湾客家笔会从2012年起开始办理“客语文学创作奖”，鼓励现代诗、散文、短篇小说、短剧的创作，希望增进客语书写的能力与信心，积极发表新颖而具有美感经验的作品。 （三）民间文学：草根性内涵的抒发
民间文学是客家文学的一个部分，是一般百姓的集体口头创作，且跟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源头，在初民社会时期是唯一的文学，那时还没有文字，自然就没有专业作家。几百年来，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平行发展之中，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二者并驾齐驱，各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5]
检视客家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可以分门别类地予以归纳出下列几种类型，它们可能不是绝对的构成，但颇多是草根性内涵的抒发，采集工作开展出一片宽阔的园地。
1.散文体口头创作。包括传说、童话、轶闻故事、笑话、寓言、神话等。
2.搭句式口头创作。包括叙事歌、劳动歌、情歌、仪式歌等。
3.语言类作品。例如师传话（老古人言）、谜语（令仔）、花灯诗等。
4.民间说唱。包括劝世文、乞食歌、棚头戏等。
5.民间戏曲。例如采茶戏、传仔等。
6.楹联栋对。
7.竹枝词。
这些民间文学的作品，展示着整体族群的风俗民情及生活智慧，特别是以客家母语说唱的属性，拉近了民众族群意识之串联，也建立了自我民俗习性的承传，尤其是与表演艺术的关联，让演出人与欣赏者的距离得以完整地贯通，并赋予双向交流、互补的旨趣，具备了娱乐、交谊、应对、酬庸与教化的功能。
研讨客家民间文学，透过一层又一层深入客家地区的搜集与整理，足以认知客家人及其民俗文化的融合与演变，获得深刻的语文应用成果。在表现客家风土民情的取材上，当然具备了更多生命力与人文色彩，展示着客家族群的风格与精神面貌。客家民间文学是一座文化资产的宝库，值得去挖掘、去寻味。
客家文学研究的特质与意义
客家文學在台湾历史社会的发展，经过海内外学者与专家的研究与调查，发现下列客家文学表现的特色：
（一）客籍诗人作家成就的文学典型
综观近代台湾文学史，客籍作家在台湾文学的位置确实不容忽视，从古典文学时代的吴子光、丘逢甲、谢颂臣、赖江质等，到台湾新文学的赖和、龙瑛宗、吴浊流、吕赫若、钟理和、林海音、钟肇政、李乔、杜潘芳格、黄娟、谢霜天等，其创作背景均离不开自己熟悉的乡土及客家风情。因而客籍作家对整体台湾文学的贡献，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客籍作家在台湾文学成为一种典范，例如有台湾新文学之父雅誉的赖和，虽其创作以闽南语为主，但本身是彰化的饶平客裔;居住于新竹北埔的龙瑛宗，初登文坛即以《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的日语小说在日本获奖;而跨越语言障碍的客籍作家吴浊流，以《亚细亚的孤儿》总结了台湾的殖民处境、彷徨心态，其后创办《台湾文艺》杂志，提倡本土文学，成立吴浊流文学奖基金会，培育了许多乡土文学作家，为台湾文学史增添许多新页;居住在桃园龙潭的钟肇政是台湾第一位完成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作家，堪称是台湾文学界实力最为雄厚、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伟大文学家;又如“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钟理和，是台湾南部六堆客籍乡土作家;创作《寒夜三部曲》的李乔是苗栗客家人，以自己熟悉的乡土及客家风情，写下壮阔的小说史篇。因此客籍作家对整体台湾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远胜于其他台湾族群人士，引领百余年台湾文坛风骚。[6]
（二）乡愁：土地认同特质
探讨客家文学，会发现有深厚的土地认同特质。客家族群从北方南移的过程，所到之处皆作客，虽然最后在赣闽粤定居下来;另一方面，初到该地的客家人，只能在人烟稀少的高地开山打林，或在平洋所在当佃农维生，因而对土地充满渴望与情感。梁肇庭认为这种“边陲性”最能解释许多客家人的文化特性，并且赞同Skinner所言的“在所有汉民族中，客家人是唯一没有拥有自己的排洪盆地的语族”的看法，认为这种现象影响深远。客家先民渡海来台，所处环境与境遇和原乡类似，因此台湾客籍作家会有许多以大地之母为主题的作品出现。
从日据时期发轫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历经外来政权的打压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剧变，许多客家作家坚持以自己的笔，为生养他们的土地写下动人的篇章。这些作品忠实记录民众艰困的生活，反映血泪交织的悲欢岁月。钟理和笔下的美浓，钟肇政的龙潭、大溪，郑焕、黄娟笔下的杨梅，江上笔下的头份、狮潭，李乔小说里一再出现的番仔林，这些都是他们祖先血汗拓垦、养育他们的土地。以客家族裔的观念来耕耘乡土，成为那个时代与奋斗故事的最佳写照。
经常出现的主题之一，是土地带来的历史悲愁。土地原本是珍贵的拥有，尤其是在早年农业时代的历程中，每一寸土地都是人民辛勤栽种的依据，但历史却使台湾土地成为痛苦的根源，烙下了许多殖民地的伤痕。[7]
李乔的《寒夜》是刻画客家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为土地而挣扎的小说。彭阿强一家十多丁口深入苗栗内山的番仔林—一个位于泰雅人番社附近的贫瘠山村，山田只能种植番薯，一家人勉强挨饿度日，加上天灾连连，损失惨重，几乎无法存活。再多的天灾人祸彭家人都坚忍下来﹐相信有朝一日，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所收成。但事与愿违，在垦照主与官方的勾结下，彭家与邻居流血流汗，牺牲多条人命开垦出来的番仔林，一夕之间，被列为垦照主的土地，多年辛苦顿时化为泡影，想借着双手拥有些许土地，可供糊口的卑微愿望竟然无法实现。番仔林的景况是：
番仔林的居民，不但永无出头的一天，而且越陷越深，越勤奋却是越贫穷。有些人又打算放弃山园逃走，但是到了决定关头，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血汗开辟的田园。最老资格的苏阿锦，交不出利息，听说官厅又要来测量“官有地”，一急之下，居然偷偷搞一条麻绳，到社寮角山冈上，准备在“吊颈树”上谋求解脱。结果，幸运地，也是不幸地—麻绳太短，又年老力衰，爬不上那棵巨大的树干，终于给人救了下来。（李乔《寒夜》）
借着客家人对土地的渴望与生存的苦难，李乔成功地织出了客家人对土地情感的篇章。 客家文学另一个常见主题是对故乡眷恋的乡愁。作家对自己乡土风物有与生俱来的情感，他们大量以故乡为背景，写出自己出生与茁壮的地方，细腻地描绘熟悉的故土，散发出浓厚的客家风情。[8]钟肇政长居龙潭，有很多作品以龙潭为中心，扩及大溪、角板山的农民生活。他以写实的手法展现对家乡茶园的深情告白：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春茶刚开始采摘的时候，傍晚时分，我照例收集了摘下的茶菁，装成两大包，用脚踏车载到镇上一家茶厂出售。碰巧这一晚茶厂做“起工”，由于我是这家茶厂的大主顾，所以给老板强拖硬拉地请进去喝了几杯酒—月已快圆，那正是春季里特有的月色，仿佛有枝轻灵的画笔，给月亮淡淡地扫了一抹，看去，显得大大的，黄澄澄的，格外逗人遐思。暖洋洋的微風，带上阵阵浮香徐徐吹拂脸上—那是一种春夜里所独有的香味，茶和各种花的香味，与泥土、新叶的芳香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钟肇政《残照》）
这种茶乡滋味是令人怀念的所在。但面对乡村生态可能的改变，以及客家庄外出谋生人口增加，所谓故乡与异乡之间的对比，怀乡之情及近乡情怯的纠缠……当然也成为日后客家作家敏锐探索的目标，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
（三）抗争文学的意识与精神
借文学表达强烈抗争的意识与精神，以吴浊流的小说最为典型。吴浊流介于日据时代及台湾光复后的文学世代，他对台湾文学的贡献，一是创办《台湾文艺》，倡导乡土本位的文学意识;二是写作饶富自传意味的《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等作品，标榜“孤儿弃子”的台湾人命运，造就了台湾文学传统与良知。
吴浊流于1964年创办《台湾文艺》，这份刊物成为本土文学的一个重镇。《亚细亚的孤儿》原名《胡太明》，作品中所凸显的虚幻而无助的汉系血缘，带着异族凌虐的重创心灵，展开回归祖国的艰难距离。此书横跨大陆与台湾，表现了台湾人的历史命运主题，认为孤儿意识代表台湾人生命体的化身;吴氏于日据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的个性，有不屈的情操，有殖民枷锁下挣扎的痕迹，也创造了台湾新文学里以土地与命运纠葛为题的一个写作范例：
“我姓陈，广东番禺人，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请多多指教……”
“我叫胡太明，是台湾人。”
太明见他这种率直的样子，也和他打招呼道：
“我在物理学校念书。”
这时，陈的脸突然大变，先前那种亲密的样子竟一扫而空，顿时露出侮蔑的神态，歪着嘴角说：
“什么？台湾人？哼！”
他不屑再多说一句话，立刻离开太明的身边。
他们二人所谈的事，顿时传遍整个会场，到处见人窃窃私语：
“台湾人？”
“恐怕是间谍吧？”
经过一阵骚乱以后，会场里充满沉寂窒息的空气。太明已无法再待下去，他悄悄地站了起来，像遁逃似地跑出会场，他抑制住难言的愤怒，向行人稀少的寂静路上奔去。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追上来的是蓝。他猛力地抓住太明的肩膀怒吼道：“蠢货，日本的离间政策，怂恿台湾人在厦门附近，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惹是生非，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太明一言不发，静静地望着蓝，蓝接着大声道：
“竖子！”
“竖子”是范增骂项羽的话，意思是说他不能共谋事业。太明虽然被他骂得很凶，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发怒，他的内心只感到空虚和落寞。他在心里想道：
“这是因为他和我的心目中，有了无法弥补的距离的缘故。”（吴浊流《胡太明》）
吴浊流虽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但他时时仍以诗人自居，著有诗集《浊流诗草》等。他的汉诗作品颇多，并曾加入栗社、大新吟社，1969年更以退休金设立“吴浊流文学奖”，于台北内湖金龙禅寺树立“诗碑”，其一生文学行状，着实令人尊敬。后人将其著作辑为《吴浊流全集》六册问世，敬称之为“铁血诗人”。
（四）客家妇女的形象塑造
客家文学的另一项特色是客家妇女形象的塑造。传统客家女性有所谓“四头四尾”的美德，即“家头窖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与“针头线尾”。这种美德呈现在客籍作家钟理和、钟肇政与李乔笔下的人物形象中，延续过去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一再强调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黄巢之乱，背侄牵子的妇人，宋末勇救宋帝的一群打柴妇女，以及太平天国洪宣娇率领的女军，皆是刚强妇女的样板人物。台湾客籍作家将客家妇女不让须眉的精神，以新的艺术形式诠释出来，似乎更贴切、更具说服力。[9]其次，对照闽客作家笔下所描绘的女性形象，不同于大家闺秀的闽式风格，客家妇女更具有勤劳与刻苦的样貌。
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的建构
编撰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旨在探讨记录客家文学之表现成果及其影响。客家文学作为族群文学、母语文学的史料研究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资料访查、图像文稿汇集、艺文活动档案、媒体、出版品等，依照年代顺序做出说明。研究框架如图所示：
客家文学为台湾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台湾客家的形成与文学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客家人“耕读传家”，重视文化教育，以勤奋读书提升内涵修养，进而关照时代环境，反映社会现象，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人与土地”这一主题的重要性。
客家文学作家除了创作技巧的学习养成之外，其作品往往与个人的成长背景、生活经验、文化环境、母语语言与艺术涵养等，都有深度的关联。这些因素也成为客家文学创作者显现作品风格的重要探讨课题，编撰台湾客家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可系统性地反映出来。
迎向台湾客家文学发展的未来
21世纪，客籍作家依然活跃，文学作品各种主题意识的交相应用，企图找出文学在新世纪呈现的生机特点，源源释出族群“和而不同”的讯息。而高科技文明在台湾岛上展放炽热，人们追求“轻薄短小”的感受，亦颠覆着传统文化的诉求。文学作品世俗化、商业化的走向，让人眼花缭乱。号称为“社会最后一道良心”的文学，不得不以社会批判及教育的重建作为深耕的目标，继续刻画崭新而独特的局面。 新近客家文学创作与研究渐趋成熟，在臺湾丰富多元的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艺文社团也为客家文艺吹响了号角，显示客家文学蓬勃发展的未来。社团积极搜集历史文献资料、传承客家语文教学、报道客家文学发展，来展现客籍作家的多元作品风貌，给后人提供研究参阅资料，以作为台湾客家文学史的一项见证。
客家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牵涉到文艺学、社会学、民俗学与历史学的领域，规模庞大。经过数百年来的不断迁徙，台湾客家人终于落地生根于斯，如何应用文学的手法来描述现代客家，如何用文学的思想来解析客家，相信是许多关心客家文学走向的人士关切的问题。
至于能够坚持使用客语创作诗文的作家，在客语文学创作、教学领域持续耕耘，用客语创作出有感情、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客家话不单是生活话语，更是教学用语、知识用语、文学用语。推广这种理念给社会民众认识、认同，并希望开展客语应用层面的普及，延续并创新母语文学与文化。
在多元族群文化的台湾，包容与尊重其他族群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而认识与传扬自己族群的文化，则是客家文学工作者无法避免的职责。当客家人懂得珍惜自我的文化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当客籍作家们回归文化母体，为自己族群立场发声，客家文学才有其意义，也才可以对新世纪的台湾文学注入活水。
参考文献：
黄恒秋：《客家书写—台湾客家文艺作家作品目录》，爱华出版社，2001年。
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爱华出版社，1998年。
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
台湾客家笔会成立于2010年，创会理事长黄子尧（笔名黄恒秋），以联络客家诗人作家、鼓励客语文学创作、交流文艺活动为成立宗旨。
黄子尧：《客家民间文学》，爱华出版社，2003年。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报系出版社，1991年。
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之论述。
参照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63， SMC Publishing Inc.， Taipei， 1998.
张典婉：《台湾文学中客家女性角色与社会发展》，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论文，以及罗烈师之导读（哈客网/学术研究馆/成果论文/论文导读）。
[作者单位：台湾客家笔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客家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17BZW03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