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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秉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以敏锐而细腻的文思触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症候。文章分别从婚姻情感的沉沦与救赎、群体性精神焦虑及其突围、人性善恶的开掘与质询、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等四个方面反映时代生活变革，呈现当代人的个体心理矛盾与生存困境。湖南中短篇小说作家对众生相的深描与社会各个角落的扫描，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现场感，更多的是给予我们对于时代文化症候的思辨。
关键词：情感救赎;群体性焦虑;人性善恶;传统文明
文化是人精神本质的展示，社会文化是作为群体的人类精神状态的核心呈现。“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人类在社会群居过程中共同形成和拥有的精神取向和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整体氛围，社会文化发展史既是群体的演进史，更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史。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社會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信仰的坍塌、人性的物化、精神领地的萎缩、人情的淡漠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仔细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善美变得弥足珍贵，群体性存在焦虑和社会道德失范渗透到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中。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在提供多元可能的同时，也日渐显露出消费经济的精神欠缺，转化在个体心理中则是人们普遍的精神失语。
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从当下一些典型精神问题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审美剖析，企图用文学文本呈现错综复杂、矛盾胶着的社会文化症候，思考生存意义的所在，探寻人类命运的最终归宿。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单位，家庭生活的动荡无疑是人们精神空虚、内心浮躁的最直观体现，离婚、出轨、背叛等婚姻致命伤已屡见不鲜，婚姻情感的沉沦和救赎受到作家的普遍关注。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老式手艺人没落，过去的淳朴民风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群体性精神焦虑折射出的众生相，这些社会病症都在作家笔下得到多维透视。同时，对人性善恶的双重开掘和深度质询也是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鲜明特点，或以美丑对照原则凸显社会的浮躁成风、物欲、利欲，或以象征手法表达对美好人性的呼唤，表现出深度的心灵自审。
一、婚姻情感的沉沦与救赎
婚姻情感一直是倍受作家关注的一个领域。黑格尔认为：“婚姻是精神的统一，其实质是伦理关系，婚姻的爱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②现代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爱情不是婚姻的本质，婚姻作为男女两性灵、肉与物质生活的多面结合而存在。现代社会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价值观的多元化挤压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信仰。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精神空间逐渐萎缩，使婚姻情感在褪去爱情的光环进入世俗生活中后陷入困境。
深圳作为欲望都市的典型代表，发生在其中的情感故事则更充斥着情爱、性爱和信任危机。柴画的《狼烟》以主人公朱苗条在深圳的生活为主线，通过写她与丈夫的婚变、家庭的纠葛、工作的变动一系列事件，揭示了平凡人在现实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艰难经历，“狼烟”寓意着真实的社会蚕食不亚于遍地狼烟、残酷血腥的战场。朱苗条从一个农村妹子一步一步成长为银行高管，一次次在如战争般激烈的江湖中沉浮，变成了“从头到脚都是钢铸的”钢铁妲己。正如小说中所言：“江湖就是一口沸腾的，食材丰盛的大火锅。里面啥都有，却啥都难以下咽！”更为悲哀的是，每一个“花心大萝卜行长”初出茅庐时都是纯净的孩子，都保持着原始的“善”，是汹涌的狼烟将他们“历练”成铁石心肠。朱苗条最终皈依乡土，完成了作者的主旨表达。作品语言可读性极强，有着都市灯红酒绿的鲜活和滚烫，也有着主人公湘妹子的泼辣干练。小说的精彩之处还体现在对结构的处理，每一部分看似是独立的小故事，却发生于朱苗条不同的人生阶段，并最终在末尾以朱苗条的情绪起伏达到了轰轰烈烈、震撼读者的效果，散而不乱，直指人心。万宁的《南情北爱》讲述了老年丧子的栾峻杰在浑浑噩噩中回忆过往，最终发掘出自己婚姻悲剧真相的故事。小说以老人栾峻杰为中心，通过发散思维方式进行时空跳跃，牵连出无数过往，引出不同人物，对主人公个体命运的立体书写就在这张密密麻麻又秩序井然的网上淋漓地呈现，揭示出聚焦革命背景下背井离乡抛弃家庭重组婚姻的群体及其后代的情感命运。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脉络是小说发展的重点，正是在主人公的自我逃避与怨悔中，作者有力叩问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爱情、亲情、人情的脆弱与无力，暗示当代人社会环境里的自我矛盾与逃离现实的无效性。全文以悬念而起，又开放而终。神圣而脆弱的生命记忆由于人情的藕断丝连而备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从而展示了人生与人性的悲哀;小说中流露出的想要逃离的渴望，预示着主体内心深层次的精神诉求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作品文字细腻，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描摹拿捏得当，诸如“他听见怪异的声音在喉咙里哽噎，那声音呈失控之势，决堤般狂泻而出”这样的即逝性动作描写让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质感。
沈念的《殊途》运用倒叙的手法，在父亲的视角下，一层层剥开真相，讲述了老人在失去儿子后的自我追思，最终指向两代人都曾历经“婚变”的历史命运。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对儿子掌控欲极强、在工作中也颇具话语权的老人与儿子无声无形的拉锯战和退休后带来的失落感，儿子与婚外女人在一起发生意外事故，彻底打破了老人的骄傲，也引出了两代人的错爱纠葛。小说思索婚姻与爱情、人生与变故，夹杂着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物欲横流下人性的微妙与波澜，揭示现代生活中人的根性。“殊途”在文中含义深切，既是指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变故，也是指老人与儿子的生死两别，亦是指两段“婚变”中男方截然不同的选择，纯洁的情感在婚姻与流言蜚语里的变质作为暗线潜藏在日常生活本相的深度开掘之中。小说运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式，拓宽了审美内蕴和思考深度，语言朴实细腻，娓娓道来，将家庭伦理的崩坏平静地解剖在读者面前，使老人的孤寂困惑不动声色地渲染开来，有力地叩问当代人的婚姻现状，通过对两代人精神交织的构建，再现了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现状。 与上述聚焦城市婚姻情感危机的作品不同，简媛的《枯秋》将视角放在了深广的农村家庭生活中，通过描写爹喝农药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对农村夫妻的感情羁绊。小说采用插叙的写作手法，以“爹喝农药”一事为节点，极其含蓄地引出爹、娘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小说从一个农村少女的视角出发，在妹妹“兰”的懵懂无知的映照下，层层点破真相，推动情节发展，并将环境描写稀释到情节的推进中，环境的变化与情节发展相得益彰，开篇描绘的枯秋景象衬托压抑的氛围，到最后爹娘在秋风里相拥，意味着两人在苦难面前携手相依，传达出苦涩人生中的一丝温情。作品篇幅较短，人物线索简单，贴近生活的对话描写架构起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点到为止，轻巧中蕴含深意。
二、群体性精神焦虑及其突围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加速了生产迭代，也使人情疏离，大量劳动力从四散的农村聚落向城市靠拢，钢筋混泥土的建筑森林如雨后春笋，人的自然属性被长期忽略。原来的规则体系受到冲击，但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人面临复杂多变的价值选择，个人能力不足以应对现实生活的困顿时，焦虑作为一种情绪体验，就会随之出现，社会焦虑由此成为社会成员间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被压抑的自我急需重新被发现，寻求精神突围路径。
作为“70后”文学湘军少将，马笑泉的笔力依旧独特而充满朝气，《杞人》和《考轻功》两部短篇小说以对社会层面的批判和心理层面的戏剧化处理，包裹作者的自由内心和生命激情。作者以强烈的在场感和想象性，将当下社会时兴的现状和精神，构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旧瓶装新酒”和“老酒入新瓶”的陌生感和新奇感。《杞人》一篇以经典传统典故——“杞人忧天”为题材，经过作者的浓重涂抹和粗犷勾勒，一个回转接着一个回转，让本已熟识的经典故事在现实环境的裹挟中左冲右突，最终重获生机，塑造了一个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解却被觉醒的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有着“忧患意识”的老人形象。但作者最终还是残忍地宣判这个解构传统的老人出局，给作品留下了思考空间。小说在行文的自由延展中穿插着个体面对焦虑的彷徨无助、社会应对焦虑的无计可施，荒诞的情节设置和黑色幽默的语言表达让杞人形象得以具象化，展现出作者注重人物内心开掘和将抽象主题具象化表达的写作特色。《考轻功》篇幅不长但结构新颖，取材独特，涵盖唐传奇中的剑客、民国时期以轻功闻名于世的“燕子”李三、南方“自然门”的宗师徐矮师和杜心五等众多部分，颇具传奇色彩。小说以时下风靡全球的时尚极限运动——“跑酷”为触发点，全新的带着恣意狂放的朝气的素材成为这篇小说的外壳。但开卷后却发现这是一群在寻找仅在武侠中存在的“轻功”的疯狂少年，在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中，作者却极为冷静，使得这种疯狂在作者一本正经的笔触下竟生出一种艺术美感，让人探究这背后的哲思。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场的作者，谨慎地与现实保持审慎的距离，沉浸在个人自由、飞扬的内心当中。
于怀岸的《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将视角投注在文学与理想之上，讲述了六个心中有理想有激情的文学青年自共同创办文学刊物《北纬27度》以来，在文学道路上的摸爬滚打、在生活舞台上的甜酸苦辣。小说追踪六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历程，随着刊物文学影响力的扩大、生活中各种诱惑的介入，六人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的借文學之力走上仕途，有的坚守文学梦出门闯荡，也有的向庸常世俗妥协安心过小市民生活。小说取材自作家最熟悉的文学生活场域，以《北纬27度》停刊，六人渐行渐远，曾经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和闪闪发光的文学梦想逐渐沉入生活的最底部为结尾，文学、生活、工作、友情、爱情复杂交织，以时间推移为叙事长轴，写实同时兼具批判笔风，层层深入地解剖现实生活，情节丰富详实，质感细腻。“斯德哥尔摩”表层上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在地，实则代表所有文学青年的终极梦想。赵燕飞的《等待阿尔法》以“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叙事，讲述了一个婚姻进入疲倦期，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在照顾住院的父母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情并重拾对未来的期待。父亲的坚强隐忍，母亲的焦躁任性、迟迟不见好转的身体状况、是否要孩子的分歧、病入膏肓的飘飘等一系列打击让濒临崩溃的叶子渴望阿尔法的早日出现，能够让苦苦挣扎的人们少些煎熬。他们期待阿尔法，却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谁也不知道它何时出现。小说中的人物，都包裹着一层柔和、安静的辉光，反映出作者内心安宁、祥和，以及通达的人生态度。但是等待的“阿尔法”到底是什么，却始终没有确定性的答案，或许是爱与生命，或许是自由与希望，或许仅仅就是一个人工智能。这种日常的，碎片化的，回忆式的叙事方式，让小说呈现出一个极大的不确定空间，从而给了被等待的“阿尔法”无数解读的可能。
万宁的《朋友圈·同学群》则以楚三元、吴绪与何里三人的高中生活及他们取得微信联系后的交往纠葛为背景，以工厂子弟学校和西山学校两个高中同学群为纽带，展示了现代社会的众生相。迅速占领网民市场的微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正如文中所言：“微信是腾讯开的精神病院，可以微信，不能全信。”小说对同学群中聊天场面的描写真实得仿佛让人在看现实中的自己，人们都戴着面具在群里夸张地表演同学情深的戏码，尽情地炫耀自己看似幸福的人生。通讯方式的改变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和生活的便捷，人与人之间看似距离为零，却在无形中加大了心与心的隔阂。小说中的环境和场景描写非常成功，文末的大转折更是将剧情推上了最高潮，打着保留回忆旗号的楚三元居然也是在做生意，而一直主张开发住宅区的何里却认为保留工厂的愿望有其合理性，这样欧·亨利式的结尾具有极强的震撼效果，令人回味无穷。
三、人性善恶的开掘与质询
文学始终是人学，人性主题是文学创作中恒常的话题，是一切艺术作品表达的核心，离开对人性的挖掘，作品将失去其内质。人性的内涵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受到外界诱因的影响。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批返乡视角下的人性观照之作，作家们以乡土大地为背景，展现出当代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和遭受的打击，从城乡对立的角度考察农村的落后与纯善，进而对照都市的浮华和冷漠，最终旨归于返乡，皈依乡土获得精神庇护。 《昔有少年》以少年人清澈的眼光，娓娓道来在文革年代里少年们的玩闹嬉戏，并借此隐隐牵涉出看似平和的日常下隐藏着的波涛汹涌，揭示了那个年代里铁匠铺的铁匠、少年们的父亲所遭遇的悲剧。全文循着少年的心路脉络层层展开，塑造了包括父亲、猴子、姜妹子等多重人物形象，借以个体人物命运的书写为时代背景下的群像立绘。父亲的严厉凶横、猴子等小伙伴对于爱情欲望的向往、姜妹子纯粹的“美”的形象，构筑了那个时代少年生活的全貌。全文的内涵与深意潜藏在原本构筑的模型支离破碎的一刻：父亲的严厉在“五七干校”里消磨殆尽，受少年倾慕的姜妹子的“美”破碎于铁匠铺被贴上封条的那一刻，原本活泼生动的小伙伴们也在一系列变故中悄然成长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将美好的事物撕裂给人看”，小说也选择以“美”的破碎，不动声色又干脆利落地揭示了文革年代里的动荡不安与人性损毁，引导读者思索与领悟。小说行文波澜不惊，语言的铺展间带着诗性的叙述与抒情的展开，在直叙的叙述中偶尔穿插回忆，为行文增添朦胧的美感;前后的对照、前后下湖湖水演变的意象、标题“昔有少年”的暗示，支撑起文本的深度与质感。相比常规的悲剧，小说的政治棱角也被诗性化的叙述抹去，以一种更加温婉的方式揭示主旨，带着静水流深的哲理性韵味。
陶少鸿的《大雪》讲述了初到雷公镇担任民政助理的大学毕业生唐尧下访残疾人救助户马志军一家的经历，作者将目光投注在马志军一家的家庭矛盾与情感纠葛之中，环环相扣，引出主人公与女友的情感危机。小说写了马志军、唐尧等小家的个体命运走向，聚焦于新时代下人民的生活面貌：个体在命运的碾压下身残志坚的硬汉傲骨，官场上的你来我往与战战兢兢，物质诱惑下对于爱情与责任的考验……人性立绘与生活广度跃然纸上。“雪”是贯穿全文若隐若现的线索，从对大雪降临的期盼向往，到最终大雪飘飞里的怅然若失，喜与悲几番波折，明线与暗线的双重交织，虚实变幻愈加凸显了人生百态、平地波澜的人生感慨。而结局的出人意料进一步渲染了主题的深刻性，引导读者进一步迈向对现代物欲与精神高度的思索。
胡小平的《引资》穿插倒叙，当下的场景与二十年前的场景交错，如电影般自如切换时空，在对照中呈现出两个时空世界的不同人文景观，并通过小人物丁国有为故事发展的引线，聚合起围绕“引资”上演的或惊心动魄或荒唐可笑的乌龙事件。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通过“我”的视角看到丁国有北漂做引投中间人，企图拿到佣金飞黄腾达的美好愿景被现实狠狠摔打，却回头无岸只能屡屡碰运气的无奈、卑微、自作自受又令人同情。“我”跟随贫困县的引资队伍北上，几经波折差点丢了性命，最后真相浮出水面方知所谓的财团是一伙诈骗犯。小说以语言对话描写塑造人物形象，读来畅快淋漓，在传神的讲述中给人以启迪，实现对底层人生存现状的感性观照和对浑浊社会的反思。
肖念涛的《宝宝回家吧》以因计划生育被打堕胎针而致残的智障儿宝宝的视角反衬世界的世风日下、浮躁、利欲，通过宝宝跟随父母和姐姐石朵去深圳的过程为线索串联起了一家人的悲喜，也将社会的道德示范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语言朴实澄澈，有着乡土的温润清馨，细节动作描写感人抓心，宝宝二十岁的人两岁的智力，但他的家人并不嫌弃反而珍惜其稚嫩，充分表现出乡村人的乐天知命，形成了纯挚的人性图景。作品多次写到宝宝的眼睛清澈如玉，从无知的智障儿映照出有知社会的复杂。此外，在深圳做“二奶”的石朵折射出城市的金钱、肉体狂欢;天资聪颖的胡弟是宝宝的对照，有着宿命轮回的色彩;曾犯下罪孽的鲁逵陷入忏悔，并以其子鲁福的牺牲完成了因果报偿。小说在宝宝和鲁福双双身亡将悲剧推向了高潮，逃离城市返归故土的精神旨归。卜布《去一个地方看你》是对沈从文先生《边城》的续写，描写了翠翠在等二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小说文笔优美流畅，采用第一人称书信式的叙述方式，将大部分笔墨用于刻画“我”的心理。作品篇幅虽短情节架构非常简单——一个女孩痴痴守望她的男孩的故事。但作者別出心裁地将叙事聚焦于内部，将小说的冲突融汇到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笔法里，成功地将少女等人时恍恍惚惚暧昧不清的思绪捋顺，刻画出惆怅哀怨又带有期盼的少女形象。凄婉悲凉的情绪随着小说极富感染力的叙事渐渐浸染到读者心头，使人不觉掩卷叹息。这样的即视感更使小说有了中国古典文学式悠远的意境，为小说增添了积淀和风骨。
四、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
传统农耕文明与自然山水相伴而生，建立在自然万物之上的人类活动质朴、诗意，自成独特的田园美感。与此自然环境形态相似，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以伦理道德来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使人为道德所约规，同样也让人体会到了家庭、邻里、乡亲的人情味。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造成冲击，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日积月累的手工劳作，城乡对立日渐明显，商品属性超越人性情感，人的物化、机械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手工艺也亟待得到重视。2017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不乏聚焦人的内在情感性，以恬淡、闲散的笔调再现温情岁月的恋旧之作。
姜贻斌的《水井头记事》通过“我”儿时的回忆，描写了六个生活在一条叫“水井头”的街上的人的故事。这些人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老派手艺人，如修表匠、照相师傅、刻私章的、剃头匠等，但他们都各有特点。作者对民间传统手艺人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与这一内涵相交融的，是作者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亲近之情和同情。此外，作品的重点虽在写人，细节中烘托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氛围，作者多次提到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动荡变迁的年代，蕴含着作者对时代变迁、往昔不在的感慨。在如今这样一个江河日下、世风浮躁的年代里，旧时平凡的人们坚守的某种安定和不变的东西，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作品的艺术手法非常成熟老练，通篇以透着古典主义风范的短句行文，洗尽铅华的语言以最朴素的姿态带给读者最真实的感动，方言的运用使作品地方色彩浓厚，再加上流畅平实的叙述，形成了质朴自然的文风。南宫浩的《熘腰花》以精炼醇厚的语言写了一个发生在长沙街巷中的普通老人冯爹身上的故事，呈现出冯爹平凡无奇也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一生。小说从长沙本地人喜爱的米粉切入，以“熘腰花”这一码子为结，构筑起属于冯爹的长沙市井生活日常，人物不多，线索明晰，彼此间的对话韵味悠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小说在冯爹罹患肝癌处出现转折，并以冯爹的三儿子和发廊庆瞎子两个人物，侧面烘托出冯爹默默无言的坚韧和伟大。作品可读性强，画面感老旧丰富，传达主旨不经雕琢，透着淳朴民风民味，既不拔高主旨也不加以雕琢，带给人真实的感动。翁新华的《鲤鱼跳龙门》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手工湘绣与机绣的交锋，一位固执坚守传统手艺的老人，一位机敏运用机器创新的妇女，在她们从相惜走向对立的过程中，传统手工与现代科技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小说语言晓畅生动，先设置悬念，再层层展开引出主题，整个故事脉络清晰，引人深思。用了一生去坚持手工湘绣的老人，她的信念却被那些说着创新其实在毁灭的人们摧毁。作者对各色人物的刻画十分精彩，尤其是那位美籍华人湘绣大家艾秀湘，他一边怀念着手工刺绣的美好，一边又不断发明着机器来摧毁它，在他身上呈现了最尖锐的矛盾。作者用北喜珍最后的顿悟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守旧与创新，没有谁对谁错，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和理由，但历史的车轮依旧兀自滚动，总有一些东西将被埋葬。 徐秋良的《欢欢喜喜过大年》围绕农民工戈满成过年返乡一事展开叙述，将毫无关联但又暗中契合的两个故事交错铺陈，进程务工的戈满成拮据但温暖，与妻儿父母之间的点滴温情在文字间流淌，而空巢老人郭老太的辛酸苦楚与之形成对照，两条线索的聚焦使不同主题融合升华。作者详尽叙述戈满成陪郭老太过年的前因后果，并通过语言对话引出两个家庭的离合悲欢，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结尾戈满成年后回乡遭遇车祸身亡的结局却出人意料，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审美冲击，使作品在悲喜交集中完成审美营构，以艺术形式质询现实人生。小说语言通俗易读，有着贴近生活的温度和远观现实的深度。卢应江的《星星和霓虹》通过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依恋和忧虑，呈现出两代人对城市充满恐惧和沉溺的迥异态度，蕴含着对本土生活变革动力的情感迷茫与理性审视。小说语言鲜活灵动，如充满生命力的民间歌谣般，轻盈、贴切、自然;尤擅心理活动的艺术再现，以大篇幅的心理变化描写层层推进情节发展，不显山不露水地通过内心的剧烈动荡展现外部世界的尖锐冲突。在“娘”的心目中，女儿冬晚和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不一样，终有一日她会到城市中飞上枝头做凤凰，但当女儿真正离开山村走向城市，母亲愁肠百结，并日日为女儿在繁华都市中的安危担忧。“星星”象征着乡村纯澈如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及母亲对女儿无暇的爱;“霓虹”象征着城市与自然背道而驰的浮躁、利欲，以及暗藏其中的淡漠和凶险。范朝阳的《旧年》运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向读者缓缓展现出一幅历经岁月的老旧画卷，生动再现几十年前充满烟火与人情味的小世界，文字中蕴含着古朴风味，将读者拉入那段温情时光里。小说主要以“我”的视角叙述，“我”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我”的在场使得故事真实立体，感情真挚。三奶奶祖孙三代的命运、学霸对田田的少年心事，邻里间的琐碎长短和质朴关怀，好的或坏的，欣喜的或悲凉的，都令人真切地感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巧妙呼应，生与死，新与旧，在这些矛盾里，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对旧时纯朴而温暖年岁的深深怀念。
由于篇幅所限，小小说没有中短篇小说那样多铺垫渲染之笔，但仍以其短小精悍、掷地有声呈现出独特的精美风格，带给读者以“快准狠”的心灵震撼。戴希的《这个故事我不吐不快》围绕一场抢劫案展开，小说中的母亲作为受害者，面对走投无路的劫匪镇定自若，用善心和智慧将抢劫巧妙转化为民间借贷，以此保住自己和女儿的生命安全，也换回了两名劫匪的洗心革面。在小小说的有限篇幅中，戴希选取不同以往的切入角度，并非一味讴歌真善之美，而是借劫匪前后态度的转变侧面烘托，让真善之念直抵人心。小说语言质朴，观察细致，真挚与热忱在字里行间不停流转。《太阳》则是一个清新的小故事，高中女孩雨馨因白血病不得不中断学习，病愈归来的她顾虑着自己失去的一头秀发，然而当她踏进教室时，却发现全班同学都为她剃了光头。每一个闪亮的光头，都好像一枚发光的太阳，用爱与情谊照亮了女孩儿内心的角落。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才是世界上最明媚的阳光，精彩的文章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和精致的结构，正如作者平淡地讲述着温暖的故事，自有另一种美丽。伍中正的《裸奔》构思精巧，先写十年后“我”在大街看见米粒裸奔，进而引出之前米粒丢了女人选择第一次裸奔的故事，最后重新回到十年后的裸奔，这样的峰回路转层层铺垫将米粒裸奔这一事的前因后果冷冷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通过倒叙的手法形成一个环。小说篇幅虽短却荡气回肠，既有对冷漠社会的控诉又蕴含恳切的人文关怀，其倒叙手法使压抑的氛围和深刻的立意如螺旋上升一般一点点呈现在读者眼前。《那个眼睛有病的人》讲述了一位有眼疾的彭先生买下自己崇拜的偶像李小龙豪宅成为富豪，却仍然保持谦和，在治疗好自己的眼疾后用自己的财富帮助那些同样有眼疾的人们甚至更多人的故事。作品以时间为轴，用类似传记的叙事方式平淡地陈述了彭先生的一生，使一个“达则兼济天下”，温和善良的男人形象跃然纸上。眼疾是小说着重描写的部分也是小说的线索，将历史的进程与人物的经历紧紧结合起来，突出了香港和内陆的时代背景。彭先生的眼疾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疾病，也隐喻着彭先生所看到的人间疾苦，他即使患有眼疾心底却是清明，在作者如流水般的叙事里，折射出那个时代熠熠的光辉。黄标的《好主意》选取局办公室小小的“拔草”事件，通过各科室成员方式不同目的一致的拒绝表现，讽刺了当代公务员阴奉阳违、怕苦怕劳的惰性。文本塑造了各色官员群像，溜须拍马、表里不一、各自为政，挖掘出现代社会人的虚伪、奸诈。全文语言诙谐风趣，对比鲜明;而其中结局的反差更是惹人啼笑皆非，“200元”结局的落幕给读者以反差体验，鲜明突出了主题。王祉璎《失恋的代价》讲述了一个因一次阴错阳差的失恋，因祸得福的公务员的故事。小说名为写失恋，实则对情感未有只字着墨，仅以此为背景写主人公何亚峰的失意和由此带来的系列事业上的打击。结局反转，何亚峰因失恋导致工作状态不佳，被降级调走，原先服务的路副市长涉嫌受贿被捕，何亚峰“笑而不语，眼里闪过一抹精光，心跟明镜似的透亮”，点到为止地勾勒了一个聪颖、机智、说破而不道破的公务员形象。海蠡的《白陶盘》以距今千年的白陶盘为主意象串联现世故事，在小小说的微型叙事中讲明了白陶盘的历史、来历、传承、丢失、追而不得最后又偶然寻回的故事。贯穿始终的白陶盘，在小说中见证着主人公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在小说之外承载着作者海蠡深沉的家国情怀。历史需要见证，情怀需要传承。小说以温情细腻的笔触，通过层层悬念的设置，由回忆牵连过往，在丢失、找回、又失而复得的精巧布局下衍生故事，凸显出明确且积极的叙事主题。
综观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家们均以现实主义视角选取重要题材或时代中心问题，直面人生，带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在看似消极的主题中隐含着对世界的积极思考，充分体现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务实血性。值得注意的是，聚焦婚姻情感、精神焦虑、快餐消费等系列社会发展带来的“副产品”，是承继自周立波以来的湖南当代生活史诗小说传统，作家忠实地践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写作法则，在对时代问题的书写中蕴含深厚稳固的写实品格。但时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瞬息万变已远远超过艺术更新的步伐，時代发展产生大量新的现实对作家的艺术能力提出新要求，写作可以诚实但不可以老实，非深厚文学功底和艺术自觉难以出彩。在看到作家选材立意的深刻深远时，或多或少也会看到部分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欠缺。因此，探索更纯熟更坚实更前沿的写作技法，增加对现实生活文学把握的能力，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而非理论先行的符号化人物，是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
关键词：情感救赎;群体性焦虑;人性善恶;传统文明
文化是人精神本质的展示，社会文化是作为群体的人类精神状态的核心呈现。“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人类在社会群居过程中共同形成和拥有的精神取向和生活方式构成了社会文化的整体氛围，社会文化发展史既是群体的演进史，更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史。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社會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信仰的坍塌、人性的物化、精神领地的萎缩、人情的淡漠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仔细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真善美变得弥足珍贵，群体性存在焦虑和社会道德失范渗透到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中。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在提供多元可能的同时，也日渐显露出消费经济的精神欠缺，转化在个体心理中则是人们普遍的精神失语。
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从当下一些典型精神问题出发，对社会现象进行审美剖析，企图用文学文本呈现错综复杂、矛盾胶着的社会文化症候，思考生存意义的所在，探寻人类命运的最终归宿。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单位，家庭生活的动荡无疑是人们精神空虚、内心浮躁的最直观体现，离婚、出轨、背叛等婚姻致命伤已屡见不鲜，婚姻情感的沉沦和救赎受到作家的普遍关注。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老式手艺人没落，过去的淳朴民风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群体性精神焦虑折射出的众生相，这些社会病症都在作家笔下得到多维透视。同时，对人性善恶的双重开掘和深度质询也是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鲜明特点，或以美丑对照原则凸显社会的浮躁成风、物欲、利欲，或以象征手法表达对美好人性的呼唤，表现出深度的心灵自审。
一、婚姻情感的沉沦与救赎
婚姻情感一直是倍受作家关注的一个领域。黑格尔认为：“婚姻是精神的统一，其实质是伦理关系，婚姻的爱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②现代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爱情不是婚姻的本质，婚姻作为男女两性灵、肉与物质生活的多面结合而存在。现代社会极大地丰富了人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价值观的多元化挤压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信仰。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精神空间逐渐萎缩，使婚姻情感在褪去爱情的光环进入世俗生活中后陷入困境。
深圳作为欲望都市的典型代表，发生在其中的情感故事则更充斥着情爱、性爱和信任危机。柴画的《狼烟》以主人公朱苗条在深圳的生活为主线，通过写她与丈夫的婚变、家庭的纠葛、工作的变动一系列事件，揭示了平凡人在现实社会中摸爬滚打的艰难经历，“狼烟”寓意着真实的社会蚕食不亚于遍地狼烟、残酷血腥的战场。朱苗条从一个农村妹子一步一步成长为银行高管，一次次在如战争般激烈的江湖中沉浮，变成了“从头到脚都是钢铸的”钢铁妲己。正如小说中所言：“江湖就是一口沸腾的，食材丰盛的大火锅。里面啥都有，却啥都难以下咽！”更为悲哀的是，每一个“花心大萝卜行长”初出茅庐时都是纯净的孩子，都保持着原始的“善”，是汹涌的狼烟将他们“历练”成铁石心肠。朱苗条最终皈依乡土，完成了作者的主旨表达。作品语言可读性极强，有着都市灯红酒绿的鲜活和滚烫，也有着主人公湘妹子的泼辣干练。小说的精彩之处还体现在对结构的处理，每一部分看似是独立的小故事，却发生于朱苗条不同的人生阶段，并最终在末尾以朱苗条的情绪起伏达到了轰轰烈烈、震撼读者的效果，散而不乱，直指人心。万宁的《南情北爱》讲述了老年丧子的栾峻杰在浑浑噩噩中回忆过往，最终发掘出自己婚姻悲剧真相的故事。小说以老人栾峻杰为中心，通过发散思维方式进行时空跳跃，牵连出无数过往，引出不同人物，对主人公个体命运的立体书写就在这张密密麻麻又秩序井然的网上淋漓地呈现，揭示出聚焦革命背景下背井离乡抛弃家庭重组婚姻的群体及其后代的情感命运。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脉络是小说发展的重点，正是在主人公的自我逃避与怨悔中，作者有力叩问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爱情、亲情、人情的脆弱与无力，暗示当代人社会环境里的自我矛盾与逃离现实的无效性。全文以悬念而起，又开放而终。神圣而脆弱的生命记忆由于人情的藕断丝连而备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从而展示了人生与人性的悲哀;小说中流露出的想要逃离的渴望，预示着主体内心深层次的精神诉求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作品文字细腻，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描摹拿捏得当，诸如“他听见怪异的声音在喉咙里哽噎，那声音呈失控之势，决堤般狂泻而出”这样的即逝性动作描写让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质感。
沈念的《殊途》运用倒叙的手法，在父亲的视角下，一层层剥开真相，讲述了老人在失去儿子后的自我追思，最终指向两代人都曾历经“婚变”的历史命运。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对儿子掌控欲极强、在工作中也颇具话语权的老人与儿子无声无形的拉锯战和退休后带来的失落感，儿子与婚外女人在一起发生意外事故，彻底打破了老人的骄傲，也引出了两代人的错爱纠葛。小说思索婚姻与爱情、人生与变故，夹杂着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物欲横流下人性的微妙与波澜，揭示现代生活中人的根性。“殊途”在文中含义深切，既是指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变故，也是指老人与儿子的生死两别，亦是指两段“婚变”中男方截然不同的选择，纯洁的情感在婚姻与流言蜚语里的变质作为暗线潜藏在日常生活本相的深度开掘之中。小说运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式，拓宽了审美内蕴和思考深度，语言朴实细腻，娓娓道来，将家庭伦理的崩坏平静地解剖在读者面前，使老人的孤寂困惑不动声色地渲染开来，有力地叩问当代人的婚姻现状，通过对两代人精神交织的构建，再现了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现状。 与上述聚焦城市婚姻情感危机的作品不同，简媛的《枯秋》将视角放在了深广的农村家庭生活中，通过描写爹喝农药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对农村夫妻的感情羁绊。小说采用插叙的写作手法，以“爹喝农药”一事为节点，极其含蓄地引出爹、娘与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纠葛。小说从一个农村少女的视角出发，在妹妹“兰”的懵懂无知的映照下，层层点破真相，推动情节发展，并将环境描写稀释到情节的推进中，环境的变化与情节发展相得益彰，开篇描绘的枯秋景象衬托压抑的氛围，到最后爹娘在秋风里相拥，意味着两人在苦难面前携手相依，传达出苦涩人生中的一丝温情。作品篇幅较短，人物线索简单，贴近生活的对话描写架构起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点到为止，轻巧中蕴含深意。
二、群体性精神焦虑及其突围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加速了生产迭代，也使人情疏离，大量劳动力从四散的农村聚落向城市靠拢，钢筋混泥土的建筑森林如雨后春笋，人的自然属性被长期忽略。原来的规则体系受到冲击，但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人面临复杂多变的价值选择，个人能力不足以应对现实生活的困顿时，焦虑作为一种情绪体验，就会随之出现，社会焦虑由此成为社会成员间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被压抑的自我急需重新被发现，寻求精神突围路径。
作为“70后”文学湘军少将，马笑泉的笔力依旧独特而充满朝气，《杞人》和《考轻功》两部短篇小说以对社会层面的批判和心理层面的戏剧化处理，包裹作者的自由内心和生命激情。作者以强烈的在场感和想象性，将当下社会时兴的现状和精神，构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旧瓶装新酒”和“老酒入新瓶”的陌生感和新奇感。《杞人》一篇以经典传统典故——“杞人忧天”为题材，经过作者的浓重涂抹和粗犷勾勒，一个回转接着一个回转，让本已熟识的经典故事在现实环境的裹挟中左冲右突，最终重获生机，塑造了一个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解却被觉醒的年轻一代所接受的有着“忧患意识”的老人形象。但作者最终还是残忍地宣判这个解构传统的老人出局，给作品留下了思考空间。小说在行文的自由延展中穿插着个体面对焦虑的彷徨无助、社会应对焦虑的无计可施，荒诞的情节设置和黑色幽默的语言表达让杞人形象得以具象化，展现出作者注重人物内心开掘和将抽象主题具象化表达的写作特色。《考轻功》篇幅不长但结构新颖，取材独特，涵盖唐传奇中的剑客、民国时期以轻功闻名于世的“燕子”李三、南方“自然门”的宗师徐矮师和杜心五等众多部分，颇具传奇色彩。小说以时下风靡全球的时尚极限运动——“跑酷”为触发点，全新的带着恣意狂放的朝气的素材成为这篇小说的外壳。但开卷后却发现这是一群在寻找仅在武侠中存在的“轻功”的疯狂少年，在这种近乎疯狂的行为中，作者却极为冷静，使得这种疯狂在作者一本正经的笔触下竟生出一种艺术美感，让人探究这背后的哲思。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场的作者，谨慎地与现实保持审慎的距离，沉浸在个人自由、飞扬的内心当中。
于怀岸的《朝着斯德哥尔摩飞奔》将视角投注在文学与理想之上，讲述了六个心中有理想有激情的文学青年自共同创办文学刊物《北纬27度》以来，在文学道路上的摸爬滚打、在生活舞台上的甜酸苦辣。小说追踪六人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历程，随着刊物文学影响力的扩大、生活中各种诱惑的介入，六人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的借文學之力走上仕途，有的坚守文学梦出门闯荡，也有的向庸常世俗妥协安心过小市民生活。小说取材自作家最熟悉的文学生活场域，以《北纬27度》停刊，六人渐行渐远，曾经意气风发的青春时光和闪闪发光的文学梦想逐渐沉入生活的最底部为结尾，文学、生活、工作、友情、爱情复杂交织，以时间推移为叙事长轴，写实同时兼具批判笔风，层层深入地解剖现实生活，情节丰富详实，质感细腻。“斯德哥尔摩”表层上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所在地，实则代表所有文学青年的终极梦想。赵燕飞的《等待阿尔法》以“一地鸡毛”式的琐碎叙事，讲述了一个婚姻进入疲倦期，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在照顾住院的父母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情并重拾对未来的期待。父亲的坚强隐忍，母亲的焦躁任性、迟迟不见好转的身体状况、是否要孩子的分歧、病入膏肓的飘飘等一系列打击让濒临崩溃的叶子渴望阿尔法的早日出现，能够让苦苦挣扎的人们少些煎熬。他们期待阿尔法，却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谁也不知道它何时出现。小说中的人物，都包裹着一层柔和、安静的辉光，反映出作者内心安宁、祥和，以及通达的人生态度。但是等待的“阿尔法”到底是什么，却始终没有确定性的答案，或许是爱与生命，或许是自由与希望，或许仅仅就是一个人工智能。这种日常的，碎片化的，回忆式的叙事方式，让小说呈现出一个极大的不确定空间，从而给了被等待的“阿尔法”无数解读的可能。
万宁的《朋友圈·同学群》则以楚三元、吴绪与何里三人的高中生活及他们取得微信联系后的交往纠葛为背景，以工厂子弟学校和西山学校两个高中同学群为纽带，展示了现代社会的众生相。迅速占领网民市场的微信，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正如文中所言：“微信是腾讯开的精神病院，可以微信，不能全信。”小说对同学群中聊天场面的描写真实得仿佛让人在看现实中的自己，人们都戴着面具在群里夸张地表演同学情深的戏码，尽情地炫耀自己看似幸福的人生。通讯方式的改变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和生活的便捷，人与人之间看似距离为零，却在无形中加大了心与心的隔阂。小说中的环境和场景描写非常成功，文末的大转折更是将剧情推上了最高潮，打着保留回忆旗号的楚三元居然也是在做生意，而一直主张开发住宅区的何里却认为保留工厂的愿望有其合理性，这样欧·亨利式的结尾具有极强的震撼效果，令人回味无穷。
三、人性善恶的开掘与质询
文学始终是人学，人性主题是文学创作中恒常的话题，是一切艺术作品表达的核心，离开对人性的挖掘，作品将失去其内质。人性的内涵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受到外界诱因的影响。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批返乡视角下的人性观照之作，作家们以乡土大地为背景，展现出当代农民对城市的向往和遭受的打击，从城乡对立的角度考察农村的落后与纯善，进而对照都市的浮华和冷漠，最终旨归于返乡，皈依乡土获得精神庇护。 《昔有少年》以少年人清澈的眼光，娓娓道来在文革年代里少年们的玩闹嬉戏，并借此隐隐牵涉出看似平和的日常下隐藏着的波涛汹涌，揭示了那个年代里铁匠铺的铁匠、少年们的父亲所遭遇的悲剧。全文循着少年的心路脉络层层展开，塑造了包括父亲、猴子、姜妹子等多重人物形象，借以个体人物命运的书写为时代背景下的群像立绘。父亲的严厉凶横、猴子等小伙伴对于爱情欲望的向往、姜妹子纯粹的“美”的形象，构筑了那个时代少年生活的全貌。全文的内涵与深意潜藏在原本构筑的模型支离破碎的一刻：父亲的严厉在“五七干校”里消磨殆尽，受少年倾慕的姜妹子的“美”破碎于铁匠铺被贴上封条的那一刻，原本活泼生动的小伙伴们也在一系列变故中悄然成长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将美好的事物撕裂给人看”，小说也选择以“美”的破碎，不动声色又干脆利落地揭示了文革年代里的动荡不安与人性损毁，引导读者思索与领悟。小说行文波澜不惊，语言的铺展间带着诗性的叙述与抒情的展开，在直叙的叙述中偶尔穿插回忆，为行文增添朦胧的美感;前后的对照、前后下湖湖水演变的意象、标题“昔有少年”的暗示，支撑起文本的深度与质感。相比常规的悲剧，小说的政治棱角也被诗性化的叙述抹去，以一种更加温婉的方式揭示主旨，带着静水流深的哲理性韵味。
陶少鸿的《大雪》讲述了初到雷公镇担任民政助理的大学毕业生唐尧下访残疾人救助户马志军一家的经历，作者将目光投注在马志军一家的家庭矛盾与情感纠葛之中，环环相扣，引出主人公与女友的情感危机。小说写了马志军、唐尧等小家的个体命运走向，聚焦于新时代下人民的生活面貌：个体在命运的碾压下身残志坚的硬汉傲骨，官场上的你来我往与战战兢兢，物质诱惑下对于爱情与责任的考验……人性立绘与生活广度跃然纸上。“雪”是贯穿全文若隐若现的线索，从对大雪降临的期盼向往，到最终大雪飘飞里的怅然若失，喜与悲几番波折，明线与暗线的双重交织，虚实变幻愈加凸显了人生百态、平地波澜的人生感慨。而结局的出人意料进一步渲染了主题的深刻性，引导读者进一步迈向对现代物欲与精神高度的思索。
胡小平的《引资》穿插倒叙，当下的场景与二十年前的场景交错，如电影般自如切换时空，在对照中呈现出两个时空世界的不同人文景观，并通过小人物丁国有为故事发展的引线，聚合起围绕“引资”上演的或惊心动魄或荒唐可笑的乌龙事件。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通过“我”的视角看到丁国有北漂做引投中间人，企图拿到佣金飞黄腾达的美好愿景被现实狠狠摔打，却回头无岸只能屡屡碰运气的无奈、卑微、自作自受又令人同情。“我”跟随贫困县的引资队伍北上，几经波折差点丢了性命，最后真相浮出水面方知所谓的财团是一伙诈骗犯。小说以语言对话描写塑造人物形象，读来畅快淋漓，在传神的讲述中给人以启迪，实现对底层人生存现状的感性观照和对浑浊社会的反思。
肖念涛的《宝宝回家吧》以因计划生育被打堕胎针而致残的智障儿宝宝的视角反衬世界的世风日下、浮躁、利欲，通过宝宝跟随父母和姐姐石朵去深圳的过程为线索串联起了一家人的悲喜，也将社会的道德示范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语言朴实澄澈，有着乡土的温润清馨，细节动作描写感人抓心，宝宝二十岁的人两岁的智力，但他的家人并不嫌弃反而珍惜其稚嫩，充分表现出乡村人的乐天知命，形成了纯挚的人性图景。作品多次写到宝宝的眼睛清澈如玉，从无知的智障儿映照出有知社会的复杂。此外，在深圳做“二奶”的石朵折射出城市的金钱、肉体狂欢;天资聪颖的胡弟是宝宝的对照，有着宿命轮回的色彩;曾犯下罪孽的鲁逵陷入忏悔，并以其子鲁福的牺牲完成了因果报偿。小说在宝宝和鲁福双双身亡将悲剧推向了高潮，逃离城市返归故土的精神旨归。卜布《去一个地方看你》是对沈从文先生《边城》的续写，描写了翠翠在等二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小说文笔优美流畅，采用第一人称书信式的叙述方式，将大部分笔墨用于刻画“我”的心理。作品篇幅虽短情节架构非常简单——一个女孩痴痴守望她的男孩的故事。但作者別出心裁地将叙事聚焦于内部，将小说的冲突融汇到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笔法里，成功地将少女等人时恍恍惚惚暧昧不清的思绪捋顺，刻画出惆怅哀怨又带有期盼的少女形象。凄婉悲凉的情绪随着小说极富感染力的叙事渐渐浸染到读者心头，使人不觉掩卷叹息。这样的即视感更使小说有了中国古典文学式悠远的意境，为小说增添了积淀和风骨。
四、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
传统农耕文明与自然山水相伴而生，建立在自然万物之上的人类活动质朴、诗意，自成独特的田园美感。与此自然环境形态相似，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以伦理道德来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使人为道德所约规，同样也让人体会到了家庭、邻里、乡亲的人情味。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造成冲击，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日积月累的手工劳作，城乡对立日渐明显，商品属性超越人性情感，人的物化、机械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手工艺也亟待得到重视。2017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不乏聚焦人的内在情感性，以恬淡、闲散的笔调再现温情岁月的恋旧之作。
姜贻斌的《水井头记事》通过“我”儿时的回忆，描写了六个生活在一条叫“水井头”的街上的人的故事。这些人大部分是社会底层的老派手艺人，如修表匠、照相师傅、刻私章的、剃头匠等，但他们都各有特点。作者对民间传统手艺人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与这一内涵相交融的，是作者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亲近之情和同情。此外，作品的重点虽在写人，细节中烘托出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氛围，作者多次提到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动荡变迁的年代，蕴含着作者对时代变迁、往昔不在的感慨。在如今这样一个江河日下、世风浮躁的年代里，旧时平凡的人们坚守的某种安定和不变的东西，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作品的艺术手法非常成熟老练，通篇以透着古典主义风范的短句行文，洗尽铅华的语言以最朴素的姿态带给读者最真实的感动，方言的运用使作品地方色彩浓厚，再加上流畅平实的叙述，形成了质朴自然的文风。南宫浩的《熘腰花》以精炼醇厚的语言写了一个发生在长沙街巷中的普通老人冯爹身上的故事，呈现出冯爹平凡无奇也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一生。小说从长沙本地人喜爱的米粉切入，以“熘腰花”这一码子为结，构筑起属于冯爹的长沙市井生活日常，人物不多，线索明晰，彼此间的对话韵味悠长，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小说在冯爹罹患肝癌处出现转折，并以冯爹的三儿子和发廊庆瞎子两个人物，侧面烘托出冯爹默默无言的坚韧和伟大。作品可读性强，画面感老旧丰富，传达主旨不经雕琢，透着淳朴民风民味，既不拔高主旨也不加以雕琢，带给人真实的感动。翁新华的《鲤鱼跳龙门》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手工湘绣与机绣的交锋，一位固执坚守传统手艺的老人，一位机敏运用机器创新的妇女，在她们从相惜走向对立的过程中，传统手工与现代科技间的矛盾凸显出来。小说语言晓畅生动，先设置悬念，再层层展开引出主题，整个故事脉络清晰，引人深思。用了一生去坚持手工湘绣的老人，她的信念却被那些说着创新其实在毁灭的人们摧毁。作者对各色人物的刻画十分精彩，尤其是那位美籍华人湘绣大家艾秀湘，他一边怀念着手工刺绣的美好，一边又不断发明着机器来摧毁它，在他身上呈现了最尖锐的矛盾。作者用北喜珍最后的顿悟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守旧与创新，没有谁对谁错，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和理由，但历史的车轮依旧兀自滚动，总有一些东西将被埋葬。 徐秋良的《欢欢喜喜过大年》围绕农民工戈满成过年返乡一事展开叙述，将毫无关联但又暗中契合的两个故事交错铺陈，进程务工的戈满成拮据但温暖，与妻儿父母之间的点滴温情在文字间流淌，而空巢老人郭老太的辛酸苦楚与之形成对照，两条线索的聚焦使不同主题融合升华。作者详尽叙述戈满成陪郭老太过年的前因后果，并通过语言对话引出两个家庭的离合悲欢，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结尾戈满成年后回乡遭遇车祸身亡的结局却出人意料，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审美冲击，使作品在悲喜交集中完成审美营构，以艺术形式质询现实人生。小说语言通俗易读，有着贴近生活的温度和远观现实的深度。卢应江的《星星和霓虹》通过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依恋和忧虑，呈现出两代人对城市充满恐惧和沉溺的迥异态度，蕴含着对本土生活变革动力的情感迷茫与理性审视。小说语言鲜活灵动，如充满生命力的民间歌谣般，轻盈、贴切、自然;尤擅心理活动的艺术再现，以大篇幅的心理变化描写层层推进情节发展，不显山不露水地通过内心的剧烈动荡展现外部世界的尖锐冲突。在“娘”的心目中，女儿冬晚和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不一样，终有一日她会到城市中飞上枝头做凤凰，但当女儿真正离开山村走向城市，母亲愁肠百结，并日日为女儿在繁华都市中的安危担忧。“星星”象征着乡村纯澈如洗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以及母亲对女儿无暇的爱;“霓虹”象征着城市与自然背道而驰的浮躁、利欲，以及暗藏其中的淡漠和凶险。范朝阳的《旧年》运用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向读者缓缓展现出一幅历经岁月的老旧画卷，生动再现几十年前充满烟火与人情味的小世界，文字中蕴含着古朴风味，将读者拉入那段温情时光里。小说主要以“我”的视角叙述，“我”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我”的在场使得故事真实立体，感情真挚。三奶奶祖孙三代的命运、学霸对田田的少年心事，邻里间的琐碎长短和质朴关怀，好的或坏的，欣喜的或悲凉的，都令人真切地感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巧妙呼应，生与死，新与旧，在这些矛盾里，读者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对旧时纯朴而温暖年岁的深深怀念。
由于篇幅所限，小小说没有中短篇小说那样多铺垫渲染之笔，但仍以其短小精悍、掷地有声呈现出独特的精美风格，带给读者以“快准狠”的心灵震撼。戴希的《这个故事我不吐不快》围绕一场抢劫案展开，小说中的母亲作为受害者，面对走投无路的劫匪镇定自若，用善心和智慧将抢劫巧妙转化为民间借贷，以此保住自己和女儿的生命安全，也换回了两名劫匪的洗心革面。在小小说的有限篇幅中，戴希选取不同以往的切入角度，并非一味讴歌真善之美，而是借劫匪前后态度的转变侧面烘托，让真善之念直抵人心。小说语言质朴，观察细致，真挚与热忱在字里行间不停流转。《太阳》则是一个清新的小故事，高中女孩雨馨因白血病不得不中断学习，病愈归来的她顾虑着自己失去的一头秀发，然而当她踏进教室时，却发现全班同学都为她剃了光头。每一个闪亮的光头，都好像一枚发光的太阳，用爱与情谊照亮了女孩儿内心的角落。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才是世界上最明媚的阳光，精彩的文章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和精致的结构，正如作者平淡地讲述着温暖的故事，自有另一种美丽。伍中正的《裸奔》构思精巧，先写十年后“我”在大街看见米粒裸奔，进而引出之前米粒丢了女人选择第一次裸奔的故事，最后重新回到十年后的裸奔，这样的峰回路转层层铺垫将米粒裸奔这一事的前因后果冷冷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通过倒叙的手法形成一个环。小说篇幅虽短却荡气回肠，既有对冷漠社会的控诉又蕴含恳切的人文关怀，其倒叙手法使压抑的氛围和深刻的立意如螺旋上升一般一点点呈现在读者眼前。《那个眼睛有病的人》讲述了一位有眼疾的彭先生买下自己崇拜的偶像李小龙豪宅成为富豪，却仍然保持谦和，在治疗好自己的眼疾后用自己的财富帮助那些同样有眼疾的人们甚至更多人的故事。作品以时间为轴，用类似传记的叙事方式平淡地陈述了彭先生的一生，使一个“达则兼济天下”，温和善良的男人形象跃然纸上。眼疾是小说着重描写的部分也是小说的线索，将历史的进程与人物的经历紧紧结合起来，突出了香港和内陆的时代背景。彭先生的眼疾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疾病，也隐喻着彭先生所看到的人间疾苦，他即使患有眼疾心底却是清明，在作者如流水般的叙事里，折射出那个时代熠熠的光辉。黄标的《好主意》选取局办公室小小的“拔草”事件，通过各科室成员方式不同目的一致的拒绝表现，讽刺了当代公务员阴奉阳违、怕苦怕劳的惰性。文本塑造了各色官员群像，溜须拍马、表里不一、各自为政，挖掘出现代社会人的虚伪、奸诈。全文语言诙谐风趣，对比鲜明;而其中结局的反差更是惹人啼笑皆非，“200元”结局的落幕给读者以反差体验，鲜明突出了主题。王祉璎《失恋的代价》讲述了一个因一次阴错阳差的失恋，因祸得福的公务员的故事。小说名为写失恋，实则对情感未有只字着墨，仅以此为背景写主人公何亚峰的失意和由此带来的系列事业上的打击。结局反转，何亚峰因失恋导致工作状态不佳，被降级调走，原先服务的路副市长涉嫌受贿被捕，何亚峰“笑而不语，眼里闪过一抹精光，心跟明镜似的透亮”，点到为止地勾勒了一个聪颖、机智、说破而不道破的公务员形象。海蠡的《白陶盘》以距今千年的白陶盘为主意象串联现世故事，在小小说的微型叙事中讲明了白陶盘的历史、来历、传承、丢失、追而不得最后又偶然寻回的故事。贯穿始终的白陶盘，在小说中见证着主人公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在小说之外承载着作者海蠡深沉的家国情怀。历史需要见证，情怀需要传承。小说以温情细腻的笔触，通过层层悬念的设置，由回忆牵连过往，在丢失、找回、又失而复得的精巧布局下衍生故事，凸显出明确且积极的叙事主题。
综观2017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家们均以现实主义视角选取重要题材或时代中心问题，直面人生，带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在看似消极的主题中隐含着对世界的积极思考，充分体现出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务实血性。值得注意的是，聚焦婚姻情感、精神焦虑、快餐消费等系列社会发展带来的“副产品”，是承继自周立波以来的湖南当代生活史诗小说传统，作家忠实地践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写作法则，在对时代问题的书写中蕴含深厚稳固的写实品格。但时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瞬息万变已远远超过艺术更新的步伐，時代发展产生大量新的现实对作家的艺术能力提出新要求，写作可以诚实但不可以老实，非深厚文学功底和艺术自觉难以出彩。在看到作家选材立意的深刻深远时，或多或少也会看到部分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欠缺。因此，探索更纯熟更坚实更前沿的写作技法，增加对现实生活文学把握的能力，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而非理论先行的符号化人物，是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英]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