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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世说新语·文学篇》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典籍中的重点篇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它记载了文学逐渐脱离儒、玄、史三学，走向独立的进程，反映出了魏晋时期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新发展，展现了魏晋士人们张扬自由的创作个性。
关键词：《世说新语·文学篇》 文学观 独立 魏晋南北朝
《世说新语》原称《世说》，唐代作《世说新书》（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原书八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所作，梁代刘孝标作注，记述了上迄汉末下至刘宋，绵延五百余年间士人阶层的言谈举止，可谓一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士子的众生谱，文学思想的演进、变迁蕴含其中。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兵荒马乱、人心动荡，既震荡着当时文人们的精神，也冲击了他们的创作心理，更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理想和审美目标的观点，这种种变革投射到文人们的创作中，进而形成了全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重新构建了魏晋时期的文学观。
一.《世说新语·文学篇》简述
《世说新语》全书共1130篇，分属36类。各门类所述之内容，多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惟有《文学篇》例外。在《文学篇》中，其下条则从1到65，都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的，而第66条“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的时间排列却是从东晋时期回到三国时期，一直到文末的“桓玄下都”（第104条），又是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了一遍，其中涉及到诗歌、散文和汉赋的写作内容和评介。
《世说新语》的体例编排，类似于刘向的《说苑》、《新序》二书，其分类标准充斥着极为强烈的儒家思想。《世说新语》开篇分为“德行”、“政事”、“言语”与“文学”四个类别，正和孔子在《论语·先进》中采用的分类标准相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然而尽管如此，《文学篇》中有关儒学的仅有6条，这一数字不及佛学的13条，更不及玄学的46条。因而，我们可以说，《世说新语·文学篇》是在儒学的框架下，内容兼顾儒、玄、佛三学，并以玄学为重的篇章。
二.《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学观中“文”与“学”的关系演变
汉代以前，文学多与文章博学相提并论。而到了汉代，文学仍与儒学、史学、玄学混杂而未独立出来，文学所代指的内涵极为宽泛，“当时所谓‘文学’，说得广一些，是一切学术的意思；说得狭一些，是指儒术。”[1]刘宋时期儒学大盛，《世说新语·文学篇》字里行间都显露出其备受儒学文学观的影响，然而此一时期各类关于文学的创作和探讨也是极为繁多的，文学慢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文”也逐渐脱离儒学而单列出来了。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2条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2]
这里所记录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故事，郑玄想要给《春秋》一书做注，结果却在客舍里巧遇服虔正在讲解其所注之《春秋》，郑玄发现服虔的注解和自己的大同小异，于是便放弃自己做注，并且將自己已注解的部分转送与服虔，从而帮助服虔完成了《春秋服氏注》。郑玄、服虔通过注释《春秋》来宣传儒家的传统思想，是最早可查的关于学者间进行文学交流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学术交流。
在《世说新语·文学篇》前65条中，各类文学观点杂陈，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没有一个相对明晰的结果，所谓“文学”不仅包含了经学，连玄学和儒学也赫然位列其中。《文学篇》中关于玄学的论述有50条，而关于佛学的论述则有10条。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7条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何晏、王弼二人是开启“正始玄风”的领军人物，为《老子》做注正是发展玄学的主要途径。类似本条的事例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还有很多，由此可见此时“文”和“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别，文学尚与儒学、史学和玄学混杂而论，“文”与“学”处于一种相互包含、藕断丝连的关系之中。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南朝宋文帝在京师设立四馆：文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儒学馆，正式将文学和儒、玄、史三学区分开来。正因为“文”此时才从“学”中独立出来，《世说新语·文学篇》的类目排列方法才会体现出与通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体例不符的情况。明代学者王世懋在第65条后评点曰：“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在此，王世懋将第65条作为了文学独立的一个分界线。清代李慈铭亦作此说：“案临川之意分此以上为学，此以下为文。然其所谓学者，清言、释、老而已。”[3]
《世说新语·文学篇》自第66条始为谈论“文”的相关内容，其中包含了书、表、谥议等在现代属于应用型的文章，也包含了论、笺、史、传、赋等关于文学艺术品鉴的作品。重点记录了涉及到诗歌和散文写作、评论以及赏析等具体文学层级的内容。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第87条载：“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虽然权臣桓温对于简文帝传位幼子极为不满，当众扔掉了谢安所作的谥议，以此表示自己对简文帝的怨愤，但是桓温却又极为钦佩谢安的才华，称赞该文为“此是安石（谢安字）碎金（寓指其才华中很少的一部分）”。这种注入了当事人主观感受的文学活动，与“学”体现出了鲜明的差异，表现了“文”的逐渐独立。
综上，《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载之“文”与“学”的内容是辩证的，既有相和之处，又有各自独立之处，真正体现了当时文学性质的不明晰又各自为阵的现象，“文”与“学”的辩证统一，恰为“文学”在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特点。
三.《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文学观的魏晋特点
（一）文学政教功能的巩固及重“孝”的新内涵 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早在先秦以前就已为人所识，孔子在《论语·阳货》也载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到了汉代，《毛诗序》对文学的这一功能又做了深入详细的解释：“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统治者们积极肯定文学的政教功能，将文学变为其宣传政治观念，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式微，文学隐隐有脱离政治束缚的趋势，但是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仍极为重视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极为肯定文学的政教功能：“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4]
此外，长达百年的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导致“忠臣义士”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味，汉以孝治天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观念更甚，统治者们力图通过“孝”达到“忠”，借间接控制人民的思想来维持政权。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71条载：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由此条则可见，潘安仁对于夏侯湛写成的《周诗》，并不只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鉴赏，更是将其拔高到孝悌的层面上，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对于文学作品，除了辞藻文学性的要求外，对于政治教化作用也是极其重视的。孝悌观念靠文章来提倡，法规靠文章来实施，这把文学的政教功能做了极大的推崇。
（二）文学创作中极重自由個性的张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郁热情的一个时代。”[5]这一时期，由于两汉政权的崩塌对儒学正统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人们逐渐从儒家传统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审视自我，在创作中极力追求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自由。士人们的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竹林七贤的作品都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个性、欲望和情感的解放。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作为出发点，逐渐生发了将自然与名教相统一的倾向。然则嵇康却从自己与名教相对立的角度，点明了自己的观点——“越名教而任自然”，从思想上批判名教礼法，痛斥这种“吃人”的理论。这种思想上的根本剧变，让魏晋时期的文人们摆脱了传统礼教所带来的约束感，精神日益活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心灵不再抑郁苦闷，在创作中主动地强烈地展现自我生命。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69条载：“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
刘伶位列竹林七贤之一，一世嗜酒不羁，因豪饮、醉酒为世人所熟知，明·周斌评曰：“君不见荷锸仙游刘参军，沉饮高风至今闻。”（《和剑华醉歌行》）传说刘伶常乘着鹿车，明人扛着锹跟着，说：“死了就把我埋了”，足见其置生死于度外。刘伶传世作品惟《北芒客舍》和《酒德颂》两篇，其中《酒德颂》笔意恣肆，刻画生动，语言幽默，生动地反映了魏晋名士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而《世说新语》则让大众更为清晰地了解到了这一时期文人们的张扬个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文学篇》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文学逐渐独立，展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创作中的精神解放和个性张扬，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其文学思想往上承接秦汉，向下开创唐宋，不论是对内容还是对形式的探索，抑或是对文章情感上的表达，都体现了独特的审美倾向。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杨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校级项目（06B052）
（作者介绍：廖瑜，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学）
关键词：《世说新语·文学篇》 文学观 独立 魏晋南北朝
《世说新语》原称《世说》，唐代作《世说新书》（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原书八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所作，梁代刘孝标作注，记述了上迄汉末下至刘宋，绵延五百余年间士人阶层的言谈举止，可谓一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士子的众生谱，文学思想的演进、变迁蕴含其中。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兵荒马乱、人心动荡，既震荡着当时文人们的精神，也冲击了他们的创作心理，更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理想和审美目标的观点，这种种变革投射到文人们的创作中，进而形成了全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重新构建了魏晋时期的文学观。
一.《世说新语·文学篇》简述
《世说新语》全书共1130篇，分属36类。各门类所述之内容，多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惟有《文学篇》例外。在《文学篇》中，其下条则从1到65，都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的，而第66条“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的时间排列却是从东晋时期回到三国时期，一直到文末的“桓玄下都”（第104条），又是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了一遍，其中涉及到诗歌、散文和汉赋的写作内容和评介。
《世说新语》的体例编排，类似于刘向的《说苑》、《新序》二书，其分类标准充斥着极为强烈的儒家思想。《世说新语》开篇分为“德行”、“政事”、“言语”与“文学”四个类别，正和孔子在《论语·先进》中采用的分类标准相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然而尽管如此，《文学篇》中有关儒学的仅有6条，这一数字不及佛学的13条，更不及玄学的46条。因而，我们可以说，《世说新语·文学篇》是在儒学的框架下，内容兼顾儒、玄、佛三学，并以玄学为重的篇章。
二.《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学观中“文”与“学”的关系演变
汉代以前，文学多与文章博学相提并论。而到了汉代，文学仍与儒学、史学、玄学混杂而未独立出来，文学所代指的内涵极为宽泛，“当时所谓‘文学’，说得广一些，是一切学术的意思；说得狭一些，是指儒术。”[1]刘宋时期儒学大盛，《世说新语·文学篇》字里行间都显露出其备受儒学文学观的影响，然而此一时期各类关于文学的创作和探讨也是极为繁多的，文学慢慢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文”也逐渐脱离儒学而单列出来了。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2条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2]
这里所记录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故事，郑玄想要给《春秋》一书做注，结果却在客舍里巧遇服虔正在讲解其所注之《春秋》，郑玄发现服虔的注解和自己的大同小异，于是便放弃自己做注，并且將自己已注解的部分转送与服虔，从而帮助服虔完成了《春秋服氏注》。郑玄、服虔通过注释《春秋》来宣传儒家的传统思想，是最早可查的关于学者间进行文学交流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学术交流。
在《世说新语·文学篇》前65条中，各类文学观点杂陈，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没有一个相对明晰的结果，所谓“文学”不仅包含了经学，连玄学和儒学也赫然位列其中。《文学篇》中关于玄学的论述有50条，而关于佛学的论述则有10条。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7条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何晏、王弼二人是开启“正始玄风”的领军人物，为《老子》做注正是发展玄学的主要途径。类似本条的事例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还有很多，由此可见此时“文”和“学”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别，文学尚与儒学、史学和玄学混杂而论，“文”与“学”处于一种相互包含、藕断丝连的关系之中。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南朝宋文帝在京师设立四馆：文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儒学馆，正式将文学和儒、玄、史三学区分开来。正因为“文”此时才从“学”中独立出来，《世说新语·文学篇》的类目排列方法才会体现出与通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体例不符的情况。明代学者王世懋在第65条后评点曰：“以上以玄理论文学，文章另出一条，从魏始，盖一目中复分两目也。”（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在此，王世懋将第65条作为了文学独立的一个分界线。清代李慈铭亦作此说：“案临川之意分此以上为学，此以下为文。然其所谓学者，清言、释、老而已。”[3]
《世说新语·文学篇》自第66条始为谈论“文”的相关内容，其中包含了书、表、谥议等在现代属于应用型的文章，也包含了论、笺、史、传、赋等关于文学艺术品鉴的作品。重点记录了涉及到诗歌和散文写作、评论以及赏析等具体文学层级的内容。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第87条载：“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看竟，掷与坐上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虽然权臣桓温对于简文帝传位幼子极为不满，当众扔掉了谢安所作的谥议，以此表示自己对简文帝的怨愤，但是桓温却又极为钦佩谢安的才华，称赞该文为“此是安石（谢安字）碎金（寓指其才华中很少的一部分）”。这种注入了当事人主观感受的文学活动，与“学”体现出了鲜明的差异，表现了“文”的逐渐独立。
综上，《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所载之“文”与“学”的内容是辩证的，既有相和之处，又有各自独立之处，真正体现了当时文学性质的不明晰又各自为阵的现象，“文”与“学”的辩证统一，恰为“文学”在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特点。
三.《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文学观的魏晋特点
（一）文学政教功能的巩固及重“孝”的新内涵 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早在先秦以前就已为人所识，孔子在《论语·阳货》也载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到了汉代，《毛诗序》对文学的这一功能又做了深入详细的解释：“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统治者们积极肯定文学的政教功能，将文学变为其宣传政治观念，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式微，文学隐隐有脱离政治束缚的趋势，但是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仍极为重视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极为肯定文学的政教功能：“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4]
此外，长达百年的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导致“忠臣义士”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味，汉以孝治天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观念更甚，统治者们力图通过“孝”达到“忠”，借间接控制人民的思想来维持政权。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71条载：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由此条则可见，潘安仁对于夏侯湛写成的《周诗》，并不只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鉴赏，更是将其拔高到孝悌的层面上，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对于文学作品，除了辞藻文学性的要求外，对于政治教化作用也是极其重视的。孝悌观念靠文章来提倡，法规靠文章来实施，这把文学的政教功能做了极大的推崇。
（二）文学创作中极重自由個性的张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郁热情的一个时代。”[5]这一时期，由于两汉政权的崩塌对儒学正统地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文人们逐渐从儒家传统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开始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审视自我，在创作中极力追求心灵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自由。士人们的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竹林七贤的作品都充分展现出了他们个性、欲望和情感的解放。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作为出发点，逐渐生发了将自然与名教相统一的倾向。然则嵇康却从自己与名教相对立的角度，点明了自己的观点——“越名教而任自然”，从思想上批判名教礼法，痛斥这种“吃人”的理论。这种思想上的根本剧变，让魏晋时期的文人们摆脱了传统礼教所带来的约束感，精神日益活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心灵不再抑郁苦闷，在创作中主动地强烈地展现自我生命。例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69条载：“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
刘伶位列竹林七贤之一，一世嗜酒不羁，因豪饮、醉酒为世人所熟知，明·周斌评曰：“君不见荷锸仙游刘参军，沉饮高风至今闻。”（《和剑华醉歌行》）传说刘伶常乘着鹿车，明人扛着锹跟着，说：“死了就把我埋了”，足见其置生死于度外。刘伶传世作品惟《北芒客舍》和《酒德颂》两篇，其中《酒德颂》笔意恣肆，刻画生动，语言幽默，生动地反映了魏晋名士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而《世说新语》则让大众更为清晰地了解到了这一时期文人们的张扬个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文学篇》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文学逐渐独立，展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创作中的精神解放和个性张扬，具有极大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其文学思想往上承接秦汉，向下开创唐宋，不论是对内容还是对形式的探索，抑或是对文章情感上的表达，都体现了独特的审美倾向。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杨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校级项目（06B052）
（作者介绍：廖瑜，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写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