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这本新问世的《鲁迅忧思录》，作者是鲁研界人所熟知的学者孙郁。作为鲁迅博物馆原馆长的孙先生，因为接触到相对更多的，被他称之为迅翁的鲁迅先生在世上生活过的痕迹和实物，必然会有自己的感慨。
　　孙先生对于迅翁的话题不仅敏感、执着，有长期的材料积累和思考，而且付出真感情，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心灵上的探寻”。《鲁迅忧思录》又是这样一部佳作，很值得拜读。
　　从书中能极易看出孙先生是如何看待自己同历史人物的精神联系的，他尽可能经历迅翁的所思所见，不独在国内北京、上海等地落脚，还去仙台、甚至去日本的村落访问，试图探寻迅翁早年生涯的踪迹。在这些地方触目当年的旧物，试想，孙先生一定是有试图更加贴近当日迅翁心灵的冲动吧。
　　孙先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提到：迅翁后来去了上海，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无疑是一段新的人生，也是鲁研者所着重谈论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可以说，人们印象中迅翁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场景，几乎都来自这十年之内。迅翁在这里开拓了一个典型的集思想家、评论家、翻译家和诸多艺术活动于一身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因此迅翁定居上海时期，成为众多鲁研著作无法回避的内容。而《鲁迅忧思录》并不执着于此，全书很多内容都在迅翁值得浓墨重彩的时期之外，显示出这是一本更为界宽的研究鲁迅的力作。
　　《鲁迅忧思录》最引人注意之处，是在谈论迅翁精神时，将视野扩展到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一直是有待更好破解的大题目。孙先生的讲法是从《民报》时期的章太炎起笔。他并不讳言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思想态度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一些看法并非无道理，但包容心与康有为、梁启超比，颇为逊色。”但是“太炎动人之处是革命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最终引导了青年的目光和思想倾向，《民报》发布到民间和留日学生中的思想“很快内化到青年的血液里”。迅翁回忆太炎师时就曾说过，当时所领受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却怎么也忘不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对迅翁来说，他的思想音符最初的基调是一定要从章太炎和属于他的“《民报》时代”来发掘的。迅翁后来在《新青年》发表作品而崛起，正是曾经在思想上倚重了上述传统。所以，孙先生指出，不读《民报》的文章，就不会意识到后来《新青年》的价值，说的其实正是这种传统除旧布新的作用。
　　《鲁迅忧思录》专辟一章来谈迅翁的翻译。依据前述孙先生研究历史人物“见其所见”的特点，他迟早会对迅翁的译作及其原作进行深入考察的。这种考察将探寻这位民国的翻译家在他大量的外文藏书中何以选择这批著作来译介给国内的读者。迅翁一生译文著作的产量远胜于他的杂文和小說，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在编译方面，那些现在被人称为经典的杂文作品只能算得上是不吐不快的“译余”。孙先生说，认识一个完全的鲁迅，不能不去读他的译文著作。只有和那些域外的文学和理论文字接触，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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