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李大钊在《此日》一文中，谈到“月异岁新，与时俱进”这一概念，“与时俱进”也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一个优秀特质。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进取性、创新性的特性，而这种与时俱进的特性，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第一，李大钊文章反映出的较强开放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封闭和开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能不能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在著名的《青春》一文中，他从世界的角度，看到当时的中国极端贫困落后，处以“衰敝”状态，故“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他确信“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壤】，复其膏腴矣。”[2]李大钊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认为无论现在如何艰难，未来总是美好的。
　　第二，李大钊文章中反映出的强烈的进取意识。李大钊曾写道：“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我们要改变这误谬过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逆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3]他多次批评那种对人生、对现实的悲观态度，指出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不利的。如果人人都如此，中国就没有希望了。当然，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无论如何，应当上前进去，用了我们底全力，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不要悲观，应当乐观。”[4]
　　第三，李大钊文章中反映出鲜明的重开拓意识。他说过：“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5]他认为：“时代是最惨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6]怀古的思想必须打破，满足于现状的思想也不可要。“历史是人创造的”，“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 [7]这种创新意识，使李大钊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保守，不固执，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在接受新思想的过程当中，总是在经过分析和比较，扬弃自新，找到最先进的思想武器。
　　李大钊以开放的眼光，探寻适合中国政治思想和道路。众所周知，李大钊并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而却是最早传播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会取得光辉的胜利。在理论上，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率先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五花八门的关于社会主义思潮和讨论蛊惑人心的时候，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进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撰写了《社会主义的将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十数篇文章，开设公开辩论会，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坦诚的说理讲明社会主义适合于中国的道理。正是在李大钊的努力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广泛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发展。
　　在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立足国情，对中国的革命道路做出了积极的探索：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等，在他的影响下，众多先进分子经过比较、鉴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壮大起来。如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何孟雄、张太雷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李大钊倡导与时俱进，主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应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超越。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把李大钊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使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活动的历史上，创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功绩，而每一大历史功绩，都无一不体现了他对国情实境的准确把握，做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2]《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187、189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03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6]《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70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4][7]《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第352、157、14、375页，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