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三体”理论,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二元论者”的,因此也是神秘的意义理论中的某些特色。“三体”理论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有用的理论,只能把它看做是对作品的一种“肚皮里的解释”——仅仅是理论,“纯”理论,既无实验根据,也缺乏技术内蕴。形式“具有意义”,而且它们本身在其它事物之中又是外在之物。“形式的意义何在”不能够在形式以外的独立实体中找到。意义并非同形式相对应的实体或对象;它们只是形式的使用;它们是形式的作用。对于意义的工具解释,并不涉及对心理事件的否定。恰恰相反,这个解释似乎含有此意:我们通常所描写的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事件,确有出现。必须有记忆,组织起来的记忆。因为没有一个词的单独使用能够使这个词成为有意义的东西。词义是许多个别使用的集合体或组织起来的回忆,也就是词在口头的或非口头的环境中,和在它同其它词相对立位置上的各种不同出现的集合体或组织起来的回忆。我们先承认观念的思想在“语言运用”中存在,那么,语言之外的东西,即不受我们语文运用影响的东西,似乎象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是一些含糊而不可“标示”之物。我们的世界(记忆中的、想象中的或是感觉中的世界)。是用我们讲话的语言组织起来的。对于任何用归纳的方法构造起来的语言说来,一个词“具有意义”,就是说它在其它的词和人与物之中担当着一种特定的职能。我们的世界就在话言的演进之中成型。翻译家的任务是要建立不同语言中语言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除此以外,他不能做别的。他假定在两种语言的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单位类型。经过正确的选择,这种单位可以说明语言组合的对比可能性,以及两种语文之间可以比较的对立关系。翻译的训练主要在于找出可以对比的最小的可能的单位,但是一般说翻译家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比词大的单位,他能创造一些形式来进行一对一的描绘。他在处理“自由结构”中自由地结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