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久前域中九州又传出的一则“捷报”，说是丁宝桢的墓穴已在某地发现。这当然是一个喜讯，丁宝桢不是晚清名臣吗？遗墓的出土，无疑具有对清史对遗臣研究的莫大价值。
　　可是奇怪的是，报刊的大标题也好，网站的首页也罢，报道出来，却多是“宫保鸡丁发明人遗墓始见天日”——不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两治黄河，创办齐鲁首家机器制造局的勇于担当，也不提他任四川总督10年，改革盐政，整饬吏治，大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政绩丰功，只说他“发明”的“私房菜”——“宫保鸡丁”。光绪十二年，丁宝桢死后，不是被皇上追赠太子太保吗？他家的“鸡丁”，所以冠以“宫保”，可见也是个“吃货”啊。
　　历史到了咱们这时，就变成了一道可口的菜肴，类似这样的事儿早已不是今日才有——数年之前，我们这儿，就有过“《最后的晚餐》吃什么”的“研究成果”。达·芬奇的这幅亘古名画，需要钩沉索隐，破译奥秘，可是洋人的想象力和破译力都不行，说来说去研究的是那13个人，姓甚名谁，行状如何。而我们的学者大家，却一举研究出那晚“吃什么”的“头等大事”——既称“晚餐”，怎可没有“菜谱”？于是埋头数载，“认真考证”，确认《最后的晚餐》喝的是红葡萄酒，吃的是烤羊肉，主食是粗粮黑面包，最重要的，是破译了那道汤的做法——那是“用枣、苹果、肉桂和无花果做成的一锅浓汤啊”！
　　当然，数年之前就有人言曰这种“美术研究”之无聊，就像今天丁墓石破天惊时有批评“宫保鸡丁”的荒诞一样，但多少年来，“专家”对于黛玉吃些什么、宝钗食盒中的点心用什么原料制成，甚至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见面时那桌上放的什么小菜，总之名著中的“菜谱”问题，不是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发表了多多少少的论文吗？后来还有“专家”，研究出李白醉酒也似乎是叫高力士脱鞋的那一回，那大殿之中、君王之前，摆的是哪几样佳肴——总之一个“吃”字，几乎要成为历史研究永恒且避不开的主题。
　　“鲁研”，已经向周家的“菜谱”进发，鲁迅先生的一碗霉干菜扣肉之外，还有了桌上常有的“青菜豆腐汤”;周有光先生也好，季羡林大教授也好，他们寿命为什么这么长，特别是脑子为什么这样好，于是他俩常喜的那一碗红烧肉就成了多少“关门弟子”的独家发现？这也罢了，周作人的一盏苦茶，林语堂的一碟精致小菜，尤其是张爱玲的那一份“叉烧炒饭”等等，不是都险些要做成博士后的论文了吗？全不论国难当头、生灵涂炭时，这些大家才女在干什么以及写什么。
　　前几年美国来了个副总统，钻进北京胡同的小餐馆花了十几美元小吃了一顿，于是這个高官有什么政见、来干什么，没多少人转起，倒是一套如法炮制的“拜登套餐”，一时竟风靡了餐馆，热炒于网络。
　　有识之士曰：我们中国人，曾饿过千百年，所以一个“吃”字，一个“吃什么”的问题，成了最大的难题，所以特别敏感，特别突出——但我们不是已经吃饱了肚皮吗？“吃饭”问题不是似乎已经解决了吗？为什么还只关心口舌肠胃之饱呢，连一位经国济世的历史名臣，都只是化为一道可口的佳肴。
　　周继红荐自《解放日报》2020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