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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院子里的铁门，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我爸林广文和一帮村里的人都在我家院子里席地而坐。
看见我进来，一群老头和半大老头都似挣扎着站起来，一起朝我笑。那些笑脸都很古怪，让人不由得要起冷痱子。我爸原本在石榴树下的马扎上坐着，看见我进来，也晃晃悠悠站起了身。他指着那些人慢声细语说，他们想求你说个人情，来了一个多钟头了，一直在等你。
我哦哦哦地应着，却并没有朝谁看一眼。女儿林林还在弹琴，是那首我听了一千遍的《命运交响曲》。虽然声音很小，可我还是听出了一股怨气。林林的脸热得通红，头发都被汗水润湿了。储藏间有只小风扇，可那只风扇根本没转。我说，林林，别弹了，不知道外面有客人么！林林小声说，妈妈，那些人怎么还不走啊？院子里就是巴掌大的地方，我能听见，其他人估计也能听见。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那些人，脸上的笑意果然都被什么盖住了，表情讪讪的。说实话，推开院门的一刹那，我心里的火就腾地蹿得老高。我在心里埋怨我爸，大热的天弄这么多人来干啥，真要把人烦死？
可脸上还要笑。我让林林去冰箱里给姥爷舅舅们拿冰棍儿，每人一根。细一打量，还有辈分更高的刘姓三爷，连忙补充说，还有太姥爷。那些人却都客气地说不吃不吃。我家西院的张大明追在林林后面把她捉了回来。这些人中我顶不待见他，甚至不愿意看他的倭瓜脸。可张大明很显然是这群人中的代言人，他在哪儿都是抛头露面的。他说，林敏，你不用麻烦，老少爷们儿今儿个就是请你帮忙说句话，这么多人这么多张脸来求你，你不会不给面子了吧？
那些人都齐齐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只有我爸站到了人圈外，像个局外人。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自己先嘀咕他们来找我会是什么事。村里人过去也有人找过我，他们总以为我在报社当记者就算是个名人，就能办他们办不了的事。我很怕那些人和那些事，因为我清楚我比他们强不了多少。他们还能舍下脸皮到哪里去闹一闹，而我呢，上街被人撞了腰踩了脚也不好意思跟人辩跟人争。我小心地问：“你们来这么多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我办得了，哪里用得着你们求我啊。”
我爸的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说，让你张大叔说，他一说你就清楚了。
张大明说，你一定知道村里与永和集团闹纠纷的事吧？
我说，我知道。
因为隔三岔五回趟家，村里鸡毛蒜皮的事我都一清二楚。我妈黄彩秀是那样一个人，村里芝麻大的事也会当成西瓜说。中隅村就在城西老城墙的外头，过去与城市隔着几十米的青苗地。后来时兴卖地，村庄与城市之间的青苗地被首当其冲买走了。当时的地价只有几万块钱一亩。那时的观念是：别人看上你的地，是你的荣幸。三关四隅那么多地，独独有人买你这一块，你不荣幸是什么？不单要荣幸，还应该敲锣打鼓庆贺。地少了你就可以少挨累，就可以去做生意挣大钱，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所以那时的干部下来做工作都这样说：晚卖不如早卖，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村里的最后一块土地是被永和集团买走的，这与卖第一块地，相差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这十五年间，村里的地由几万块钱一亩，翻到了百万元。几万块钱卖地的时候，村里倒天下太平，人们都乐呵呵地觉得自己离城里人很近了。卖到一百万，村里的人则像坐在了烧红的铁锅上，乱成了一锅粥。村里人乱，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平均只拿到了几万块的补助款，觉得吃了大亏，更重要的是，村里人根本就不想卖这最后一块地。他们现在坐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子孙后代的事，觉得眼下的卖地不仅是断了以后子孙的活路，也断了自己现在的活路。以张大明为首的一群人到处告状，说地不能卖，中隅现在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块地了，如果连这块地也卖了，中隅人就两手空空了。没了土地的人多凄惶啊，一把葱要买，一把菜也要买。现在蔬菜的价格多贵。那些补助款，还别说闹个天灾人祸，就是光买葱买菜买粮食，这点钱能吃几年呢？
这当然是村里人的说法，村里人的说法有时不算个说法，土地该挂牌挂牌，该出售出售。永和集团出天价收购了中隅的最后一块地，极大地提升了本城房地产的价格，用官方的话来说，也极大地提高了本城人民的消费水平。
永和集团购得的土地是要建设高档别墅群，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迟迟没有动工，他们只是用铁丝网把土地紧紧地圈了起来，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村里人见不得土地闲置，拧开铁丝网，在里面撒了些种子。眼看庄稼就要成熟了，永和集团却开来了大型推土机，把那些庄稼全推了个一干二净。问题是毁了庄稼以后土地仍是闲置，永和集团并没有开工的意思。
永和集团就是这样欺负中隅人。他们听任土地躺在那里长杂草，也不让村里人种几棵庄稼。这次张大明他们告状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求永和集团赔种子、化肥、农药和误工费，找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反映情况，还给报社写信，可告到哪里都没人管。最后，他们想起一个辙，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跟法律要个说法。法院曾经派人来取证，但对村民们说，他们胜诉的可能性极小。
“林敏，你去跟宋院长说说，无论如何帮帮咱们的官司。”张大明从裤兜里拿出一沓钱往我手里塞，“这些钱都是我们大伙的，一分不用你花。你只管求人办事，不够我向大伙去串。我们也没别的更高的条件，就是让永和集团赔我们青苗费，他们不能白毁我们的庄稼。”
一听这种事，我头就大了。我连忙把他的手往外挡，我说：“我与宋连江没关系了，你们找错了人。”
张大明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话不好说，到底是离了几年婚了。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说话还是比别人顶事，他到底还是林林的爸爸。”
我心里的火已经拱到了喉咙口，我艰难地把那些火朝下压了又压，说出来还是有了枪药味。我沉着脸说，这种事我管不了，也不会管，你们回去吧。你们如果想找宋连江可以自己去，但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我。
我这话像是捅了马蜂窝，他们大骂开发商不是人，用很少的钱买地，却用很高的价格卖楼，这一买一卖却要了庄稼人的命。 “那些地可都是肥得流油啊，种啥长啥。白白在那里躺着，我们看着心疼啊！”辈分最高的刘姓三爷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他儿子得了白血病，分到手的几万块钱还没焐热就被送到了医院里，至今还不够呢。
阳光流水似的在我眼前晃动，晃得我头晕。村里人的难处我都知道，可我知道没有用。那些纠纷像我曾经的婚姻一样错综复杂，哪是我能管得了的。
张大明的两只眼睛像钉子一样盯着我，我讨厌他那种有棱有角的眼神。他说，我们也是实在没路走了才来找你，你就不能帮我们说句话？
我努力缓和着语调说，我说也没用。
张大明的眼睛立起来看我，话说出来黏稠得很：“你没去说怎么知道没用？我们这么多人跑来找你，你好歹也去说一说，说不成我们也不怪你！”
我坚持说，我是不会去的，要去你们自己去。
张大明的脸暗了，话再说出来冷飕飕的。他说：“林敏，我知道你不好求，没想到你这么不好求。我们这么多张老脸你都不给个面子，我看你是不想登中隅的门了！”
他狠狠剜了我一眼，率先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忽然转过身来，说：“那样好的男人你都往外推，看你还能找个啥样的！”
一群人呼啦啦在后面跟着他。我爸想拦住后面的两个，但被人使劲一甩，差点甩了个跟头。他满脸羞愧，急切地叫我的名字，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开口拦住那些人。我不说话。我看着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身影在门口消失，我把铁门咣当一下关闭。
我爸曾经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满是惊慌和惶恐。惊慌和惶恐的眼神在门缝里闪了一下，就被铁门夹碎了。
3
关上铁门，院子骤然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安全而又宁静。
我爸走了。我关门的声音很重，震得自己心里一颤。他是很希望我能在中隅人面前答应他们的请求，为了这场官司，他是希望我去找担任法院院长的前夫宋连江。可是，在众人面前，我居然驳了他的面子，也驳了村里人的面子。
林林小心地看着我，长睫毛小刷子一样在我眼前闪来闪去。“你为什么不去找爸爸？他也许会帮你。”林林的话说得有些犹豫。
我说：“大人的事你少管。”
林林一跺脚：“我不小了，都十四了！”
我离婚十年了，从没主动找过宋连江。当初离婚时，宋连江曾对我说，什么时候混不上碗边儿了还可以去找他。那个时候宋连江还只是一个法院的审判员，就自负得目空一切。我反唇相讥说，我和你都是国家干部，混不上碗边儿的人怎么就一定是我？宋连江仰脸望着天，挑战似的撂下一句话：“我们走着瞧吧。”
有一年，事业单位搞改革，中央有文件，说先挖渠后放水，意思是先找就业门路，然后再财政断奶。我们单位的领导是风云人物，对改革的事总是很积极。他先后筹措了一百多万办经济实体，指望有一天财政不养我们了，我们能自己养自己。几年以后，那些钱不但没能生出钱来，反而赔得血本无归。单位领导三天两头被法院传，弄得我们每个月只能领到很少的一部分工资。离婚时宋连江给我开条件，要房子就别要孩子，要孩子就别要房子，我当然选择了要女儿。那个时候我还有梦想，觉得自己能给女儿挣一套能放钢琴的房子。几年下来，想法已经没了，单只剩下梦了。房子对于我来说越来越像一座空中楼阁了。
宋连江却当了法院院长。人们都说他升得快的原因是因为胆子大。别人不敢想的事他敢想，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他做法院副院长时管基建，盖办公大楼。原本计划盖6层，宋连江自作主张改成了13层。多出来的预算他跑市里和国家各部委去化缘，居然把楼盖成了。公检法司几幢大楼在一条街上，唯独法院的大楼鹤立鸡群。很多人都说他有本事，如果给他个省长干干，他能把半个国家的钱都划拉到手。
大楼落成了，法院院长却意外出车祸不治身亡。宋连江从几个副院长中脱颖而出，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即使我有一百个理由蔑视他的为人和官位，也不得不承认，他活得比我好。
我妈曾因为我离婚上吊过，也吃过老鼠药。婚姻是她给我选择的，她不舍得宋连江。她把上吊的绳子搭在肩膀上，举着花白的脑袋在园子里找歪脖树；用五香粉冒充老鼠药，搅拌进玉米粥里，仰着脖喝下去，和衣躺在床上装死。她还嚷嚷着让全家人都跟我断绝关系，不认我这个闺女，却认下宋连江这个儿子。宋连江给她当了好几年的“儿子”，就像一场闹剧一样。宋连江吃在那里住在那里，谁都以为宋连江是对这个家和这个家里的人有情分，只有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我对林林说：“我们打个赌，猜猜你姥姥今晚会不会打来电话。”
林林说：“我猜会打来。你不听她的话，她迟早要骂你。”
我说：“我怎么没听她的话？”
林林说：“她让你去找爸爸你不去。”
我说：“她没有让我去找。让我去找的是你姥爷。”
林林认真地说：“姥爷最听姥姥的话，没有姥姥的命令，他不会来咱家。”
我妈黄彩秀却一直没有打来电话，让我预备挨骂的那颗心，一直悬在那儿。她是个最不愿意得罪人的人，不止不愿得罪，还留神一切机会讨好。哪怕我家门前跑过一条狗，她也要看清楚是谁家的狗。留待哪天遇到了狗的主人，奉承几句。我这样大面积地得罪村里人，在她眼里是滔天大罪，是比要她的命都严重的事。
她不打来电话骂我，我很担心。我心里敲着的那面小鼓就一刻也难停下来。她年纪大了，心脏不好，一生气就嘴唇青紫脸色苍白，她再经不起折腾。她不打来电话就证明她还在生气，而且气得不轻。我不怕她骂我，她骂我的时候，我最起码知道她还好。我翻来覆去想那天的事，想我的态度，想我对村里人说的话，觉得过了，太过了。如果来的只是张大明一个人，我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两家只隔着一堵墙，张大明做过许多违背常理的事，把我妈气得号啕不止。我妈一生的许多眼泪大都与这位芳邻有关。他家翻修新墙，为了自己多占地就敢明目张胆地移过来一个墙基。
张大明还给了一个理由，说我家院子大。 我妈的理由当然更是理由。她说我爸林广文是个窝囊废，我们家但凡有一个顶事的，张大明也不敢如此欺负人。这种局面后来止于我与宋连江的婚姻。我们是夏天结的婚，秋天还没有到，张大明家的墙基像长了轱辘一样移回了原位——他的儿子摊上了官司，他每天都在巷子口瞄着宋连江，想打听案子的进展情况。宋连江并不理他，只是当着他的面拍拍那堵墙，张大明的脸就红了。
我一个一个去想那天来的人。除了张大明，还有辈分最大的刘姓三爷，七十大几了，唯一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整天为医药费发愁。还有杨大生，还有张广海，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各有各的难处。虽说守着城边子，也只会经营几亩地，都是把地看得比天大的人。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几个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我家，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走到我家来。
我懊悔得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我让林林给姥姥打个电话。林林是个鬼丫头，问我跟姥姥说什么。她知道姥姥正生我的气。我想了想，说，就说你想吃蟹黄拌面了，问姥姥什么时候做。
林林说，这都几点了，也不是做饭的时间啊。
我说，管它几点，你打电话姥姥准高兴。
电话却久久没有人接听。后来电话终于接通了，林林却把电话给了我，说姥姥让你听。我妈在电话里情绪恶劣，嚷：“你真是我的好闺女，让我连门都没法出，人家都拿我当敌人。我还活着干啥，死了算了！”
我听任她发脾气，她发脾气反而让我的心里安稳了些。肚子里有许多劝她的话，可我知道说也没用。她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睛里，别人的嘴巴里，她什么都在意，可就是不在意她自己。
我学会了在她反应激烈的时候一声不吭，也是这几年学会的。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让她很受累，过去我偷偷恨她，现在我原谅了她。
听筒里好半天没有声音，我知道她也在转弯子。果然，她长叹了一声，语气变成了唠叨：“你都多大岁数了，做事还这样着三不着两，还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一下子得罪了这么多人，你咋回中隅？咋见中隅的人？三叔二大爷想求你个人情是瞧得起你，中隅那么多在外做事的，咋不求别人呢？你不想去说情，也得先把事情应下，去不去还不是你说了算？这事要是换了宋连江，事办不办不说，保准先说得比驴粪球都圆。你张嘴说话就伤人，你以为人都是那么好得罪的？”
我说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妈说：“你当真不想帮帮中隅？其实也是帮咱们家，咱家这一亩二分麦田，能有一千多斤的收成，能吃多少顿蟹黄拌面啊。”
我说：“既然已经被毁了，就不要再那样想。”
我妈说：“毁了也不能白毁。这些青苗要是你种的，你也咽不下这口气。”
我没有这样想过，因为那些青苗确实不是我种的。
我妈又唠叨了很长时间，说青苗被毁那天，谁谁哭得比死了亲娘老子都可怜。谁家一整天烟囱没冒烟儿。要不是有人拦着，谁谁就去找永和的人拼命了。她还特别提到了张大明，说他家的青苗地并不多，可那天他一直冲在最前边，想阻止推土机毁青苗。后来他被永和的四个小伙子抬到了一辆汽车上，汽车绕着山环开出了几十里地，才把他扔下来。我妈说起张大明用的是赞赏的口吻，就像说起英雄一样，这让我很吃惊。我清楚她与村里其他人的想法还不一样，补偿些青苗费在她还在其次，更要紧的她是想争个脸——女儿虽然离婚了，还能给村里人办事情。不能说她不疼我这个女儿，有什么好吃的，留馊了臭了也要等我回来吃。可她就是不管我的感受，我不表态她似乎就这样唠叨下去了，让我一阵一阵地为电话费心疼。后来我的哪根神经还是让她拨动了，我说：“让我想想吧，事情哪里是那么好办的。”
我妈马上说：“再不好办的事也就当官的一句话。”
我妈真是一语中的。
我说你知道我不愿意去找宋连江。
我妈说：“咱家过去对他不差，你有啥好难开口的！”
放下电话，我在窗前站的时间久了些，林林不放心地凑了过来。我没觉得我伤心，可林林的手在我的脸上左抹一把右抹一把，抹得我一脸潮乎乎的。我忙把她的手握住，说，没事了，没事了。
林林问我，啥是青苗费。
我说，你会不知道？
林林嘿嘿一笑，说，我知道。
我说，坏丫头，知道还来问我。
林林说，爸爸能管他们的事？
我不愿意谈。涉及宋连江的任何话题我都不想说。
林林说，我可以去找爸爸。
我大喝了一声，有你什么事？睡觉！
林林迅速爬回床上，像兔子一样把自己团了起来。
4
那一片青苗，我和林林曾经见识过，林林肯定不记得了。
春天我们出去玩，曾走到过小鱼山下。小鱼山在城市的西北方向，山不高，却松柏苍翠植被茂密。山下还有一座水库，水库底下有活泉，不但一年四季绿水盈盈，而且不结冰。有人推测泉是温泉，可以搞成项目开发。不知为什么总也不见有商家来投资。永和集团花天价买下中隅这150亩地，也有人说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不在酒只有永和人自己知道，他们就像一把锋利的剑，闪着银亮的剑锋，刺到这座城市来，一下子就挑痛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神经。
一夜之间，房价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人们扛着行军床在房产公司门口排队，怕房价涨了再涨。永和就像成了精的老猫，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静静地打量着这座被他们搅翻了天的城市。他们花了几个亿买下的土地就在小鱼山下横陈着，他们先招了工人，工人上岗就发制服，衣裤是灰的，马甲是蓝的。帽子半蓝半灰带隐性条纹，腰带扎在裤子外面，像部队战士一样统一发大头鞋。他们都是当地人，做了永和集团的员工就与当地人不一样了。大家都说他们的身上自然就有了傲气。仿佛傲气是种传染病，沾了“永和”这两个字，想不傲气都不可能。
圈地的铁丝网都是他们栽下的，有一人高。他们在前面栽铁丝网，后面就有人骂他们。骂人的都是中隅人。永和招员工，先看身份证。如果是中隅的人，他们坚决不要。他们知道因为卖地中隅的人跟政府闹事，把县公安局长的车围了八九个小时，动用了市局的防暴警察，才把公安局长解围。他们觉得中隅的人刁蛮，使不得。中隅的人也因此恨永和，恨为永和做事的人。铁丝网栽好了，也到了种冬小麦的时令。中隅人不由分说就把铁丝网扯开了，犁头耠耙男女老少都上，就像在自家的炕头上种地一样理直气壮。喷药、除草、施肥、浇水，侍弄得比往年也不知精心多少倍。这一冬一春，铁丝网扯开栽好，再扯开再栽好。中隅人不时要到自己的田里走走，看出苗，看墒情。连过路的游人都替中隅人说话，说，永和这是图什么呢？地面上又没你的东西，你花这样大的力气反复栽铁丝网，有什么意思？ 我和林林走到这里，看见那些铁丝网是被扯开的，远处的水库边上，有抽水机突突在抽水。麦苗梢上含了露珠，厚实得一脚踩不透。麦苗不是绿的，是黑的。清湛湛地黑，黑得油光水亮。我知道这是水肥过大的缘故。中隅人知道这是种最后一茬地了，家家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恨不得给青苗使上金肥银水。我和林林横着穿越了大片麦田，裤腿挽了起来，麦苗在小腿上搔来搔去，像小猫爪在抓痒痒。麦苗地里间或有一片油菜田，是去年冬天没种小麦的人家补上去的。油菜已经冒出了花骨朵，挺着长长的脖颈，在风中招摇。我对林林说，要不了多久，这里就看不见麦苗了，是一大群别墅，名叫天上花园。林林问我天上的花园什么样，我说，到时咱们过来看，天上的花园大概就和这里差不多。
林林停下了脚步，往远处看了一眼，突然问：“如果这里造了别墅，这些麦苗去哪儿？”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那一瞬间，我有些感伤。
5
鸟儿回巢了。
不是真正的鸟，是一辆一辆黑色的汽车，从大门口的左边倏忽冒出一辆，倏忽又冒出一辆。小纪凑到我的身边来，也伸头朝外看，介绍说这辆是谁的车，那辆是谁的车。我在几分钟之前才知道她姓纪，纪晓岚的纪。是她主动告诉我的。我说，我找蔡三和。她说，蔡主任不在。我问蔡主任去哪儿了，她爱搭不理地说，不知道。我赔着小心又问了句：“你知道蔡主任几点回来吗？”她这回不耐烦了，抢白说：“这种事我哪知道？”我敲门的时候就见她不高兴，小脸嘟噜着，好像刚跟谁拌过嘴。这间方方正正的大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大概她跟电话拌了嘴，我猜。
我特别庆幸偶然记住了蔡三和的手机号码。我从办公室里出来，在楼道里拨通了他的手机：“我是林敏，找你有点事，你现在哪儿？”
我说，我在你们办公室。
他说，市领导今天来检查工作，下个月全国有一个关于防沙造林的现场会要在本城开。客人才刚上路，他回机关还需二十几分钟。
“林敏，你一定要等我。”蔡三和诚恳地说。
女孩再见我，脸上就笑出了妩媚，她告诉我刚才接到了蔡主任的电话，让我无论如何等他，他一会儿就回来。
然后她开始和我唠家常，问我哪个单位的，孩子多大了，与蔡主任是什么关系。天上一脚地下一脚，问题提得生硬而别扭。我实在觉得难受才蹭到了窗边上。这里离我们单位的办公楼很近，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可毕业十多年我与蔡三和只遇到过两三次，最近的一次大概就是十多天前。那天我在下班的路上给林林买了双鞋，我提着鞋从鞋店出来，就见蔡三和的车停在了鞋店门口，他眯着小小的眼睛朝我笑，神闲气定地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
“我隔着窗子只看见了你的侧影，就断定是你。看来今天运气不错，老同学，还好吧？”
他从车上下来，把手伸向我，虚虚地握了握。他明显有些发福，长脸变成了长圆脸，上窄下宽。名牌衬衫上的纽扣都被肚子扯歪了，肚子摇摇欲坠。
我和蔡三和是高中同学，一个教室的前后位坐了三年。教室中的座位分三排，每次调桌都左右调，所以三年高中他始终坐在我的身后。他从高二下半年开始给我写纸条，不是写谈情说爱的那种纸条，而是从哪儿抄句诗，或一句名人名言，折成小飞机放到我的桌斗里。那种小飞机隔三岔五飞来一架，我没当回事，即便被人看见，也不觉得有什么。
觉得有什么的是我妈黄彩秀。有一次，我清理书包时，从里面意外地掉出来架小飞机。我妈拿起小飞机左看右看，让我念上面的字，我老老实实给她念：“不要在阴霾的天气里乞求永恒的曙光。”我妈听不懂，让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我大致说了说，我妈还是觉得费解，她问我蔡三和的家庭情况，我哪里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家离城市很远，在太和洼里。他总喜欢穿绿胶鞋，从家里回来经常是两脚泥。我妈却恍然大悟，说，难怪他写这样的纸条给你，原来他是有这种居心。你给我小心点，别让这小子把你搞得找不着北！
我妈原本也是个听见风就是雨的人。如果发现有谁对我动心思，那就该她动心思了。我敢说，假如蔡三和家住在城市，父母都是干部，我妈说不定会笑眯眯地鼓励我和他交往。可太和洼在什么地方，离城市足有80里。下雨天人都出不了村，黄泥会把人的两只脚牢牢粘在地上，就像地里栽的高粱一样。我妈拿了纸条转天就找到了学校，找到了我们班，找到了蔡三和。我妈让小飞机飞起来，飞到了蔡三和的手里。我妈指着蔡三和的鼻子说：“你要再敢给林敏写下雨地皮湿的纸条，我就把你们家的锅砸了！”许多同学围着我妈起哄，我就坐在座位上写作业。我当时心里很生气，握着笔的手直抖。可我不愿意对我妈说什么，说什么都没用。我妈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做的，因为她是黄彩秀，黄彩秀与众不同。
毕业前夕我给蔡三和写了封信，密密麻麻写了三页纸。应该说，我写那封信的感觉有点复杂，表面上是对我妈做的事表示道歉，其实字里行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妈闹了那一回以后，蔡三和就再没给我写纸条。我对那些纸条是有期待的。我每天都偷偷看蔡三和的眼神，希望再有一架小飞机飞过来。可蔡三和一直都很漠视我，也再没放飞他的小飞机。
我不是对蔡三和有好感。他是班里个子最高的男生，脑袋尖，脸很长，鼻梁骨周围有许多雀斑，再加上他的高吊裤和绿胶鞋，这样的男生不容易让女生有好感。何况那时的我蒙昧得如同八岁孩童，除了一心一意考大学，再没任何别的杂念。就是一匹白马当真驮了哪位王子来到我面前，我也不会多看一眼。我只是觉得与蔡三和的关系应该稍微特殊一点。那点特殊不应该因为我妈闹一场就给闹没了，应该坚持点什么才对。
蔡三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探讨过。毕业以后转眼就过去了十几年，再见面，已经拾不起过去的话题。
那天见面只匆匆说了几句话，蔡三和就有了日理万机的样子。我们这一届同学，分到企业的居多，谁都知道这年头的企业是怎么回事，十家有八家亏，还就蔡三和的发展势头不错，在县政府工作，现在也是掌权的人物。那天他把手机号码给了我，让我有事找他，我当时还没有太在意，觉得有事找他的想法很遥远。 没想到这么快他的手机号码就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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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妈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天会不会去找宋连江。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对什么事也许可以不上心，一旦她上心了，就会要你的命。前两天我还推说没空，实在没处可推了，我骗她说，我在另外想办法，事情不是只有那一条路可走。
我当时就想到了蔡三和，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离县里的领导近，村里那点青苗费的事，说不定哪位领导的一句话就能解决。找他我心里并非毫无负担，但比找宋连江的负担要轻得多。这是实话。蔡三和从外面回来先来推办公室的门，招呼我跟他走。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掩上门，蔡三和把公文包扔到办公桌上，抒情般地说：“林敏，你终于来找我了。”
他眯着小小的笑眼看我，话说得似真诚又似幽默。“不管你因为什么事情来找我，我都很高兴。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那样说话我也很高兴。等他的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不舒服。不只因为小纪，还因为我对蔡三和心怀忐忑。我这次是有事求他，我怕他跟我打官腔。我是脸皮薄的人，他打官腔可能是习惯，我担心自己在他面前坐不住。坐不住就说不成话，说不成话就办不成事。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有点像蚕吃桑叶，不痛不痒，却咕噜咕噜的是一种搅和。
蔡三和的办公室很气派。最起码，比我们领导的办公室气派多了。
你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他问。
于是我开始说中隅，说青苗。小鱼山下那150亩地，是中隅最后的土地，土地上的青苗，是中隅最后的青苗。春天我带女儿走到小鱼山下，看见那里的青苗长得那么好，是我从没见过的好。麦苗通常意义上都是绿色的，那里的麦苗却是黑色的，青黑青黑的颜色，像秋天夜晚的天空一样。中隅人把种子撒进地里，不仅是为了收粮食，还为了收念想。他们以后就没有地可种了，是城不城乡不乡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后的这一次耕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着收获和收获以外的双重含义。你如果能看到那片青苗，就能理解我说的没有错。就能理解中隅人的愤怒没有错。没有土地的人，不会知道有了土地而又失去土地的人，情感有多复杂。不会理解他们对土地的那种依赖，是一种婴儿对母亲的依赖。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一种悲怆，我的父母兄嫂都是靠土地过活的人，未来日子的那种艰窘几乎伸手可及。他们靠土地过活，其实也就是我靠土地过活，我虽然从土地上走出来了，但没能走远。微薄的一点薪水只能供养女儿。如果有一天父母他们没饭吃，于我就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于是我突然就有了情绪，我说如果永和集团不毁那些青苗，青苗早就变成了粮食。那些粮食能晒满整个广场，黄澄澄的新鲜麦子，味道多香啊！永和集团凭什么那样霸道，别人用血汗种的庄稼，他们说毁就毁？老百姓多收一季粮食对他们没有妨碍，他们有什么权力非要毁掉那些青苗？
我激动起来就有些忘乎所以。说，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替中隅人要个说法。你是政府的人，能管则管；不能管，你告诉我谁管。谁管我去找谁，政府不能只管卖地，也得管管老百姓的青苗。
蔡三和听得很认真。我们隔着桌子坐着，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他的眼睛不笑了。不笑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很小。
“你是为了这个事来找我啊。”看上去他有些失望。
“为了这个事找你不行吗？”我想把事情搞清楚。
他赶忙说：“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还是那句话，你因为什么事找我，我都高兴。还告诉你，你今天找我就对了，中隅的事，每次上访都是我出面处理，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全明白。”
我高兴地说：“那就更好了。我想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解决？”
蔡三和笑了笑，说：“你想得太简单了。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涉及永和集团。你们村也因为这个事多次来上访，如果容易解决，早解决了。这个情况县领导都知道。”
我说，就是因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才来找你。
蔡三和说：“依你看，能解决吗？”
这话把我问愣了。我说我是来问你的呀！能不能解决我说了不算，你说了才算。永和集团是外来户，财大气粗，政府如果想保护农民利益，问题肯定能解决。
蔡三和的脸，非常明显地暗了下去。他手里反复撕一片纸，撕出了许多纸屑。他把纸屑攒了攒，又吹出一口气，那些纸屑就跟头趔趄地四散奔逃。蔡三和垂下眼皮说：“恕我直言，你这个事不好办。地是中隅的不假，可地卖给了永和就是永和的了。中隅的人跑到永和的地上去种庄稼，人家不毁应该，毁了也应该。反过来再让人家赔偿青苗费，你说这可能吗？”
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青苗是你的青苗，你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蔡三和笑了笑，说：“也不是你的青苗。如果是你的青苗，我豁出命去也要帮你的忙。”
我说：“是我的青苗。”
蔡三和郑重说：“说吧，有你多少？”
我说：“150亩。”
蔡三和说：“你骗我，你这样说话我没法帮你。”
我说，你帮中隅就是帮我。
蔡三和不说话了，冷了一会儿场，蔡三和抬起头，有几分无奈地说：“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可懒得管这件事，费力不讨好。”
我说，你答应了？
蔡三和开玩笑说：“你亲自来，我能不答应吗？”
我的心里顿时打开了一扇窗，有清风徐徐吹来，五脏六腑都是凉快的。连日来的愁绪都在这一瞬间云消雾散了。我特别感谢蔡三和，他让我觉得生活一下子轻快了很多。我想跳一跳，唱一唱，想跳想唱的感觉大概都在脸上活跃着。蔡三和也变得轻松了，眼睛眯成一条缝看我，他说，你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我奇怪那时你总是闷着头做作业，很少对人笑一笑。那个时候我就想，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喜欢笑呢？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很吃惊自己曾被别人认为是不喜欢笑的人。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人不喜欢笑，除非他在生活中活得不开心。
我要走。蔡三和说，你不能走。我问，为什么不能走？蔡三和说，这么久没见面的老同学，总得吃个饭。我说，你给我办事我已经很感谢了，饭就免了吧。我边说边往外走，蔡三和高大的身躯稳稳地站在了门口。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语音很轻地说，你说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我们吃顿饭。我说，没见过请饭还顺带打劫的。他说，我就打劫你。我说，我还有孩子呢。蔡三和说，连孩子一起接来，就我们三个人，好吗？我说，不好。我不太敢正视蔡三和的眼睛，他盯我盯得实在紧。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蔡三和终于有了松动，他把身子往旁边移了移，说：“林敏，你不给我面子。” 我说，我领情。
蔡三和说：“记着你欠我一顿饭，我迟早要请你。”
7
两天以后，我还是与蔡三和吃了顿饭。他在电话里说，有几个同学碰到了一起，随便吃个饭，请你赏光。我赶到那家饭馆，人都到齐了。蔡三和坐在主宾的位子上，旁边空出一把椅子。蔡三和先介绍我，然后给我介绍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是他的小学同学，从小我们俩就同桌，他从三年级就给我写纸条，惹出一片笑声。他给我介绍别人。张老板。李经理。马东家。没有一张脸是熟的。我问，你不说有几个同学吗？蔡三和认真地说，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同学啊。虽然不是同一个老师，但与张老板同一个学校，算校友。与李经理同一年毕业，算叔伯同学。与马东家读书的地方离得近，是老乡加同学。都是胡诌白咧。我瞅机会对蔡三和说，既然不是真的同学何苦叫我来，我又不会喝酒，坐在这里干受罪。
蔡三和小声说，你来这里就是吃饭的，什么好吃吃什么。
做东的李经理经营着一家印刷厂，我从他们之间的话言话语听出了端倪。原来他并不认识蔡三和，是通过张马二人介绍的。他说他早就想认识蔡主任，就为了这场饭局，他张罗了不下五次。张老板作证说，哪里是五次，七次也有。只是蔡主任忙，抽出空闲不容易。蔡三和谨慎地表示自己确实忙，不是为自己忙，是为县长忙。每天的时间都被县长卡得死死的，他向东你不能向西，他打狗你不能骂鸡。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很少，就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一样。大家都笑，都笑得很崇敬。然后是轮番敬酒。李经理连敬三杯，张老板和马东家也是三杯连灌。蔡三和则一派大将风度，来者不拒。他们敬蔡三和的酒也捎带着敬我，让我很不习惯。我不习惯他们很恭敬的样子对我，屁股要欠起来，双手一上一下握杯，脸上笑得都很巴结，嘴里还说着肉麻的话。我想我是谁，不过是一个蹭饭的，怎么能这样招人眼目呢。我一直都没怎么吃东西，盘子里的食物都是蔡三和用公用筷子给我夹来的。夹来了，我没吃。我吃不下。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往嘴巴里送。空调的冷气一直在照着餐桌吹，吹得我手脚冰凉。李经理又一次欠起屁股敬酒，我一抬手，一套盘碗“哗啦”被我打翻在地上。
蔡三和说：“不喝酒的人倒先醉了。”
我对蔡三和说，我有点事，要先走一步。
蔡三和出其不意地攥住了我的一只手，往下摁了摁，他说不能走。我说，我确实有事。蔡三和说，有事也不许走。两只手在台布后面隐匿着，较着劲。我挣了一下，没挣动。又挣了一下，蔡三和反而攥得更紧了。
蔡三和结实地说：“听话，别走。”
蔡三和的脸上却显得若无其事，酒一杯一杯地送下肚去，话也说得恰到好处。他不允许别人叫他蔡主任，而是叫他三哥，蔡三哥。餐桌马上就响起了一片“三哥”声，包括年龄明显比他大的张老板，也叫得比谁都热闹。酒喝出了一个小高潮，蔡三和逐渐兴奋了，从守株待兔，变成了四面出击。不但自己一杯一杯地跟人家喝，还操持姓张的与姓马的喝，姓李的与姓张的喝。场面乱得不可收拾，所有的嘴一起说话，谁都不听谁的。不管蔡三和嘴里如何起劲，我能感觉到重心却在手上。他的两只手交替举杯，也交替躲在台布下面攥着我。我让他放开，我说，我不走了，你可以放开我了。蔡三和对我笑笑，低声说，可能吗？抓到了我就不会放开。想这一刻，你知道我想了多少年吗？
想起那些小飞机，我心里柔柔地泛起酸楚。过了许多年之后，我在回味中体会到了蔡三和的那份羞涩和含蓄。虽然蔡三和什么都没表白过，可那一年半的小飞机飞过来，负载的除了情愫还能有什么？
那些名人名言和那些美丽的诗句，不过就是外化的一种表述。
就是这种表述也被我妈黄彩秀打击过。
我妈打击的还不只是一个叫蔡三和的人的情感，她打击的是叫太和洼的那片黄泥地。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惭。
饭后他们要去歌厅唱歌，我不想去，蔡三和不由分说抓住了我，他说，你不去我唱给谁听，你以为我会唱给他们听吗？别的人在一旁起哄，说，我们听三哥唱歌是沾光听，你不去我们连光都沾不着了。我无可奈何。狭窄的楼道里酒气熏天，李经理在前边引路。蔡三和牵着我往楼上走。蔡三和解嘲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一直这样攥着你，免得你跑了。李经理说，对对对，三哥是得攥紧点。歌厅只是一间小包房，方方正正，屋顶很低，射灯的一点光线从屋顶打下来，屋子的四角都是黑的，只有中间是一团光晕，只有鸡蛋黄大小。沙发又大又宽，看不清皮子的颜色。坐在上面，就像坐在了面板上，硬邦邦的。姓张的和姓马的在昏暗的灯光底下翻歌片，给蔡三和推荐曲目。看得出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这个说三哥《一生有你》唱得好，那个说三哥《迟来的爱》唱得好。姓李的咋咋呼呼让服务员上水果，拣贵的上。有莲雾吗？有杨桃吗？服务员都说没有，姓李的牛气冲天地说，你们都有什么？把你们老板叫来！服务员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像是新来的。她很惶恐地说老板不在家，她才来三天，还没见过老板的面呢。姓李的拿出了手机，说，告诉我电话号码。我三哥来了他都不来照个面，我看他是不想在这儿干了！
蔡三和把服务员叫了过来，服务员的眼睛已经没处放了，人慌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蔡三和说，都是喝了酒的人，你不用听他们的。西瓜有吧？服务员说有。蔡三和说，切个西瓜上来，要沙瓤的，然后就没你的事了。
姓李的凑过来说，你不会遇见像我三哥这样大仁大义的。
蔡三和摆了摆手，对这样的恭维不屑一顾。
音乐响了，声音很轻柔，是水木年华的那首《一生有你》。蔡三和拿过话筒坐在沙发里唱：“昨晚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见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声音有点沙哑，音域却宽，颤颤巍巍地把歌中的缠绵纺成了线，尾腔拖得没完没了。他的眼风已经不是醉酒人的眼风，偶尔瞥过来一眼，瞳仁儿是粉的。第一段还没唱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蔡三和两个人。那些说想听他唱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溜了。那些人溜了，蔡三和不唱了。他颓然地任话筒滚落到沙发的角落里，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眯得小小的像是睡着了。可我知道他没有睡着，那些粉色的目光从他眯得小小的眼睛里射出来，像糖稀一样粘在了我左边的面颊上。我有点不安，我好像走进了某种情节。那种情节我在电视上见过，今天轮到自己做主人公了么？这种感觉让我血管里的血一阵阵地凉。我在想我现在如果起身走事情会怎么样。我走得了。我肯定走得了。即便蔡三和用蛮力气挡我，我也走得了。可走了以后呢，那就不能再见蔡三和。即便没有中隅的青苗这回事，这个结局也不是我想要的。可我又不想留下来，留下来我又觉得不甘心。我离这种生活远，觉得这种生活更适合电视剧的剧情而不适合我。我的心里七上八下，身体在微微战栗，但屁股一动没动。我小心地啃着一牙西瓜，把籽全都吐到了地上。我是成心的，此刻我想糟蹋点什么，仿佛这样就能在心里找个平衡。看不出地毯是什么颜色，但能闻到一股呛鼻子的霉味，我对那种霉味憎恶至极。我把西瓜皮索性也丢在了地上，还用脚尖踢球一样往远处捅了捅。西瓜皮翻了几滚，躺在了射灯的光晕里。蔡三和捡起了西瓜皮，放进了茶几上的烟灰缸。蔡三和晕着声音说：“淘气啊？” “嗯？”我装傻。
蔡三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沙发：“离我近点。”
我的脸“腾”地像是烧着了。我看了他一眼，没动。我想我为什么要动。
蔡三和坐了过来，很自然地把胳膊放到了我的肩上。我感觉到了他在打量我，他的身量比我高，高出有一个头。他的呼吸吹动了我的头发，我的头皮像射灯的光晕一样有一小片痒，但痒得不明显。蔡三和在我的头发上吸了吸鼻子，蔡三和说：“林敏，你老了。”
好像“老”是他闻出来的。
我说：“地球也老了。”
他笑了一下。他没听出我说的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所剩不多，尤其中央地带，很明显垄大苗稀。
蔡三和说：“你别怕，不会有人进来。”
我挑衅地样子笑了笑，说：“我为什么怕？”
射灯突然闭上了眼睛——房间里停电了。世界顿时变成了漆黑一团，我的眼前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我试探着往前摸了一把，居然什么都没摸到。我的面前空无一物。蔡三和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像是被夜色挤没了。一只蝙蝠张开巨大的翅膀不知从哪里飞了来，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半空中，一下就把我覆盖了。
8
我与蔡三和游过三次泳，打过两次高尔夫。他每次招呼我都不说多余的话，把车停在我们单位对面的胡同口，在那里等我。我每次都不想去。我不想游泳，不会打高尔夫。可蔡三和从不给我回绝的机会，他只是让我去，在那里等他。而从不问我想不想去，愿意不愿意去，有没有时间去。我下了几次决心拒绝他，可一旦他把电话打了来，我就很难把拒绝的话说出口。我们在一起时的话并不多，甚至没有谈论过那些小飞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与我的高中同学蔡三和全无关系，他不过是冒名顶替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衔接得上，一切都像突如其来而又居心叵测。
在歌厅与蔡三和有了第一次，后面的事好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我对自己的那种半推半就很恶心，可隐隐的多少又有点期待。我们游泳的地方是一家部队疗养院的内部泳池，不对外开放。我们被人安顿好，在泳池里就再没遇见过什么人，仿佛某一个时段泳池只为蔡三和一个人开放。这让我暗暗称奇。表面上看，蔡三和这棵树并不根深叶茂，可他的能量和影响居然在部队上显现，这让我对他充满了期待。蔡三和的泳姿堪称完美，我知道他家乡的那个地方是大洼深处，到处都是坑塘，人在水里就像鱼在水里。他娴熟地在水里褪下泳裤，也像条鲇鱼一样只剩下了一层皮，这让他戴着黄色潜水镜和红色泳帽的头颅显得怪模怪样。他说在水床上做爱会是另一种感觉，那种漂浮感是一种外作用力，只要稍稍把握一下时机，就是不错的一种方式。第一次我只当他是心血来潮，第二次则觉得他老谋深算，第三次则觉得他蓄谋已久。他的泳帽和潜水镜依然在头上脸上戴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他面颊上的肌肉会抽动，牵动着嘴角往上咧。这个时候他要叫了，大叫。周围的水也像受了他的感召，涌动得情色迷离。在高尔夫球场则是在更衣室里，他在那里也如入无人之境。我从开始稍稍有一点幽怨，过渡到后来的有了耻辱的感觉。我想我如果开始就知道事情是朝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就应该从歌厅里走出来。
我后悔得要死。
每次回家，我都会把水龙头最大限度地打开，让水雾铺天盖地地席卷。平时我用水总是很小心，水龙头只肯拧开一半，我也这样教育林林，我们要节约用水。可我此刻却非常想大水量地冲一冲自己，把所有有关蔡三和的记忆统统冲刷掉，虽然自己也知道那种对水的浪费是徒劳的，可除此之外，我又能怎样呢？那些记忆像我妈做的蟹黄拌面一样不清不楚，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但心是拧着节儿的，编成花儿的，反着个儿的。那种感觉很难受，就像行走在不见天日的深谷里，晕头转向，不知所终。我把哗啦啦的水响当成山呼海啸，把躯体的沐浴当成一次脱胎换骨。期待着从水雾中走出来，是一个足够清新的自己。
蔡三和从不和我谈有关青苗赔偿的事。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问，话要在肚子里发霉长出木耳，才会假装不经意地提起。他总是很随意地说，这种事着不得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话听起来就像搪塞，让我身上的热气像刚揭锅的馒头一样扑散得了无踪迹。我僵硬的样子大概蔡三和看了都于心不忍。他解释说：“这件事不是小事，这牵扯到政治。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9
我租住的地方是两间平房，是这座城市最早的公房建筑。房改以后，这些房子产权卖给了个人。这里是老城区的经典地段，名字叫张相公胡同。
当年就是这个胡同名字吸引了我。张相公是明朝人，曾出任山西绛州学正。在家丁忧期间恰逢天降大雨，七七四十九日天不见晴。张学正率人在城内构筑引水工程，使雨水得以顺畅排出。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胡同因庙而得名。
所在城市的这片区域从春秋始称无终。
无终曾为国号，只是寿命短得只有区区几十年，后曾为郡、州、县治所。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无终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了。
无终只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记忆里。
两千多年以后的一个夏日黄昏，一个叫林敏的女人在两面墙壁长满爬山虎的胡同走了两个来回，选择靠里面的一处房子租了下来。搬家那天，女儿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来回跑，她喜欢这个地方。女儿问，妈妈这个地方叫什么？林敏想了想，回答女儿，这个地方叫张相公胡同。在很远很远的以前，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无终。
这是我离婚以后搬的第四次家，前面三次都在城郊接合部或者干脆就是菜农的房子。好处是可以吃到不打农药的蔬菜。那些菜农都把自己吃的蔬菜种到大棚的角落里，周围隔上塑料布或草帘子，免得喷洒农药时淋上它们。他们每天收工回来都会一把葱一把蒜地捎给我，然后便把孩子打发来，让我给他们辅导功课。
房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集体供暖，夏天苍蝇一嗡嗡，就能把整个影壁墙抬起来。
相比之下，张相公胡同甲六区八号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有卫生间和集体供暖不说，院子里和胡同边上种了许多植物和树木。我们的院子里就有石榴和丁香。左侧是张相公庙遗址，房子没有了，但一棵盘龙松把偌大的院子都遮蔽了，看上去赏心悦目。 只是屋内的空间有些狭窄，林林的钢琴放在了储藏间里，我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听女儿弹琴，音乐像水一样从她的指缝间淌出来，天上的云彩都流走了。
石榴树上的石榴咧嘴了。玛瑙一样的牙齿挤破了粉红色的嘴唇，顺着嘴角流着殷红的血。我看得入了神。想这石榴被青皮包裹时的端庄模样，哪里会想到有一天会皮开肉绽。这样想着再看石榴，就不知道它是在笑还是在哭。
……妈妈，你怎么总睡啊！
我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可总觉得睡不够。
林林说，妈妈你做梦了，你在梦里总在说青苗的事。
我牵了一下嘴角，想笑，却觉得那么累。
我又沉沉入梦了。
我曾经有过一套房子，就坐落在中隅与城市交叉的一条马路边。房子如果留到现在，价格大概要翻到漫天云里去了。
要想把房子的事情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盖房子首先要有宅基，即使是十几年前，在我们这样的村庄要想拥有一块宅基也是比登天都难。凭我爸林广文每天在巷子口钉鞋是要不到宅基的。这种事都是我妈亲自出马。我妈使了什么计谋、动用了哪些情商要到了房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仅是，那一年村里只批了我们家一户，而这份宅基是我妈给我要的。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我不是所谓的“农业户口”，我有国家给的正式工作。我与房基原本连一点边儿都沾不上。
邻居张大明堵在我们家门口骂了三天。他家给儿子要的宅基没批却批给了我们家的女儿，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我妈被骂得三天没敢出门。她坐在炕上绣枕套，她绣的枕套东一家西一家的拿去送礼，这辈子她送出去的枕套数都数不过来。
她边绣边乜斜我爸林广文：“就没有人给我出口气？”
我爸回家就翻动他的百宝箱，那里面除了皮子拉锁就是针头线脑。他把一块一块的皮子在膝盖上摩挲铺平叠整齐，边对边，角对角。那种投入和精心，就像干的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事。
张大明的骂和我妈的说，他都听不见。或者，他都可以装着听不见。
我原本也是胆小的女人，张大明什么时候开骂，我就什么时候哆嗦。我甚至用棉球塞上耳朵，眼睛盯着书上的字，拼命把自己塞进一本书里。
可张大明提起了林敏的名字，这让我耳朵上的棉球自己情不自禁往外跳。他说，中隅谁不知道林敏是野种，林广文你是个绿毛老王八！
我再也坐不住了，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我提着一把锤子就冲了出去。那天我穿的是一件对襟小棉袄，袄袖短得露着长长的手腕。我还记得那天刮着南风，风把我的头发吹进了嘴里，我噗噗啐了两口，挥起锤子就朝张大明头上砸。我预备能一下子把他砸死，预备他红红白白的脑浆喷到我身上。
可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不等我的锤子落下，他就把我的手腕钳紧了。他说，你个丫头片子早晚要出嫁，要片宅基有什么用？我的儿子等着娶媳妇，孩子都钻到媳妇肚子里去了，却还连个窝都没有！
我也这样子去问我妈，给我要片宅基做什么？我可不招养老女婿，中隅这个地方已经让我烦透了。我妈看着我眯眯地笑，她说，我早就盘算好了，你要想在单位分上房，至少还得三十年，想一想三十年后你多大了？我的单位总是文化部门，总是僧多粥少，在外说起来好听，却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也没有。我第一天上班，单位领导就告诉我，分房我排在六十几号，每年单位最多能分到两套房。也就是说，三十年后我能不能分上房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妈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她参透了这生活。
房子一共是四间，院子能开进一辆汽车。那个时候我刚认识宋连江，但远没论及婚嫁。我只知道靠我们一家的力量很难把房子盖起来，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妈黄彩秀借助了宋连江父亲的力量。那时宋连江的父亲是偏远乡镇的副镇长，可也能拉来不花钱的木材、沙子和水泥。
因为房子，我的婚姻提前没有了任何悬念。谁都说我妈有本事，能给女儿盖一座大房。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从没爱过宋连江，哪怕一点点。
我们这座房子，是中隅最好的房子，高大气派，所有的建筑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檩木柁架是红松的，屋顶上的瓦是刚流行的红色紫砂瓦，在一片灰扑扑的青色屋顶中，显得分外耀眼。村里辈分最高的刘姓三爷围着房子转了三圈，他说他活了七十几岁，也没见过这么硬气的房子，就跟当年的张相公庙差不多。这话我妈不爱听，她说，您老咋把我们的新房说成庙呢，这可不是吉利话。刘姓三爷虚虚地在自己的腮上拍了一下，说，人老了话都说不周全了，你们多担待些吧，我是想说你们这房子比那庙都盖得好。
房子成了我们家的一面旗帜，村里有很多人都来参观。我妈黄彩秀和我爸林广文都乐得合不拢嘴，这座房子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不是房子的属性本身那样简单那么直接。
宋连江在整个建房期间都在我家吃饭，他管我的父母叫爸妈，他把我们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我的父母，则把他当成菩萨。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柜子上有一只碗里盛满了新出锅的小鱼咸菜，我问是哪儿的，我妈把脸笑成一朵花以后告诉我，是张大明的老婆送来的。小鱼是张大明从水库淘来的，先送来给咱姑爷尝尝鲜。我从没见过我妈这么高兴过，她这一辈子都受张大明的气。
那种情景恍若梦境。
宋连江从打第一次来我家，我就一直看不惯他。他总能讨好所有的人，能把任何一件微小的事办得恰到好处，可我却能从中看出他的心机有多深。我说，你即使没有家也不能把别人的家当成家，即使你缺父母也不能把别人的父母当父母。我无论说什么，宋连江总是当成耳旁风。他不在乎我说什么，照常吃我妈做的饭，出出进进地做我们家里的人，把我们家的朋友当朋友，把我们家的敌人当敌人。他不像我的丈夫，倒很像我妈黄彩秀的儿子。
我曾经想过好好跟他过一份日子，像任何一对寻常夫妻一样。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可我们总是很错位，一错再错，直错得无路可走。
所以几年后我选择离婚时，宋连江开出的条件是要孩子就别要房子。我连眼睛都没眨，我把房子扔给了他。 宋连江转手就把房子卖掉了。
10
一觉醒来，发现林林给我留了个纸条：“妈妈你好好睡吧，我去同学家了。”纸条上还有个插图，是个睡着了的小太阳。
从这里骑车，大约走15分钟就到中隅的那条巷口。我爸林广文十年如一日在那里坐着，面前摆了许多双新旧不等的鞋子。我每次回去都要在他面前的马扎上坐一坐，跟他说说话。他的手让我看了痛心，手上根本就没有叫皮肤的那种东西。他的手上都是横七竖八的黑口子，像长了千年的老树的树皮一样。他的脖子上终年挂着那条蓝布围裙，围裙很大，遮住膝盖以后还要遮住脚面。这样热的天他还穿着护膝，他的腿因为终年这样风里雨里坐着，几近残疾，家里离这里大约只有200米，这200米他差不多要走半小时。
他的手里已经有几个钱了。我们家先后从村里分了二十几块钱，他和哥哥各得一半。哥哥又借了些钱造了套房子，他的钱却一直躺在银行里。那个时候我们都劝他别干了，好好歇歇身子。他歇了三个月，就歇出了浑身的毛病。因为经常夜里失眠，他居然得了美尼尔，一到夜里，他觉得床就直立起来，把他抛在地上。于是，他在梦里大声叫：“把我的床放平！把我的床放平！”吵得全家都睡不好觉。我妈黄彩秀在另一间屋子说：“他就是那受累的命。明儿，还让他去巷子口钉鞋。”事实证明我妈说得对。他背着那只木头箱子重又坐到巷子口，真的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他的钱一分也不舍得花，他总说那是救命钱。地没了，人的魂好像也没了。前面总仿佛有什么灾难会降临，让他和许多村里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土地才是依仗，有了土地人就不会被饿死。
我喊了一声“爸”，在马扎上坐下。我非常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他一年到头难得去我家，那天从我家出来，村里人不定怎样责难他，我妈不定怎样唠叨他。我妈一不顺心就会拿他撒气，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好挺过几天身板。
我的那句“对不起”在舌头底下含着，却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他把一只时装鞋顶在两膝中间的铁钎子上，用一柄小锤子敲打鞋后跟。他是在给鞋跟钉掌。鞋子是淡粉的，顶多36码，前面是尖的，鞋跟又细又高，看上去像个玩具。他用刀子把鞋跟周围的皮子旋整齐，那鞋子站在他的手心里，亭亭玉立。
看见是我，他把眉眼弯起来笑。朝我的身后看，林林呢？我说，林林找同学玩去了。他说：“你赶快回家吧，你妈买了咸鸭蛋，想做蟹黄拌面呢。”我不想走，我想跟他说会儿话。我愿意听他说补鞋的事，他说得慢条斯理。我看着他的脸，他是一个长相很丑的男人。我从打记事起，就认为他长得不好看。我妈黄彩秀长得好看，高出他一头，白皮肤，人都老掉牙了，还能看出眉眼的秀气。当初他们结婚是因为林家的高门楼。门楼上有瓦，称作瓦门楼。中隅几百户人家只有两户瓦门楼，其中就有林家。
他不知道我在看他什么。坐在他面前，我总是情不自禁仔细端详他。心里的那个结，编成了死扣，解也解不开，挥也挥不掉。哥哥长得像我妈，倒退十几年，哥哥是那样帅气，他继承了我妈所有容貌上的优点。哥哥的上边是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随他，容貌随，身材也随。他的驼背是钉鞋钉的，可却把驼背遗传给了两个姐姐。我像谁呢？没有人说我像谁，可很多人都说我谁也不像。不像黄彩秀，也不像林广文。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听了多少这样的话。可只有张大明骂人的那句话，吃进了我的心里。
他说我是野种。
我想用锤子砸死他。
事后我妈吓得要死，她说，要是一命抵一命，那个老东西哪有你的命值钱。
我的脸当时涨成了发面馒头。我抖着嘴唇嚷：“你没有听他说什么吗？”
黄彩秀的两只眼睛甚至称得上清澈，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懵懂地问：“他说什么了？”
我就是在那一刻相信了张大明的话，我熟悉黄彩秀的撒谎套路。她每次说谎都会眼睛清澈得一眨不眨，神情像一个年幼的孩子。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照镜子，照前边，也照后边。我的后背直直的，腰很细，肩很窄。这不是黄彩秀的体型。我的脸型是典型瓜子脸，不像黄彩秀面若银盆。我知道我的血管里流着黄彩秀的血，哪怕让我像她几分也是个安慰。我渴望哪怕有一根头发像林广文，可连一根头发也不像。他的头发像马鬃一样根根直立，我的头发则柔软得像一匹丝绸。
我甚至希望自己比林广文长得更丑，都没什么。
我知道他是谁，可我不知道我是谁。
那种感觉非常痛苦。
我说：“爸，今天早一点收吧。”
他仰脸看天，太阳早就下山了，薄薄的暮霭烟雾一样在空中游动，街上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流。我动手给他收拾东西，他不甘心地左顾右盼。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提着鞋子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他赶忙说：“你先走，我把这份活儿干完。”
我把马扎让了出来，女人一屁股坐了上去。
他没空搭理我，已经与女人唠上了。他说，您的鞋皮子真好，一看就是名牌。我修了多半辈子鞋，这样好的鞋还没看见过。
这话听着就像生意经。我没想到我爸这么会说话。
我刚走出去两步，他又把我喊住了。他的手忙着鞋子上的事，眼睛却看着我。我爸说：“林敏。”
我停下了脚步等他说话。
他的脸像薄暮中的天空一样悠远而宁静。我爸说：“林敏，村里青苗的事，你不要管。”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他没责怪我，他在责怪他自己。
我想扑在他的怀里哭一场。
11
“你找人的事，有眉目吗？”
我猜到了我妈见我的第一句话会这样说，一个字也不会差。
我说，没有。
我妈问我找的是谁。
我含混地说，一个同学。
我妈立刻有了精神，问我是哪个同学，在哪个部门工作。我哪里肯说实话。我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我妈对我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她拉长声音说：“你哪个同学我不认识？” 这话还真让我心虚，她的记忆力好得出奇。假如我告诉她我找的是当年给我写“下雨地皮湿”纸条的人，她马上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而且，不定什么时候她就有可能去找他。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不想提那个人。
我妈说，你找人的事，我跟村里人说了。村里人每天都有人过来打听有没有结果。我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是母鸡下蛋啊，说有就有结果？
我知道我妈说的是好话，可她的好话我不爱听。我说，八字没一撇的事，瞎说什么？
我妈理直气壮，说，怎么是瞎说呢。我闺女是为村里人做事情，让他们知道是应该的。
我说，做不成，哪里会做得成。你以为我是谁，县长么？
我妈说，你还是应该去找宋连江，让法院判中隅赢官司，让永和集团包赔损失。如果永和集团不包赔，咱青苗费也不要了，就要那片地，那片地本来就是中隅的。
我妈就是这样聪明，她能忽略很多过程而让事情简单明了。只是我不像她那样聪明，我知道这中间有个环节是政府，政府拿了大笔卖地的钱去修广场、修马路。广场一眼望不到边，马路宽广得就像广场。许多名贵的花木从天南地北源源不断地运了来，把城市打扮得像花园一样美丽。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感叹：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漂亮。
电视台把那些画面航拍下来，做成节目的片头反复播放。那些画面在电视里好看得要死，就像仙境一样。
只是，这一切与中隅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这没关系。中隅人也知道这没关系。无论城市多么漂亮，城市也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闻些城市的气味，那种气味是混合型的，香的臭的酸的辣的都混合在一起，比大粪味不知道要难闻多少倍。
如果硬要说中隅沾了城市什么光的话，就是城市的路灯能在夜晚投过来一些影子，把中隅的街道映得影影绰绰。中隅在外撒疯的狗，跑累了能顺顺当当回家。
中隅人在乎的是他们的青苗。那些实实在在的青苗能变成他们饭碗里的食物。除了饭碗，中隅人甚至来不及关心别的。
这些我都知道。
我坐在炕沿上，我妈坐在方凳上。我们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也不像母女，而像两个国会议员。关于那些青苗，我们又涉及了许多话题，横向纵向延伸着以往的现实和想象。我妈说，谁也没有想得到那块地会卖，中隅那样大的村庄，那样多的人口，咋能手里连块屁股大的地块都不给留呢？那是好耕地，背山临水，种什么长什么，国家不是有规定，要保护耕地么？过去卖了那么多的地，中隅人不心慌，只有卖这块地，中隅人急了，疯了。量地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毛头绳，横几下，竖几下，150亩地就给量了出去。中隅人把那些人和那些人手里的绳子统统围了起来。公安局来解救，他们把公安局也给围了起来。中隅两千多口人，把天搅翻了也没挡住卖地。然后又是抢种，谁都说一季庄稼不值几个钱，可中隅人看得重，他们心中的那口气都在那季庄稼里。永和集团毁了青苗，就是堵住了中隅人的喉咙口，中隅人要活命，除了咬永和一口，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妈说的那些话，拉拉杂杂。过去我也听她不止一次说过，可从没像今天这样听起来有切肤之痛。她的银盆大脸朝向我，神情庄重而严肃。没有谁的头发比她的头发白得更有质量，浓密、茂盛。就像小鱼山下那片青苗，让人肃然起敬。
她说，你找的人，到底有几成把握？
我老实地告诉她，一成把握也没有。
地是永和集团花高价买去的，你把青苗种在人家的地里，人家不毁是应该的，毁了也是应该的。这是蔡三和的话。
我妈说，这话是放屁。
我说，这话就是放屁。
在这一点，我和我妈达成了共识。
我妈忽然把脸笑成了一朵花，人也急急地朝外走。我扭头一看，见邻居张大明走进了我家院子里。他进了院子就东张西望，响亮地对我妈说：“林敏来了？”
我妈说：“刚来。”
我有一点别扭。我不想见到他。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到他我心里都不痛快。对他我是记仇的，我不会淡忘我的锤子差一点敲碎他的脑袋。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把他的脑袋敲碎了，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是一件清爽至极的事。
我心里那道隐秘的伤口，现在隐隐作痛。
12
张大明坐在了我妈坐过的那只方凳上。也就是说，他坐在了我的对面。他坐下以后，先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姓三爷得白血病的那个儿子，在医院里死了。
我妈喜欢细枝末节，从头到尾问了个仔细。患者是去医院进行化疗的，趁人不注意，用腰带在床头把自己勒死了。人死了直接拉到了火葬场，连张纸都没烧，连把骨灰也没留。刘姓三爷的儿子这样对家人交代过，不烧纸，不穿寿衣，不发丧，不留骨灰。刘姓三爷说，家里穷，救不了儿子的命，儿子有这样一点想头，成全他吧。反正骨灰也不能埋在炕头上。
张大明说起官司。起初法院很积极，也调查取证，也到村里来走访。后来就没动静了。再去问，法院的人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听说你在县里托了人了，还是托县里的人好，县里的人管法院。”张大明在烟雾的空隙眯着眼睛看我，他所说的“县里”，指的是政府。
我说，我托了人也没用。
张大明说，托了就好，管不管事，凭中隅的造化。
他这样说话我没想到。感觉他不是听天由命的性格，什么事爱争个子午卯酉。看得出他的情绪有些低落，不知是不是因为刘姓三爷儿子的事闹的。我知道村里人都爱人比人，往好比，也往坏比。刘姓三爷的儿子去医院化疗，我妈说，如果她得那样的病，一个药片也不吃，就躺在炕上等死。
他咳得厉害，到院子里去吐痰。我妈抽空对我说：“别总拉着脸，你是小辈。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说我不会笑。你胳肢我？
张大明重又坐回到凳子上，嘴角还有一丝痰迹。我清晰地看到，那些痰迹是红的，是血丝。
我说：“您应该到医院查查咳嗽是怎么回事，用几片药也许就会好。” 我妈很高兴我说了这句话，赶忙帮腔：“回头让林敏给你找个好大夫，不用挂号。”
我妈去医院查了次身体没挂号，找了我的一个同学。她就觉得全村的人去医院看病都可以不挂号。
张大明用手背抹了抹嘴角，认真地看，又用另一只手去摩挲。“没事儿。”他说，“庄稼人命贱。”又说，“我们连庄稼人也不是了。”
张大明的脸上忽然有了虔诚，他非常认真地问我：“这些年我总告状，为啥总告不下呢？”
他一桩一桩地说，开始村里卖地，干部私下分钱，他摸着了底，写了许多告状信，都没有下文分解。然后又因为卖村南的那块地，有些人家提前得着了信（主要是干部），在地上打假井。挖个坑，埋个水缸，里面放满水，电动机上接个管子，合上闸以后管子出水，人家说那是机井，就得几十万。还有人一把一把的栽树苗，其实都是从国道上现砍来的柳树枝。还有人更邪行，在地上造假工厂，用废砖石盖了几间房，就可以从中获得上百万的赔偿。谁都知道那是假的，可政府愣给钱。这些事张大明都向上反映过，可总是没人管，张大明说，他不是看别人得了钱眼热，而是那些钱都不该得。那些钱不是国家的就是大伙的，凭啥都能到个人手里，凭啥我把情况反映给了政府，政府也不给个说法？按说那些钱大伙都有份，都同样失去了土地，老实人得了几万块钱，不老实的得了上百万，事情咋就这么不公？
他这些年告的状五花八门。村里镇里县里都告过，可哪次告也没能讨来个说法。张大明说，这次因为青苗的事，是最后一次告状了。不管成与不成，以后他都不会再告了。按说青苗的事，中隅不全在理上。可过去全在理上的事也告不赢啊。但那些青苗实在不该毁，如果永和集团谋财害命还说得过去，可他们不谋财也害命，就说不过去了。事情过去两个月了，他说他总睡不好觉，地里那些青苗总像火苗一样烧灼他，让他浑身疼。他经常觉得骨头要散了，人要完蛋了。他叫着我的名字说：“林敏，我是想让你帮帮我，帮帮中隅。你是公家人，公家人对公家人好说话，不像我们狗一样被人防着，连大门都不让进。可我知道你也难。宋连江那个人不好说话，我们想见他，他不见。我们在法院门口堵他，他见了我们比耗子见了猫逃得还快。林敏你不要去找他，你托了县上的人，我们放心了。县上的人，有比他强的。”
张大明咳嗽着站起了身，脸憋得通红。他又摸出一支烟来想点，我说：“您别抽了，抽烟对身体不好。”他听话地把烟装了起来。张大明说：“林敏，我想给你鞠个躬。”吓了我一跳，我一下子从炕沿上跳了下来，我说，您这是干什么？张大明不说理由，只是站在那儿看我，好像在想这个躬怎样鞠才合适。我说，您可别这样，我该回家了。
我匆忙从屋里跑了出去。
13
我这一路都在想着怎么去找宋连江。虽然过去我发过誓，生活再难都不去找他。可这次是为了中隅，为了中隅的青苗，我只能豁出去了。
我妈曾经逼问我为什么跟宋连江离婚。我没有说。我不能告诉她是因为几句玩笑。
某一天，宋连江问：“你知道黄彩秀这一辈子有过多少男人吗？”
其时，我们正躺在一张床上，身上盖着同一条被子。被面是大朵的玉兰花，被里的棉花散发着田野中阳光照耀下的甜暖气息。被子是我妈一针一线缝的，针脚细密匀称。可中隅村谁都不会比她的手工更好，她在枕套上绣鸳鸯，那鸳鸯都会凫水。
宋连江的眼睛神秘轻佻地看着我。
“她和你爸从不睡在一间房子里，你说她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宋连江支起身子看着我，那张脸离我很近。我顺着宋连江的思维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假如不睡在一间房子里，他们的孩子从哪儿来？
宋连江脸上的笑容刺激了我，他平时经常勾连这类有关的话题，但从没这样明目张胆过。他的脸上居然有一抹无耻的红，下身毫不犹豫地朝我挤压，我陡然有些心率过速，仿佛我原本与宋连江嘴里的人物没关系，可那个人突然转向，朝我扑来。
“她跟过的男人比你的一双手都多。”
宋连江把我的双手从被子里抽出来。
我“呸”地啐了宋连江一口。只是我不能说话，我什么都不能说。我这时才发现自己心底是虚的，一些往事云烟一样在我脑子里飘，却只是让我觉得羞惭。我所能做的就是扑过去抓他，撕扯他，嘴里恶毒地骂。宋连江用蛮力把我搂住了。他说，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会这么不识逗？
那样一种针刺般的尖锐的痛，不能看不能摸不能说。我坐在屋檐下自己给自己舔伤口。我妈费尽心机要来宅基给我盖房子，在我的眼里，却跟一具棺材差不多。
我一路都在想着怎么去见宋连江，宋连江却送上门来了。
我走进张相公胡同，天已经明显黑了。胡同口有辆车猫在那里，让我平时走习惯了的路，突然横生枝节——我险些撞到汽车上。我一惊，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车门突然打开了，林林从车里出来，怯生生地叫了声“妈妈”。
我有些惊奇，更多的是担心。这半天我居然忘了林林，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跟谁在一起。我一连串地问她，林林却没回答。然后我就看见另一边的车门缓缓打开了，宋连江像戏里人物一样从车里下来了。
我没想到，林林下午居然一个人到法院去找宋连江。这样热的天，她是一路走着去的。在法院的大门口，门卫却不让她进去，人家不相信她是法院院长的女儿，她就一直守在门口，等宋连江下班。后来宋连江隔着窗子看见大门口有个孩子总在那里转，觉得蹊跷，让人下去问情况，才有人告诉他，林林是来找他的。
宋连江费了许多唇舌才搞清林林的来意，她是来跟爸爸要青苗费的。宋连江像作报告一样对我提了三点批评：“第一，你不该让孩子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路上那么多的车，危险。第二，你不该把大人的事告诉孩子，指望孩子解决大人的问题，这个想法是愚蠢的。第三，你应该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是关心什么青苗。青苗的事，是你能关心的吗？”
宋连江要走，我说，请你听我说几句话。宋连江问我说什么，我说，中隅的青苗。他说，中隅的青苗与你没关系。我说，那也是我的青苗。宋连江发出了一声冷笑，刻薄地说：“你的青苗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推开院子里的铁门，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我爸林广文和一帮村里的人都在我家院子里席地而坐。
看见我进来，一群老头和半大老头都似挣扎着站起来，一起朝我笑。那些笑脸都很古怪，让人不由得要起冷痱子。我爸原本在石榴树下的马扎上坐着，看见我进来，也晃晃悠悠站起了身。他指着那些人慢声细语说，他们想求你说个人情，来了一个多钟头了，一直在等你。
我哦哦哦地应着，却并没有朝谁看一眼。女儿林林还在弹琴，是那首我听了一千遍的《命运交响曲》。虽然声音很小，可我还是听出了一股怨气。林林的脸热得通红，头发都被汗水润湿了。储藏间有只小风扇，可那只风扇根本没转。我说，林林，别弹了，不知道外面有客人么！林林小声说，妈妈，那些人怎么还不走啊？院子里就是巴掌大的地方，我能听见，其他人估计也能听见。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那些人，脸上的笑意果然都被什么盖住了，表情讪讪的。说实话，推开院门的一刹那，我心里的火就腾地蹿得老高。我在心里埋怨我爸，大热的天弄这么多人来干啥，真要把人烦死？
可脸上还要笑。我让林林去冰箱里给姥爷舅舅们拿冰棍儿，每人一根。细一打量，还有辈分更高的刘姓三爷，连忙补充说，还有太姥爷。那些人却都客气地说不吃不吃。我家西院的张大明追在林林后面把她捉了回来。这些人中我顶不待见他，甚至不愿意看他的倭瓜脸。可张大明很显然是这群人中的代言人，他在哪儿都是抛头露面的。他说，林敏，你不用麻烦，老少爷们儿今儿个就是请你帮忙说句话，这么多人这么多张脸来求你，你不会不给面子了吧？
那些人都齐齐地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只有我爸站到了人圈外，像个局外人。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自己先嘀咕他们来找我会是什么事。村里人过去也有人找过我，他们总以为我在报社当记者就算是个名人，就能办他们办不了的事。我很怕那些人和那些事，因为我清楚我比他们强不了多少。他们还能舍下脸皮到哪里去闹一闹，而我呢，上街被人撞了腰踩了脚也不好意思跟人辩跟人争。我小心地问：“你们来这么多人，到底为了什么事？我办得了，哪里用得着你们求我啊。”
我爸的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说，让你张大叔说，他一说你就清楚了。
张大明说，你一定知道村里与永和集团闹纠纷的事吧？
我说，我知道。
因为隔三岔五回趟家，村里鸡毛蒜皮的事我都一清二楚。我妈黄彩秀是那样一个人，村里芝麻大的事也会当成西瓜说。中隅村就在城西老城墙的外头，过去与城市隔着几十米的青苗地。后来时兴卖地，村庄与城市之间的青苗地被首当其冲买走了。当时的地价只有几万块钱一亩。那时的观念是：别人看上你的地，是你的荣幸。三关四隅那么多地，独独有人买你这一块，你不荣幸是什么？不单要荣幸，还应该敲锣打鼓庆贺。地少了你就可以少挨累，就可以去做生意挣大钱，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所以那时的干部下来做工作都这样说：晚卖不如早卖，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村里的最后一块土地是被永和集团买走的，这与卖第一块地，相差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这十五年间，村里的地由几万块钱一亩，翻到了百万元。几万块钱卖地的时候，村里倒天下太平，人们都乐呵呵地觉得自己离城里人很近了。卖到一百万，村里的人则像坐在了烧红的铁锅上，乱成了一锅粥。村里人乱，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平均只拿到了几万块的补助款，觉得吃了大亏，更重要的是，村里人根本就不想卖这最后一块地。他们现在坐在一起谈论的都是子孙后代的事，觉得眼下的卖地不仅是断了以后子孙的活路，也断了自己现在的活路。以张大明为首的一群人到处告状，说地不能卖，中隅现在就只剩下这最后一块地了，如果连这块地也卖了，中隅人就两手空空了。没了土地的人多凄惶啊，一把葱要买，一把菜也要买。现在蔬菜的价格多贵。那些补助款，还别说闹个天灾人祸，就是光买葱买菜买粮食，这点钱能吃几年呢？
这当然是村里人的说法，村里人的说法有时不算个说法，土地该挂牌挂牌，该出售出售。永和集团出天价收购了中隅的最后一块地，极大地提升了本城房地产的价格，用官方的话来说，也极大地提高了本城人民的消费水平。
永和集团购得的土地是要建设高档别墅群，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迟迟没有动工，他们只是用铁丝网把土地紧紧地圈了起来，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村里人见不得土地闲置，拧开铁丝网，在里面撒了些种子。眼看庄稼就要成熟了，永和集团却开来了大型推土机，把那些庄稼全推了个一干二净。问题是毁了庄稼以后土地仍是闲置，永和集团并没有开工的意思。
永和集团就是这样欺负中隅人。他们听任土地躺在那里长杂草，也不让村里人种几棵庄稼。这次张大明他们告状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求永和集团赔种子、化肥、农药和误工费，找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反映情况，还给报社写信，可告到哪里都没人管。最后，他们想起一个辙，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跟法律要个说法。法院曾经派人来取证，但对村民们说，他们胜诉的可能性极小。
“林敏，你去跟宋院长说说，无论如何帮帮咱们的官司。”张大明从裤兜里拿出一沓钱往我手里塞，“这些钱都是我们大伙的，一分不用你花。你只管求人办事，不够我向大伙去串。我们也没别的更高的条件，就是让永和集团赔我们青苗费，他们不能白毁我们的庄稼。”
一听这种事，我头就大了。我连忙把他的手往外挡，我说：“我与宋连江没关系了，你们找错了人。”
张大明说：“我们也知道你这话不好说，到底是离了几年婚了。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说话还是比别人顶事，他到底还是林林的爸爸。”
我心里的火已经拱到了喉咙口，我艰难地把那些火朝下压了又压，说出来还是有了枪药味。我沉着脸说，这种事我管不了，也不会管，你们回去吧。你们如果想找宋连江可以自己去，但不要在他面前提起我。
我这话像是捅了马蜂窝，他们大骂开发商不是人，用很少的钱买地，却用很高的价格卖楼，这一买一卖却要了庄稼人的命。 “那些地可都是肥得流油啊，种啥长啥。白白在那里躺着，我们看着心疼啊！”辈分最高的刘姓三爷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他儿子得了白血病，分到手的几万块钱还没焐热就被送到了医院里，至今还不够呢。
阳光流水似的在我眼前晃动，晃得我头晕。村里人的难处我都知道，可我知道没有用。那些纠纷像我曾经的婚姻一样错综复杂，哪是我能管得了的。
张大明的两只眼睛像钉子一样盯着我，我讨厌他那种有棱有角的眼神。他说，我们也是实在没路走了才来找你，你就不能帮我们说句话？
我努力缓和着语调说，我说也没用。
张大明的眼睛立起来看我，话说出来黏稠得很：“你没去说怎么知道没用？我们这么多人跑来找你，你好歹也去说一说，说不成我们也不怪你！”
我坚持说，我是不会去的，要去你们自己去。
张大明的脸暗了，话再说出来冷飕飕的。他说：“林敏，我知道你不好求，没想到你这么不好求。我们这么多张老脸你都不给个面子，我看你是不想登中隅的门了！”
他狠狠剜了我一眼，率先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忽然转过身来，说：“那样好的男人你都往外推，看你还能找个啥样的！”
一群人呼啦啦在后面跟着他。我爸想拦住后面的两个，但被人使劲一甩，差点甩了个跟头。他满脸羞愧，急切地叫我的名字，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开口拦住那些人。我不说话。我看着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身影在门口消失，我把铁门咣当一下关闭。
我爸曾经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满是惊慌和惶恐。惊慌和惶恐的眼神在门缝里闪了一下，就被铁门夹碎了。
3
关上铁门，院子骤然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安全而又宁静。
我爸走了。我关门的声音很重，震得自己心里一颤。他是很希望我能在中隅人面前答应他们的请求，为了这场官司，他是希望我去找担任法院院长的前夫宋连江。可是，在众人面前，我居然驳了他的面子，也驳了村里人的面子。
林林小心地看着我，长睫毛小刷子一样在我眼前闪来闪去。“你为什么不去找爸爸？他也许会帮你。”林林的话说得有些犹豫。
我说：“大人的事你少管。”
林林一跺脚：“我不小了，都十四了！”
我离婚十年了，从没主动找过宋连江。当初离婚时，宋连江曾对我说，什么时候混不上碗边儿了还可以去找他。那个时候宋连江还只是一个法院的审判员，就自负得目空一切。我反唇相讥说，我和你都是国家干部，混不上碗边儿的人怎么就一定是我？宋连江仰脸望着天，挑战似的撂下一句话：“我们走着瞧吧。”
有一年，事业单位搞改革，中央有文件，说先挖渠后放水，意思是先找就业门路，然后再财政断奶。我们单位的领导是风云人物，对改革的事总是很积极。他先后筹措了一百多万办经济实体，指望有一天财政不养我们了，我们能自己养自己。几年以后，那些钱不但没能生出钱来，反而赔得血本无归。单位领导三天两头被法院传，弄得我们每个月只能领到很少的一部分工资。离婚时宋连江给我开条件，要房子就别要孩子，要孩子就别要房子，我当然选择了要女儿。那个时候我还有梦想，觉得自己能给女儿挣一套能放钢琴的房子。几年下来，想法已经没了，单只剩下梦了。房子对于我来说越来越像一座空中楼阁了。
宋连江却当了法院院长。人们都说他升得快的原因是因为胆子大。别人不敢想的事他敢想，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他做法院副院长时管基建，盖办公大楼。原本计划盖6层，宋连江自作主张改成了13层。多出来的预算他跑市里和国家各部委去化缘，居然把楼盖成了。公检法司几幢大楼在一条街上，唯独法院的大楼鹤立鸡群。很多人都说他有本事，如果给他个省长干干，他能把半个国家的钱都划拉到手。
大楼落成了，法院院长却意外出车祸不治身亡。宋连江从几个副院长中脱颖而出，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即使我有一百个理由蔑视他的为人和官位，也不得不承认，他活得比我好。
我妈曾因为我离婚上吊过，也吃过老鼠药。婚姻是她给我选择的，她不舍得宋连江。她把上吊的绳子搭在肩膀上，举着花白的脑袋在园子里找歪脖树；用五香粉冒充老鼠药，搅拌进玉米粥里，仰着脖喝下去，和衣躺在床上装死。她还嚷嚷着让全家人都跟我断绝关系，不认我这个闺女，却认下宋连江这个儿子。宋连江给她当了好几年的“儿子”，就像一场闹剧一样。宋连江吃在那里住在那里，谁都以为宋连江是对这个家和这个家里的人有情分，只有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表象。
我对林林说：“我们打个赌，猜猜你姥姥今晚会不会打来电话。”
林林说：“我猜会打来。你不听她的话，她迟早要骂你。”
我说：“我怎么没听她的话？”
林林说：“她让你去找爸爸你不去。”
我说：“她没有让我去找。让我去找的是你姥爷。”
林林认真地说：“姥爷最听姥姥的话，没有姥姥的命令，他不会来咱家。”
我妈黄彩秀却一直没有打来电话，让我预备挨骂的那颗心，一直悬在那儿。她是个最不愿意得罪人的人，不止不愿得罪，还留神一切机会讨好。哪怕我家门前跑过一条狗，她也要看清楚是谁家的狗。留待哪天遇到了狗的主人，奉承几句。我这样大面积地得罪村里人，在她眼里是滔天大罪，是比要她的命都严重的事。
她不打来电话骂我，我很担心。我心里敲着的那面小鼓就一刻也难停下来。她年纪大了，心脏不好，一生气就嘴唇青紫脸色苍白，她再经不起折腾。她不打来电话就证明她还在生气，而且气得不轻。我不怕她骂我，她骂我的时候，我最起码知道她还好。我翻来覆去想那天的事，想我的态度，想我对村里人说的话，觉得过了，太过了。如果来的只是张大明一个人，我怎么说都不为过。我们两家只隔着一堵墙，张大明做过许多违背常理的事，把我妈气得号啕不止。我妈一生的许多眼泪大都与这位芳邻有关。他家翻修新墙，为了自己多占地就敢明目张胆地移过来一个墙基。
张大明还给了一个理由，说我家院子大。 我妈的理由当然更是理由。她说我爸林广文是个窝囊废，我们家但凡有一个顶事的，张大明也不敢如此欺负人。这种局面后来止于我与宋连江的婚姻。我们是夏天结的婚，秋天还没有到，张大明家的墙基像长了轱辘一样移回了原位——他的儿子摊上了官司，他每天都在巷子口瞄着宋连江，想打听案子的进展情况。宋连江并不理他，只是当着他的面拍拍那堵墙，张大明的脸就红了。
我一个一个去想那天来的人。除了张大明，还有辈分最大的刘姓三爷，七十大几了，唯一的儿子得了白血病，整天为医药费发愁。还有杨大生，还有张广海，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各有各的难处。虽说守着城边子，也只会经营几亩地，都是把地看得比天大的人。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几个人，他们都是第一次来我家，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恐怕一辈子也不会走到我家来。
我懊悔得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我让林林给姥姥打个电话。林林是个鬼丫头，问我跟姥姥说什么。她知道姥姥正生我的气。我想了想，说，就说你想吃蟹黄拌面了，问姥姥什么时候做。
林林说，这都几点了，也不是做饭的时间啊。
我说，管它几点，你打电话姥姥准高兴。
电话却久久没有人接听。后来电话终于接通了，林林却把电话给了我，说姥姥让你听。我妈在电话里情绪恶劣，嚷：“你真是我的好闺女，让我连门都没法出，人家都拿我当敌人。我还活着干啥，死了算了！”
我听任她发脾气，她发脾气反而让我的心里安稳了些。肚子里有许多劝她的话，可我知道说也没用。她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眼睛里，别人的嘴巴里，她什么都在意，可就是不在意她自己。
我学会了在她反应激烈的时候一声不吭，也是这几年学会的。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让她很受累，过去我偷偷恨她，现在我原谅了她。
听筒里好半天没有声音，我知道她也在转弯子。果然，她长叹了一声，语气变成了唠叨：“你都多大岁数了，做事还这样着三不着两，还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一下子得罪了这么多人，你咋回中隅？咋见中隅的人？三叔二大爷想求你个人情是瞧得起你，中隅那么多在外做事的，咋不求别人呢？你不想去说情，也得先把事情应下，去不去还不是你说了算？这事要是换了宋连江，事办不办不说，保准先说得比驴粪球都圆。你张嘴说话就伤人，你以为人都是那么好得罪的？”
我说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妈说：“你当真不想帮帮中隅？其实也是帮咱们家，咱家这一亩二分麦田，能有一千多斤的收成，能吃多少顿蟹黄拌面啊。”
我说：“既然已经被毁了，就不要再那样想。”
我妈说：“毁了也不能白毁。这些青苗要是你种的，你也咽不下这口气。”
我没有这样想过，因为那些青苗确实不是我种的。
我妈又唠叨了很长时间，说青苗被毁那天，谁谁哭得比死了亲娘老子都可怜。谁家一整天烟囱没冒烟儿。要不是有人拦着，谁谁就去找永和的人拼命了。她还特别提到了张大明，说他家的青苗地并不多，可那天他一直冲在最前边，想阻止推土机毁青苗。后来他被永和的四个小伙子抬到了一辆汽车上，汽车绕着山环开出了几十里地，才把他扔下来。我妈说起张大明用的是赞赏的口吻，就像说起英雄一样，这让我很吃惊。我清楚她与村里其他人的想法还不一样，补偿些青苗费在她还在其次，更要紧的她是想争个脸——女儿虽然离婚了，还能给村里人办事情。不能说她不疼我这个女儿，有什么好吃的，留馊了臭了也要等我回来吃。可她就是不管我的感受，我不表态她似乎就这样唠叨下去了，让我一阵一阵地为电话费心疼。后来我的哪根神经还是让她拨动了，我说：“让我想想吧，事情哪里是那么好办的。”
我妈马上说：“再不好办的事也就当官的一句话。”
我妈真是一语中的。
我说你知道我不愿意去找宋连江。
我妈说：“咱家过去对他不差，你有啥好难开口的！”
放下电话，我在窗前站的时间久了些，林林不放心地凑了过来。我没觉得我伤心，可林林的手在我的脸上左抹一把右抹一把，抹得我一脸潮乎乎的。我忙把她的手握住，说，没事了，没事了。
林林问我，啥是青苗费。
我说，你会不知道？
林林嘿嘿一笑，说，我知道。
我说，坏丫头，知道还来问我。
林林说，爸爸能管他们的事？
我不愿意谈。涉及宋连江的任何话题我都不想说。
林林说，我可以去找爸爸。
我大喝了一声，有你什么事？睡觉！
林林迅速爬回床上，像兔子一样把自己团了起来。
4
那一片青苗，我和林林曾经见识过，林林肯定不记得了。
春天我们出去玩，曾走到过小鱼山下。小鱼山在城市的西北方向，山不高，却松柏苍翠植被茂密。山下还有一座水库，水库底下有活泉，不但一年四季绿水盈盈，而且不结冰。有人推测泉是温泉，可以搞成项目开发。不知为什么总也不见有商家来投资。永和集团花天价买下中隅这150亩地，也有人说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不在酒只有永和人自己知道，他们就像一把锋利的剑，闪着银亮的剑锋，刺到这座城市来，一下子就挑痛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神经。
一夜之间，房价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人们扛着行军床在房产公司门口排队，怕房价涨了再涨。永和就像成了精的老猫，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静静地打量着这座被他们搅翻了天的城市。他们花了几个亿买下的土地就在小鱼山下横陈着，他们先招了工人，工人上岗就发制服，衣裤是灰的，马甲是蓝的。帽子半蓝半灰带隐性条纹，腰带扎在裤子外面，像部队战士一样统一发大头鞋。他们都是当地人，做了永和集团的员工就与当地人不一样了。大家都说他们的身上自然就有了傲气。仿佛傲气是种传染病，沾了“永和”这两个字，想不傲气都不可能。
圈地的铁丝网都是他们栽下的，有一人高。他们在前面栽铁丝网，后面就有人骂他们。骂人的都是中隅人。永和招员工，先看身份证。如果是中隅的人，他们坚决不要。他们知道因为卖地中隅的人跟政府闹事，把县公安局长的车围了八九个小时，动用了市局的防暴警察，才把公安局长解围。他们觉得中隅的人刁蛮，使不得。中隅的人也因此恨永和，恨为永和做事的人。铁丝网栽好了，也到了种冬小麦的时令。中隅人不由分说就把铁丝网扯开了，犁头耠耙男女老少都上，就像在自家的炕头上种地一样理直气壮。喷药、除草、施肥、浇水，侍弄得比往年也不知精心多少倍。这一冬一春，铁丝网扯开栽好，再扯开再栽好。中隅人不时要到自己的田里走走，看出苗，看墒情。连过路的游人都替中隅人说话，说，永和这是图什么呢？地面上又没你的东西，你花这样大的力气反复栽铁丝网，有什么意思？ 我和林林走到这里，看见那些铁丝网是被扯开的，远处的水库边上，有抽水机突突在抽水。麦苗梢上含了露珠，厚实得一脚踩不透。麦苗不是绿的，是黑的。清湛湛地黑，黑得油光水亮。我知道这是水肥过大的缘故。中隅人知道这是种最后一茬地了，家家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恨不得给青苗使上金肥银水。我和林林横着穿越了大片麦田，裤腿挽了起来，麦苗在小腿上搔来搔去，像小猫爪在抓痒痒。麦苗地里间或有一片油菜田，是去年冬天没种小麦的人家补上去的。油菜已经冒出了花骨朵，挺着长长的脖颈，在风中招摇。我对林林说，要不了多久，这里就看不见麦苗了，是一大群别墅，名叫天上花园。林林问我天上的花园什么样，我说，到时咱们过来看，天上的花园大概就和这里差不多。
林林停下了脚步，往远处看了一眼，突然问：“如果这里造了别墅，这些麦苗去哪儿？”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那一瞬间，我有些感伤。
5
鸟儿回巢了。
不是真正的鸟，是一辆一辆黑色的汽车，从大门口的左边倏忽冒出一辆，倏忽又冒出一辆。小纪凑到我的身边来，也伸头朝外看，介绍说这辆是谁的车，那辆是谁的车。我在几分钟之前才知道她姓纪，纪晓岚的纪。是她主动告诉我的。我说，我找蔡三和。她说，蔡主任不在。我问蔡主任去哪儿了，她爱搭不理地说，不知道。我赔着小心又问了句：“你知道蔡主任几点回来吗？”她这回不耐烦了，抢白说：“这种事我哪知道？”我敲门的时候就见她不高兴，小脸嘟噜着，好像刚跟谁拌过嘴。这间方方正正的大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大概她跟电话拌了嘴，我猜。
我特别庆幸偶然记住了蔡三和的手机号码。我从办公室里出来，在楼道里拨通了他的手机：“我是林敏，找你有点事，你现在哪儿？”
我说，我在你们办公室。
他说，市领导今天来检查工作，下个月全国有一个关于防沙造林的现场会要在本城开。客人才刚上路，他回机关还需二十几分钟。
“林敏，你一定要等我。”蔡三和诚恳地说。
女孩再见我，脸上就笑出了妩媚，她告诉我刚才接到了蔡主任的电话，让我无论如何等他，他一会儿就回来。
然后她开始和我唠家常，问我哪个单位的，孩子多大了，与蔡主任是什么关系。天上一脚地下一脚，问题提得生硬而别扭。我实在觉得难受才蹭到了窗边上。这里离我们单位的办公楼很近，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可毕业十多年我与蔡三和只遇到过两三次，最近的一次大概就是十多天前。那天我在下班的路上给林林买了双鞋，我提着鞋从鞋店出来，就见蔡三和的车停在了鞋店门口，他眯着小小的眼睛朝我笑，神闲气定地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
“我隔着窗子只看见了你的侧影，就断定是你。看来今天运气不错，老同学，还好吧？”
他从车上下来，把手伸向我，虚虚地握了握。他明显有些发福，长脸变成了长圆脸，上窄下宽。名牌衬衫上的纽扣都被肚子扯歪了，肚子摇摇欲坠。
我和蔡三和是高中同学，一个教室的前后位坐了三年。教室中的座位分三排，每次调桌都左右调，所以三年高中他始终坐在我的身后。他从高二下半年开始给我写纸条，不是写谈情说爱的那种纸条，而是从哪儿抄句诗，或一句名人名言，折成小飞机放到我的桌斗里。那种小飞机隔三岔五飞来一架，我没当回事，即便被人看见，也不觉得有什么。
觉得有什么的是我妈黄彩秀。有一次，我清理书包时，从里面意外地掉出来架小飞机。我妈拿起小飞机左看右看，让我念上面的字，我老老实实给她念：“不要在阴霾的天气里乞求永恒的曙光。”我妈听不懂，让我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我大致说了说，我妈还是觉得费解，她问我蔡三和的家庭情况，我哪里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家离城市很远，在太和洼里。他总喜欢穿绿胶鞋，从家里回来经常是两脚泥。我妈却恍然大悟，说，难怪他写这样的纸条给你，原来他是有这种居心。你给我小心点，别让这小子把你搞得找不着北！
我妈原本也是个听见风就是雨的人。如果发现有谁对我动心思，那就该她动心思了。我敢说，假如蔡三和家住在城市，父母都是干部，我妈说不定会笑眯眯地鼓励我和他交往。可太和洼在什么地方，离城市足有80里。下雨天人都出不了村，黄泥会把人的两只脚牢牢粘在地上，就像地里栽的高粱一样。我妈拿了纸条转天就找到了学校，找到了我们班，找到了蔡三和。我妈让小飞机飞起来，飞到了蔡三和的手里。我妈指着蔡三和的鼻子说：“你要再敢给林敏写下雨地皮湿的纸条，我就把你们家的锅砸了！”许多同学围着我妈起哄，我就坐在座位上写作业。我当时心里很生气，握着笔的手直抖。可我不愿意对我妈说什么，说什么都没用。我妈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做的，因为她是黄彩秀，黄彩秀与众不同。
毕业前夕我给蔡三和写了封信，密密麻麻写了三页纸。应该说，我写那封信的感觉有点复杂，表面上是对我妈做的事表示道歉，其实字里行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妈闹了那一回以后，蔡三和就再没给我写纸条。我对那些纸条是有期待的。我每天都偷偷看蔡三和的眼神，希望再有一架小飞机飞过来。可蔡三和一直都很漠视我，也再没放飞他的小飞机。
我不是对蔡三和有好感。他是班里个子最高的男生，脑袋尖，脸很长，鼻梁骨周围有许多雀斑，再加上他的高吊裤和绿胶鞋，这样的男生不容易让女生有好感。何况那时的我蒙昧得如同八岁孩童，除了一心一意考大学，再没任何别的杂念。就是一匹白马当真驮了哪位王子来到我面前，我也不会多看一眼。我只是觉得与蔡三和的关系应该稍微特殊一点。那点特殊不应该因为我妈闹一场就给闹没了，应该坚持点什么才对。
蔡三和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就这个问题探讨过。毕业以后转眼就过去了十几年，再见面，已经拾不起过去的话题。
那天见面只匆匆说了几句话，蔡三和就有了日理万机的样子。我们这一届同学，分到企业的居多，谁都知道这年头的企业是怎么回事，十家有八家亏，还就蔡三和的发展势头不错，在县政府工作，现在也是掌权的人物。那天他把手机号码给了我，让我有事找他，我当时还没有太在意，觉得有事找他的想法很遥远。 没想到这么快他的手机号码就派上了用场。
6
每天早上我妈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我今天会不会去找宋连江。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对什么事也许可以不上心，一旦她上心了，就会要你的命。前两天我还推说没空，实在没处可推了，我骗她说，我在另外想办法，事情不是只有那一条路可走。
我当时就想到了蔡三和，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离县里的领导近，村里那点青苗费的事，说不定哪位领导的一句话就能解决。找他我心里并非毫无负担，但比找宋连江的负担要轻得多。这是实话。蔡三和从外面回来先来推办公室的门，招呼我跟他走。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掩上门，蔡三和把公文包扔到办公桌上，抒情般地说：“林敏，你终于来找我了。”
他眯着小小的笑眼看我，话说得似真诚又似幽默。“不管你因为什么事情来找我，我都很高兴。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那样说话我也很高兴。等他的那段时间我心里一直不舒服。不只因为小纪，还因为我对蔡三和心怀忐忑。我这次是有事求他，我怕他跟我打官腔。我是脸皮薄的人，他打官腔可能是习惯，我担心自己在他面前坐不住。坐不住就说不成话，说不成话就办不成事。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有点像蚕吃桑叶，不痛不痒，却咕噜咕噜的是一种搅和。
蔡三和的办公室很气派。最起码，比我们领导的办公室气派多了。
你今天怎么想起找我了？他问。
于是我开始说中隅，说青苗。小鱼山下那150亩地，是中隅最后的土地，土地上的青苗，是中隅最后的青苗。春天我带女儿走到小鱼山下，看见那里的青苗长得那么好，是我从没见过的好。麦苗通常意义上都是绿色的，那里的麦苗却是黑色的，青黑青黑的颜色，像秋天夜晚的天空一样。中隅人把种子撒进地里，不仅是为了收粮食，还为了收念想。他们以后就没有地可种了，是城不城乡不乡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后的这一次耕种，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着收获和收获以外的双重含义。你如果能看到那片青苗，就能理解我说的没有错。就能理解中隅人的愤怒没有错。没有土地的人，不会知道有了土地而又失去土地的人，情感有多复杂。不会理解他们对土地的那种依赖，是一种婴儿对母亲的依赖。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一种悲怆，我的父母兄嫂都是靠土地过活的人，未来日子的那种艰窘几乎伸手可及。他们靠土地过活，其实也就是我靠土地过活，我虽然从土地上走出来了，但没能走远。微薄的一点薪水只能供养女儿。如果有一天父母他们没饭吃，于我就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于是我突然就有了情绪，我说如果永和集团不毁那些青苗，青苗早就变成了粮食。那些粮食能晒满整个广场，黄澄澄的新鲜麦子，味道多香啊！永和集团凭什么那样霸道，别人用血汗种的庄稼，他们说毁就毁？老百姓多收一季粮食对他们没有妨碍，他们有什么权力非要毁掉那些青苗？
我激动起来就有些忘乎所以。说，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替中隅人要个说法。你是政府的人，能管则管；不能管，你告诉我谁管。谁管我去找谁，政府不能只管卖地，也得管管老百姓的青苗。
蔡三和听得很认真。我们隔着桌子坐着，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他的眼睛不笑了。不笑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很小。
“你是为了这个事来找我啊。”看上去他有些失望。
“为了这个事找你不行吗？”我想把事情搞清楚。
他赶忙说：“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还是那句话，你因为什么事找我，我都高兴。还告诉你，你今天找我就对了，中隅的事，每次上访都是我出面处理，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全明白。”
我高兴地说：“那就更好了。我想知道你能不能给我解决？”
蔡三和笑了笑，说：“你想得太简单了。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涉及永和集团。你们村也因为这个事多次来上访，如果容易解决，早解决了。这个情况县领导都知道。”
我说，就是因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才来找你。
蔡三和说：“依你看，能解决吗？”
这话把我问愣了。我说我是来问你的呀！能不能解决我说了不算，你说了才算。永和集团是外来户，财大气粗，政府如果想保护农民利益，问题肯定能解决。
蔡三和的脸，非常明显地暗了下去。他手里反复撕一片纸，撕出了许多纸屑。他把纸屑攒了攒，又吹出一口气，那些纸屑就跟头趔趄地四散奔逃。蔡三和垂下眼皮说：“恕我直言，你这个事不好办。地是中隅的不假，可地卖给了永和就是永和的了。中隅的人跑到永和的地上去种庄稼，人家不毁应该，毁了也应该。反过来再让人家赔偿青苗费，你说这可能吗？”
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可能。如果青苗是你的青苗，你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蔡三和笑了笑，说：“也不是你的青苗。如果是你的青苗，我豁出命去也要帮你的忙。”
我说：“是我的青苗。”
蔡三和郑重说：“说吧，有你多少？”
我说：“150亩。”
蔡三和说：“你骗我，你这样说话我没法帮你。”
我说，你帮中隅就是帮我。
蔡三和不说话了，冷了一会儿场，蔡三和抬起头，有几分无奈地说：“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可懒得管这件事，费力不讨好。”
我说，你答应了？
蔡三和开玩笑说：“你亲自来，我能不答应吗？”
我的心里顿时打开了一扇窗，有清风徐徐吹来，五脏六腑都是凉快的。连日来的愁绪都在这一瞬间云消雾散了。我特别感谢蔡三和，他让我觉得生活一下子轻快了很多。我想跳一跳，唱一唱，想跳想唱的感觉大概都在脸上活跃着。蔡三和也变得轻松了，眼睛眯成一条缝看我，他说，你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我奇怪那时你总是闷着头做作业，很少对人笑一笑。那个时候我就想，是什么原因让你不喜欢笑呢？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很吃惊自己曾被别人认为是不喜欢笑的人。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人不喜欢笑，除非他在生活中活得不开心。
我要走。蔡三和说，你不能走。我问，为什么不能走？蔡三和说，这么久没见面的老同学，总得吃个饭。我说，你给我办事我已经很感谢了，饭就免了吧。我边说边往外走，蔡三和高大的身躯稳稳地站在了门口。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语音很轻地说，你说我想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他说，我想我们吃顿饭。我说，没见过请饭还顺带打劫的。他说，我就打劫你。我说，我还有孩子呢。蔡三和说，连孩子一起接来，就我们三个人，好吗？我说，不好。我不太敢正视蔡三和的眼睛，他盯我盯得实在紧。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蔡三和终于有了松动，他把身子往旁边移了移，说：“林敏，你不给我面子。” 我说，我领情。
蔡三和说：“记着你欠我一顿饭，我迟早要请你。”
7
两天以后，我还是与蔡三和吃了顿饭。他在电话里说，有几个同学碰到了一起，随便吃个饭，请你赏光。我赶到那家饭馆，人都到齐了。蔡三和坐在主宾的位子上，旁边空出一把椅子。蔡三和先介绍我，然后给我介绍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他说我是他的小学同学，从小我们俩就同桌，他从三年级就给我写纸条，惹出一片笑声。他给我介绍别人。张老板。李经理。马东家。没有一张脸是熟的。我问，你不说有几个同学吗？蔡三和认真地说，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同学啊。虽然不是同一个老师，但与张老板同一个学校，算校友。与李经理同一年毕业，算叔伯同学。与马东家读书的地方离得近，是老乡加同学。都是胡诌白咧。我瞅机会对蔡三和说，既然不是真的同学何苦叫我来，我又不会喝酒，坐在这里干受罪。
蔡三和小声说，你来这里就是吃饭的，什么好吃吃什么。
做东的李经理经营着一家印刷厂，我从他们之间的话言话语听出了端倪。原来他并不认识蔡三和，是通过张马二人介绍的。他说他早就想认识蔡主任，就为了这场饭局，他张罗了不下五次。张老板作证说，哪里是五次，七次也有。只是蔡主任忙，抽出空闲不容易。蔡三和谨慎地表示自己确实忙，不是为自己忙，是为县长忙。每天的时间都被县长卡得死死的，他向东你不能向西，他打狗你不能骂鸡。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很少，就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一样。大家都笑，都笑得很崇敬。然后是轮番敬酒。李经理连敬三杯，张老板和马东家也是三杯连灌。蔡三和则一派大将风度，来者不拒。他们敬蔡三和的酒也捎带着敬我，让我很不习惯。我不习惯他们很恭敬的样子对我，屁股要欠起来，双手一上一下握杯，脸上笑得都很巴结，嘴里还说着肉麻的话。我想我是谁，不过是一个蹭饭的，怎么能这样招人眼目呢。我一直都没怎么吃东西，盘子里的食物都是蔡三和用公用筷子给我夹来的。夹来了，我没吃。我吃不下。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往嘴巴里送。空调的冷气一直在照着餐桌吹，吹得我手脚冰凉。李经理又一次欠起屁股敬酒，我一抬手，一套盘碗“哗啦”被我打翻在地上。
蔡三和说：“不喝酒的人倒先醉了。”
我对蔡三和说，我有点事，要先走一步。
蔡三和出其不意地攥住了我的一只手，往下摁了摁，他说不能走。我说，我确实有事。蔡三和说，有事也不许走。两只手在台布后面隐匿着，较着劲。我挣了一下，没挣动。又挣了一下，蔡三和反而攥得更紧了。
蔡三和结实地说：“听话，别走。”
蔡三和的脸上却显得若无其事，酒一杯一杯地送下肚去，话也说得恰到好处。他不允许别人叫他蔡主任，而是叫他三哥，蔡三哥。餐桌马上就响起了一片“三哥”声，包括年龄明显比他大的张老板，也叫得比谁都热闹。酒喝出了一个小高潮，蔡三和逐渐兴奋了，从守株待兔，变成了四面出击。不但自己一杯一杯地跟人家喝，还操持姓张的与姓马的喝，姓李的与姓张的喝。场面乱得不可收拾，所有的嘴一起说话，谁都不听谁的。不管蔡三和嘴里如何起劲，我能感觉到重心却在手上。他的两只手交替举杯，也交替躲在台布下面攥着我。我让他放开，我说，我不走了，你可以放开我了。蔡三和对我笑笑，低声说，可能吗？抓到了我就不会放开。想这一刻，你知道我想了多少年吗？
想起那些小飞机，我心里柔柔地泛起酸楚。过了许多年之后，我在回味中体会到了蔡三和的那份羞涩和含蓄。虽然蔡三和什么都没表白过，可那一年半的小飞机飞过来，负载的除了情愫还能有什么？
那些名人名言和那些美丽的诗句，不过就是外化的一种表述。
就是这种表述也被我妈黄彩秀打击过。
我妈打击的还不只是一个叫蔡三和的人的情感，她打击的是叫太和洼的那片黄泥地。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惭。
饭后他们要去歌厅唱歌，我不想去，蔡三和不由分说抓住了我，他说，你不去我唱给谁听，你以为我会唱给他们听吗？别的人在一旁起哄，说，我们听三哥唱歌是沾光听，你不去我们连光都沾不着了。我无可奈何。狭窄的楼道里酒气熏天，李经理在前边引路。蔡三和牵着我往楼上走。蔡三和解嘲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一直这样攥着你，免得你跑了。李经理说，对对对，三哥是得攥紧点。歌厅只是一间小包房，方方正正，屋顶很低，射灯的一点光线从屋顶打下来，屋子的四角都是黑的，只有中间是一团光晕，只有鸡蛋黄大小。沙发又大又宽，看不清皮子的颜色。坐在上面，就像坐在了面板上，硬邦邦的。姓张的和姓马的在昏暗的灯光底下翻歌片，给蔡三和推荐曲目。看得出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这个说三哥《一生有你》唱得好，那个说三哥《迟来的爱》唱得好。姓李的咋咋呼呼让服务员上水果，拣贵的上。有莲雾吗？有杨桃吗？服务员都说没有，姓李的牛气冲天地说，你们都有什么？把你们老板叫来！服务员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像是新来的。她很惶恐地说老板不在家，她才来三天，还没见过老板的面呢。姓李的拿出了手机，说，告诉我电话号码。我三哥来了他都不来照个面，我看他是不想在这儿干了！
蔡三和把服务员叫了过来，服务员的眼睛已经没处放了，人慌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蔡三和说，都是喝了酒的人，你不用听他们的。西瓜有吧？服务员说有。蔡三和说，切个西瓜上来，要沙瓤的，然后就没你的事了。
姓李的凑过来说，你不会遇见像我三哥这样大仁大义的。
蔡三和摆了摆手，对这样的恭维不屑一顾。
音乐响了，声音很轻柔，是水木年华的那首《一生有你》。蔡三和拿过话筒坐在沙发里唱：“昨晚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见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声音有点沙哑，音域却宽，颤颤巍巍地把歌中的缠绵纺成了线，尾腔拖得没完没了。他的眼风已经不是醉酒人的眼风，偶尔瞥过来一眼，瞳仁儿是粉的。第一段还没唱完，房间里只剩下我和蔡三和两个人。那些说想听他唱歌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溜了。那些人溜了，蔡三和不唱了。他颓然地任话筒滚落到沙发的角落里，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眯得小小的像是睡着了。可我知道他没有睡着，那些粉色的目光从他眯得小小的眼睛里射出来，像糖稀一样粘在了我左边的面颊上。我有点不安，我好像走进了某种情节。那种情节我在电视上见过，今天轮到自己做主人公了么？这种感觉让我血管里的血一阵阵地凉。我在想我现在如果起身走事情会怎么样。我走得了。我肯定走得了。即便蔡三和用蛮力气挡我，我也走得了。可走了以后呢，那就不能再见蔡三和。即便没有中隅的青苗这回事，这个结局也不是我想要的。可我又不想留下来，留下来我又觉得不甘心。我离这种生活远，觉得这种生活更适合电视剧的剧情而不适合我。我的心里七上八下，身体在微微战栗，但屁股一动没动。我小心地啃着一牙西瓜，把籽全都吐到了地上。我是成心的，此刻我想糟蹋点什么，仿佛这样就能在心里找个平衡。看不出地毯是什么颜色，但能闻到一股呛鼻子的霉味，我对那种霉味憎恶至极。我把西瓜皮索性也丢在了地上，还用脚尖踢球一样往远处捅了捅。西瓜皮翻了几滚，躺在了射灯的光晕里。蔡三和捡起了西瓜皮，放进了茶几上的烟灰缸。蔡三和晕着声音说：“淘气啊？” “嗯？”我装傻。
蔡三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沙发：“离我近点。”
我的脸“腾”地像是烧着了。我看了他一眼，没动。我想我为什么要动。
蔡三和坐了过来，很自然地把胳膊放到了我的肩上。我感觉到了他在打量我，他的身量比我高，高出有一个头。他的呼吸吹动了我的头发，我的头皮像射灯的光晕一样有一小片痒，但痒得不明显。蔡三和在我的头发上吸了吸鼻子，蔡三和说：“林敏，你老了。”
好像“老”是他闻出来的。
我说：“地球也老了。”
他笑了一下。他没听出我说的是他的头发，他的头发所剩不多，尤其中央地带，很明显垄大苗稀。
蔡三和说：“你别怕，不会有人进来。”
我挑衅地样子笑了笑，说：“我为什么怕？”
射灯突然闭上了眼睛——房间里停电了。世界顿时变成了漆黑一团，我的眼前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我试探着往前摸了一把，居然什么都没摸到。我的面前空无一物。蔡三和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像是被夜色挤没了。一只蝙蝠张开巨大的翅膀不知从哪里飞了来，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半空中，一下就把我覆盖了。
8
我与蔡三和游过三次泳，打过两次高尔夫。他每次招呼我都不说多余的话，把车停在我们单位对面的胡同口，在那里等我。我每次都不想去。我不想游泳，不会打高尔夫。可蔡三和从不给我回绝的机会，他只是让我去，在那里等他。而从不问我想不想去，愿意不愿意去，有没有时间去。我下了几次决心拒绝他，可一旦他把电话打了来，我就很难把拒绝的话说出口。我们在一起时的话并不多，甚至没有谈论过那些小飞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与我的高中同学蔡三和全无关系，他不过是冒名顶替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衔接得上，一切都像突如其来而又居心叵测。
在歌厅与蔡三和有了第一次，后面的事好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我对自己的那种半推半就很恶心，可隐隐的多少又有点期待。我们游泳的地方是一家部队疗养院的内部泳池，不对外开放。我们被人安顿好，在泳池里就再没遇见过什么人，仿佛某一个时段泳池只为蔡三和一个人开放。这让我暗暗称奇。表面上看，蔡三和这棵树并不根深叶茂，可他的能量和影响居然在部队上显现，这让我对他充满了期待。蔡三和的泳姿堪称完美，我知道他家乡的那个地方是大洼深处，到处都是坑塘，人在水里就像鱼在水里。他娴熟地在水里褪下泳裤，也像条鲇鱼一样只剩下了一层皮，这让他戴着黄色潜水镜和红色泳帽的头颅显得怪模怪样。他说在水床上做爱会是另一种感觉，那种漂浮感是一种外作用力，只要稍稍把握一下时机，就是不错的一种方式。第一次我只当他是心血来潮，第二次则觉得他老谋深算，第三次则觉得他蓄谋已久。他的泳帽和潜水镜依然在头上脸上戴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他面颊上的肌肉会抽动，牵动着嘴角往上咧。这个时候他要叫了，大叫。周围的水也像受了他的感召，涌动得情色迷离。在高尔夫球场则是在更衣室里，他在那里也如入无人之境。我从开始稍稍有一点幽怨，过渡到后来的有了耻辱的感觉。我想我如果开始就知道事情是朝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就应该从歌厅里走出来。
我后悔得要死。
每次回家，我都会把水龙头最大限度地打开，让水雾铺天盖地地席卷。平时我用水总是很小心，水龙头只肯拧开一半，我也这样教育林林，我们要节约用水。可我此刻却非常想大水量地冲一冲自己，把所有有关蔡三和的记忆统统冲刷掉，虽然自己也知道那种对水的浪费是徒劳的，可除此之外，我又能怎样呢？那些记忆像我妈做的蟹黄拌面一样不清不楚，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但心是拧着节儿的，编成花儿的，反着个儿的。那种感觉很难受，就像行走在不见天日的深谷里，晕头转向，不知所终。我把哗啦啦的水响当成山呼海啸，把躯体的沐浴当成一次脱胎换骨。期待着从水雾中走出来，是一个足够清新的自己。
蔡三和从不和我谈有关青苗赔偿的事。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问，话要在肚子里发霉长出木耳，才会假装不经意地提起。他总是很随意地说，这种事着不得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话听起来就像搪塞，让我身上的热气像刚揭锅的馒头一样扑散得了无踪迹。我僵硬的样子大概蔡三和看了都于心不忍。他解释说：“这件事不是小事，这牵扯到政治。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9
我租住的地方是两间平房，是这座城市最早的公房建筑。房改以后，这些房子产权卖给了个人。这里是老城区的经典地段，名字叫张相公胡同。
当年就是这个胡同名字吸引了我。张相公是明朝人，曾出任山西绛州学正。在家丁忧期间恰逢天降大雨，七七四十九日天不见晴。张学正率人在城内构筑引水工程，使雨水得以顺畅排出。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胡同因庙而得名。
所在城市的这片区域从春秋始称无终。
无终曾为国号，只是寿命短得只有区区几十年，后曾为郡、州、县治所。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无终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了。
无终只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记忆里。
两千多年以后的一个夏日黄昏，一个叫林敏的女人在两面墙壁长满爬山虎的胡同走了两个来回，选择靠里面的一处房子租了下来。搬家那天，女儿光着脚丫在石板路上来回跑，她喜欢这个地方。女儿问，妈妈这个地方叫什么？林敏想了想，回答女儿，这个地方叫张相公胡同。在很远很远的以前，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无终。
这是我离婚以后搬的第四次家，前面三次都在城郊接合部或者干脆就是菜农的房子。好处是可以吃到不打农药的蔬菜。那些菜农都把自己吃的蔬菜种到大棚的角落里，周围隔上塑料布或草帘子，免得喷洒农药时淋上它们。他们每天收工回来都会一把葱一把蒜地捎给我，然后便把孩子打发来，让我给他们辅导功课。
房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集体供暖，夏天苍蝇一嗡嗡，就能把整个影壁墙抬起来。
相比之下，张相公胡同甲六区八号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有卫生间和集体供暖不说，院子里和胡同边上种了许多植物和树木。我们的院子里就有石榴和丁香。左侧是张相公庙遗址，房子没有了，但一棵盘龙松把偌大的院子都遮蔽了，看上去赏心悦目。 只是屋内的空间有些狭窄，林林的钢琴放在了储藏间里，我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听女儿弹琴，音乐像水一样从她的指缝间淌出来，天上的云彩都流走了。
石榴树上的石榴咧嘴了。玛瑙一样的牙齿挤破了粉红色的嘴唇，顺着嘴角流着殷红的血。我看得入了神。想这石榴被青皮包裹时的端庄模样，哪里会想到有一天会皮开肉绽。这样想着再看石榴，就不知道它是在笑还是在哭。
……妈妈，你怎么总睡啊！
我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可总觉得睡不够。
林林说，妈妈你做梦了，你在梦里总在说青苗的事。
我牵了一下嘴角，想笑，却觉得那么累。
我又沉沉入梦了。
我曾经有过一套房子，就坐落在中隅与城市交叉的一条马路边。房子如果留到现在，价格大概要翻到漫天云里去了。
要想把房子的事情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盖房子首先要有宅基，即使是十几年前，在我们这样的村庄要想拥有一块宅基也是比登天都难。凭我爸林广文每天在巷子口钉鞋是要不到宅基的。这种事都是我妈亲自出马。我妈使了什么计谋、动用了哪些情商要到了房基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仅是，那一年村里只批了我们家一户，而这份宅基是我妈给我要的。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我不是所谓的“农业户口”，我有国家给的正式工作。我与房基原本连一点边儿都沾不上。
邻居张大明堵在我们家门口骂了三天。他家给儿子要的宅基没批却批给了我们家的女儿，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我妈被骂得三天没敢出门。她坐在炕上绣枕套，她绣的枕套东一家西一家的拿去送礼，这辈子她送出去的枕套数都数不过来。
她边绣边乜斜我爸林广文：“就没有人给我出口气？”
我爸回家就翻动他的百宝箱，那里面除了皮子拉锁就是针头线脑。他把一块一块的皮子在膝盖上摩挲铺平叠整齐，边对边，角对角。那种投入和精心，就像干的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事。
张大明的骂和我妈的说，他都听不见。或者，他都可以装着听不见。
我原本也是胆小的女人，张大明什么时候开骂，我就什么时候哆嗦。我甚至用棉球塞上耳朵，眼睛盯着书上的字，拼命把自己塞进一本书里。
可张大明提起了林敏的名字，这让我耳朵上的棉球自己情不自禁往外跳。他说，中隅谁不知道林敏是野种，林广文你是个绿毛老王八！
我再也坐不住了，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我提着一把锤子就冲了出去。那天我穿的是一件对襟小棉袄，袄袖短得露着长长的手腕。我还记得那天刮着南风，风把我的头发吹进了嘴里，我噗噗啐了两口，挥起锤子就朝张大明头上砸。我预备能一下子把他砸死，预备他红红白白的脑浆喷到我身上。
可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不等我的锤子落下，他就把我的手腕钳紧了。他说，你个丫头片子早晚要出嫁，要片宅基有什么用？我的儿子等着娶媳妇，孩子都钻到媳妇肚子里去了，却还连个窝都没有！
我也这样子去问我妈，给我要片宅基做什么？我可不招养老女婿，中隅这个地方已经让我烦透了。我妈看着我眯眯地笑，她说，我早就盘算好了，你要想在单位分上房，至少还得三十年，想一想三十年后你多大了？我的单位总是文化部门，总是僧多粥少，在外说起来好听，却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也没有。我第一天上班，单位领导就告诉我，分房我排在六十几号，每年单位最多能分到两套房。也就是说，三十年后我能不能分上房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妈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她参透了这生活。
房子一共是四间，院子能开进一辆汽车。那个时候我刚认识宋连江，但远没论及婚嫁。我只知道靠我们一家的力量很难把房子盖起来，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妈黄彩秀借助了宋连江父亲的力量。那时宋连江的父亲是偏远乡镇的副镇长，可也能拉来不花钱的木材、沙子和水泥。
因为房子，我的婚姻提前没有了任何悬念。谁都说我妈有本事，能给女儿盖一座大房。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从没爱过宋连江，哪怕一点点。
我们这座房子，是中隅最好的房子，高大气派，所有的建筑材料用的都是最好的，檩木柁架是红松的，屋顶上的瓦是刚流行的红色紫砂瓦，在一片灰扑扑的青色屋顶中，显得分外耀眼。村里辈分最高的刘姓三爷围着房子转了三圈，他说他活了七十几岁，也没见过这么硬气的房子，就跟当年的张相公庙差不多。这话我妈不爱听，她说，您老咋把我们的新房说成庙呢，这可不是吉利话。刘姓三爷虚虚地在自己的腮上拍了一下，说，人老了话都说不周全了，你们多担待些吧，我是想说你们这房子比那庙都盖得好。
房子成了我们家的一面旗帜，村里有很多人都来参观。我妈黄彩秀和我爸林广文都乐得合不拢嘴，这座房子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不是房子的属性本身那样简单那么直接。
宋连江在整个建房期间都在我家吃饭，他管我的父母叫爸妈，他把我们家当成了自己的家，而我的父母，则把他当成菩萨。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柜子上有一只碗里盛满了新出锅的小鱼咸菜，我问是哪儿的，我妈把脸笑成一朵花以后告诉我，是张大明的老婆送来的。小鱼是张大明从水库淘来的，先送来给咱姑爷尝尝鲜。我从没见过我妈这么高兴过，她这一辈子都受张大明的气。
那种情景恍若梦境。
宋连江从打第一次来我家，我就一直看不惯他。他总能讨好所有的人，能把任何一件微小的事办得恰到好处，可我却能从中看出他的心机有多深。我说，你即使没有家也不能把别人的家当成家，即使你缺父母也不能把别人的父母当父母。我无论说什么，宋连江总是当成耳旁风。他不在乎我说什么，照常吃我妈做的饭，出出进进地做我们家里的人，把我们家的朋友当朋友，把我们家的敌人当敌人。他不像我的丈夫，倒很像我妈黄彩秀的儿子。
我曾经想过好好跟他过一份日子，像任何一对寻常夫妻一样。我不是没有努力过，可我们总是很错位，一错再错，直错得无路可走。
所以几年后我选择离婚时，宋连江开出的条件是要孩子就别要房子。我连眼睛都没眨，我把房子扔给了他。 宋连江转手就把房子卖掉了。
10
一觉醒来，发现林林给我留了个纸条：“妈妈你好好睡吧，我去同学家了。”纸条上还有个插图，是个睡着了的小太阳。
从这里骑车，大约走15分钟就到中隅的那条巷口。我爸林广文十年如一日在那里坐着，面前摆了许多双新旧不等的鞋子。我每次回去都要在他面前的马扎上坐一坐，跟他说说话。他的手让我看了痛心，手上根本就没有叫皮肤的那种东西。他的手上都是横七竖八的黑口子，像长了千年的老树的树皮一样。他的脖子上终年挂着那条蓝布围裙，围裙很大，遮住膝盖以后还要遮住脚面。这样热的天他还穿着护膝，他的腿因为终年这样风里雨里坐着，几近残疾，家里离这里大约只有200米，这200米他差不多要走半小时。
他的手里已经有几个钱了。我们家先后从村里分了二十几块钱，他和哥哥各得一半。哥哥又借了些钱造了套房子，他的钱却一直躺在银行里。那个时候我们都劝他别干了，好好歇歇身子。他歇了三个月，就歇出了浑身的毛病。因为经常夜里失眠，他居然得了美尼尔，一到夜里，他觉得床就直立起来，把他抛在地上。于是，他在梦里大声叫：“把我的床放平！把我的床放平！”吵得全家都睡不好觉。我妈黄彩秀在另一间屋子说：“他就是那受累的命。明儿，还让他去巷子口钉鞋。”事实证明我妈说得对。他背着那只木头箱子重又坐到巷子口，真的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他的钱一分也不舍得花，他总说那是救命钱。地没了，人的魂好像也没了。前面总仿佛有什么灾难会降临，让他和许多村里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土地才是依仗，有了土地人就不会被饿死。
我喊了一声“爸”，在马扎上坐下。我非常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他一年到头难得去我家，那天从我家出来，村里人不定怎样责难他，我妈不定怎样唠叨他。我妈一不顺心就会拿他撒气，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好挺过几天身板。
我的那句“对不起”在舌头底下含着，却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他把一只时装鞋顶在两膝中间的铁钎子上，用一柄小锤子敲打鞋后跟。他是在给鞋跟钉掌。鞋子是淡粉的，顶多36码，前面是尖的，鞋跟又细又高，看上去像个玩具。他用刀子把鞋跟周围的皮子旋整齐，那鞋子站在他的手心里，亭亭玉立。
看见是我，他把眉眼弯起来笑。朝我的身后看，林林呢？我说，林林找同学玩去了。他说：“你赶快回家吧，你妈买了咸鸭蛋，想做蟹黄拌面呢。”我不想走，我想跟他说会儿话。我愿意听他说补鞋的事，他说得慢条斯理。我看着他的脸，他是一个长相很丑的男人。我从打记事起，就认为他长得不好看。我妈黄彩秀长得好看，高出他一头，白皮肤，人都老掉牙了，还能看出眉眼的秀气。当初他们结婚是因为林家的高门楼。门楼上有瓦，称作瓦门楼。中隅几百户人家只有两户瓦门楼，其中就有林家。
他不知道我在看他什么。坐在他面前，我总是情不自禁仔细端详他。心里的那个结，编成了死扣，解也解不开，挥也挥不掉。哥哥长得像我妈，倒退十几年，哥哥是那样帅气，他继承了我妈所有容貌上的优点。哥哥的上边是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随他，容貌随，身材也随。他的驼背是钉鞋钉的，可却把驼背遗传给了两个姐姐。我像谁呢？没有人说我像谁，可很多人都说我谁也不像。不像黄彩秀，也不像林广文。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听了多少这样的话。可只有张大明骂人的那句话，吃进了我的心里。
他说我是野种。
我想用锤子砸死他。
事后我妈吓得要死，她说，要是一命抵一命，那个老东西哪有你的命值钱。
我的脸当时涨成了发面馒头。我抖着嘴唇嚷：“你没有听他说什么吗？”
黄彩秀的两只眼睛甚至称得上清澈，她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懵懂地问：“他说什么了？”
我就是在那一刻相信了张大明的话，我熟悉黄彩秀的撒谎套路。她每次说谎都会眼睛清澈得一眨不眨，神情像一个年幼的孩子。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喜欢照镜子，照前边，也照后边。我的后背直直的，腰很细，肩很窄。这不是黄彩秀的体型。我的脸型是典型瓜子脸，不像黄彩秀面若银盆。我知道我的血管里流着黄彩秀的血，哪怕让我像她几分也是个安慰。我渴望哪怕有一根头发像林广文，可连一根头发也不像。他的头发像马鬃一样根根直立，我的头发则柔软得像一匹丝绸。
我甚至希望自己比林广文长得更丑，都没什么。
我知道他是谁，可我不知道我是谁。
那种感觉非常痛苦。
我说：“爸，今天早一点收吧。”
他仰脸看天，太阳早就下山了，薄薄的暮霭烟雾一样在空中游动，街上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流。我动手给他收拾东西，他不甘心地左顾右盼。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提着鞋子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他赶忙说：“你先走，我把这份活儿干完。”
我把马扎让了出来，女人一屁股坐了上去。
他没空搭理我，已经与女人唠上了。他说，您的鞋皮子真好，一看就是名牌。我修了多半辈子鞋，这样好的鞋还没看见过。
这话听着就像生意经。我没想到我爸这么会说话。
我刚走出去两步，他又把我喊住了。他的手忙着鞋子上的事，眼睛却看着我。我爸说：“林敏。”
我停下了脚步等他说话。
他的脸像薄暮中的天空一样悠远而宁静。我爸说：“林敏，村里青苗的事，你不要管。”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他没责怪我，他在责怪他自己。
我想扑在他的怀里哭一场。
11
“你找人的事，有眉目吗？”
我猜到了我妈见我的第一句话会这样说，一个字也不会差。
我说，没有。
我妈问我找的是谁。
我含混地说，一个同学。
我妈立刻有了精神，问我是哪个同学，在哪个部门工作。我哪里肯说实话。我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我妈对我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她拉长声音说：“你哪个同学我不认识？” 这话还真让我心虚，她的记忆力好得出奇。假如我告诉她我找的是当年给我写“下雨地皮湿”纸条的人，她马上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而且，不定什么时候她就有可能去找他。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不想提那个人。
我妈说，你找人的事，我跟村里人说了。村里人每天都有人过来打听有没有结果。我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是母鸡下蛋啊，说有就有结果？
我知道我妈说的是好话，可她的好话我不爱听。我说，八字没一撇的事，瞎说什么？
我妈理直气壮，说，怎么是瞎说呢。我闺女是为村里人做事情，让他们知道是应该的。
我说，做不成，哪里会做得成。你以为我是谁，县长么？
我妈说，你还是应该去找宋连江，让法院判中隅赢官司，让永和集团包赔损失。如果永和集团不包赔，咱青苗费也不要了，就要那片地，那片地本来就是中隅的。
我妈就是这样聪明，她能忽略很多过程而让事情简单明了。只是我不像她那样聪明，我知道这中间有个环节是政府，政府拿了大笔卖地的钱去修广场、修马路。广场一眼望不到边，马路宽广得就像广场。许多名贵的花木从天南地北源源不断地运了来，把城市打扮得像花园一样美丽。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感叹：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漂亮。
电视台把那些画面航拍下来，做成节目的片头反复播放。那些画面在电视里好看得要死，就像仙境一样。
只是，这一切与中隅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这没关系。中隅人也知道这没关系。无论城市多么漂亮，城市也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闻些城市的气味，那种气味是混合型的，香的臭的酸的辣的都混合在一起，比大粪味不知道要难闻多少倍。
如果硬要说中隅沾了城市什么光的话，就是城市的路灯能在夜晚投过来一些影子，把中隅的街道映得影影绰绰。中隅在外撒疯的狗，跑累了能顺顺当当回家。
中隅人在乎的是他们的青苗。那些实实在在的青苗能变成他们饭碗里的食物。除了饭碗，中隅人甚至来不及关心别的。
这些我都知道。
我坐在炕沿上，我妈坐在方凳上。我们认真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也不像母女，而像两个国会议员。关于那些青苗，我们又涉及了许多话题，横向纵向延伸着以往的现实和想象。我妈说，谁也没有想得到那块地会卖，中隅那样大的村庄，那样多的人口，咋能手里连块屁股大的地块都不给留呢？那是好耕地，背山临水，种什么长什么，国家不是有规定，要保护耕地么？过去卖了那么多的地，中隅人不心慌，只有卖这块地，中隅人急了，疯了。量地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毛头绳，横几下，竖几下，150亩地就给量了出去。中隅人把那些人和那些人手里的绳子统统围了起来。公安局来解救，他们把公安局也给围了起来。中隅两千多口人，把天搅翻了也没挡住卖地。然后又是抢种，谁都说一季庄稼不值几个钱，可中隅人看得重，他们心中的那口气都在那季庄稼里。永和集团毁了青苗，就是堵住了中隅人的喉咙口，中隅人要活命，除了咬永和一口，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妈说的那些话，拉拉杂杂。过去我也听她不止一次说过，可从没像今天这样听起来有切肤之痛。她的银盆大脸朝向我，神情庄重而严肃。没有谁的头发比她的头发白得更有质量，浓密、茂盛。就像小鱼山下那片青苗，让人肃然起敬。
她说，你找的人，到底有几成把握？
我老实地告诉她，一成把握也没有。
地是永和集团花高价买去的，你把青苗种在人家的地里，人家不毁是应该的，毁了也是应该的。这是蔡三和的话。
我妈说，这话是放屁。
我说，这话就是放屁。
在这一点，我和我妈达成了共识。
我妈忽然把脸笑成了一朵花，人也急急地朝外走。我扭头一看，见邻居张大明走进了我家院子里。他进了院子就东张西望，响亮地对我妈说：“林敏来了？”
我妈说：“刚来。”
我有一点别扭。我不想见到他。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到他我心里都不痛快。对他我是记仇的，我不会淡忘我的锤子差一点敲碎他的脑袋。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把他的脑袋敲碎了，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是一件清爽至极的事。
我心里那道隐秘的伤口，现在隐隐作痛。
12
张大明坐在了我妈坐过的那只方凳上。也就是说，他坐在了我的对面。他坐下以后，先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姓三爷得白血病的那个儿子，在医院里死了。
我妈喜欢细枝末节，从头到尾问了个仔细。患者是去医院进行化疗的，趁人不注意，用腰带在床头把自己勒死了。人死了直接拉到了火葬场，连张纸都没烧，连把骨灰也没留。刘姓三爷的儿子这样对家人交代过，不烧纸，不穿寿衣，不发丧，不留骨灰。刘姓三爷说，家里穷，救不了儿子的命，儿子有这样一点想头，成全他吧。反正骨灰也不能埋在炕头上。
张大明说起官司。起初法院很积极，也调查取证，也到村里来走访。后来就没动静了。再去问，法院的人说，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听说你在县里托了人了，还是托县里的人好，县里的人管法院。”张大明在烟雾的空隙眯着眼睛看我，他所说的“县里”，指的是政府。
我说，我托了人也没用。
张大明说，托了就好，管不管事，凭中隅的造化。
他这样说话我没想到。感觉他不是听天由命的性格，什么事爱争个子午卯酉。看得出他的情绪有些低落，不知是不是因为刘姓三爷儿子的事闹的。我知道村里人都爱人比人，往好比，也往坏比。刘姓三爷的儿子去医院化疗，我妈说，如果她得那样的病，一个药片也不吃，就躺在炕上等死。
他咳得厉害，到院子里去吐痰。我妈抽空对我说：“别总拉着脸，你是小辈。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说我不会笑。你胳肢我？
张大明重又坐回到凳子上，嘴角还有一丝痰迹。我清晰地看到，那些痰迹是红的，是血丝。
我说：“您应该到医院查查咳嗽是怎么回事，用几片药也许就会好。” 我妈很高兴我说了这句话，赶忙帮腔：“回头让林敏给你找个好大夫，不用挂号。”
我妈去医院查了次身体没挂号，找了我的一个同学。她就觉得全村的人去医院看病都可以不挂号。
张大明用手背抹了抹嘴角，认真地看，又用另一只手去摩挲。“没事儿。”他说，“庄稼人命贱。”又说，“我们连庄稼人也不是了。”
张大明的脸上忽然有了虔诚，他非常认真地问我：“这些年我总告状，为啥总告不下呢？”
他一桩一桩地说，开始村里卖地，干部私下分钱，他摸着了底，写了许多告状信，都没有下文分解。然后又因为卖村南的那块地，有些人家提前得着了信（主要是干部），在地上打假井。挖个坑，埋个水缸，里面放满水，电动机上接个管子，合上闸以后管子出水，人家说那是机井，就得几十万。还有人一把一把的栽树苗，其实都是从国道上现砍来的柳树枝。还有人更邪行，在地上造假工厂，用废砖石盖了几间房，就可以从中获得上百万的赔偿。谁都知道那是假的，可政府愣给钱。这些事张大明都向上反映过，可总是没人管，张大明说，他不是看别人得了钱眼热，而是那些钱都不该得。那些钱不是国家的就是大伙的，凭啥都能到个人手里，凭啥我把情况反映给了政府，政府也不给个说法？按说那些钱大伙都有份，都同样失去了土地，老实人得了几万块钱，不老实的得了上百万，事情咋就这么不公？
他这些年告的状五花八门。村里镇里县里都告过，可哪次告也没能讨来个说法。张大明说，这次因为青苗的事，是最后一次告状了。不管成与不成，以后他都不会再告了。按说青苗的事，中隅不全在理上。可过去全在理上的事也告不赢啊。但那些青苗实在不该毁，如果永和集团谋财害命还说得过去，可他们不谋财也害命，就说不过去了。事情过去两个月了，他说他总睡不好觉，地里那些青苗总像火苗一样烧灼他，让他浑身疼。他经常觉得骨头要散了，人要完蛋了。他叫着我的名字说：“林敏，我是想让你帮帮我，帮帮中隅。你是公家人，公家人对公家人好说话，不像我们狗一样被人防着，连大门都不让进。可我知道你也难。宋连江那个人不好说话，我们想见他，他不见。我们在法院门口堵他，他见了我们比耗子见了猫逃得还快。林敏你不要去找他，你托了县上的人，我们放心了。县上的人，有比他强的。”
张大明咳嗽着站起了身，脸憋得通红。他又摸出一支烟来想点，我说：“您别抽了，抽烟对身体不好。”他听话地把烟装了起来。张大明说：“林敏，我想给你鞠个躬。”吓了我一跳，我一下子从炕沿上跳了下来，我说，您这是干什么？张大明不说理由，只是站在那儿看我，好像在想这个躬怎样鞠才合适。我说，您可别这样，我该回家了。
我匆忙从屋里跑了出去。
13
我这一路都在想着怎么去找宋连江。虽然过去我发过誓，生活再难都不去找他。可这次是为了中隅，为了中隅的青苗，我只能豁出去了。
我妈曾经逼问我为什么跟宋连江离婚。我没有说。我不能告诉她是因为几句玩笑。
某一天，宋连江问：“你知道黄彩秀这一辈子有过多少男人吗？”
其时，我们正躺在一张床上，身上盖着同一条被子。被面是大朵的玉兰花，被里的棉花散发着田野中阳光照耀下的甜暖气息。被子是我妈一针一线缝的，针脚细密匀称。可中隅村谁都不会比她的手工更好，她在枕套上绣鸳鸯，那鸳鸯都会凫水。
宋连江的眼睛神秘轻佻地看着我。
“她和你爸从不睡在一间房子里，你说她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宋连江支起身子看着我，那张脸离我很近。我顺着宋连江的思维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假如不睡在一间房子里，他们的孩子从哪儿来？
宋连江脸上的笑容刺激了我，他平时经常勾连这类有关的话题，但从没这样明目张胆过。他的脸上居然有一抹无耻的红，下身毫不犹豫地朝我挤压，我陡然有些心率过速，仿佛我原本与宋连江嘴里的人物没关系，可那个人突然转向，朝我扑来。
“她跟过的男人比你的一双手都多。”
宋连江把我的双手从被子里抽出来。
我“呸”地啐了宋连江一口。只是我不能说话，我什么都不能说。我这时才发现自己心底是虚的，一些往事云烟一样在我脑子里飘，却只是让我觉得羞惭。我所能做的就是扑过去抓他，撕扯他，嘴里恶毒地骂。宋连江用蛮力把我搂住了。他说，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会这么不识逗？
那样一种针刺般的尖锐的痛，不能看不能摸不能说。我坐在屋檐下自己给自己舔伤口。我妈费尽心机要来宅基给我盖房子，在我的眼里，却跟一具棺材差不多。
我一路都在想着怎么去见宋连江，宋连江却送上门来了。
我走进张相公胡同，天已经明显黑了。胡同口有辆车猫在那里，让我平时走习惯了的路，突然横生枝节——我险些撞到汽车上。我一惊，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车门突然打开了，林林从车里出来，怯生生地叫了声“妈妈”。
我有些惊奇，更多的是担心。这半天我居然忘了林林，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跟谁在一起。我一连串地问她，林林却没回答。然后我就看见另一边的车门缓缓打开了，宋连江像戏里人物一样从车里下来了。
我没想到，林林下午居然一个人到法院去找宋连江。这样热的天，她是一路走着去的。在法院的大门口，门卫却不让她进去，人家不相信她是法院院长的女儿，她就一直守在门口，等宋连江下班。后来宋连江隔着窗子看见大门口有个孩子总在那里转，觉得蹊跷，让人下去问情况，才有人告诉他，林林是来找他的。
宋连江费了许多唇舌才搞清林林的来意，她是来跟爸爸要青苗费的。宋连江像作报告一样对我提了三点批评：“第一，你不该让孩子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路上那么多的车，危险。第二，你不该把大人的事告诉孩子，指望孩子解决大人的问题，这个想法是愚蠢的。第三，你应该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是关心什么青苗。青苗的事，是你能关心的吗？”
宋连江要走，我说，请你听我说几句话。宋连江问我说什么，我说，中隅的青苗。他说，中隅的青苗与你没关系。我说，那也是我的青苗。宋连江发出了一声冷笑，刻薄地说：“你的青苗与我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