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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刘永坦院士满怀激动地接过了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的沉甸甸的奖章、证书。
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于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永坦”这个名字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也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惨遭沦陷。在这内忧外患的乱世，无论什么样的家庭，都无法摆脱那挥之不去的阴霾和苦难。出生不到一年的他开始了逃亡生涯。正是因为这份围难的记忆，让他有了强国的梦想。
刘永坦说：“很小的时候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告诉自己，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强国的梦想从小就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因为这份梦想，刘永坦满怀投身祖国工业化建设的决心，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同年夏天，他走上了大学讲台，成为向科学进军的中坚力量之一。
1979年6月，刘永坦前往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师从谢尔曼教授。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正是因为两年多时间的进修，为刘永坦逐梦雷达40年奠定了基础。
在英国的两年间，因为刘永坦的勤奋、刻苦和过硬的知识促使他得以参加到谢尔曼教授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这一技术对刘永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设计一试验一失败—总结一再试验……经历过无数个重复的日日夜夜，他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致力于研制新体制雷达，从而使“千里眼”炼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这就是我要做的！”刘永坦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1981年的金秋，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此刻，他的心中已萌生出一个宏愿一一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新体制雷达被俄罗斯人称为“21世纪的雷达”。当今世界的干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也都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这种新体制雷达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除了基本理论和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
刘永坦不改初衷，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后，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卓绝，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干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丰硕成果，系统地突破了传播激励、海杂波背景目标检测、远距离探测信号及系统模型设计等基础理论，创建了完备的新体制理论体系。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为中国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永坦说：“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但是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试验站。”1986年，刘永坦带领团队再一次整装出发，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
为了进行雷达研制，研究人员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科研一线上，在条件恶劣的试验现场坚持着。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的庞大系统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工作量非常庞大。作为主帅，刘永坦承担着比别人更加繁重的工作。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付出，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击倒，疼痛难忍的腰间盘突出曾让他几个月不能行走。有一次，在攻克某个关键技术时，他终于因为长期劳累而倒在了现场。上不了“前线”，就“运筹”于病床之上，刘永坦硬是躺在床上，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终于打败了挡在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
有志者，事竟成。这群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顶风冒雪，日晒雨淋，终于在198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对海新体制实验雷达。
1990年4月3日，刘永坦带领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标志着新体制雷达技术實现了我国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8年的艰辛成就了伟大的技术，刘永坦的团队也从当初的6人攻关课题组发展成了几十人的研究所。
面对这一成就，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抉择，刘永坦又一次做出了勇往直前的决定。他说：“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这些成果倘若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那无疑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决定，更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支坚不可摧的雷达铁军。
新体制雷达项目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尚属首次。为了解决国家海防远程探测的迫切需求，必须研制具有稳定、远距离探测能力的雷达，然而，从原理到工程实现涉及电磁环境复杂、多种强杂波干扰等国际性技术难题。面对世界各国均难以逾越的技术瓶颈，刘永坦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和多次重大改进，对长期以来困扰雷达的诸多威胁提供了有效的对抗技术措施，终于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一整套创新技术和方法，攻克了制约新体制雷达性能发挥的系列国际性难题。
这一次的攻坚，让团队人员唏嘘不已，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一所高校团队可以突破众多难题。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新的成绩面前，他们又开始了10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2011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一一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刘永坦还带领团队规划实施了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了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为构建由近海到深远海的多层次探测网、实现广袤海域探测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
刘永坦既是成就卓著的雷达技术帅才，同时又是善于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无论获得什么荣誉和头衔，他最看重的还是“教师”这一身份。他认为，科研和教书育人是相辅相成的，重大科研课题为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课堂，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是科研中十分重要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
就是这样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带着这支雷达铁军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面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时，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了点儿事。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也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的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60余年的教学生涯，40余年逐梦雷达。刘永坦始终不忘初心，一直践行着身为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和爱国情怀，凝聚了一支专注海防科技创新的“雷达铁军”，培养了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等一批科技英才。耄耋之年的他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继续为我国筑起“海防长城”贡献力量。
1936年12月，刘永坦出生于南京一个温馨的书香门第。“永坦”这个名字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也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惨遭沦陷。在这内忧外患的乱世，无论什么样的家庭，都无法摆脱那挥之不去的阴霾和苦难。出生不到一年的他开始了逃亡生涯。正是因为这份围难的记忆，让他有了强国的梦想。
刘永坦说：“很小的时候就在母亲的监督下读史书、诵诗文，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告诉自己，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强国的梦想从小就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因为这份梦想，刘永坦满怀投身祖国工业化建设的决心，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同年夏天，他走上了大学讲台，成为向科学进军的中坚力量之一。
1979年6月，刘永坦前往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师从谢尔曼教授。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正是因为两年多时间的进修，为刘永坦逐梦雷达40年奠定了基础。
在英国的两年间，因为刘永坦的勤奋、刻苦和过硬的知识促使他得以参加到谢尔曼教授重大科研项目“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工作，这一技术对刘永坦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设计一试验一失败—总结一再试验……经历过无数个重复的日日夜夜，他顺利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信号处理机研制工作。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致力于研制新体制雷达，从而使“千里眼”炼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中国必须要发展这样的雷达！这就是我要做的！”刘永坦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1981年的金秋，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此刻，他的心中已萌生出一个宏愿一一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新体制雷达被俄罗斯人称为“21世纪的雷达”。当今世界的干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领域也都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这种新体制雷达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因素，最终未获成果。除了基本理论和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
刘永坦不改初衷，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后，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卓绝，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干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获得丰硕成果，系统地突破了传播激励、海杂波背景目标检测、远距离探测信号及系统模型设计等基础理论，创建了完备的新体制理论体系。这些关键技术的突破为中国新体制雷达研制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永坦说：“纸上谈兵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我和我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但是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试验站。”1986年，刘永坦带领团队再一次整装出发，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成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
为了进行雷达研制，研究人员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科研一线上，在条件恶劣的试验现场坚持着。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要从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的庞大系统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工作量非常庞大。作为主帅，刘永坦承担着比别人更加繁重的工作。超负荷的脑力和体力付出，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击倒，疼痛难忍的腰间盘突出曾让他几个月不能行走。有一次，在攻克某个关键技术时，他终于因为长期劳累而倒在了现场。上不了“前线”，就“运筹”于病床之上，刘永坦硬是躺在床上，坚持和大家一起“奋战”，终于打败了挡在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
有志者，事竟成。这群优秀的科技工作者顶风冒雪，日晒雨淋，终于在1989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对海新体制实验雷达。
1990年4月3日，刘永坦带领团队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标志着新体制雷达技术實现了我国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8年的艰辛成就了伟大的技术，刘永坦的团队也从当初的6人攻关课题组发展成了几十人的研究所。
面对这一成就，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要抉择，刘永坦又一次做出了勇往直前的决定。他说：“一定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真正的应用，这些成果倘若不能变成真正的应用，那无疑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对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决定，更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支坚不可摧的雷达铁军。
新体制雷达项目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这在国内高校中尚属首次。为了解决国家海防远程探测的迫切需求，必须研制具有稳定、远距离探测能力的雷达，然而，从原理到工程实现涉及电磁环境复杂、多种强杂波干扰等国际性技术难题。面对世界各国均难以逾越的技术瓶颈，刘永坦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和多次重大改进，对长期以来困扰雷达的诸多威胁提供了有效的对抗技术措施，终于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一整套创新技术和方法，攻克了制约新体制雷达性能发挥的系列国际性难题。
这一次的攻坚，让团队人员唏嘘不已，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一所高校团队可以突破众多难题。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新的成绩面前，他们又开始了10余年的艰辛努力和刻苦攻关。2011年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一一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
面向国家未来远海战略需求，刘永坦还带领团队规划实施了对海远程探测体系化研究，逐步开展了分布式、小型化等前瞻技术的自主创新，为构建由近海到深远海的多层次探测网、实现广袤海域探测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
刘永坦既是成就卓著的雷达技术帅才，同时又是善于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无论获得什么荣誉和头衔，他最看重的还是“教师”这一身份。他认为，科研和教书育人是相辅相成的，重大科研课题为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课堂，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是科研中十分重要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
就是这样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带着这支雷达铁军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面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时，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做成了点儿事。这事离开团队的力量也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这份殊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的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
60余年的教学生涯，40余年逐梦雷达。刘永坦始终不忘初心，一直践行着身为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和爱国情怀，凝聚了一支专注海防科技创新的“雷达铁军”，培养了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等一批科技英才。耄耋之年的他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继续为我国筑起“海防长城”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