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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任理事长，董建华、蒋正华、唐家璇、徐匡迪、王春正、厉以宁、刘遵义、张晓强、陈元等众多政商领袖和学术泰斗的大名赫然出现在领导名单之上……”
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可以拥有如此豪华的政要阵容？近日，记者来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探访这个被称为“中国超级智库”的地方。
国经中心坐落在中南海西边的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大院内。它很低调，没有繁冗的机构设置，也没有醒目的牌子。记者赶到这里时，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据了解，他们正在为即将在6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积极做准备。百忙之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五大指数影响世界
国经中心成立于2009年。“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通过扩大与国外的交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魏建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本着“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国经中心自成立起一直致力于通过谋划出版研究报告，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展望。4年来，国经中心累计完成课题120多个，其中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态势及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及绿色复苏》、《我国外汇储备安全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等囊括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能源、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探讨以及解决方案。
国经中心推介的“五大指数”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至今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魏建国介绍说：“它们分别是CCIEE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是我们跟踪分析和评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工具；CCIEE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着重用来评价我国转变发展方式所取得的成效；第三个是CCIEE世界经济景气指数，主要用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预测和评价；第四个是CCIEE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与中国发展联系密切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还有就是我们重点推介的CCIEE上海航运指数，这一指数力图集中反映全球航运市场整体景气情况。”
让老对手聚一起来个头脑风暴
“一个国家智库的水平和研究成果，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种软实力。”魏建国说，“国经中心通过提供建设性意见，为各级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为企业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搭建平台，促进国际智库交流合作。”
这个平台指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全球智库峰会”，它和博鳌亚洲论坛被并称为“南博鳌，北智库”。魏建国介绍：“这个峰会当年是由曾培炎提议创办的，可谓是开创了国际智库交汇的先河。”有报道称，在美国华盛顿有一条K街，里面有40多家智库，号称“智库一条街”。但因为是竞争对手，代表不同利益关系，这40多家智库从来没有过沟通交流，其员工在街头巷尾见了面也从不打招呼。而2009年7月，刚刚成立不到3个月的国经中心竟然把这些机构聚到一起，召开了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
即将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以“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探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国际关系调整”等重大议题。“希望通过这次峰会，大家共同为当前经济恢复、全球治理提出锦囊妙计，克服危机、共渡难关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也是全球智库的共同责任。”魏建国说。
届时，众多国家政要、学术权威和商界精英将到会参与交流和互动，他们的智慧碰撞出的火花，将会为未来世界的改变做出新的注脚。
国家没给拨一分钱
国际智库业界人士认为，如果中国想在未来2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需要大策略、大思维，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大有作为。不过，中国智库在组织、财政和法律的独立上，面临着巨大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也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即，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独立性是智库的最重要属性之一。“独立”是思想上、资金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在中国，智库想要独立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被称为“中国超级智库”的国经中心属于“综合性社团组织”。魏建国说：“中心的经费来源全靠自己筹集，国家没有拨给一分钱。”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
为了筹集研究经费，国经中心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它的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含特别董事）暂由中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国经中心用会员的会费设立一个研究基金，数额大概有5亿元，本金不动，每年用基金的增值部分做研究和搞日常运营，其中，课题经费约600万元。”魏建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财政独立是言论自由的保证。我国的民间智库还是太少，多数还都是拿政府或者企业的钱，所以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言不由衷。”魏建国说，“获得独立性是我国智库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我国对于国家实现多元化决策的关键一步。”
如果国内智库能够实现独立运作，那么智库“旋转门”也将顺利开启。“‘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魏建国说。但是目前来看，中国的智库尚没有良性运转的“旋转门”，包括国经中心在内——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层官员组成——“旋转门”只开了半扇。魏建国说：“如果未来能让智库的年轻学者参政，通过参政锻炼他们，之后他们到研究机构做，在政策制定方面会更好。”
中国智库需要影响力 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召开发布会，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中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6家智库进入前100名。
在新近成立的智库中，国经中心名列全球第二。
对于这个排名，魏建国说道：“宾州大学做的这个排名自有它的根据，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的肯定。但是相对于排名，智库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对其信任度，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当属美国的兰德公司。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兰德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或策划了美国的核战略、越南战争、“星球大战”计划、两次“海湾战争”。
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坐拥1823个智库傲视全球，中国大陆以429个智库名列全球第二。“这个数字虽然领先世界，但中国尚没有一个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魏建国说，“当前我国政府和智库间的互动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让智库说话，即使智库说得‘尖锐难听’也必须要说。”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我国政府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智库意见在我党执政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智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这是第一次把加强智库建设写进党的最高文件中，以前从没有过。”魏建国说，“这将开启未来智库在我国不断扩大影响力并提高公信力的新篇章。”
智库一定要走在决策前
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中国真的无法产生新思想吗？在魏建国看来，“新思想”不是灵光乍现，更不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而是“深入实际，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系列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产生新思想正是智库的核心所在。“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智库一定要走在决策前。”魏建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中国智库的发展趋势是把着眼点放在对政策的解读上。解读政策有必要，但那不是智库的主要工作。”
智库应该提出新思想并引领政府决策。魏建国道出了三个关键词：出招、解惑和指路。
“出招”即出高招，必要的时候更是要出绝招。魏建国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提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美国智库帮助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绝招。“这一举动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它有着更高门槛、更高标准以及更高的游戏规则，成员国加入以后可以更多地享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
“解惑”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中国被指责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之时，国经中心站了出来，通过发表研究报告、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到西方国家思想库与西方学者直接交流等方式，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仅仅依靠政府层面的努力和官方的沟通，这些误解是很难消除的。而这种非官方的渠道，可以让国际社会更了解中国。要以智库名义，而不是政府的名义。”
魏建国所说的“指路”，就是要给政府、给企业的发展指出明确的发展路线和方案：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项目该投不该投？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如果该做，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指路一定要落到实处，而绝不能空讲大道理。”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常被人形容是一个国家的“智商”，它用思想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在魏建国看来，智库就如同一个经历沧桑、大智大勇的长者，用自己的胸怀和思想，给决策者指点迷津，使得决策者能以更加从容和自信的姿态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图片说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魏建国
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可以拥有如此豪华的政要阵容？近日，记者来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探访这个被称为“中国超级智库”的地方。
国经中心坐落在中南海西边的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大院内。它很低调，没有繁冗的机构设置，也没有醒目的牌子。记者赶到这里时，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据了解，他们正在为即将在6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积极做准备。百忙之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
五大指数影响世界
国经中心成立于2009年。“当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并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通过扩大与国外的交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应运而生。”魏建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本着“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宗旨，国经中心自成立起一直致力于通过谋划出版研究报告，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展望。4年来，国经中心累计完成课题120多个，其中包括《全球金融危机态势及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及绿色复苏》、《我国外汇储备安全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等囊括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能源、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探讨以及解决方案。
国经中心推介的“五大指数”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至今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魏建国介绍说：“它们分别是CCIEE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是我们跟踪分析和评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工具；CCIEE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着重用来评价我国转变发展方式所取得的成效；第三个是CCIEE世界经济景气指数，主要用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预测和评价；第四个是CCIEE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主要反映与中国发展联系密切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还有就是我们重点推介的CCIEE上海航运指数，这一指数力图集中反映全球航运市场整体景气情况。”
让老对手聚一起来个头脑风暴
“一个国家智库的水平和研究成果，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种软实力。”魏建国说，“国经中心通过提供建设性意见，为各级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为企业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搭建平台，促进国际智库交流合作。”
这个平台指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全球智库峰会”，它和博鳌亚洲论坛被并称为“南博鳌，北智库”。魏建国介绍：“这个峰会当年是由曾培炎提议创办的，可谓是开创了国际智库交汇的先河。”有报道称，在美国华盛顿有一条K街，里面有40多家智库，号称“智库一条街”。但因为是竞争对手，代表不同利益关系，这40多家智库从来没有过沟通交流，其员工在街头巷尾见了面也从不打招呼。而2009年7月，刚刚成立不到3个月的国经中心竟然把这些机构聚到一起，召开了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
即将举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将以“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为主题，探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国际关系调整”等重大议题。“希望通过这次峰会，大家共同为当前经济恢复、全球治理提出锦囊妙计，克服危机、共渡难关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也是全球智库的共同责任。”魏建国说。
届时，众多国家政要、学术权威和商界精英将到会参与交流和互动，他们的智慧碰撞出的火花，将会为未来世界的改变做出新的注脚。
国家没给拨一分钱
国际智库业界人士认为，如果中国想在未来20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需要大策略、大思维，而中国智库在这一进程中可以大有作为。不过，中国智库在组织、财政和法律的独立上，面临着巨大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也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即，质量与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独立性是智库的最重要属性之一。“独立”是思想上、资金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在中国，智库想要独立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被称为“中国超级智库”的国经中心属于“综合性社团组织”。魏建国说：“中心的经费来源全靠自己筹集，国家没有拨给一分钱。”国经中心研究人员之一、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评价说：“这是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半官半民的新型高级智库的一次质的飞跃。”
为了筹集研究经费，国经中心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它的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是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交流基金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含特别董事）暂由中外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组成。“国经中心用会员的会费设立一个研究基金，数额大概有5亿元，本金不动，每年用基金的增值部分做研究和搞日常运营，其中，课题经费约600万元。”魏建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财政独立是言论自由的保证。我国的民间智库还是太少，多数还都是拿政府或者企业的钱，所以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言不由衷。”魏建国说，“获得独立性是我国智库未来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我国对于国家实现多元化决策的关键一步。”
如果国内智库能够实现独立运作，那么智库“旋转门”也将顺利开启。“‘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魏建国说。但是目前来看，中国的智库尚没有良性运转的“旋转门”，包括国经中心在内——高层及理事均由退休高层官员组成——“旋转门”只开了半扇。魏建国说：“如果未来能让智库的年轻学者参政，通过参政锻炼他们，之后他们到研究机构做，在政策制定方面会更好。”
中国智库需要影响力 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华盛顿召开发布会，公布了《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排名全球前五位。中国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6家智库进入前100名。
在新近成立的智库中，国经中心名列全球第二。
对于这个排名，魏建国说道：“宾州大学做的这个排名自有它的根据，我们感谢他们对我们的肯定。但是相对于排名，智库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对其信任度，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当属美国的兰德公司。在全盛时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都由兰德一手策划：它曾经完全主导或策划了美国的核战略、越南战争、“星球大战”计划、两次“海湾战争”。
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坐拥1823个智库傲视全球，中国大陆以429个智库名列全球第二。“这个数字虽然领先世界，但中国尚没有一个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魏建国说，“当前我国政府和智库间的互动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让智库说话，即使智库说得‘尖锐难听’也必须要说。”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为4000亿～5000亿元。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昭晖教授说，中国的决策失误率达到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
我国政府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智库意见在我党执政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智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
“这是第一次把加强智库建设写进党的最高文件中，以前从没有过。”魏建国说，“这将开启未来智库在我国不断扩大影响力并提高公信力的新篇章。”
智库一定要走在决策前
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中国真的无法产生新思想吗？在魏建国看来，“新思想”不是灵光乍现，更不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而是“深入实际，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系列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
而产生新思想正是智库的核心所在。“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智库一定要走在决策前。”魏建国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中国智库的发展趋势是把着眼点放在对政策的解读上。解读政策有必要，但那不是智库的主要工作。”
智库应该提出新思想并引领政府决策。魏建国道出了三个关键词：出招、解惑和指路。
“出招”即出高招，必要的时候更是要出绝招。魏建国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提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美国智库帮助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绝招。“这一举动让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它有着更高门槛、更高标准以及更高的游戏规则，成员国加入以后可以更多地享受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
“解惑”对于中国智库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中国被指责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之时，国经中心站了出来，通过发表研究报告、举行国际学术会议，到西方国家思想库与西方学者直接交流等方式，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仅仅依靠政府层面的努力和官方的沟通，这些误解是很难消除的。而这种非官方的渠道，可以让国际社会更了解中国。要以智库名义，而不是政府的名义。”
魏建国所说的“指路”，就是要给政府、给企业的发展指出明确的发展路线和方案：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项目该投不该投？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如果该做，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指路一定要落到实处，而绝不能空讲大道理。”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常被人形容是一个国家的“智商”，它用思想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在魏建国看来，智库就如同一个经历沧桑、大智大勇的长者，用自己的胸怀和思想，给决策者指点迷津，使得决策者能以更加从容和自信的姿态去“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图片说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