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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城乡贫富差距，拐卖妇女儿童愈演愈烈，虚假城市化，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越加明显……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如何均等化？社会矛盾靠什么机制疏导？
12月11日，“2011第六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成都市召开。围绕“城乡统筹的创新与实践”，第一场以“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分论坛引人关注。
分论坛由求是《小康》杂志社副社长殷云主持，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担任嘉宾主持，其中，中共中央党校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著名社会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人士廖晓义，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殷昭举，中共淮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衢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增林共同参与了讨论。
城乡差距不只是收入问题
“国家所谓的共同富裕还是很沉重的话题，农民为什么贫穷，农村为什么困难，农业为什么危险？”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一开始就抛出了“三个为什么”。
著名社会专家孙立平提出，中国城乡差距的问题不能够仅仅围绕收入的问题来看。还有财富分配的问题和相关的制度安排问题。他认为，“农村的财富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一年创造的全部财富，如果按照工资来分配，是很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没有得到合理分配。政府拿走了有相当的一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当中去。在这一点上，城市不断攀高的房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表示，农村的贫困是导致拐卖妇女儿童的最重要原因，“孩子跟着父母进城打工，因为收入有限无法承担城里高额的入学费用，孩子跟着父母进城之后，和在农村一样在住地的附近玩耍，并没有大人照看，这就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
另外，彭真怀认为，农村拐賣儿童的另一个原因是“养儿防老”的观念，这迫切需要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而真正的城乡收入比例实非能够“统计”出来。彭真怀说，“江阴市有29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本身是农民企业家，把他们的收入也加入农民的人均收入范畴，是不能真实反映农民真实收入的。”
廖晓义在发言中表示，要解决城乡统筹的问题，第一要实现乡村和社区的统筹，这样农民才能直接获益。第二要实现人口城乡统筹，农民可以到城里去，城市人也可以回流到乡村，这样会缩小城乡差别。
农民组织化过低
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来的进程。“不可否认，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度，导致了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过低，使其利益无法诉求。”王长江提出的“农民组织化过低”的观点，引起了现场嘉宾和听众的强烈认同。
王长江认为，“组织能够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前提的社会里面，应该是组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而农民却没有正规的、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所以王长江认为，“要从理念观念上进行思考，制定一些正确的政策，推进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
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殷昭举表示，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不能仅仅愁在眉头，重要的是放在心头；不能仅仅讲在口头，重要的是干在手头。放在心头，是要动真格、想办法、下决心解决问题。干在手头，是要真抓实干、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找到一个抓手和载体。中山市找到的载体就是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殷昭举介绍，中山率先探索“2+8+N”社区建设模式和社会力量动员机制，创新行政复议体制机制等。2011年11月9日，《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所总结的“中山模式”作为典型案例走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课堂，引起了学员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其经验和影响推广至全国。
建立让百姓能说话的机制
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中共淮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表示，群众有话就要说，有冤就要伸，有气就要出，我们现在的信访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要敢于面对群众，要方便群众说话，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不能让群众来回折腾跑路说话。
邱金义介绍，淮安市信访工作中推出了126信访模式，布局全市阳光信访系统，就是集投诉、分析、管理于一体。人民来访要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法律讲求无罪推论，信访要有理推论，必须调查清楚，否则就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推断。”
“我们淮安上门信访的很少，老百姓在村里就可以和市委书记直接面对面对话，在家里上网就知道他的事项谁在办。”邱金义表示，淮安市信访部门全方位收集民情民意，对于老百姓的每一条信息，都要及时通过网络短信给予反馈。“进入我们系统的每一条信息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不能石沉大海，群众的每个诉求都会得到上级机关的回应。”
在这场分论坛中，衢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增林介绍了“浙江小微企业倒闭潮”的相关问题。他说，“由于现在的社会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多，企业碰到的问题也是一样。所以面对这个新情况，衢州警方从今年开始广泛听取民意，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群众工作的综合体，这是形势转换的要求，面临着怎样把群众工作做好，怎样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问题，这是种路径创新。”
最后，彭真怀总结说，“以社会关怀为前提，同时又要以社会组织化程度为基础，没有一个普遍的广泛的社会化社区，没有农民组织，守着几亩土地是不能过上好日子的。”
12月11日，“2011第六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成都市召开。围绕“城乡统筹的创新与实践”，第一场以“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的分论坛引人关注。
分论坛由求是《小康》杂志社副社长殷云主持，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担任嘉宾主持，其中，中共中央党校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著名社会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人士廖晓义，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殷昭举，中共淮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衢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增林共同参与了讨论。
城乡差距不只是收入问题
“国家所谓的共同富裕还是很沉重的话题，农民为什么贫穷，农村为什么困难，农业为什么危险？”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一开始就抛出了“三个为什么”。
著名社会专家孙立平提出，中国城乡差距的问题不能够仅仅围绕收入的问题来看。还有财富分配的问题和相关的制度安排问题。他认为，“农村的财富在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一年创造的全部财富，如果按照工资来分配，是很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财富没有得到合理分配。政府拿走了有相当的一部分投入到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当中去。在这一点上，城市不断攀高的房价就是最好的证明。
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士渠表示，农村的贫困是导致拐卖妇女儿童的最重要原因，“孩子跟着父母进城打工，因为收入有限无法承担城里高额的入学费用，孩子跟着父母进城之后，和在农村一样在住地的附近玩耍，并没有大人照看，这就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
另外，彭真怀认为，农村拐賣儿童的另一个原因是“养儿防老”的观念，这迫切需要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善。
而真正的城乡收入比例实非能够“统计”出来。彭真怀说，“江阴市有29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本身是农民企业家，把他们的收入也加入农民的人均收入范畴，是不能真实反映农民真实收入的。”
廖晓义在发言中表示，要解决城乡统筹的问题，第一要实现乡村和社区的统筹，这样农民才能直接获益。第二要实现人口城乡统筹，农民可以到城里去，城市人也可以回流到乡村，这样会缩小城乡差别。
农民组织化过低
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有一个历史演变过来的进程。“不可否认，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度，导致了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过低，使其利益无法诉求。”王长江提出的“农民组织化过低”的观点，引起了现场嘉宾和听众的强烈认同。
王长江认为，“组织能够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前提的社会里面，应该是组织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而农民却没有正规的、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所以王长江认为，“要从理念观念上进行思考，制定一些正确的政策，推进城乡之间差距的缩小。”
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殷昭举表示，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不能仅仅愁在眉头，重要的是放在心头；不能仅仅讲在口头，重要的是干在手头。放在心头，是要动真格、想办法、下决心解决问题。干在手头，是要真抓实干、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找到一个抓手和载体。中山市找到的载体就是推动农村社区建设。
殷昭举介绍，中山率先探索“2+8+N”社区建设模式和社会力量动员机制，创新行政复议体制机制等。2011年11月9日，《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所总结的“中山模式”作为典型案例走进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课堂，引起了学员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其经验和影响推广至全国。
建立让百姓能说话的机制
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中共淮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表示，群众有话就要说，有冤就要伸，有气就要出，我们现在的信访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要敢于面对群众，要方便群众说话，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不能让群众来回折腾跑路说话。
邱金义介绍，淮安市信访工作中推出了126信访模式，布局全市阳光信访系统，就是集投诉、分析、管理于一体。人民来访要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法律讲求无罪推论，信访要有理推论，必须调查清楚，否则就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推断。”
“我们淮安上门信访的很少，老百姓在村里就可以和市委书记直接面对面对话，在家里上网就知道他的事项谁在办。”邱金义表示，淮安市信访部门全方位收集民情民意，对于老百姓的每一条信息，都要及时通过网络短信给予反馈。“进入我们系统的每一条信息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不能石沉大海，群众的每个诉求都会得到上级机关的回应。”
在这场分论坛中，衢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郑增林介绍了“浙江小微企业倒闭潮”的相关问题。他说，“由于现在的社会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多，企业碰到的问题也是一样。所以面对这个新情况，衢州警方从今年开始广泛听取民意，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群众工作的综合体，这是形势转换的要求，面临着怎样把群众工作做好，怎样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问题，这是种路径创新。”
最后，彭真怀总结说，“以社会关怀为前提，同时又要以社会组织化程度为基础，没有一个普遍的广泛的社会化社区，没有农民组织，守着几亩土地是不能过上好日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