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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家用一套知识的符码编制征召民间奇人，从《解密》到《暗算》人格化了以涉密单位701为代表的国家形象，进而建构起了有关20世纪共和国叙事的新维度。说书人取代叙事者，倚傍于正史，借用民间故事资源讲述了以人物为主线的现代野史。特殊的政治使命对照人物的卓尔才华，作品围绕天才的折翼深情叙写着生命自有的道义与无解的孤独。经由对奇人所展开的一系列寻觅、召唤与器重，麦家常以死亡为情节献祭式地谱写生命的庄严，艺术化呈现他对于对人物处境的哀婉以及其生命二重性的叹息。
关键词：麦家；侠义；新历史书写
说人而非写事，是我对麦家小说的理解。“写事”与“说人”分割来看，关涉到我们现代文学中的两种创作思潮/传统。19世纪末以来，一种观念经由先锋的表达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催生了新的语言、体裁，形成现代文学的整体面貌。配合这一“观念”的历史驱动，现代文学“发生”时即决定了其天然的叙事使命，随之“言事”内化为自在焦虑，文学的主体即现代知识分子对小说的精英立场具体地实践着这一使命，观点、意识对故事和情节展开长久的征用。精英的立场一再地发起文学的先锋运动后，进一步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英性的精神传统。由此，言事的功能、启蒙的使命、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以及作为一个思考者的孤独与痛苦强势地塑造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并历史化为文学的主流。显然，中国现代文学自带话题。而当市场和新的阅读技术生产出庞大的读者群时，通俗易读、日常生活的细节不再停留于以文学思潮的方式打开寻根与民间、通俗与雅正等理论空间，它们以新的话题引发我们对文学之文学性的再次思考。从“言事”的角度来说，小说其出身即具有“新闻”的性质，在一种消息相对封闭、空间较为闭塞的条件下，“讲”与“述”结合，一个完成的故事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难免夹带“私货”。在这样一个人人终端机器时时自媒体的时代，事实本身的离奇乖张以网速形式传播着，它无需等待作家的重构，技术性地以声音、画面、文字“真实”地保留与记录事件现场，与此同时媒体平台上复调有多重声音。客观地说，信息时代很大程度上减缩了甚至取消着文学的言事空间。当听故事的人/读者渐渐消失之后，“言事”之下的小说写作就成了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一方面断语式的网络消息和绝对自我的立场以及可以想象的智识水平始终无能代替文学对于现实长时间的审视与思考、对人的处境反思与精神庇护；另一方面言事本身的难度、新闻功能褪去之后“完整讲述”之意义以及对“洞见”的期待和对作家文学造诣的考验、对读者阅读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又直接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生态样貌。历史虽不是直线演进，但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形式，当代小说这一门类基于语言发展、艺术技巧以及容量生产的思想深度，事实上占据了绝对的思想文化地位。同时，这种严肃的、力求真诚与深邃的小说也越来越难读了。“言事”的欲望压抑着小说中的人物，人物/人物形象作为自然条件和社会秩序中物质的存在参与/推动情节，成为小说中情节的一个要素而非小说的主角。当然，即便是在我们的文学史线索中，也有另外的脉络，比如沈从文最好的小说就是人物性的而非事件性/时代性的，对生命的歌咏与哀婉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惺惺相惜。从现代文学的作家谱系来看，麦家大致是人物系的。
人物系不否定作家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和思考，更是绝无雅俗之辨，它所描述的是作品对叙事起点的捕捉方式，也是对作家气质的一种想象与认识。麦家的散文集《接待奈保尔的两天》，更像是书信体的讲述，文字疏散又岿然不动，像张大桌子，作家在那头用平实的语言谈自己。书信体的叙述至少表明作家主动放弃了一道书写的安全屏障。从《接待奈保尔的两天》《博尔赫斯与我》到《致父信》《思念索拉》《當兵六说》《地震四记》《小说的责任》，文章看似都在说事，实际上言事一再地导向说人。对人的兴趣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作家的创作选择，以“人”为支点，这或许是作者独特气质的一面，“人物”是他思考和理解事件、现实的筋节。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家叫我们看到他创作中的勇气和真诚，拒绝就事论事式的妥协和掩藏，在一派技术加持、高深莫测的文风中，好读又动人。
民间奇人怪才的正统性征用
现代以来小说从未间断过对正史写作的角色扮演。这种欲望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对叙述技巧探索的激情上，20世纪以来围绕域外小说的翻译与阅读所产生的浪潮性影响集中在小说的叙事功能上，思想/观念性地扩大小说的探索尺幅后，面对巨大的叙事传统，作家们纷纷寻找新的表现手法。基于此，近年来很多富于艺术探索与思想深度、现实锐度的作品越来越背离汉语的语音特质，全面转向书面文辞的哲思性表达。一方面小说像是在淘沙似地淘汰大量的读者，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始终在急切地寻找金子般能够心灵沟通的读者。对比而来，曾经在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现代文学，百年历史，正在以其精微、深邃再度边缘化于山林之中。显然这并非作家自觉的选择。小说写作的文章化在“文以载道”的重担之下，试图文字性地重现生活场景的同时，也制约了作家在作品中主体性的表达。
与史官的雅正雄宏不同，麦家在创作中借用了说书人的形象，野史风云。奇人异事材料性地支撑了长篇小说《暗算》。与材料性的、故事性的片段式的民间传奇不同，小说通过创造叙事动力，对这些民间的“奇人”进行“征用”。“听风者”中秘密单位突然“失聪”，“这年春天，由我们负责窃听的X国军方师旅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突然静默了五十二小时”，要想短时间重新大批捕获地方的高层电台，只能“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由此才有陆家嘴瞎子阿炳的故事。故事层面，小说中并未提供更多的新奇内容，甚至作者节省笔墨就地在我们所能够想象和理解的民间人物基础上，将阿炳快速地带回小说的大本营秘密单位701。以“阿炳”为例，“去民间寻找”和“带回701”构成了《暗算》最精彩的叙事风景。
“看风者”中“有问题的天使”篇幅最长，叙事最完整，“寻找”“带回”“发光”三部分饱满生动，写出了1960年代黄茜（依依）这样一位绝顶聪明又生性自由、敢爱敢恨的女性以及她悲剧性的命运。主角黄依依的凸显不再单一地依靠角色自身的特异，讲述者“我”的自我角色情节性地参与了701/国家/小说叙事对黄依依的征用过程，并与黄最后的去世/陨落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粘合、胶着与故事无法剥离的讲述人替代技术的、艺术的叙事者，使得小说呈现出“听风者”的麻花式螺旋扭转解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构，难道黄依依的绝顶智慧和强悍经历不足以决定/改写其性格的命运吗？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十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样子，应该说，依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作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长篇《暗算》事实上由四个人物故事以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对应701单位侦听、破译和地上行动三部门组成。开篇的序曲部分我和两位乡党乌龙邂逅，足以唤起读者对《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和《石头记》故事的记忆。先不论这是对两套系统和两种生活的结构性区分，它给予整部小说“真实的”和“听来的”性质暗示了每部分都需要处理一种交接过程，比如谁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讲给我，我又如何文字性地整理、记录和呈现。不同于听风者阿炳部分麦家的干净利落、合二为一，有关看风破译密码的黄依依部分，写作过程呈现出“对弈”式的叙事假借与转移的欲望。具体来说，一方面，面对黄依依传奇性的角色形象，从故事和情节的角度小说需要花费笔墨尽可能地叙事完备，完成角色；另一方面，某一隐形结构的暗势力吞噬着主角，试图借她形成可视的投影。有关小说中“我”的情节化，实际上正是这种假借与转移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不同于《红楼梦》中，僧道缘起后的退场，《暗算》在每个故事中都讲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和叙述者我整合为一个新的讲述者——“我”。换言之，“我”不等同于故事本来的讲述人，如钱院长、安院长等701内部的当事人/见证人，小说放弃以事实的讲述者独立承担叙述，而选用组合语音/信息和文字/叙述，使得我们惯常以为的叙事者转化为一个具有叙事势能的“说书人”。
说书人倚傍于正史，是在正史之外借用民间资源故事化野史，他代表着与事实/历史的距离以及产生自距离的讲述的余地，此外，说书人也是对于讲述本身价值判断、情感态度叙事的统一。说书人自带的叙述距离吸纳、接受、融汇了同处于距离之中的读者和听众，在效果上含有对读者和听众的情感照顾。也只有说书人内涵的历史观能够具体地又历史地完成对这些民间高手的“正统”征用。
对“孤独”的绝境式捕捉
“这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外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類众多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
麦家善用庄严叙写孤独。从《解密》到《暗算》，叙事结构在一个特殊的场域中借用我们对于天赋禀异者的理解，人格化着以涉密单位701为代表的国家形象。这些民间奇人的寻觅、召唤、珍惜与器重——关系化地呈现了隐形的宏大组织（以敌对关系为现实处境，关涉国家层面的安危存亡问题）之后，最后死亡献祭式地写出人的庄严。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等，围绕着电码秘密工作，小说从民间寻找耳聪目明的人，所谓千里眼、顺风耳，如果说特殊任务下天赋禀异的寻觅与征召是起点的话，死亡与消损在小说中无疑成为人物的命运。“如何消损”取代“如何开始”，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于是小说真正的叙事动力，不是奇人也非 “重大任务”，而是这些特殊生命的“消逝”和“陨落”。瞎子阿炳死于“受辱”，他因听出婴儿不是自己的骨肉，自残。从阿炳妻子在他死后的陈述来看，阿炳所有的生命特质在成就其光辉地位时，也成为其世俗的、人伦的、现实生活中的死亡条件。黄依依对爱的执着追求、对两性关系越轨处理像是其极高数学天赋造诣的背面或是底座，无法剥离，最终在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系中坠入深渊。破译高手老陈和地上行动者韦夫则是生命的困兽，最后借助作者的帮助，以书信、日记或者另一种关系的讲述，在死后自述式地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独语。麦家用这些陨落的星宿写出庄严，事业的、生命的双重庄严，而后触摸、抚慰灵魂的孤独。
如果说《暗算》中的“听风者”“看风者”部分，作者还在通过“说书人”角色的建构，饶有兴趣地完成人物的故事性/传奇性写作的话，以破译密码高手老陈和“捕风者”韦夫为例，对于人精神世界的迷思而非传奇故事的还原兴趣，直逼麦家的叙事旨趣。事实上早在《解密》时，日记、书信、访谈就开始取代简单的讲述，情节让位于心理，线性叙述转向漩涡式的精神黑洞。尽管麦家常常和蔼耐心地编织野史，但那种对于叙述自由的追求常常促使他解散小说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藩篱，舍弃如现实伦理关系对人的伤害，直面人之为人精神深处的隔绝与孤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暗算》和《解密》是一体的。有关这种剥离既存的社会关系，在一种绝对的思考中，想象人的精神世界，尽管不好读，却是麦家小说最打动人的部分。
《解密》以“起、承、转、再转、合”五部分，三代人跨越百年家谱式地叙写数学天才容金珍。家族书写除了对历史时间的借用、历史事件的倚傍，在这部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从基因的角度对于主角容金珍天赋禀异的梳理和论证。合自然之后，又在新中国建国以来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以1956、1966等历史时间为情节纪元，合历史地写出主人公的现实命运。利用历史事件作为情节要素，以个体讲述为野史时政，说书人俯仰之间不乏可发挥的自由空间。如果放大容金珍所生活的时代，将个体与时代和更大的历史语境对照，容因其天才式的数学能力而被正史征用，内化为大时代隐秘核心的重要部分。如此天才式的人物，无论是在他哪一个命运里（现实的出身、性格和人生可见的轨迹还是从事国家秘密机关的破解密码工作成为秘密的一部分），都注定悲剧。以“天才”的人设，宿命般地写出个人命运的悲剧就像是完成数学中的常见的对假想的求证题一样，意义落在证明的过程之中。《解密》并没有像后来的《暗算》那样，饶有兴致地提供可以理解为情节的过程。作者的耐心遭受着力的侵蚀，在流水式的历史绳线上，快速导向人自处时的一种澄明式的心理状态。起承转合表面上像是对于容金珍现实生活和命运轨迹的逻辑性写作，从教育或者文明、启蒙的角度来说，它也可以理解作主角从蛮荒无知开始求智、受教，最终获得对生命长足精神思考并用日记/诗的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 “01 他一直要求自己像朵蘑菇一样活着，由天地云雨滋生，由天地云雨灭亡。却似乎总是做不到。比如现在，他又变成一只宠物了。”
“16像一只鸟飞出了巢穴。像是逃走的——”
“73这世上，所有人的梦早已被所有的人梦过。”
容金珍不啻是作者找到的减法，他传奇的出身、超人的天赋将人的伦理生活关系一再减缩，同时天才式的智商和禁闭的生活又离奇地挤压出精神生活的空间，由此人生命中的那种自有的孤独现行。
“侠义”的现实书写
鲁迅先生在关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写道：清小说大致可概括为拟古、讽刺、人情和侠义四派，其中“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①现代以来，我们对“侠义”的想象与理解集中于武侠小说上。门派书写和神功等级架构对于武侠小说来说，固然重要，但究其命脉则在于武侠之于现实人间的道义建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侠义精神不仅是我们臧否人物的根本性标准，也是我们对于作品精神性的界定依凭。有关这种侠义精神，与其说是精神性的，不如说它在小说中是作为秩序和纪律的共识性存在。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中的狭义是现成而标准性的，只有满足与不满足，它是一个固定而封闭的“存在”。“‘侠’与‘义’的英雄们，是以我国固有的民族美德为依托”，换言之，侠义之道根植于现实世界借助着民间的伦理关系对现实社会虚构性想象，进而渴望有力有道的大侠的匡时救世②。同样的模式下，麦家没有重新搭建新的架构，他利用国家秘密机关单位展开对民间高手的召唤和征编，在野史的讲述中常常走神，而后驻足于人物天才般的禀赋和注定悲情的命运。虽不能类同于武林高手的道义民间，冲撞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密码侦破事业之中，这些智商高超的天才以绝对个性化的风格书写另类“英雄”。武林的正邪与道义并不是简单地被国家的安全任务/国家使命所替换，麦家面对特殊的题材、系统和背景时，没有转向正史的书写，而放弃对人和人的命运的严肃思考。由此，我们在小说中通体感受到的那种如侠客出入武林的道义，并非是对组织、系统或者国家的某种精神书写，而是出自具体的人物。一群有名、无名高手群像行走无线电波码世界，他们和他们的对手在符号式的世界中决斗。我们对决斗的所有想象，包括无法想象部分的悲情理解，总和生成了小说中的带有生命最高献祭意义的“道”。
正邪对应是非，麦家选择“黑密、紫密”的破译题材，恰好无意于是非黑白式的描写和讨论，真正吸引作者的是那些裹挟在密码事业中的天才们身上的二重特质和注定悲剧的命运。破译工作中的大师、传奇和天才们在人类最高智商的决斗中，无声无影地用心灵打仗，讽刺的是，他们的光辉夺目由秘密工作而发现，又由其工作的性质而掩藏。小说铺了很多层次，在普通人看来，这项破译的事业是高尚的、严肃的。而从人类精英最高智商决斗来看它们，这又是暧昧的一种游戏，不能究竟。
如何陷入这种游戏？对生命二重性的叹息和对生命处境的哀婉是麦家小说最光彩的地方。阿炳之类，天赋决定了他们在某一行當代表了人类的最大可能性，是对人的最大突破，而另一方面在普通人行走自如的俗世里，他们都有障碍。这种生命二重性的发掘和书写是麦家式的。麦家用一套知识的符码编制、建构另一个隐秘/隐喻的世界。这个隐藏的、因小说而浮出水面的世界因为紧急、重大却难解的困难像个困兽似地每每进入我们生活的、历史的、可见的、具体的世界寻找高人。有意思的是，隐秘对现实的寻找，大都要多转一手，以示民间的无声、无名的真正隐匿。这些密码界的高手，几乎身处现实生活时每个人都有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说，密码工作既是对他们才智的挖掘和借用，同时也是成全和解放。提取、征用、放大，正是在对怪诞的一再打量与琢磨中，作品完成了一种现实的而非武侠的侠义书写。只是，这种能够感染人，并提供对人的某种庇护性的道义精神并非出自作者的架构与创造，小说积累了叙事的体量之后，再次退转民间，一反常态，写出了主人公身上来自民间的最为朴素、简单的善恶、道义。
国家的安全战争与禁闭、隐秘的电波侦查破译系统，民间“奇人”的命运的跌宕起伏，已逝孤独灵魂的纷乱独白——当这一切以一种泄密的形式被讲述时，它们最终在阅读中“轶事”化了。于此，文学再次展示其过程式的艺术能量，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进入和打开生活，又将在何处回归，重写的过程里它势必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字和符号低语有关生命的秘密。
注释：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9页。
② 范伯群：《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麦家；侠义；新历史书写
说人而非写事，是我对麦家小说的理解。“写事”与“说人”分割来看，关涉到我们现代文学中的两种创作思潮/传统。19世纪末以来，一种观念经由先锋的表达创造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催生了新的语言、体裁，形成现代文学的整体面貌。配合这一“观念”的历史驱动，现代文学“发生”时即决定了其天然的叙事使命，随之“言事”内化为自在焦虑，文学的主体即现代知识分子对小说的精英立场具体地实践着这一使命，观点、意识对故事和情节展开长久的征用。精英的立场一再地发起文学的先锋运动后，进一步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英性的精神传统。由此，言事的功能、启蒙的使命、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以及作为一个思考者的孤独与痛苦强势地塑造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并历史化为文学的主流。显然，中国现代文学自带话题。而当市场和新的阅读技术生产出庞大的读者群时，通俗易读、日常生活的细节不再停留于以文学思潮的方式打开寻根与民间、通俗与雅正等理论空间，它们以新的话题引发我们对文学之文学性的再次思考。从“言事”的角度来说，小说其出身即具有“新闻”的性质，在一种消息相对封闭、空间较为闭塞的条件下，“讲”与“述”结合，一个完成的故事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难免夹带“私货”。在这样一个人人终端机器时时自媒体的时代，事实本身的离奇乖张以网速形式传播着，它无需等待作家的重构，技术性地以声音、画面、文字“真实”地保留与记录事件现场，与此同时媒体平台上复调有多重声音。客观地说，信息时代很大程度上减缩了甚至取消着文学的言事空间。当听故事的人/读者渐渐消失之后，“言事”之下的小说写作就成了一件非常孤独的事情。一方面断语式的网络消息和绝对自我的立场以及可以想象的智识水平始终无能代替文学对于现实长时间的审视与思考、对人的处境反思与精神庇护；另一方面言事本身的难度、新闻功能褪去之后“完整讲述”之意义以及对“洞见”的期待和对作家文学造诣的考验、对读者阅读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又直接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生态样貌。历史虽不是直线演进，但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形式，当代小说这一门类基于语言发展、艺术技巧以及容量生产的思想深度，事实上占据了绝对的思想文化地位。同时，这种严肃的、力求真诚与深邃的小说也越来越难读了。“言事”的欲望压抑着小说中的人物，人物/人物形象作为自然条件和社会秩序中物质的存在参与/推动情节，成为小说中情节的一个要素而非小说的主角。当然，即便是在我们的文学史线索中，也有另外的脉络，比如沈从文最好的小说就是人物性的而非事件性/时代性的，对生命的歌咏与哀婉唤起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惺惺相惜。从现代文学的作家谱系来看，麦家大致是人物系的。
人物系不否定作家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和思考，更是绝无雅俗之辨，它所描述的是作品对叙事起点的捕捉方式，也是对作家气质的一种想象与认识。麦家的散文集《接待奈保尔的两天》，更像是书信体的讲述，文字疏散又岿然不动，像张大桌子，作家在那头用平实的语言谈自己。书信体的叙述至少表明作家主动放弃了一道书写的安全屏障。从《接待奈保尔的两天》《博尔赫斯与我》到《致父信》《思念索拉》《當兵六说》《地震四记》《小说的责任》，文章看似都在说事，实际上言事一再地导向说人。对人的兴趣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作家的创作选择，以“人”为支点，这或许是作者独特气质的一面，“人物”是他思考和理解事件、现实的筋节。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家叫我们看到他创作中的勇气和真诚，拒绝就事论事式的妥协和掩藏，在一派技术加持、高深莫测的文风中，好读又动人。
民间奇人怪才的正统性征用
现代以来小说从未间断过对正史写作的角色扮演。这种欲望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对叙述技巧探索的激情上，20世纪以来围绕域外小说的翻译与阅读所产生的浪潮性影响集中在小说的叙事功能上，思想/观念性地扩大小说的探索尺幅后，面对巨大的叙事传统，作家们纷纷寻找新的表现手法。基于此，近年来很多富于艺术探索与思想深度、现实锐度的作品越来越背离汉语的语音特质，全面转向书面文辞的哲思性表达。一方面小说像是在淘沙似地淘汰大量的读者，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始终在急切地寻找金子般能够心灵沟通的读者。对比而来，曾经在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现代文学，百年历史，正在以其精微、深邃再度边缘化于山林之中。显然这并非作家自觉的选择。小说写作的文章化在“文以载道”的重担之下，试图文字性地重现生活场景的同时，也制约了作家在作品中主体性的表达。
与史官的雅正雄宏不同，麦家在创作中借用了说书人的形象，野史风云。奇人异事材料性地支撑了长篇小说《暗算》。与材料性的、故事性的片段式的民间传奇不同，小说通过创造叙事动力，对这些民间的“奇人”进行“征用”。“听风者”中秘密单位突然“失聪”，“这年春天，由我们负责窃听的X国军方师旅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突然静默了五十二小时”，要想短时间重新大批捕获地方的高层电台，只能“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由此才有陆家嘴瞎子阿炳的故事。故事层面，小说中并未提供更多的新奇内容，甚至作者节省笔墨就地在我们所能够想象和理解的民间人物基础上，将阿炳快速地带回小说的大本营秘密单位701。以“阿炳”为例，“去民间寻找”和“带回701”构成了《暗算》最精彩的叙事风景。
“看风者”中“有问题的天使”篇幅最长，叙事最完整，“寻找”“带回”“发光”三部分饱满生动，写出了1960年代黄茜（依依）这样一位绝顶聪明又生性自由、敢爱敢恨的女性以及她悲剧性的命运。主角黄依依的凸显不再单一地依靠角色自身的特异，讲述者“我”的自我角色情节性地参与了701/国家/小说叙事对黄依依的征用过程，并与黄最后的去世/陨落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粘合、胶着与故事无法剥离的讲述人替代技术的、艺术的叙事者，使得小说呈现出“听风者”的麻花式螺旋扭转解结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构，难道黄依依的绝顶智慧和强悍经历不足以决定/改写其性格的命运吗？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十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样子，应该说，依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作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长篇《暗算》事实上由四个人物故事以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对应701单位侦听、破译和地上行动三部门组成。开篇的序曲部分我和两位乡党乌龙邂逅，足以唤起读者对《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和《石头记》故事的记忆。先不论这是对两套系统和两种生活的结构性区分，它给予整部小说“真实的”和“听来的”性质暗示了每部分都需要处理一种交接过程，比如谁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讲给我，我又如何文字性地整理、记录和呈现。不同于听风者阿炳部分麦家的干净利落、合二为一，有关看风破译密码的黄依依部分，写作过程呈现出“对弈”式的叙事假借与转移的欲望。具体来说，一方面，面对黄依依传奇性的角色形象，从故事和情节的角度小说需要花费笔墨尽可能地叙事完备，完成角色；另一方面，某一隐形结构的暗势力吞噬着主角，试图借她形成可视的投影。有关小说中“我”的情节化，实际上正是这种假借与转移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不同于《红楼梦》中，僧道缘起后的退场，《暗算》在每个故事中都讲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和叙述者我整合为一个新的讲述者——“我”。换言之，“我”不等同于故事本来的讲述人，如钱院长、安院长等701内部的当事人/见证人，小说放弃以事实的讲述者独立承担叙述，而选用组合语音/信息和文字/叙述，使得我们惯常以为的叙事者转化为一个具有叙事势能的“说书人”。
说书人倚傍于正史，是在正史之外借用民间资源故事化野史，他代表着与事实/历史的距离以及产生自距离的讲述的余地，此外，说书人也是对于讲述本身价值判断、情感态度叙事的统一。说书人自带的叙述距离吸纳、接受、融汇了同处于距离之中的读者和听众，在效果上含有对读者和听众的情感照顾。也只有说书人内涵的历史观能够具体地又历史地完成对这些民间高手的“正统”征用。
对“孤独”的绝境式捕捉
“这事业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外天才的心的事业，是男子汉的最最高级的厮杀和搏斗。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精英纠集在一起，为的不是什么，而只是为了猜想由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演绎的秘密。这听来似乎很好玩，像出游戏，然而人類众多精英却都被这场游戏折磨得死去活来。”
麦家善用庄严叙写孤独。从《解密》到《暗算》，叙事结构在一个特殊的场域中借用我们对于天赋禀异者的理解，人格化着以涉密单位701为代表的国家形象。这些民间奇人的寻觅、召唤、珍惜与器重——关系化地呈现了隐形的宏大组织（以敌对关系为现实处境，关涉国家层面的安危存亡问题）之后，最后死亡献祭式地写出人的庄严。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等，围绕着电码秘密工作，小说从民间寻找耳聪目明的人，所谓千里眼、顺风耳，如果说特殊任务下天赋禀异的寻觅与征召是起点的话，死亡与消损在小说中无疑成为人物的命运。“如何消损”取代“如何开始”，占据了小说的中心。于是小说真正的叙事动力，不是奇人也非 “重大任务”，而是这些特殊生命的“消逝”和“陨落”。瞎子阿炳死于“受辱”，他因听出婴儿不是自己的骨肉，自残。从阿炳妻子在他死后的陈述来看，阿炳所有的生命特质在成就其光辉地位时，也成为其世俗的、人伦的、现实生活中的死亡条件。黄依依对爱的执着追求、对两性关系越轨处理像是其极高数学天赋造诣的背面或是底座，无法剥离，最终在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系中坠入深渊。破译高手老陈和地上行动者韦夫则是生命的困兽，最后借助作者的帮助，以书信、日记或者另一种关系的讲述，在死后自述式地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独语。麦家用这些陨落的星宿写出庄严，事业的、生命的双重庄严，而后触摸、抚慰灵魂的孤独。
如果说《暗算》中的“听风者”“看风者”部分，作者还在通过“说书人”角色的建构，饶有兴趣地完成人物的故事性/传奇性写作的话，以破译密码高手老陈和“捕风者”韦夫为例，对于人精神世界的迷思而非传奇故事的还原兴趣，直逼麦家的叙事旨趣。事实上早在《解密》时，日记、书信、访谈就开始取代简单的讲述，情节让位于心理，线性叙述转向漩涡式的精神黑洞。尽管麦家常常和蔼耐心地编织野史，但那种对于叙述自由的追求常常促使他解散小说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藩篱，舍弃如现实伦理关系对人的伤害，直面人之为人精神深处的隔绝与孤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暗算》和《解密》是一体的。有关这种剥离既存的社会关系，在一种绝对的思考中，想象人的精神世界，尽管不好读，却是麦家小说最打动人的部分。
《解密》以“起、承、转、再转、合”五部分，三代人跨越百年家谱式地叙写数学天才容金珍。家族书写除了对历史时间的借用、历史事件的倚傍，在这部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从基因的角度对于主角容金珍天赋禀异的梳理和论证。合自然之后，又在新中国建国以来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以1956、1966等历史时间为情节纪元，合历史地写出主人公的现实命运。利用历史事件作为情节要素，以个体讲述为野史时政，说书人俯仰之间不乏可发挥的自由空间。如果放大容金珍所生活的时代，将个体与时代和更大的历史语境对照，容因其天才式的数学能力而被正史征用，内化为大时代隐秘核心的重要部分。如此天才式的人物，无论是在他哪一个命运里（现实的出身、性格和人生可见的轨迹还是从事国家秘密机关的破解密码工作成为秘密的一部分），都注定悲剧。以“天才”的人设，宿命般地写出个人命运的悲剧就像是完成数学中的常见的对假想的求证题一样，意义落在证明的过程之中。《解密》并没有像后来的《暗算》那样，饶有兴致地提供可以理解为情节的过程。作者的耐心遭受着力的侵蚀，在流水式的历史绳线上，快速导向人自处时的一种澄明式的心理状态。起承转合表面上像是对于容金珍现实生活和命运轨迹的逻辑性写作，从教育或者文明、启蒙的角度来说，它也可以理解作主角从蛮荒无知开始求智、受教，最终获得对生命长足精神思考并用日记/诗的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 “01 他一直要求自己像朵蘑菇一样活着，由天地云雨滋生，由天地云雨灭亡。却似乎总是做不到。比如现在，他又变成一只宠物了。”
“16像一只鸟飞出了巢穴。像是逃走的——”
“73这世上，所有人的梦早已被所有的人梦过。”
容金珍不啻是作者找到的减法，他传奇的出身、超人的天赋将人的伦理生活关系一再减缩，同时天才式的智商和禁闭的生活又离奇地挤压出精神生活的空间，由此人生命中的那种自有的孤独现行。
“侠义”的现实书写
鲁迅先生在关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写道：清小说大致可概括为拟古、讽刺、人情和侠义四派，其中“侠义派底小说，可以用《三侠五义》做代表”，“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①现代以来，我们对“侠义”的想象与理解集中于武侠小说上。门派书写和神功等级架构对于武侠小说来说，固然重要，但究其命脉则在于武侠之于现实人间的道义建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侠义精神不仅是我们臧否人物的根本性标准，也是我们对于作品精神性的界定依凭。有关这种侠义精神，与其说是精神性的，不如说它在小说中是作为秩序和纪律的共识性存在。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中的狭义是现成而标准性的，只有满足与不满足，它是一个固定而封闭的“存在”。“‘侠’与‘义’的英雄们，是以我国固有的民族美德为依托”，换言之，侠义之道根植于现实世界借助着民间的伦理关系对现实社会虚构性想象，进而渴望有力有道的大侠的匡时救世②。同样的模式下，麦家没有重新搭建新的架构，他利用国家秘密机关单位展开对民间高手的召唤和征编，在野史的讲述中常常走神，而后驻足于人物天才般的禀赋和注定悲情的命运。虽不能类同于武林高手的道义民间，冲撞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密码侦破事业之中，这些智商高超的天才以绝对个性化的风格书写另类“英雄”。武林的正邪与道义并不是简单地被国家的安全任务/国家使命所替换，麦家面对特殊的题材、系统和背景时，没有转向正史的书写，而放弃对人和人的命运的严肃思考。由此，我们在小说中通体感受到的那种如侠客出入武林的道义，并非是对组织、系统或者国家的某种精神书写，而是出自具体的人物。一群有名、无名高手群像行走无线电波码世界，他们和他们的对手在符号式的世界中决斗。我们对决斗的所有想象，包括无法想象部分的悲情理解，总和生成了小说中的带有生命最高献祭意义的“道”。
正邪对应是非，麦家选择“黑密、紫密”的破译题材，恰好无意于是非黑白式的描写和讨论，真正吸引作者的是那些裹挟在密码事业中的天才们身上的二重特质和注定悲剧的命运。破译工作中的大师、传奇和天才们在人类最高智商的决斗中，无声无影地用心灵打仗，讽刺的是，他们的光辉夺目由秘密工作而发现，又由其工作的性质而掩藏。小说铺了很多层次，在普通人看来，这项破译的事业是高尚的、严肃的。而从人类精英最高智商决斗来看它们，这又是暧昧的一种游戏，不能究竟。
如何陷入这种游戏？对生命二重性的叹息和对生命处境的哀婉是麦家小说最光彩的地方。阿炳之类，天赋决定了他们在某一行當代表了人类的最大可能性，是对人的最大突破，而另一方面在普通人行走自如的俗世里，他们都有障碍。这种生命二重性的发掘和书写是麦家式的。麦家用一套知识的符码编制、建构另一个隐秘/隐喻的世界。这个隐藏的、因小说而浮出水面的世界因为紧急、重大却难解的困难像个困兽似地每每进入我们生活的、历史的、可见的、具体的世界寻找高人。有意思的是，隐秘对现实的寻找，大都要多转一手，以示民间的无声、无名的真正隐匿。这些密码界的高手，几乎身处现实生活时每个人都有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说，密码工作既是对他们才智的挖掘和借用，同时也是成全和解放。提取、征用、放大，正是在对怪诞的一再打量与琢磨中，作品完成了一种现实的而非武侠的侠义书写。只是，这种能够感染人，并提供对人的某种庇护性的道义精神并非出自作者的架构与创造，小说积累了叙事的体量之后，再次退转民间，一反常态，写出了主人公身上来自民间的最为朴素、简单的善恶、道义。
国家的安全战争与禁闭、隐秘的电波侦查破译系统，民间“奇人”的命运的跌宕起伏，已逝孤独灵魂的纷乱独白——当这一切以一种泄密的形式被讲述时，它们最终在阅读中“轶事”化了。于此，文学再次展示其过程式的艺术能量，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进入和打开生活，又将在何处回归，重写的过程里它势必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文字和符号低语有关生命的秘密。
注释：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9页。
② 范伯群：《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