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对国民党愈发不利。于是，国民党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企图造成我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的局面。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歼敌于长江以北，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乘胜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后，华东野战军开始为大决战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在这期间，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淮海战役。
　　“慈母”手中线
　　 我是山东省莱阳县人。当时，我们新庄村有23人参军，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刚满14岁，个头不到1.5米，体重不足80斤。参军后，我被分到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新兵团九连，仍是连里年龄最小的战士。
　　 入伍没几天，连里发给我一支“三八大盖”步枪、一把刺刀和其他装备。因为个子小，我背着枪出门进门，枪托总是碰到门坎。无奈，每次出入，我只好用手提起枪身。
　　 班长看着我直摇头，拉着我的胳膊到了连部，愁眉苦脸地说：“连长，把这么小的孩子分给我，叫我咋办？”
　　 连长叫唐克功。他看了看我，无奈地说：“你们不要，只好我要了！”
　　 于是，我成了连部的人，任务是打扫卫生、学文化，跟卫生员学习战场包扎。司务长把发给我的那套装备收了回去，换给我一支“加拿大”冲锋枪。
　　 因为个子小，发给我的军装自然是最小号的，可一穿上身，尺码还是超大——帽子随风转，鞋子前后串;衣袖长过手，裤腿长过脚。大家都笑我像个穿长袍的小和尚。
　　 看我拖拖沓沓地影响军容，连长便让我去找一个老乡家改改军装。我在街上找了一会儿，看到一个挂着“光荣军属”牌子的人家，就走了进去。
　　 屋里有位大娘，还没等我开口，就面带笑容地跟我说：“孩子，你这军装太大了，也没法穿啊！”
　　 我赶忙说：“我就是来求大娘给我改军装的。”
　　 大娘听了，朝里屋喊了一声：“儿媳妇，快拿针、线、剪子来，给你这个小解放军弟弟改衣服！”
　　 大娘的话音刚落，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妇女从里屋走出来，对我说：“小兄弟，快把军装脱下来吧。”
　　 我一听，立马为难了——部队只发了军装没发内衣啊，这可怎么脱啊！我忙说：“大姐，我先回去，换了衣服再来吧。”
　　 大娘立马明白是咋回事儿了，笑着说：“上炕在被窝里脱，也方便丈量身高、肥瘦。”
　　 我犹豫了一下，只好上炕，钻进被窝，脱下军装，递给大娘。
　　 大娘用手量了量我的身体，和大姐一起把上衣肥改瘦、裤腿长改短，帽子大改小;鞋实在无法改，就在前头塞上棉花，鞋帮上缝两根带子——系着跟脚。我躺在炕上，看着大娘飞针走线，眼前不禁闪出了母亲的形象，心里感到阵阵温暖。
　　 大娘和大姐整整忙活了大半天，把帽子、衣服、鞋全改好了。我穿戴上特别合身。为了表示谢意，我打开背包，要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枣倒到炕上，可大娘一把拽住背包，说什么也不让我往炕上倒。
　　 我抓住大娘的手说：“要不……要不我给你磕个头吧。”说着，屈膝就要往地上跪。
　　 大娘的双手扶住我，说：“不过年不过节的磕什么头啊？我儿子也是解放军，就当你是我的亲儿子了。当娘的，这事儿都是应该做的。”
　　 听大娘这样一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娘！”
　　 大娘擦干眼泪，高兴地答应道：“哎！”她又拍着我的肩头说，“好孩子，听娘的话，在部队要听首长的话，要杀敌立功！”
　　 我抱着大娘的胳膊说：“娘放心，我一定听娘的话，听首长的话，杀敌立功。”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位慈母般的大娘，快步回到部队。连干部们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笑着说：“没改军装前像个小和尚，现在变成一个标准的小解放军了。”
　　火线救人急
　　 战前的宁静稍纵即逝，部队开往徐州——决战的时刻到了。这天晚饭后，战友们把一切对打仗没有直接用处的东西全部留下，由一名正害眼病的战士值守。然后，队伍集合出发。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连随大部队进入一段战壕里待命。不久，我军的大炮开始猛烈轟击，敌方阵地顿时一片火海。紧接着，随着炮火向敌方纵深延伸，我军的冲锋号响彻了战场上空。连长举起手中的枪，高喊：“同志们，冲啊！”
　　 战友们涌出战壕，冲向敌阵。可我却遇到了麻烦——战壕深约1.8米，我的个子小，怎么也跳不上去。我央求一位老兵：“老同志，求你把我扶上去吧。”
　　 老兵一把拎起我，放到战壕边上，然后自己跳上去，高喊着冲向前方。因为我没抓住壕沿，又掉了下去，急得不知所措。
　　 这时，我看见“压阵”的连长和指导员，就求他俩把我举上去。指导员和连长对视了一下，说：“这孩子太小，把他留下吧？”
　　 连长点点头，对我说：“你留下，回留守点去。”
　　 我拒绝留下：“不行！我也要上前线打敌人。”
　　 连长严厉地说：“这是命令！”
　　 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悻悻地回到了连队留守点。
　　 战斗非常惨烈。我回到留守点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伤员被抬了回来。我跑过去一看，这些伤员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诧异地问道：“卫生员为什么没给你们包扎？”
　　 一名伤员有气无力地回答：“卫生员……牺牲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忽然，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打开急救包，为这几名伤员进行包扎。被抬回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有我们连的，还有别的连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绷带用完了，我就解下绑腿，撕开了给伤员包扎;绑腿用完了，我又打开行李，将被褥的里儿和面儿撕成布条，棉花当垫……一直忙到天亮，一口气儿包扎处理了几十名伤员。 　　 前方的枪炮声渐渐稀了、停了，应该是战斗结束了。连长带着部分战友回来了。我看了半天却不见指导员，急忙上前问：“指导员他们呢？”
　　 连长把头扭向一边，没吱声。他旁边的文化教员沉痛地说：“他们……回不来了。”
　　 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顿时把我打蒙了。想起指导员对我的种种好——雨中行军衣服湿透了，他就把我搂在怀里，为我取暖;我不会写字，他手把手地一笔一笔教我……指导员就像父亲、像大哥一样，细心照顾我这个“孩子兵”。我一下子扑到连长怀里哇哇地哭起来。
　　 连长抱着我，流着泪说：“孩子，别哭了，战争就这样残酷！”
　　 听到我的嚎啕大哭，过往的我军指战员和被押解的战俘纷纷停下脚步，看着我。连长见了，擦干自己的眼泪，又擦干我的眼泪，厉声喝道：“别哭了！这影响多不好！别哭了！”
　　 我强忍着悲痛，“扑通”坐到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战斗的胜利，是指导员和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意外获嘉奖
　　 几天后，一辆装着喇叭的汽车来到部队驻地，大声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啦！我军击毙和俘虏敌人50余万人，为解放全中国打下有利基础。
　　 过了不久，连队改编。一天，有两名佩戴手枪的干部和连长走到我跟前，一位干部打量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报告首长，我叫孟庆希。”
　　 “今年多大了？”
　　 “14岁。”
　　 他又问：“用绑腿和被子包扎、抢救伤员的是你吗？”
　　 “是！”
　　 另一位干部走上前，握住我的手说：“好同志！我代表兵团首长和全体伤员感谢你！你有功啊！”
　　 这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又要出来了：“首长，我没功，我应该感谢战友，我的生命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战友们照顾我年小体弱，把我留下，如果我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部队伤亡这么大，我的命也许就没了。”
　　 说着，我大声哭了起来。
　　 “这就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你长大以后也会这么做的。”那位干部含着眼泪说完，又问我，“你愿不愿意当衛生员？”
　　 我点头说：“愿意。”
　　 那位干部当即指示连长：“任他为见习卫生员，上报孟庆希记大功。”
　　 不久，盖有25军75师印章的立功证书和立功喜报邮到了我的山东老家。
　　 事后统计，在淮海战役中，我所在的连队原有153人，战后只剩下31人，有122人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的生命。
　　 我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功，以后又在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的战役和福建备战中立功受奖。因此，我得到部队的推荐，受到专业的医学培训，并两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节的庆典。
　　 1958年，我随十万复转官兵来到北大荒，在856农场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如今，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播放关于解放战争的故事，总会想起那位慈祥的大娘、可亲的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