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背景介绍:道光、咸丰、同治三代，是清朝内外交困、受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时期。期间，外国侵略者的铁船载着洋枪洋炮，沿中国海岸线从广州一路北上；而国内最强的海军也只是一支以人力与风帆为动力的木船部队。
尽管水师官兵作战勇猛，不畏强敌，然而，这样的木船又怎么与铁甲舰队在海上角逐？
“同治中兴”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令人注目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头脑清醒，不墨守成规:他第一个向咸丰皇帝上奏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他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他促成派遣小童留学美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发挥了很大作用。
洋务派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制夷”，必先“师夷”。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文化再与之抗衡。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位12年曾前后四次东临大海，最后死在了巡海返回的路上。
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等也先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图1）。大海的魅力仅仅是白浪滔天、日月星辰吗？曹操吟唱出“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何“幸”之有，其“志”又何在？
（1）海中的三块巨石，就是传说中秦代宫阙通向大海的“碣石”
秦始皇去世1600多年后，明成祖朱棣派遣了一位名叫郑和的太监，率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驶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中国古代走向海洋的巅峰。
随着明朝的海禁政策和清朝的闭关锁国，当中国领海的海平线上再一次冒出大型船队的桅杆时，却是西方列强入侵的炮舰兵临城下。无从考证清朝咸丰皇帝眼睁睁看着茫茫大海重新变得一望无际抑郁而死之前,他是否想到过郑和?至少他知道当时的中国己经失去了与西方海上抗衡的实力。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一个威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名字，分布在它两岸号称“金锁铜关”的大小炮台更是虎口中的利齿。然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近代史掀开了悲壮而充满屈辱的一页：随着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
从此，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在鸦片战争中力主抵抗的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却仍然以拳拳报国之心向道光皇帝上书:“炮船为海防必需之物”。强调“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而为长久之计，宜早作筹维”。
然而，被“船坚炮利”的英国人反复羞辱的大中国皇帝居然御批了四个字:“一片胡言”。
1860年，以英法德日俄为首的八国联军再次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长驱直入北京城。一把火烧掉了 “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远遁承德，恭亲王奕一面与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一面深感只有自己兵强马壮才有可能免于受辱。
1861年初，奕向咸丰上书曰:“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在随后一段时间，“自强”一词经常出现在各种奏折中。
从此，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为起点，晚清的“自强运动”开始了，后人称之为“洋务运动”。
?然而清朝官员发现船坚炮利的厉害不仅仅源于外敌的入侵，更源于如火如荼的内战，那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无论是清军还是太平军，双方都使用了西方的武器和轮船，体会到了西方武器的先进性和轮船在军事上所发挥的作用。
（2）湘军首领，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
镇压太平军杀人如麻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图2），即向朝廷上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就在曾国藩向朝廷上书十几天后，湘军就通过血腥的屠杀，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当时的安徽首府安庆。又过了仅仅3个月，1861年12月，曾国藩迫不及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专门为湘军仿造西式枪炮弹药。
在曾国藩等洋务派看来，大清朝内忧外患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舰船兵器的落后，只有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仿造先进的枪炮舰船，才能保障清王朝的长久利益。
安庆内军械所的创立，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实质性开端，它拉开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序幕。然而，曾国藩最渴望的还是造船，是当时被称为火轮船的西洋蒸汽船。然而在当时仿造枪炮尚且问题多多，制造新式轮船更是难上加难。首先要寻找通晓机器制造的人才。而当时中举之人尽是“之乎者也”之士，就连满腹经纶的曾国藩自己也很少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好在他懂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
经过多方网罗，名叫徐寿、华衡芳的两位无锡人来到曾国藩面前（图3）。
（3）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小火轮的能工巧匠徐寿（右）、华衡芳
他们在家乡就以奇巧闻名，能够制造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的一些机械物件。比方说曾经自己制造过自鸣钟；把水晶磨成三棱镜作光谱分析（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玻璃工业），所以当地官员就把他们推荐给了曾国藩。
要动手制造一艘蒸汽轮船，尤其是轮船的心脏——蒸汽机，既无经验可以遵循，更谈不上现成的图纸与数据。虽然《海国图志》中收录了几篇关于火轮船的文字，也仅仅只是些“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的虚词而已。
160多年前，一家名为“墨海书馆”的图书公司开业。它不仅被看作是海派文化的发端，而且是中国第一家铅字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出版了大量近代科学的书籍，其中包括介绍蒸汽机的《博物新编》和《自然科学》两部书。徐寿和华衡芳如获至宝，尽管书中对蒸汽机的介绍也不详尽，但已是当时难能可贵的技术资料了（图4）。
（4）图组（上）：当年介绍蒸汽机的仅有两部书之一的《博物新编》。（下）：书中蒸汽机的简单图示
3个月后，仅凭几张示意图和原理的简介，徐寿和华衡芳自己设计，用手敲，于1862年春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图5）。汽缸直径一寸七分，引擎速度每分钟240转，和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它的第一次转动，打响了中国近现代造船业的发令枪。
（5）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构造示意图
当年7月30日，曾国藩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这台蒸汽机的运转，并在日记中写道: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行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 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
曾国藩把蒸汽机的运转过程记录到私密性极强的日记中，并且对徐寿、华衡芳更加重视。
郭锡文（专家）:搞货轮船曾国藩是全力支持，他说你们需要什么条件我都给你创造，资金给你保证，这一点曾国藩是非常有远见、有魄力的。他俩都没有见过轮船，曾国藩是两江巡抚，就把清政府买的一条货轮从上海调过来，让他俩上船上去看，对需要仿制的东西进行测量，全是实测。
恰在这时，曾国藩听说太平军将从美国买进新式炮船，而自己造船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朝廷也大为恐慌，立刻向英国订购兵轮7艘。然而，当时的清朝水师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既缺兵更少将（图6）。无奈之下，英国总兵阿思本(Lay Osborn)成为中国第一支现代海军舰队的司令候选人。
（6）缺兵少将，装备极其落后的清军旧式水师
1863年9月，阿思本率领舰队驶抵上海，其中包括在英国招募的600名海军官兵。表面上看英国人是在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实际上是要控制中国海军，继而控制整个中国。
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阻之下，朝廷决定连船带人全部退货，并为此赔付了七百万两白银。清政府创建现代海军的首次尝试由此失败。
陈绛（专家）:此时，清政府也觉得必须坚持兵权，军队必须由清政府自己掌握，就是必须是自己搞海军，而不能靠外国人来搞。从而激发了清朝统治者开始积极地建立中国的海军。
就在清政府忙于买船退船的同时，华衡芳和徐寿的造船工作也在敲敲打打中继续着。由于缺少 “制器之器”的机床设备，徐寿、华衡芳等人的造船进度只能在锤子的击打声中推进。不可思议的是，从蒸汽机完成到轮船下水，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1863年11月某日，一艘螺旋式暗轮结构的小火轮建成试航，当它喷着浓烟、吼声震天地行驶起来后，“奇迹”的赞许声随之四起。然而，航行了仅仅1华里，那艘小火轮就停在水中不动了。
曾国藩意识到制造现代轮船不可能总靠手工作业，于是找来一位叫容闳的人。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归国后一直致力于改良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图7）。
（7）一生致力改良运动的中国近代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陈绛（专家）:曾国藩就在安庆召见了容闳，问他，你认为当今中国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事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容闳说应该建立一个母厂，就是专门生产一些机器的工厂；由此再生用机器去生产制造的子厂，而不只是建造一个专门制造枪炮的工厂。
后来有人就认为容闳的这个设想是当时工业建设方面最有远见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案。曾国藩听了容闳的意见以后，接受了他的建议，拨了六万八千两银子派容闳到美国购买各种机器。
对于华衡芳、徐寿等人来说，小火轮第一次试航失败并非意外，他们太了解自己的手工作品了，很快就查明小火轮抛锚的原因是蒸汽锅炉供气不足。
经过一番改进，两个多月后，小火轮再次在长江中试航。虽然这只是一艘不足10米长的小船，但它却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这一天是1864年1月28日，它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航海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曾国藩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试造此船，将以此放大，续造多矣。这也正是洋务派的真正目标——制造大型轮船，尤其是军舰。然而从小船到大船并非简单地“放大”。
被曾国藩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还没有回来，华、徐等人仍然只能因地制宜、重新设计。他们把小火轮的暗轮改为安装在船两侧的明轮，又改低压蒸汽为高压蒸汽。
1866年4月，新船终于完工，它比小火轮大了近一倍，重25吨，航速也更快。曾国藩大喜，将其命名为“黄鹄”号。黄鹄，即天鹅，或许这正是曾国藩所寄予的期望。尽管它仍然是一艘木质蒸汽船，距徐寿、华衡芳等人的造船理想也有较大差距，但曾国藩还是上奏朝廷，给他们颁发了“天下第一巧匠”的匾额。连当时由英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也对“黄鹄号”的诞生表示惊叹，称“中国人具有（制造）机器（的）天才”。
?尽管在曾国藩等人的主持下，中国制造出了自己的机动船，迈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步。但晚清洋务派的呕心沥血，既不能承载秦皇汉武的胸怀大志，也难以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相提并论。客观地看，只是为一个世纪后中国重新走向海洋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铺垫。
尽管水师官兵作战勇猛，不畏强敌，然而，这样的木船又怎么与铁甲舰队在海上角逐？
“同治中兴”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令人注目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头脑清醒，不墨守成规:他第一个向咸丰皇帝上奏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他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他促成派遣小童留学美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发挥了很大作用。
洋务派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制夷”，必先“师夷”。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文化再与之抗衡。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位12年曾前后四次东临大海，最后死在了巡海返回的路上。
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等也先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图1）。大海的魅力仅仅是白浪滔天、日月星辰吗？曹操吟唱出“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何“幸”之有，其“志”又何在？
（1）海中的三块巨石，就是传说中秦代宫阙通向大海的“碣石”
秦始皇去世1600多年后，明成祖朱棣派遣了一位名叫郑和的太监，率领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船队驶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是中国古代走向海洋的巅峰。
随着明朝的海禁政策和清朝的闭关锁国，当中国领海的海平线上再一次冒出大型船队的桅杆时，却是西方列强入侵的炮舰兵临城下。无从考证清朝咸丰皇帝眼睁睁看着茫茫大海重新变得一望无际抑郁而死之前,他是否想到过郑和?至少他知道当时的中国己经失去了与西方海上抗衡的实力。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一个威严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名字，分布在它两岸号称“金锁铜关”的大小炮台更是虎口中的利齿。然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近代史掀开了悲壮而充满屈辱的一页：随着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
从此，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在鸦片战争中力主抵抗的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却仍然以拳拳报国之心向道光皇帝上书:“炮船为海防必需之物”。强调“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而为长久之计，宜早作筹维”。
然而，被“船坚炮利”的英国人反复羞辱的大中国皇帝居然御批了四个字:“一片胡言”。
1860年，以英法德日俄为首的八国联军再次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长驱直入北京城。一把火烧掉了 “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远遁承德，恭亲王奕一面与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一面深感只有自己兵强马壮才有可能免于受辱。
1861年初，奕向咸丰上书曰:“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在随后一段时间，“自强”一词经常出现在各种奏折中。
从此，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为起点，晚清的“自强运动”开始了，后人称之为“洋务运动”。
?然而清朝官员发现船坚炮利的厉害不仅仅源于外敌的入侵，更源于如火如荼的内战，那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无论是清军还是太平军，双方都使用了西方的武器和轮船，体会到了西方武器的先进性和轮船在军事上所发挥的作用。
（2）湘军首领，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
镇压太平军杀人如麻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图2），即向朝廷上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就在曾国藩向朝廷上书十几天后，湘军就通过血腥的屠杀，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当时的安徽首府安庆。又过了仅仅3个月，1861年12月，曾国藩迫不及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专门为湘军仿造西式枪炮弹药。
在曾国藩等洋务派看来，大清朝内忧外患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舰船兵器的落后，只有学习西方的知识技术，仿造先进的枪炮舰船，才能保障清王朝的长久利益。
安庆内军械所的创立，是晚清“自强运动”的实质性开端，它拉开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序幕。然而，曾国藩最渴望的还是造船，是当时被称为火轮船的西洋蒸汽船。然而在当时仿造枪炮尚且问题多多，制造新式轮船更是难上加难。首先要寻找通晓机器制造的人才。而当时中举之人尽是“之乎者也”之士，就连满腹经纶的曾国藩自己也很少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好在他懂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
经过多方网罗，名叫徐寿、华衡芳的两位无锡人来到曾国藩面前（图3）。
（3）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小火轮的能工巧匠徐寿（右）、华衡芳
他们在家乡就以奇巧闻名，能够制造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的一些机械物件。比方说曾经自己制造过自鸣钟；把水晶磨成三棱镜作光谱分析（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玻璃工业），所以当地官员就把他们推荐给了曾国藩。
要动手制造一艘蒸汽轮船，尤其是轮船的心脏——蒸汽机，既无经验可以遵循，更谈不上现成的图纸与数据。虽然《海国图志》中收录了几篇关于火轮船的文字，也仅仅只是些“翻涛喷雪、溯流破浪、其速如飞”的虚词而已。
160多年前，一家名为“墨海书馆”的图书公司开业。它不仅被看作是海派文化的发端，而且是中国第一家铅字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出版了大量近代科学的书籍，其中包括介绍蒸汽机的《博物新编》和《自然科学》两部书。徐寿和华衡芳如获至宝，尽管书中对蒸汽机的介绍也不详尽，但已是当时难能可贵的技术资料了（图4）。
（4）图组（上）：当年介绍蒸汽机的仅有两部书之一的《博物新编》。（下）：书中蒸汽机的简单图示
3个月后，仅凭几张示意图和原理的简介，徐寿和华衡芳自己设计，用手敲，于1862年春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图5）。汽缸直径一寸七分，引擎速度每分钟240转，和当时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往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它的第一次转动，打响了中国近现代造船业的发令枪。
（5）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构造示意图
当年7月30日，曾国藩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这台蒸汽机的运转，并在日记中写道: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行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 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
曾国藩把蒸汽机的运转过程记录到私密性极强的日记中，并且对徐寿、华衡芳更加重视。
郭锡文（专家）:搞货轮船曾国藩是全力支持，他说你们需要什么条件我都给你创造，资金给你保证，这一点曾国藩是非常有远见、有魄力的。他俩都没有见过轮船，曾国藩是两江巡抚，就把清政府买的一条货轮从上海调过来，让他俩上船上去看，对需要仿制的东西进行测量，全是实测。
恰在这时，曾国藩听说太平军将从美国买进新式炮船，而自己造船显然远水解不了近渴。朝廷也大为恐慌，立刻向英国订购兵轮7艘。然而，当时的清朝水师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军，既缺兵更少将（图6）。无奈之下，英国总兵阿思本(Lay Osborn)成为中国第一支现代海军舰队的司令候选人。
（6）缺兵少将，装备极其落后的清军旧式水师
1863年9月，阿思本率领舰队驶抵上海，其中包括在英国招募的600名海军官兵。表面上看英国人是在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实际上是要控制中国海军，继而控制整个中国。
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力阻之下，朝廷决定连船带人全部退货，并为此赔付了七百万两白银。清政府创建现代海军的首次尝试由此失败。
陈绛（专家）:此时，清政府也觉得必须坚持兵权，军队必须由清政府自己掌握，就是必须是自己搞海军，而不能靠外国人来搞。从而激发了清朝统治者开始积极地建立中国的海军。
就在清政府忙于买船退船的同时，华衡芳和徐寿的造船工作也在敲敲打打中继续着。由于缺少 “制器之器”的机床设备，徐寿、华衡芳等人的造船进度只能在锤子的击打声中推进。不可思议的是，从蒸汽机完成到轮船下水，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1863年11月某日，一艘螺旋式暗轮结构的小火轮建成试航，当它喷着浓烟、吼声震天地行驶起来后，“奇迹”的赞许声随之四起。然而，航行了仅仅1华里，那艘小火轮就停在水中不动了。
曾国藩意识到制造现代轮船不可能总靠手工作业，于是找来一位叫容闳的人。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归国后一直致力于改良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图7）。
（7）一生致力改良运动的中国近代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陈绛（专家）:曾国藩就在安庆召见了容闳，问他，你认为当今中国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事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容闳说应该建立一个母厂，就是专门生产一些机器的工厂；由此再生用机器去生产制造的子厂，而不只是建造一个专门制造枪炮的工厂。
后来有人就认为容闳的这个设想是当时工业建设方面最有远见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案。曾国藩听了容闳的意见以后，接受了他的建议，拨了六万八千两银子派容闳到美国购买各种机器。
对于华衡芳、徐寿等人来说，小火轮第一次试航失败并非意外，他们太了解自己的手工作品了，很快就查明小火轮抛锚的原因是蒸汽锅炉供气不足。
经过一番改进，两个多月后，小火轮再次在长江中试航。虽然这只是一艘不足10米长的小船，但它却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这一天是1864年1月28日，它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航海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曾国藩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试造此船，将以此放大，续造多矣。这也正是洋务派的真正目标——制造大型轮船，尤其是军舰。然而从小船到大船并非简单地“放大”。
被曾国藩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还没有回来，华、徐等人仍然只能因地制宜、重新设计。他们把小火轮的暗轮改为安装在船两侧的明轮，又改低压蒸汽为高压蒸汽。
1866年4月，新船终于完工，它比小火轮大了近一倍，重25吨，航速也更快。曾国藩大喜，将其命名为“黄鹄”号。黄鹄，即天鹅，或许这正是曾国藩所寄予的期望。尽管它仍然是一艘木质蒸汽船，距徐寿、华衡芳等人的造船理想也有较大差距，但曾国藩还是上奏朝廷，给他们颁发了“天下第一巧匠”的匾额。连当时由英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也对“黄鹄号”的诞生表示惊叹，称“中国人具有（制造）机器（的）天才”。
?尽管在曾国藩等人的主持下，中国制造出了自己的机动船，迈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步。但晚清洋务派的呕心沥血，既不能承载秦皇汉武的胸怀大志，也难以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相提并论。客观地看，只是为一个世纪后中国重新走向海洋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