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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和华族一直主导着运营
强制捐款行为招致社会诸多不满。
红十字会给普通日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带着红色羽毛标记的捐款活动，而且民众常常为红色羽毛映衬得稚嫩的表情和真挚的言辞所打动，一次又一次为非洲儿童、海地地震、印度洋海啸、日本大地震慷慨解囊，特别是新近成功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们，更是相信善行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然而，可爱的红色羽毛并不完全意味着光鲜。
日本最大的医疗集团
日本红十字会的前身是1877年设立的博爱社。博爱社是日本的西南战争期间申请成立的。据说当时的政府难以理解不分敌我一体救助的博爱精神，未予批准。西南战争是一场内战，对战的另一方是叛逆者。但拥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胸怀的皇室亲王非常欣赏组织者的精神，未经中央政府审议就批准了组织的成立。不过，士兵们难以理解救助敌人的举动，博爱社人员实施战场救护时屡有伤亡。1886年，日本加盟《日内瓦条约》，次年博爱社更名为国际红十字会日本支部。但日本红十字会在中日战争期间，借口中日间没有宣战，不适用《日内瓦条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欧美战俘，也没有进行积极的人道主义救援，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战后，日本红十字会于1952年再次起步，制定了《日本红十字会法》，规定其为准公共机关，职责是“实施基于有关红十字的各国际条约的业务、在发生非常灾害和传染病流行时，救护遭受灾厄的人”，同时“国家可以将依据于红十字有关的各条约的国家业务，以及非常灾害时国家进行的救护有关业务委托给日本红十字会”。由此可知它的作用在于“发生非常灾害时”，其业务是“受国家委托的”。
日本红十字会运营资金来自日本红十字会会员的捐款。2010年末，日本红十字会拥有个人会员1065万（最高时曾达1700万人以上），法人会员15万。现在，日本红十字会是日本最大的医疗集团，在全国拥有92所医院、79个血液中心，单独经营日本的献血业务。根据2008年的决算报告，其业务规模超过1万亿日元，其中血液业务1500亿日元，医疗设施业务占8000万日元。日本红十字会的主要业务有国内灾害救助活动和国际活动，包括医疗救护、分配救援物资、接受和分派捐款、提供血液制剂和其他义务活动等。无论在国内救护活动还是海外捐款捐物中都有着骄人的记录。
光环下的疑云
但是在种种光环映照下，人们也对其行为抱有深深的怀疑，其中包含着对国家体制、个人权利、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深深忧虑。这些怀疑主要来自对于运营体制、运营资金筹措、国家在其中的作用等方面。
日本红十字会的运营中，日本天皇家族和“华族”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现在的日本红十字会的名誉总裁是日本皇后，名誉副总裁是皇太子，法人代表是原近卫公爵家的掌门人，上层人物中，有很多与皇族有关。也就是说，是一些无衣食之忧、超然物外的大人物。
战前的红十字会就是由“宫内省”管辖的。而当时，天皇家族是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的集合体。经济学家吉田祐二的著作《天皇财阀——皇室的经济支配结构》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其中指出，明治维新后，天皇家族作为超过三井、三菱的大财阀，支配了日本经济。战后解散了财阀，唯有天皇家族没有解体，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支配着日本经济。更有人指出，日本红十字会实际上就是天皇家的家族企业。日本红十字会95%的事业是在医疗和献血业务上，而日本的医疗是以国家提供最后保障的方式运营着的，国民以健康保险税的方式缴纳巨资维持着这一体系。一个年收入300万日元的家庭，分担着超过一成收入的保险金。日本红十字会是唯一被允许经营献血的机构，善意的捐赠被出售给制药公司的原料而独享利益。松仓哲也所著《现代圣域——日本赤十字（背叛奉献者善意的虚像和实像）》中也指出，日本红十字会并不纳税，但其医疗报酬和其他开业医生一样，人们献的血被卖给制药公司，治疗用血浆也因调整库存被扔掉。
日本红会强制捐款？
日本红十字会的运营资金来自红十字会会员的捐款，每人只要每年捐助500日元以上，即可成为日本红十字会的会员。捐助2万日元以上，即可获“特别社员”称号。捐助100万元以上，还可以获得国家的表彰。也就是说，机构业务中也注入了国家权力机制。从战后初期开始，日本红十字会还利用日本的下层居民组织“町内会”发展会员。战前“町内会”组织的集会，战后复兴期间曾被占领军司令部禁止。很多地区居民为了解决住宅区内垃圾和照明等共同问题，只好借用日本红十字会地方组织、日本红十字“奉献团”的名义活动，因此居民缴纳的会费中，一部分被交给日本红十字会。而“町内会”征收的金额中，除了解决居民问题费用外，还包括了上缴给红十字会的部分。靠着将征收町内会费机制注入自己的收入，战后日本红十字会迅速扩大。但这种机制无异于强制捐助。
关于“町内会”捐款机制，有人这样描写：“不得不加入‘町内会’的地区很多……日本红十字以皇族为广告塔，拒绝捐赠的话，‘町内会’里有一种‘村子八分’（意为除了葬礼不再和你打交道）的气氛，公寓自治会也起着同样作用。他们以行政不充分为借口，收取垃圾处理和路灯设置的费用。其实，这都是税金里包含着的，再从‘町内会’收道理本身就不通，但涉及到具体处理，很难拒绝。‘町内会’的‘回揽板’由市政府掌控，通过‘町内会’发行行政新闻和垃圾回收预定。市政府和‘町内会’还有日本红十字实际是一伙的。人们也害怕‘乐善好施之辈’在‘町内会’上兴风作浪。‘回揽板’上带着个小箱子，交了善款的人家要盖个章，一家家传下去，谁没有捐款一下子就会传遍居住区。”
探讨日本红十字会光环掩盖下的阴影的论点其实还有很多，最根本的怀疑集中在天皇家巨大财产的运用方面。战前，天皇家族在日本行政、殖民体系帮助下聚敛的财富，依然借助行政手段顺利地运作着，投资于各种“报酬丰厚”的领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忧思。但对于如此庞大的官商结合体制，这些怀疑是很难证实的，但人们的怀疑和探究至少起到了社会监督作用。而且，垄断献血、强征捐献、国家保护、运营机制缺乏透明度，这些都是公开的事实。
强制捐款行为招致社会诸多不满。
红十字会给普通日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带着红色羽毛标记的捐款活动，而且民众常常为红色羽毛映衬得稚嫩的表情和真挚的言辞所打动，一次又一次为非洲儿童、海地地震、印度洋海啸、日本大地震慷慨解囊，特别是新近成功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们，更是相信善行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然而，可爱的红色羽毛并不完全意味着光鲜。
日本最大的医疗集团
日本红十字会的前身是1877年设立的博爱社。博爱社是日本的西南战争期间申请成立的。据说当时的政府难以理解不分敌我一体救助的博爱精神，未予批准。西南战争是一场内战，对战的另一方是叛逆者。但拥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胸怀的皇室亲王非常欣赏组织者的精神，未经中央政府审议就批准了组织的成立。不过，士兵们难以理解救助敌人的举动，博爱社人员实施战场救护时屡有伤亡。1886年，日本加盟《日内瓦条约》，次年博爱社更名为国际红十字会日本支部。但日本红十字会在中日战争期间，借口中日间没有宣战，不适用《日内瓦条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欧美战俘，也没有进行积极的人道主义救援，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战后，日本红十字会于1952年再次起步，制定了《日本红十字会法》，规定其为准公共机关，职责是“实施基于有关红十字的各国际条约的业务、在发生非常灾害和传染病流行时，救护遭受灾厄的人”，同时“国家可以将依据于红十字有关的各条约的国家业务，以及非常灾害时国家进行的救护有关业务委托给日本红十字会”。由此可知它的作用在于“发生非常灾害时”，其业务是“受国家委托的”。
日本红十字会运营资金来自日本红十字会会员的捐款。2010年末，日本红十字会拥有个人会员1065万（最高时曾达1700万人以上），法人会员15万。现在，日本红十字会是日本最大的医疗集团，在全国拥有92所医院、79个血液中心，单独经营日本的献血业务。根据2008年的决算报告，其业务规模超过1万亿日元，其中血液业务1500亿日元，医疗设施业务占8000万日元。日本红十字会的主要业务有国内灾害救助活动和国际活动，包括医疗救护、分配救援物资、接受和分派捐款、提供血液制剂和其他义务活动等。无论在国内救护活动还是海外捐款捐物中都有着骄人的记录。
光环下的疑云
但是在种种光环映照下，人们也对其行为抱有深深的怀疑，其中包含着对国家体制、个人权利、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深深忧虑。这些怀疑主要来自对于运营体制、运营资金筹措、国家在其中的作用等方面。
日本红十字会的运营中，日本天皇家族和“华族”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现在的日本红十字会的名誉总裁是日本皇后，名誉副总裁是皇太子，法人代表是原近卫公爵家的掌门人，上层人物中，有很多与皇族有关。也就是说，是一些无衣食之忧、超然物外的大人物。
战前的红十字会就是由“宫内省”管辖的。而当时，天皇家族是日本最大的地主和财阀的集合体。经济学家吉田祐二的著作《天皇财阀——皇室的经济支配结构》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其中指出，明治维新后，天皇家族作为超过三井、三菱的大财阀，支配了日本经济。战后解散了财阀，唯有天皇家族没有解体，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支配着日本经济。更有人指出，日本红十字会实际上就是天皇家的家族企业。日本红十字会95%的事业是在医疗和献血业务上，而日本的医疗是以国家提供最后保障的方式运营着的，国民以健康保险税的方式缴纳巨资维持着这一体系。一个年收入300万日元的家庭，分担着超过一成收入的保险金。日本红十字会是唯一被允许经营献血的机构，善意的捐赠被出售给制药公司的原料而独享利益。松仓哲也所著《现代圣域——日本赤十字（背叛奉献者善意的虚像和实像）》中也指出，日本红十字会并不纳税，但其医疗报酬和其他开业医生一样，人们献的血被卖给制药公司，治疗用血浆也因调整库存被扔掉。
日本红会强制捐款？
日本红十字会的运营资金来自红十字会会员的捐款，每人只要每年捐助500日元以上，即可成为日本红十字会的会员。捐助2万日元以上，即可获“特别社员”称号。捐助100万元以上，还可以获得国家的表彰。也就是说，机构业务中也注入了国家权力机制。从战后初期开始，日本红十字会还利用日本的下层居民组织“町内会”发展会员。战前“町内会”组织的集会，战后复兴期间曾被占领军司令部禁止。很多地区居民为了解决住宅区内垃圾和照明等共同问题，只好借用日本红十字会地方组织、日本红十字“奉献团”的名义活动，因此居民缴纳的会费中，一部分被交给日本红十字会。而“町内会”征收的金额中，除了解决居民问题费用外，还包括了上缴给红十字会的部分。靠着将征收町内会费机制注入自己的收入，战后日本红十字会迅速扩大。但这种机制无异于强制捐助。
关于“町内会”捐款机制，有人这样描写：“不得不加入‘町内会’的地区很多……日本红十字以皇族为广告塔，拒绝捐赠的话，‘町内会’里有一种‘村子八分’（意为除了葬礼不再和你打交道）的气氛，公寓自治会也起着同样作用。他们以行政不充分为借口，收取垃圾处理和路灯设置的费用。其实，这都是税金里包含着的，再从‘町内会’收道理本身就不通，但涉及到具体处理，很难拒绝。‘町内会’的‘回揽板’由市政府掌控，通过‘町内会’发行行政新闻和垃圾回收预定。市政府和‘町内会’还有日本红十字实际是一伙的。人们也害怕‘乐善好施之辈’在‘町内会’上兴风作浪。‘回揽板’上带着个小箱子，交了善款的人家要盖个章，一家家传下去，谁没有捐款一下子就会传遍居住区。”
探讨日本红十字会光环掩盖下的阴影的论点其实还有很多，最根本的怀疑集中在天皇家巨大财产的运用方面。战前，天皇家族在日本行政、殖民体系帮助下聚敛的财富，依然借助行政手段顺利地运作着，投资于各种“报酬丰厚”的领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忧思。但对于如此庞大的官商结合体制，这些怀疑是很难证实的，但人们的怀疑和探究至少起到了社会监督作用。而且，垄断献血、强征捐献、国家保护、运营机制缺乏透明度，这些都是公开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