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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布了八条学校减负禁令后，因为其规定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但是，很多家长又有了新的困扰：下午三点半，上小学的孩子早早放学，家长却无暇看管。报个社会上的兴趣班吧，既贵又不放心。这是时下困扰着无数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送与不送”很纠结
家长为了让孩子有个去处又不耽误时间，使一些社会上的晚托班生意红火起来。为揽生意，部分托管班不仅管辅导作业，甚至还负责到点就在学校门口接送。这样的班，一来收费不菲，二来鱼龙混杂，存在安全隐患。
北京家长唐惠惠不得不把女儿送到了培训班。起初，她送女儿到培训班只是要求照看下女儿，顺便辅导一下家庭作业。但是，有几次去接女儿时，她发现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兴趣班。她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家长想孩子在培训班学更多的东西。唐惠惠的女儿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上三年级。2005年8月底出生，在班里是最小的一位。“以前，放学后孩子几乎没在楼下玩过，”唐惠惠说，“光是那个每天必做的‘黄冈小状元’就得花一个小时。”减负后学校不留作业了。唐惠惠又看到了女儿纯真的笑脸。不过，现在唐惠惠又开始焦虑了，原来人家已经在暗中使劲了。
与唐惠惠一样，赵志军的孩子在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小学上学，减负开始，大人和孩子都很轻松。但是，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会，在简要介绍了减负的意义后，话锋一转，说了下面一番话：将来跟咱们竞争的不仅仅是学校这几个班的孩子，还有全北京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多学点儿怎么能行呢？“我听明白了，老师这是一种暗示：学校虽然不留作业了，但是家长不能放松，要在课外给孩子补课。”赵志军说。梁雨的女儿在海淀区一所小学上一年级，前两天接孩子时，一位家长问班主任：“我们要不要买点练习册呀？”这位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您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给我女儿买了，我们每天都做。”没过几天，梁雨发现，这个班里有家长利用自己的学科特长，开了英语班和数学班。梁雨也给女儿报了课外机构的一对一辅导，每天放学之后有专门的人把孩子接走，进行复习和预习，周末还会有专门的老师给女儿教数学。
政府兜底仍有问题
2014年3月，北京市政府要求学校免费开设兴趣班，以解决家长的难题。北京市西城区教委的调查显示，孩子放学后“由学校看护”是家长们不约而同的首选。“今年初，我们开始探索学校自开课外班的模式。用现成的教室、教师，再加上区内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尝试破解家长们的难题。”西城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学期一开始，回民小学、黄城根小学、实验小学等就进行了尝试。
下午三点半放学铃声响后，一些学生背着书包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以走班的形式，参加了学校内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班，直到下午五点才正式离校。据了解，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条件成熟的中小学可以陆续开展实施课外兴趣班计划。课外兴趣班不得变相上课，只能开展科技、体育、文艺活动。根据北京市对于课外兴趣班开办的相关要求，“课外活动辅导教师须由校外聘用，不得由校内教师担任”。对此，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相关规定，教师除结构工资之外不允许享有其他多劳的工资，因此，不能聘用校内教师。
美术沙龙、十字绣、饮食文化、我爱汉字……黄城根小学每个教室门口都多了块写着不同兴趣科目的名称醒目班牌。每天下午放学后，这些教室就成了“兴趣班”。1600余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愿选择相关课程，在自己最着迷的领域里畅游。张芳芳很高兴儿子尉子键能参加黄城根小学开的“航模”班。“我觉得这做法很好，既免费，又满足了孩子的兴趣。”张芳芳说，不出校园，十分安全。上课到五点，自己就能来接孩子了，无缝衔接。“以前总为孩子放学去哪儿发愁，现在踏实多了。”
除去航模、天文、舞蹈等是外聘的专业教师，剩下的兴趣课全部由本校教师按照各自的专长与特长兼任，还有很多老师是先自学再开班。美术教师肖怡兼任科学课，“我们天天跟孩子们接触，了解他们的特长与兴趣，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授课。而且，我们和家长们也熟，可以随时沟通。这让家长们特别放心。”肖怡说。
尽管校内有了免费课外班，但校外形形色色的托管班依旧没有放弃这个巨大的利益。互联网上、学校周边，大量校外班、托管班的广告层出不穷。“他们这是瞅准了家长们的‘软肋’。”家长罗峰说，他不敢轻信这些广告。朋友们给他讲述各种关于“黑托管”的遭遇，让他心有余悸。
“我们询问了不少上了‘黑托管’当的家长，他们看中的，无非是广告中声称的形式新颖、多样的课程和个性化的服务。”西城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如果无偿开办的校园少年宫也能做到这些，那必然就能撵走这些“黑托管”。为此，西城正在筹建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将地区各类的少年宫、培训学校等正规教育资源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让他们与学校联手，共同为孩子们开办优质的课外班，让“黑托管”没空子可钻。
西城区还将扩大校园少年宫范围，确定15所小学作为试点校，在校内建设相对完善的少年宫，给孩子们构建一个科学的课外活动体系，让他们快乐成长。在目前尝试的基础上，西城区正式在全区中小学推广学生课后活动计划：下午三点半放学后，学生在校园里就能依据兴趣、特长，自主选择、免费参加艺术、科技、体育、社会实践等各种兴趣活动。区教委还要求全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在星期一至星期五15：30至17：00的课外时间，安排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小时。
免费的兴趣班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长的难题。然而，就是这样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开设课外兴趣班的学校，任课教师基本还都是本校教师。由于课外兴趣班计划中要求不能有偿聘用本校教师，因此，学校所有教师都无偿义务服务，没有安排相应的经费。另一方面，延长的兴趣班也加重了教师的负担，许多教师表示“更累了”。很多教师表示，带着孩子玩比教书累多了，加上没有相应的补偿，老师们“怨气”比较重。
教育资源毕竟有限。北京市各区县教委对每个孩子报的兴趣班的数量都作了规定。“很多家长都把报兴趣班看做一种竞争，看别人报几个，自己就报几个，生怕自己孩子吃了亏。”西城五路通小学一位教师说。教委的政策既保证了公平，也让孩子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但是，很多家长又遇到烦恼了。李明的女儿在五路通小学上一年级，他按照女儿的兴趣报了一个舞蹈班。然而，在五路通小学，舞蹈班只有星期三有课。也就是说，剩下的四天他还得早早来学校接女儿。李明说：“我们没办法，就请了个阿姨，天天帮忙接孩子。每个月要多花好几千呢！很多家长还是送培训班，花得更多。” 培训产业的“定时炸弹”
可以说，家长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利益，需要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更严格的监管。一段时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发生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事件。一些预付了巨额培训费的学生家长，四处奔走，也很难拿回自己的预付款。专家提醒，有关部门对实行预付费制度的培训机构，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管，也没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或“兜底”机制。
2014年2月，北京引航思培训机构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停课，拖欠学生家长费用;同年4月，在北京拥有18个教学点的英特国际少儿英语遭遇资金链问题，老板“出走”。这一事件中，有家长表示，一次为孩子交了6年近7万元的学费。2013年10月，北京瀚林新思维几个分校同时关门，卷走数以百万元的学费;同年11月，上海易思教育因资金链断裂关门，老板“消失”并拖欠员工工资。
“2013年下半年以来，不少地方出现教育培训机构倒闭、老板卷款‘跑路’的情况，接下来就是家长、老师们旷日持久的维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此类倒闭事件，培训机构负责人卷款“跑路”占了很大成分，而卷走的款项含：学生的课时费，教职工的薪资，还有合作者的合同款。“目前的培训机构，大多实行按年预付费的制度，有的还通过折扣吸引家长一次缴纳多年学费。”熊丙奇说。“如何防范培训机构将不属于它的钱卷走，应该有制度上的安排。”一位教育专家说，由于涉及面广、金额巨大，一旦出事就会波及许多家庭，社会风险很大。
2014年9月，广州市旭日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人失联，家长们开始四处讨说法，但结果令人失望。家长何菊梅说，这些天她和几位家长跑遍了相关单位，“公安部门说属于合同纠纷，无法断定股东属于携款潜逃行为，让我们找法院。法院给了许多单子让每个家长填写，让我们找律师，现在钱都拿不回来，哪有钱请律师？”学生家长钟有期则表示，我们去了天河区教育局，但教育局让我们找牌照发放单位——天河民政局。我们找了天河民政局，民政局却一直不予回应。“我真的很愤怒，3万多块钱对于我这样的工薪阶层不是小数目。为了孩子，省吃俭用，没想到结果是这样。到底是谁负责监管培训机构？”学生家长姚芬说。
业内人士指出，类似这样的案件，消费者最终能够拿回预付款的，可以说少之又少。据了解，一些民办教育机构只需到工商部门注册，不需要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审核，即使有的在教育部门注册了，但实际上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监管。专家指出，预付费制度已经成为教育培训行业的“定时炸弹”，由于缺乏监管，发生教育质量问题、欺诈问题、卷款“跑路”等是必然的。这一问题亟待引起社会关注。
一方面是学生和家长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市场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当下许多家长的困境。对于这些托管班、培训班，应该由谁来管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培训班应该在有关执法部门更严格的监管下运作。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放任不管。
“送与不送”很纠结
家长为了让孩子有个去处又不耽误时间，使一些社会上的晚托班生意红火起来。为揽生意，部分托管班不仅管辅导作业，甚至还负责到点就在学校门口接送。这样的班，一来收费不菲，二来鱼龙混杂，存在安全隐患。
北京家长唐惠惠不得不把女儿送到了培训班。起初，她送女儿到培训班只是要求照看下女儿，顺便辅导一下家庭作业。但是，有几次去接女儿时，她发现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兴趣班。她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家长想孩子在培训班学更多的东西。唐惠惠的女儿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上三年级。2005年8月底出生，在班里是最小的一位。“以前，放学后孩子几乎没在楼下玩过，”唐惠惠说，“光是那个每天必做的‘黄冈小状元’就得花一个小时。”减负后学校不留作业了。唐惠惠又看到了女儿纯真的笑脸。不过，现在唐惠惠又开始焦虑了，原来人家已经在暗中使劲了。
与唐惠惠一样，赵志军的孩子在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小学上学，减负开始，大人和孩子都很轻松。但是，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会，在简要介绍了减负的意义后，话锋一转，说了下面一番话：将来跟咱们竞争的不仅仅是学校这几个班的孩子，还有全北京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多学点儿怎么能行呢？“我听明白了，老师这是一种暗示：学校虽然不留作业了，但是家长不能放松，要在课外给孩子补课。”赵志军说。梁雨的女儿在海淀区一所小学上一年级，前两天接孩子时，一位家长问班主任：“我们要不要买点练习册呀？”这位老师沉吟了一会儿说：“您怎么做我不知道，反正我给我女儿买了，我们每天都做。”没过几天，梁雨发现，这个班里有家长利用自己的学科特长，开了英语班和数学班。梁雨也给女儿报了课外机构的一对一辅导，每天放学之后有专门的人把孩子接走，进行复习和预习，周末还会有专门的老师给女儿教数学。
政府兜底仍有问题
2014年3月，北京市政府要求学校免费开设兴趣班，以解决家长的难题。北京市西城区教委的调查显示，孩子放学后“由学校看护”是家长们不约而同的首选。“今年初，我们开始探索学校自开课外班的模式。用现成的教室、教师，再加上区内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尝试破解家长们的难题。”西城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学期一开始，回民小学、黄城根小学、实验小学等就进行了尝试。
下午三点半放学铃声响后，一些学生背着书包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以走班的形式，参加了学校内各种各样的课外兴趣班，直到下午五点才正式离校。据了解，根据北京市统一部署，条件成熟的中小学可以陆续开展实施课外兴趣班计划。课外兴趣班不得变相上课，只能开展科技、体育、文艺活动。根据北京市对于课外兴趣班开办的相关要求，“课外活动辅导教师须由校外聘用，不得由校内教师担任”。对此，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相关规定，教师除结构工资之外不允许享有其他多劳的工资，因此，不能聘用校内教师。
美术沙龙、十字绣、饮食文化、我爱汉字……黄城根小学每个教室门口都多了块写着不同兴趣科目的名称醒目班牌。每天下午放学后，这些教室就成了“兴趣班”。1600余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愿选择相关课程，在自己最着迷的领域里畅游。张芳芳很高兴儿子尉子键能参加黄城根小学开的“航模”班。“我觉得这做法很好，既免费，又满足了孩子的兴趣。”张芳芳说，不出校园，十分安全。上课到五点，自己就能来接孩子了，无缝衔接。“以前总为孩子放学去哪儿发愁，现在踏实多了。”
除去航模、天文、舞蹈等是外聘的专业教师，剩下的兴趣课全部由本校教师按照各自的专长与特长兼任，还有很多老师是先自学再开班。美术教师肖怡兼任科学课，“我们天天跟孩子们接触，了解他们的特长与兴趣，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授课。而且，我们和家长们也熟，可以随时沟通。这让家长们特别放心。”肖怡说。
尽管校内有了免费课外班，但校外形形色色的托管班依旧没有放弃这个巨大的利益。互联网上、学校周边，大量校外班、托管班的广告层出不穷。“他们这是瞅准了家长们的‘软肋’。”家长罗峰说，他不敢轻信这些广告。朋友们给他讲述各种关于“黑托管”的遭遇，让他心有余悸。
“我们询问了不少上了‘黑托管’当的家长，他们看中的，无非是广告中声称的形式新颖、多样的课程和个性化的服务。”西城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如果无偿开办的校园少年宫也能做到这些，那必然就能撵走这些“黑托管”。为此，西城正在筹建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将地区各类的少年宫、培训学校等正规教育资源整合起来统一管理，让他们与学校联手，共同为孩子们开办优质的课外班，让“黑托管”没空子可钻。
西城区还将扩大校园少年宫范围，确定15所小学作为试点校，在校内建设相对完善的少年宫，给孩子们构建一个科学的课外活动体系，让他们快乐成长。在目前尝试的基础上，西城区正式在全区中小学推广学生课后活动计划：下午三点半放学后，学生在校园里就能依据兴趣、特长，自主选择、免费参加艺术、科技、体育、社会实践等各种兴趣活动。区教委还要求全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在星期一至星期五15：30至17：00的课外时间，安排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小时。
免费的兴趣班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长的难题。然而，就是这样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目前开设课外兴趣班的学校，任课教师基本还都是本校教师。由于课外兴趣班计划中要求不能有偿聘用本校教师，因此，学校所有教师都无偿义务服务，没有安排相应的经费。另一方面，延长的兴趣班也加重了教师的负担，许多教师表示“更累了”。很多教师表示，带着孩子玩比教书累多了，加上没有相应的补偿，老师们“怨气”比较重。
教育资源毕竟有限。北京市各区县教委对每个孩子报的兴趣班的数量都作了规定。“很多家长都把报兴趣班看做一种竞争，看别人报几个，自己就报几个，生怕自己孩子吃了亏。”西城五路通小学一位教师说。教委的政策既保证了公平，也让孩子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但是，很多家长又遇到烦恼了。李明的女儿在五路通小学上一年级，他按照女儿的兴趣报了一个舞蹈班。然而，在五路通小学，舞蹈班只有星期三有课。也就是说，剩下的四天他还得早早来学校接女儿。李明说：“我们没办法，就请了个阿姨，天天帮忙接孩子。每个月要多花好几千呢！很多家长还是送培训班，花得更多。” 培训产业的“定时炸弹”
可以说，家长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障学生和家长的利益，需要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更严格的监管。一段时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发生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事件。一些预付了巨额培训费的学生家长，四处奔走，也很难拿回自己的预付款。专家提醒，有关部门对实行预付费制度的培训机构，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管，也没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或“兜底”机制。
2014年2月，北京引航思培训机构因经营不善而被迫停课，拖欠学生家长费用;同年4月，在北京拥有18个教学点的英特国际少儿英语遭遇资金链问题，老板“出走”。这一事件中，有家长表示，一次为孩子交了6年近7万元的学费。2013年10月，北京瀚林新思维几个分校同时关门，卷走数以百万元的学费;同年11月，上海易思教育因资金链断裂关门，老板“消失”并拖欠员工工资。
“2013年下半年以来，不少地方出现教育培训机构倒闭、老板卷款‘跑路’的情况，接下来就是家长、老师们旷日持久的维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此类倒闭事件，培训机构负责人卷款“跑路”占了很大成分，而卷走的款项含：学生的课时费，教职工的薪资，还有合作者的合同款。“目前的培训机构，大多实行按年预付费的制度，有的还通过折扣吸引家长一次缴纳多年学费。”熊丙奇说。“如何防范培训机构将不属于它的钱卷走，应该有制度上的安排。”一位教育专家说，由于涉及面广、金额巨大，一旦出事就会波及许多家庭，社会风险很大。
2014年9月，广州市旭日教育培训中心负责人失联，家长们开始四处讨说法，但结果令人失望。家长何菊梅说，这些天她和几位家长跑遍了相关单位，“公安部门说属于合同纠纷，无法断定股东属于携款潜逃行为，让我们找法院。法院给了许多单子让每个家长填写，让我们找律师，现在钱都拿不回来，哪有钱请律师？”学生家长钟有期则表示，我们去了天河区教育局，但教育局让我们找牌照发放单位——天河民政局。我们找了天河民政局，民政局却一直不予回应。“我真的很愤怒，3万多块钱对于我这样的工薪阶层不是小数目。为了孩子，省吃俭用，没想到结果是这样。到底是谁负责监管培训机构？”学生家长姚芬说。
业内人士指出，类似这样的案件，消费者最终能够拿回预付款的，可以说少之又少。据了解，一些民办教育机构只需到工商部门注册，不需要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审核，即使有的在教育部门注册了，但实际上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监管。专家指出，预付费制度已经成为教育培训行业的“定时炸弹”，由于缺乏监管，发生教育质量问题、欺诈问题、卷款“跑路”等是必然的。这一问题亟待引起社会关注。
一方面是学生和家长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市场带来的不安全因素。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当下许多家长的困境。对于这些托管班、培训班，应该由谁来管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培训班应该在有关执法部门更严格的监管下运作。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放任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