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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事实的崩塌、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将无意识地推动社会步入塔西陀陷阱之中？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之间有何关系？我们应当如何在后真相时代来临后避免陷入塔西陀陷阱中？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看似毫无关联，但其诞生的本质是否有相似之处呢？本文认为后真相时代下的社交媒介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信任，且传统媒体在重大事件前的“晚作为”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态度，当负面态度过多时，政府或组织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塔西陀陷阱之中。
关键词：后真相;塔西陀陷阱;媒介信息;政治信任
后真相是21世纪以来备受瞩目的一大热词。“热”是指其被讨论、引用次数多，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学术领域来看，在中国知网上已有285篇论文集中讨论“后真相”一词，而仅近一年来在报刊、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共有107726篇文章中出现了“后真相”一词（数据來源于Wisesearch统计）。后真相一词已被反复提起并使用，成为近年来各大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该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提出的，凯斯敏锐地发现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选举政治的新动向，这种变化就是通过网络舆论操控或影响民意。当我们试图厘清后真相的真正含义之前，应当先对“真相”一词予以关注。
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信息过剩”和“信息冗余”影响了真相的获得。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每个人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能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在此种环境下，导致了信息的过剩和冗余，而从过剩和冗余的信息中寻找真相需要成本。当冗余和过剩越大，寻找真实信息的成本越高时，人们会开始基于大众共识、基于情感进行判断，如何获得真相成为大众所面临的难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后真相时代中其核心在于难以获得“真相”，事实分崩离析。
基于传播学视角下，有学者认为造成后真相出现的一大原因是社交媒体将受众逐渐转变成了“传授过渡人”。学者胡翼青认为后真相并不是否认真相的存在，也不是拒绝寻找真相和试图篡改真相，更不代表受众失去了对真相的渴望，而是真相在受众心中变得次要了。左右一件事情的看法最重要的因素变成了情绪、感觉，而真相、证据等因素被迫居于次要地位，受众更关心事情的陈述是否有温度、是否符合人之常情。
进入大众文化以后，我们寻找真相是通过公共传媒、公共知识。而社交媒体兴起后，虚假新闻泛滥，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不信任媒体的报道，而这种不信任恰恰是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不“信任”成为后真相时代一大关键的要素。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关于后真相讨论的焦点主要为后真相时代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危机。其中，在新闻传播学科内，对后真相时代与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讨论更为激烈。以上讨论帮助笔者更好地了解了后真相时代从产生到发展的生命图景，并找到影响后真相时代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信任。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学界将“塔西佗陷阱”普遍定义为：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一旦失去公众的信任后，无论说真话或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谎言和坏事。也有学者补充认为，塔西陀陷阱的核心是公权力脱离人民，主要内容是权力中心、囚徒困境以及高成本运行，结果则导致零和博弈。
从已有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在塔西陀陷阱之中，人心向背是最根本的问题。公权力脱离人民是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作好事也挨骂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人心向背归根结底体现于人民对公权力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逐步进入“绝对不信任”的模式中，直至陷入塔西陀陷阱。因此，对于塔西陀陷阱已有的研究更侧重于讨论如何避免走入塔西陀陷阱，及究竟何为塔西陀陷阱与其存在的历史依据。而对于塔西陀陷阱在大众文化情境下是否会发生及发生的原因讨论甚少，已有研究中探讨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关系的文献较少。学者钱丽主要探讨了“后真相”时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策略，并认为政府若无法正确处理舆情危机，便有可能陷入塔西陀陷阱之中。但笔者认为，舆情危机只是引发塔西陀陷阱的一部分原因，并非是塔西陀陷阱产生的本质。进入后真相时代以来，大众对共识、真相的信任愈发降低，是否这一变量将会引发塔西陀陷阱的滋生？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又是如何？通过文献回顾，笔者愈发坚定地认为探讨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的关系这一命题尤为重要。塔西陀陷阱的背后实质上是关于政府信任的问题，当笔者试图研究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的关系时，实际上是在探讨社交媒介时代下，大众不再追求、不再信任权威共识后，是否会对政治信任造成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主要对政治信任、网络信任等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及分析。
（一）后真相时代下媒介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学者李春梅认为，政治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民众并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政府，因为信任的前提在于——我知悉所信任对象的、与我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而有能力信任。然而，对于每一个民众来说，去详细地了解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基本是不可能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到的政府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媒介所传达的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在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68%）表示他们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此外，英国牛津大学曾发布过一份受访者覆盖26个国家的报告，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都会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12%的受访者甚至说这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综上数据，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大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而社交媒体上的媒介内容将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二）传统媒体在重大事件前的“晚作为”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政治态度
国外研究者提出了“媒介抑郁论”的观点，其内容是现代传媒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政治态度，如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政治认知混乱等。Robinson和Sheehan指出市场竞争使社交媒体选择性的突出戏剧化的新闻，尤其是犯罪、冲突、死亡、灾害等轰动性事件上。Michael Rpbinson借用术语“媒介抑郁论”强调媒体负面的、虚假的报道强化了民众的政治不满和政治冷漠。
但媒介抑郁论是在西方政治背景下提出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媒体一直担当着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培育政府信任的功能。而传统媒体过度模式化的报道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的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社交媒体崛起后，民众不顾真相，只在意道德情绪的媒介素养使得其负向的政治态度并未得到缓解，反而出现愈加疏离、不信任的局面。例如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传统媒体经常将其视为负面信息，对其进行淡化、回避等处理，久而久之，造成政治不信任。
（三）后真相时代下的信任危机将推动政府走向塔西陀陷阱
后真相时代下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在民众对社交媒体上媒介内容的不信任，与此同时政府、专家等权威信息出现晚、不具体等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而塔西陀陷阱核心问题便在于人心向背。《紫光阁》杂志社微博在评价热词“塔西陀陷阱”中指出：“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因自身能力不足、错过发声的最佳时机，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前往往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表面看是公关技巧欠缺，根子却是脱离了人民。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了”。当政府失去公信力后，塔西陀陷阱也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无可避免。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后真相时代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问题作了初步的疏理分析，但仍有較多值得深入研究、细致分析的问题。媒介信息因素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其中一个变量，但在后真相时代下，媒介信息因素可具体划分为哪几种变量，分别对政治信任产生何种影响是笔者未来仍需完善的研究方向。本文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结论，后真相时代的媒介内容将直接影响着政治信任，当负面政治态度过多时，政府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塔西陀陷阱之中。这一命题，值得每一个人警示，更值得为此作出更多深入、有着更强应用意义的讨论。
关键词：后真相;塔西陀陷阱;媒介信息;政治信任
后真相是21世纪以来备受瞩目的一大热词。“热”是指其被讨论、引用次数多，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学术领域来看，在中国知网上已有285篇论文集中讨论“后真相”一词，而仅近一年来在报刊、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共有107726篇文章中出现了“后真相”一词（数据來源于Wisesearch统计）。后真相一词已被反复提起并使用，成为近年来各大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该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提出的，凯斯敏锐地发现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选举政治的新动向，这种变化就是通过网络舆论操控或影响民意。当我们试图厘清后真相的真正含义之前，应当先对“真相”一词予以关注。
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信息过剩”和“信息冗余”影响了真相的获得。社交媒体兴起之后，每个人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能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在此种环境下，导致了信息的过剩和冗余，而从过剩和冗余的信息中寻找真相需要成本。当冗余和过剩越大，寻找真实信息的成本越高时，人们会开始基于大众共识、基于情感进行判断，如何获得真相成为大众所面临的难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后真相时代中其核心在于难以获得“真相”，事实分崩离析。
基于传播学视角下，有学者认为造成后真相出现的一大原因是社交媒体将受众逐渐转变成了“传授过渡人”。学者胡翼青认为后真相并不是否认真相的存在，也不是拒绝寻找真相和试图篡改真相，更不代表受众失去了对真相的渴望，而是真相在受众心中变得次要了。左右一件事情的看法最重要的因素变成了情绪、感觉，而真相、证据等因素被迫居于次要地位，受众更关心事情的陈述是否有温度、是否符合人之常情。
进入大众文化以后，我们寻找真相是通过公共传媒、公共知识。而社交媒体兴起后，虚假新闻泛滥，受众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不信任媒体的报道，而这种不信任恰恰是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不“信任”成为后真相时代一大关键的要素。
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关于后真相讨论的焦点主要为后真相时代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危机。其中，在新闻传播学科内，对后真相时代与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讨论更为激烈。以上讨论帮助笔者更好地了解了后真相时代从产生到发展的生命图景，并找到影响后真相时代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信任。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是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学界将“塔西佗陷阱”普遍定义为：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一旦失去公众的信任后，无论说真话或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谎言和坏事。也有学者补充认为，塔西陀陷阱的核心是公权力脱离人民，主要内容是权力中心、囚徒困境以及高成本运行，结果则导致零和博弈。
从已有研究中，我们能够发现，在塔西陀陷阱之中，人心向背是最根本的问题。公权力脱离人民是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作好事也挨骂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人心向背归根结底体现于人民对公权力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逐步进入“绝对不信任”的模式中，直至陷入塔西陀陷阱。因此，对于塔西陀陷阱已有的研究更侧重于讨论如何避免走入塔西陀陷阱，及究竟何为塔西陀陷阱与其存在的历史依据。而对于塔西陀陷阱在大众文化情境下是否会发生及发生的原因讨论甚少，已有研究中探讨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关系的文献较少。学者钱丽主要探讨了“后真相”时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舆情危机的策略，并认为政府若无法正确处理舆情危机，便有可能陷入塔西陀陷阱之中。但笔者认为，舆情危机只是引发塔西陀陷阱的一部分原因，并非是塔西陀陷阱产生的本质。进入后真相时代以来，大众对共识、真相的信任愈发降低，是否这一变量将会引发塔西陀陷阱的滋生？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又是如何？通过文献回顾，笔者愈发坚定地认为探讨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的关系这一命题尤为重要。塔西陀陷阱的背后实质上是关于政府信任的问题，当笔者试图研究后真相时代与塔西陀陷阱的关系时，实际上是在探讨社交媒介时代下，大众不再追求、不再信任权威共识后，是否会对政治信任造成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主要对政治信任、网络信任等文献进行了搜集、整理及分析。
（一）后真相时代下媒介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学者李春梅认为，政治信任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是，民众并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政府，因为信任的前提在于——我知悉所信任对象的、与我利益相关的事务，从而有能力信任。然而，对于每一个民众来说，去详细地了解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基本是不可能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到的政府信息是有限的。所以媒介所传达的信息，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在后真相时代下，社交媒体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68%）表示他们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此外，英国牛津大学曾发布过一份受访者覆盖26个国家的报告，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都会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12%的受访者甚至说这是他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综上数据，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大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而社交媒体上的媒介内容将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二）传统媒体在重大事件前的“晚作为”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政治态度
国外研究者提出了“媒介抑郁论”的观点，其内容是现代传媒使民众形成了负向的政治态度，如政治冷漠、政治不信任、政治认知混乱等。Robinson和Sheehan指出市场竞争使社交媒体选择性的突出戏剧化的新闻，尤其是犯罪、冲突、死亡、灾害等轰动性事件上。Michael Rpbinson借用术语“媒介抑郁论”强调媒体负面的、虚假的报道强化了民众的政治不满和政治冷漠。
但媒介抑郁论是在西方政治背景下提出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媒体一直担当着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培育政府信任的功能。而传统媒体过度模式化的报道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的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社交媒体崛起后，民众不顾真相，只在意道德情绪的媒介素养使得其负向的政治态度并未得到缓解，反而出现愈加疏离、不信任的局面。例如对于重大的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传统媒体经常将其视为负面信息，对其进行淡化、回避等处理，久而久之，造成政治不信任。
（三）后真相时代下的信任危机将推动政府走向塔西陀陷阱
后真相时代下的信任危机主要体现在民众对社交媒体上媒介内容的不信任，与此同时政府、专家等权威信息出现晚、不具体等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政治不信任。而塔西陀陷阱核心问题便在于人心向背。《紫光阁》杂志社微博在评价热词“塔西陀陷阱”中指出：“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因自身能力不足、错过发声的最佳时机，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前往往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表面看是公关技巧欠缺，根子却是脱离了人民。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了”。当政府失去公信力后，塔西陀陷阱也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无可避免。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后真相时代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问题作了初步的疏理分析，但仍有較多值得深入研究、细致分析的问题。媒介信息因素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其中一个变量，但在后真相时代下，媒介信息因素可具体划分为哪几种变量，分别对政治信任产生何种影响是笔者未来仍需完善的研究方向。本文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结论，后真相时代的媒介内容将直接影响着政治信任，当负面政治态度过多时，政府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塔西陀陷阱之中。这一命题，值得每一个人警示，更值得为此作出更多深入、有着更强应用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