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拒绝:“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一听,十分震惊,这才同意聘请陈寅恪。
　　陈寅恪在国外断续留学20余载,潜心读书和研究,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通晓三十多种文字。由于他始终对“博士”、“硕士”之类的学位淡然处之,所以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幸亏梁启超慧眼识珠,才成就了这位日后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教授中之教授”。按理说,陈寅恪对梁启超不说感恩戴德,至少也应该宽让三分。但是,因为一个古人陶渊明,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
　　陶渊明出生在东晋末期,东晋灭亡后,陶坚决归隐,誓不与新政权合作。他的举动引发了后世的长期争论。梁启超认为:“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动机,是当时士大夫廉耻扫地,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陈寅恪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陶渊明“耻事二姓”才是可信的。同时,针对梁启超本人“无论从政还是从教,都不在乎在清朝还是在民国”的亲身实践,陈寅恪批评他“取自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
　　应该说,陈寅恪的批评不仅力道十足,而且尖酸刻薄。有好友劝他:“梁公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陈寅恪笑答:“错了,我这样做才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那么,梁启超又是怎么想的呢?当有人嘲笑他“引狼入室”时,他回敬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无论是批评陈寅恪还是讥讽我的人,都把我们看得太小了。”
　　有学生问西方著名的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您教书的目的是什么?”韦伯答:“是让后来的人超越自己,超越老师就是尊敬老师。”学生又问:“您就不怕学生超越了你反而瞧不起你了?”韦伯大笑:“孩子,这样想太狭隘了,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在做一件比他们自己本身还大的事,那就是学术。”
　　到底何为大师呢?大师者,把学术看得远大于自身,超越一切的是对真理诚挚而永不妥协的探索。
　　 (吴顺国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