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美英两国的声望如日中天，它们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打败了日本和德国。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是1941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纽芬兰沿海的一艘战舰上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规定的。击败轴心国后，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国际合作、多边制、民权独立自由的世界。
　　几十年来，尽管多次鲁莽发动战争，冷战爆发，并抱着机会主义心态支持一些非常不民主的盟友，但英美仍然保持着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的形象。到了特朗普和英國脱欧时代，这种形象破灭了。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正是英国和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统治了各自的国家。
　　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借用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的口号高呼“美国优先”， 而英国背弃了欧洲——丘吉尔绝不会允许这种做法，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欧洲统一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怎么会这样？原因当然很多，且不只在美国或英国出现：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制度的僵化、精英的自满、对移民的敌意等等。但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国家目前的困境与它们在1945年取得的胜利有关。
　　在摆脱孤立主义并打败轴心国后，美国可能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些飘飘然。将丘吉尔视为领导者的典范，已经让许多美国总统误入歧途。他那张牛头犬的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里的例外，他英勇地为自由代言，这一切都迎合了美国领导人的自命不凡。决定发动错误战争的乔治·W·布什并不是第一个丘吉尔崇拜者，他在伊拉克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萨达姆虽然残暴，但其威胁性远不如希特勒。
　　特朗普让“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死灰复燃，他对国际制度和美国盟友的厌恶，多多少少来源于布什的灾难性战争。特朗普吸引的是那种在美国的海外冒险中去送死的人——白人、乡下人、受教育程度低、对东西海岸精英深感不满的人。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布什一样是丘吉尔的崇拜者。他也对英美联盟有一种近乎救世主的看法，认为英美联盟的使命是要让世界摆脱当代“希特勒”。在伊拉克战争时，他认为在1940年英国最危急的时刻，只有这一个国家站在英国一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英国不得不和美国一起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撇开历史错误不谈，布莱尔的怀旧情绪起到了愚蠢的作用。
　　但是，从1956年的苏伊士到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自1945年以来，怀旧并不是政治人物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另一个萦绕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上的幽灵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张伯伦意识到他的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或不愿参战，于是让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丘吉尔谴责这一政策是 “彻底而不可饶恕的失败”。战后西方领导人对自己被视为另一个张伯伦的恐惧，与重现丘吉尔辉煌的希望一样强烈。
　　虽然英国被这种虚妄的荣耀拖得濒临破产，其最辉煌时刻的记忆却仍挥之不去，这种心态对国家的命运更具破坏性。回到现实中，孤立主义风靡的美国以及日益与欧洲隔绝的英国，它们最辉煌的时刻最终成了其未来灾难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