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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征途中党内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为激烈的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第二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不仅直接涉及到如何摆脱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对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初步解决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述十分必要。
[关键词] 红军长征 党内矛盾 军事路线
一、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由来
长征途中，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当时党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在制定和执行军事路线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产生了两次激烈的军事路线矛盾和斗争。
1.第一次军事路线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的争论上：
一是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1]p5，毛泽东等人认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2]p31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了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①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2]p31其结果导致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等人因军事指挥接连失利又变得畏首畏尾起来，加上负重前行，“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地进行攻击战，即使口头上常说主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当时有人指出：“在华夫（指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战斗，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3]p15撤退。
二是长征组织准备问题。长征准备时期，博古等人认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4]p89因此，“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5]p56。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做好军事保密工作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8万多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需要统一的军事组织和人员准备，过分地强调“军事保密”易造成军事行动的盲目性，显然不利于党和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
三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问题。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计划是促使中央红军到湘西根据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这个战略意图早已被蒋介石集团识破，并在中央红军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2]。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等人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多红军硬往几十万强敌的虎口里送。
2.第二次军事路线斗争
1935年6月至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又称南下军事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次斗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四川小金）会师后，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提出了为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红一、红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战略方针，指明了两军会师后的前进方向和战略目标。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却极力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在《干部必读》第127期上发表的《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中着重提出了红四方面军进驻“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民族语言不通”的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即所谓的“川甘康计划”和“西进计划”。[6]p119
二是建立根据地问题。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消除党内分歧，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继续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目前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详细的报告：川陕甘地区道路宽敞，不易被敌人封锁，利于红军的反攻；群众基础好，人口众多，是汉族人口集中居住区域，便于红军的扩大；川陕甘地区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具有长远的发展前途。[7]p144会后，中央领导人还指出：“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意义。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8]实际上否定了张国焘关于向青、新、川等地的退却路线。但张国焘却阳奉阴违，拒不北上，仍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定红军北上抗日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北上的战略方针，批驳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强调了红一、红四方面军需要加强团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张国焘不仅寻找借口拒绝北上，而且致电党中央，劝其放弃北上计划，实现其“南下计划”；当其无理要求遭到否决后，他又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进军时间，致使党中央打破敌人“围剿”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落空。
三是进军路线问题。9月初，红军右路军积极响应中央路线，迅速到达班佑、巴西，克服草地沼泽的困难，成功到达包座②地区，并站稳了脚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适时提出了“集中主力向东北之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9]p55的主张，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去电张国焘，及时地汇报了右路军的情况，并建议“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其并进，以免力分”[10]p920-921。但是，张国焘仍借口水深不能渡河和草地不易通过，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反而提出回击松潘的荒谬计划，以对抗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 在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先行北上的消息后，张国焘给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10]935-936他企图将导致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责任归咎于党中央领导人身上，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军事路线错误。
二、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初步解决
1.博古军事路线错误的初步解决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长征准备时期，党内许多领导人已多次指出博古、李德军事路线错误，并尝试去纠正，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1934年5月在广昌战役总结会议时，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战略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还与博古同志发生了言语冲突。在长征出发前一天，张闻天还同毛泽东交流了自己的想法，表达了自己对现任领导的不满。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同被安排在中央纵队。三人多次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中央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向张闻天、王稼祥详细解释了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提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6]p119。毛泽东的话给王稼祥、张闻天以很大启发。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日记中曾说道：“我很快地接受了他（指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1]p233-234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在从湘南宜章到湘江一带广大无堡垒地区，向敌人进行一次反击，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张闻天、王稼祥支持这一建议，李德、博古则拒绝了这一建议”[11]p234。
毛泽东的建议被否决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强行突破国民党湘江封锁线（第四道封锁线），结果导致部队由出发时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此时部队到达湖南通道地区，“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中央在通道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适时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来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并提出“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6]p454张闻天、王稼祥支持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李德依然反对，中央其他同志特别是周恩来也选择了支持毛泽东，这样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成功地实现了通道转兵，随后红军占领黎平。
随后，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12]p474黎平会议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否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路线，是毛泽东等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又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12]p474。针对当时军事顾问李德无视军委集体领导的状况，会议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p21从此，李德实际上被剥夺了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在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重要一步。
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初步解决则是在遵义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当时会议参加者陈云在日记中写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以上内容表明，遵义会议不但彻底审查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还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从而，为从实质上解决博古、李德长期推行的“左”的军事路线错误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采取四渡赤水，打乱敌人的“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2.张国焘军事路线错误的初步解决
1935年6月至9月，中央政治局曾召开多次重要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张国焘在会上虽表示同意中央的决议，但在会后却仍固执己见，坚持执行自己的南下方针。中央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对张国焘进行劝说，并细致地分析了南下的利害关系，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环境恶劣；且身处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人数得不到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筑好，无法突破。
经过3个月的说服、劝说、会议决议等工作，张国焘仍不执行中央决议。为了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中央单独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揭露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境内的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彭德怀、邓发、李富春等先后发言表示赞同和支持，张闻天也发言说：“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9]。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战略决策，严厉地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坚决同这样的行为作斗争。
接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决定》首先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建立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西南部的边陲地区退却的方针”[13]p233。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全体同志牢牢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13]p233为了继续挽救张国焘，给他改正过错留有余地和机会，《决定》中仍然称他为“同志”，并规定此文件只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张国焘军事路线错误问题。 三、两次军事路线斗争初步解决的意义
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初步解决两次军事路线斗争（即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右倾分裂主义军事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计划，确保了长征的最后胜利。长征途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其消灭。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虽受到很大损失，但还是冲破敌人一次次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甘地区，实现了革命力量在西北的大汇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7]p127
二是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年的斗争中……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14]p513在长征途中，红军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下降到两万余人。但这两万余人，都是经过革命实践千锤百炼出来的好同志，不但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迅速成长为党和红军的骨干。这说明通过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党中央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得到了一次次历炼。
三是开辟了全国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和人民一起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陕甘地区不仅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而且还成为中共指挥全国革命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迅速到来。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二者的意义都在于“推动抗日战争”。
在充分肯定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初步解决两次军事路线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还应指出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分清党内矛盾的性质是初步解决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众所周知，长征途中出现的两次军事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当时党内矛盾和斗争的集中反映。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5]p306以上言论充分说明党内矛盾和斗争是长期存在的，集中表现为党内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是当时党内思想原则分歧与对立的重要表现，因此，分清当时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是初步解决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
二是党内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对于长征途中出现的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采取了个别谈话、召开会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加以处理，并且一再强调：对待党内矛盾，要“严禁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坚决反对和防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16]p785。以上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虽然是延安整风中系统总结出来的，但这些好的做法却在长征途中解决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中得到了初步实践。
三是采取果断措施有助于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集体领导。遵义会议以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党内组织分工、军事战略调整、长征转移准备等方面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将红军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人掌管；以“军事保密”为由将长征转移的时间、路线、人员等准备情况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在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湘江四道封锁线后，不顾蒋介石设置的军事陷阱，强力实行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对于这种严重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召开遵义会议，重点解决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样，对于张国焘采取各种错误做法干扰、违反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行为，党中央召开毛尔盖、俄界等会议，实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布置，也是十分正确、非常及时的。因此，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两次军事路线斗争采取果断措施，有助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集体领导。○
注释：
①短促突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②包座位于四川北部，是红军入甘的通道之一，占领松潘计划落空后，红军改变作战方针，决定从包座出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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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遵义会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4]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我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的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见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5]刘伯承回忆录.见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遵义会议资料选编[G].贵阳，1985.
[6]1982年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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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3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1]张培森.张闻天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2]中国现代史学会编.长征档案（第2卷）[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13]徐占全.解读长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4]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彭月才
[关键词] 红军长征 党内矛盾 军事路线
一、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由来
长征途中，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当时党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在制定和执行军事路线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产生了两次激烈的军事路线矛盾和斗争。
1.第一次军事路线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之间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的争论上：
一是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1]p5，毛泽东等人认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2]p31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了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①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2]p31其结果导致红军被迫长征，博古、李德等人因军事指挥接连失利又变得畏首畏尾起来，加上负重前行，“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地进行攻击战，即使口头上常说主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当时有人指出：“在华夫（指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战斗，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3]p15撤退。
二是长征组织准备问题。长征准备时期，博古等人认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4]p89因此，“这次战略大转移，只是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对于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部队指战员来说，确实是没有准备的”[5]p56。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做好军事保密工作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8万多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需要统一的军事组织和人员准备，过分地强调“军事保密”易造成军事行动的盲目性，显然不利于党和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
三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问题。长征初期，博古、李德等人的战略计划是促使中央红军到湘西根据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这个战略意图早已被蒋介石集团识破，并在中央红军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2]。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等人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多红军硬往几十万强敌的虎口里送。
2.第二次军事路线斗争
1935年6月至9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与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又称南下军事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次斗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四川小金）会师后，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提出了为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红一、红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战略方针，指明了两军会师后的前进方向和战略目标。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却极力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在《干部必读》第127期上发表的《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中着重提出了红四方面军进驻“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民族语言不通”的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即所谓的“川甘康计划”和“西进计划”。[6]p119
二是建立根据地问题。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消除党内分歧，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继续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就目前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详细的报告：川陕甘地区道路宽敞，不易被敌人封锁，利于红军的反攻；群众基础好，人口众多，是汉族人口集中居住区域，便于红军的扩大；川陕甘地区物产丰富，便于解决红军给养问题，具有长远的发展前途。[7]p144会后，中央领导人还指出：“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意义。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8]实际上否定了张国焘关于向青、新、川等地的退却路线。但张国焘却阳奉阴违，拒不北上，仍按自己的原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定红军北上抗日方针，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了两河口会议北上的战略方针，批驳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强调了红一、红四方面军需要加强团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但张国焘不仅寻找借口拒绝北上，而且致电党中央，劝其放弃北上计划，实现其“南下计划”；当其无理要求遭到否决后，他又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进军时间，致使党中央打破敌人“围剿”计划，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落空。
三是进军路线问题。9月初，红军右路军积极响应中央路线，迅速到达班佑、巴西，克服草地沼泽的困难，成功到达包座②地区，并站稳了脚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适时提出了“集中主力向东北之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9]p55的主张，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去电张国焘，及时地汇报了右路军的情况，并建议“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其并进，以免力分”[10]p920-921。但是，张国焘仍借口水深不能渡河和草地不易通过，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反而提出回击松潘的荒谬计划，以对抗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 在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先行北上的消息后，张国焘给中央发去一封电报说：“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10]935-936他企图将导致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责任归咎于党中央领导人身上，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军事路线错误。
二、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初步解决
1.博古军事路线错误的初步解决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和长征准备时期，党内许多领导人已多次指出博古、李德军事路线错误，并尝试去纠正，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1934年5月在广昌战役总结会议时，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战略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还与博古同志发生了言语冲突。在长征出发前一天，张闻天还同毛泽东交流了自己的想法，表达了自己对现任领导的不满。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同被安排在中央纵队。三人多次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中央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向张闻天、王稼祥详细解释了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提出“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6]p119。毛泽东的话给王稼祥、张闻天以很大启发。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日记中曾说道：“我很快地接受了他（指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11]p233-234当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在从湘南宜章到湘江一带广大无堡垒地区，向敌人进行一次反击，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张闻天、王稼祥支持这一建议，李德、博古则拒绝了这一建议”[11]p234。
毛泽东的建议被否决后，中央红军不得不强行突破国民党湘江封锁线（第四道封锁线），结果导致部队由出发时8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此时部队到达湖南通道地区，“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中央在通道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适时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来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并提出“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6]p454张闻天、王稼祥支持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李德依然反对，中央其他同志特别是周恩来也选择了支持毛泽东，这样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成功地实现了通道转兵，随后红军占领黎平。
随后，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12]p474黎平会议以会议决议的形式否决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路线，是毛泽东等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又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12]p474。针对当时军事顾问李德无视军委集体领导的状况，会议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p21从此，李德实际上被剥夺了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在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重要一步。
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初步解决则是在遵义会议上，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当时会议参加者陈云在日记中写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以上内容表明，遵义会议不但彻底审查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还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从而，为从实质上解决博古、李德长期推行的“左”的军事路线错误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采取四渡赤水，打乱敌人的“追剿”计划，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2.张国焘军事路线错误的初步解决
1935年6月至9月，中央政治局曾召开多次重要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张国焘在会上虽表示同意中央的决议，但在会后却仍固执己见，坚持执行自己的南下方针。中央领导人在多种场合对张国焘进行劝说，并细致地分析了南下的利害关系，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环境恶劣；且身处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军人数得不到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筑好，无法突破。
经过3个月的说服、劝说、会议决议等工作，张国焘仍不执行中央决议。为了及时向红军广大指战员解释中央单独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揭露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境内的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人。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彭德怀、邓发、李富春等先后发言表示赞同和支持，张闻天也发言说：“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9]。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战略决策，严厉地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径，坚决同这样的行为作斗争。
接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决定》首先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建立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西南部的边陲地区退却的方针”[13]p233。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全体同志牢牢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13]p233为了继续挽救张国焘，给他改正过错留有余地和机会，《决定》中仍然称他为“同志”，并规定此文件只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张国焘军事路线错误问题。 三、两次军事路线斗争初步解决的意义
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初步解决两次军事路线斗争（即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右倾分裂主义军事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是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计划，确保了长征的最后胜利。长征途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将其消灭。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虽受到很大损失，但还是冲破敌人一次次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甘地区，实现了革命力量在西北的大汇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17]p127
二是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年的斗争中……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14]p513在长征途中，红军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下降到两万余人。但这两万余人，都是经过革命实践千锤百炼出来的好同志，不但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迅速成长为党和红军的骨干。这说明通过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党中央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得到了一次次历炼。
三是开辟了全国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和人民一起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陕甘地区不仅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而且还成为中共指挥全国革命的中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迅速到来。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二者的意义都在于“推动抗日战争”。
在充分肯定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初步解决两次军事路线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还应指出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分清党内矛盾的性质是初步解决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众所周知，长征途中出现的两次军事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当时党内矛盾和斗争的集中反映。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5]p306以上言论充分说明党内矛盾和斗争是长期存在的，集中表现为党内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是当时党内思想原则分歧与对立的重要表现，因此，分清当时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性质是初步解决长征途中两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
二是党内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对于长征途中出现的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采取了个别谈话、召开会议、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加以处理，并且一再强调：对待党内矛盾，要“严禁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坚决反对和防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16]p785。以上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虽然是延安整风中系统总结出来的，但这些好的做法却在长征途中解决两次军事路线斗争中得到了初步实践。
三是采取果断措施有助于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集体领导。遵义会议以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党内组织分工、军事战略调整、长征转移准备等方面犯了许多错误。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将红军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人掌管；以“军事保密”为由将长征转移的时间、路线、人员等准备情况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在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湘江四道封锁线后，不顾蒋介石设置的军事陷阱，强力实行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对于这种严重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行为，召开遵义会议，重点解决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分工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样，对于张国焘采取各种错误做法干扰、违反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行为，党中央召开毛尔盖、俄界等会议，实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布置，也是十分正确、非常及时的。因此，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两次军事路线斗争采取果断措施，有助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集体领导。○
注释：
①短促突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②包座位于四川北部，是红军入甘的通道之一，占领松潘计划落空后，红军改变作战方针，决定从包座出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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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我们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的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见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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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