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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美国主导TPP谈判之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正稳步推进。然而TPP的推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原本以东盟作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挑战，使东亚地区产生了离心倾向，东亚经济一体化遭遇停滞。
【关键词】TPP；东亚；经济一体化；停滞
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TPP轨道”打破亚太地区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迫使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盟轨道”是东亚地区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TPP轨道”的出现，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双轨竞争的局面，加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
一、TPP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化的浪潮中，基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情况和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的考虑，东亚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抱团”的方式集体行动，以此掌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才能确保自身的话语权、维护经济利益，因而在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后，推出了“东盟轨道”的合作形式。东盟虽然在形式上居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轴心地位，但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中国成为了“东盟轨道”实质上的领导核心。
早在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美国就一直在试图将东亚地区纳入亚太合作的框架中，以此来淡化东亚区域概念，这一行为本质上是担心中国成为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的核心领导国。TPP给美国提供了插手东亚区域经济事务的直接跳板，也给原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这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前，长期以来中国所依仗的各项成本优势正在渐渐消失，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正在逐步重构，通过低工资水平带来的福利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资的“低工资战略”已然难以继续奏效。美国推行一系列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工业化”与“出口倍增计划”，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经济增速放缓。与此同时，TPP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有5个东亚国家加入TPP，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加入TPP，TPP成员的地理分布结构将会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造成重大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进一步提升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地位，加深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联系，实现产业升级和部门升级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将会受到负面影响，中国也会继续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只为“中国制造”，无为“中国创造”的不利格局中。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机制已达到较高制度化水平，这为双方的经贸联系带来了很高的依赖性。然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与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TPP将会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这将大大削弱该东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强大挑战。
二、TPP诱发东亚国家的离心倾向
在美国主导TPP谈判之前，以东盟“10+3”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TPP的出现，使得东盟内部对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在当前签署TPP协议的12国中，东南亚国家占据4席，分别是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这四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在东盟内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TPP的推出在经济上给了东南亚国家更多的选择，也使其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
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实现FTAAP作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载体”作为APEC发展的主要目标正式提出，并通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途径》文件，列出了“10+3”、“10+6”和TPP这三条可能的路径。在之后的2011年檀香山峰会上，东道主美国将亚太一体化的关注重点放到了TPP所主张的“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上，从而弱化了FTAAP的发展势头。然而，在俄罗斯主持的2012年APEC峰会上，FTAAP再次受到APEC成员国关注，领导人声明指出“FTAAP是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工具”，并认为“本地区多个自由贸易安排可以成为实现FTAAP的途径”。2013年，APEC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发表声明，重申对“实现FTAAP的承诺”。2014年，APEC北京峰会在中国的倡议下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并决定启动FTAAP进程。至此，把建立FTAAP作为APEC的目标从成员们的共识开始正式走向实践。
目前TPP协议已经签署，参与的12国全部都是APEC成员，这可以看作是通往FTAAP的“太平洋轨道”，这一轨道的领导者是美国。于2012年启动的RCEP谈判参与国数量为16个，其成员不仅仅是太平洋国家，还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主导者是东盟，因而可以看作是通往FTAAP的“东盟轨道”。正是因为这两条轨道的出现，导致了东南亚国家内部意见的分歧。
根据这两条轨道，可以将东南亚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本身是APEC成员，同时既是TPP成员又参加RCEP谈判的国家，此类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第二类，本身是APEC成员，但是只参与RCEP谈判，这类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第三类，本身不是APEC成员，也未参与RCEP谈判，这类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这三类国家对TPP和RCEP的态度是有一定差异的，第一类的4个国家因为是TPP成员，因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的选择上更倾向TPP，更希望由美国主导亚太区域经济；第二类的国家因为未加入TPP而没有享受到其政策优惠，因而对RCEP的期待更大，不过菲律宾因为政治因素在感情上更倾向于美国；第三类国家虽然没有参加这几类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之中，但是因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十分紧密，所以对TPP持排斥的态度，更多地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平台发展对外贸易。从上述情况可见，TPP使东盟内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在对待中美两国的态度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诱发了东南亚国家的离心倾向。 三、TPP延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简称中日韩FTA）的设想最早于2002年提出，在之后的约7年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行了民间联合研究，认为该FTA是积极可行的。中日韩FTA谈判启动于2012年11月20日，至今已进行了七轮会谈。原本计划于2014年结束的谈判，因为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其中TPP的冲击就占了很大一部分。中日韩FTA的设想提出远远早于TPP的推出，但是谈判正式启动时间与美国主导TPP谈判不断扩大的时间是重合的，而且日本都是两大谈判的重要成员国，这就使得二者构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在TPP和中日韩FTA谈判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积极倡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
目前TPP谈判已经结束，参会谈判的12国已经签署TPP协议，而中日韩FTA仍处于谈判之中，而且困难重重。根据GTAP模型的模拟，在TPP成立后，由于日本可以更加便利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TPP成员国进行自由贸易，因此福利水平大幅度增加。与此相反，TPP的建成将会给中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福利总额将会大大下降，而相比之下韩国的福利水平变化不大。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TPP建成后，美、日等国对中国的需求可能转向TP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韩国由于已经与TPP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受TPP的影响有限。由此可以看出，TPP的成立对于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会产生较大影响，导致中日之间的依赖性降低，日本推动中日韩FTA的积极性受挫。
中日之间经贸关系虽然十分紧密，但是两国的贸易摩擦仍时有发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年降低，导致日本对中日之间缔结FTA积极性偏低，对完成中日韩FTA谈判的动力不足。
中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摩擦点主要集中于农产品贸易领域。伴随两国的经济发展，中日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保护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主要分歧点在于农产品的保护对象与程度。中日两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因此两国制定的农产品进出口的质量标准也有较大差异。在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手段方面，日本通常会以产品卫生标准作为主要方式。同时，近年来日本国内的产业的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的矛盾也给两国贸易带来摩擦。日本是发达工业国家，生产技术先进，严格限制拥有核心技术产业的转移是日本政府保护制造业的核心政策。实际上，在日本的农业、纺织业等行业的市场竞争力由于高昂的用人成本已然不具竞争优势，无法与中国企业进行竞争。转移到中国的大都是这些正在迅速衰落的夕阳产业，因而给中国带来的技术红利几乎可以忽略。近年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模式，逐渐由产业间贸易向成产业内贸易过渡，这是两国贸易摩擦出现的另一诱因。除此之外，日本因向海外大规模转移制造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这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造成了很大困难，对国内调整产业结构也造成了一定阻碍，直接间接都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自2012年起，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减少。2012年时，日本对华投资额约73亿美元，至2014年已降至约42亿，2015年再度降低至32亿美元，平均年下降率都在20%以上。这在事实上降低了中日之间的外贸依存度，使得日本对于缔结中日FTA的动力欠缺，更加无心在中日韩FTA上加大筹码。
由于TPP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日本将很快在TPP框架下获得收益，对中韩的贸易和投资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虽然中韩自由贸易区在2015年6月正式成立，但这离中日韩三国的FTA仍有很大差距。日本在决定加入TPP谈判之时，实质上已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紧跟美国步伐，与美国共同建立新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而非与中国携手成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由此可见，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其中一个核心环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因为TPP的冲击而受到延缓甚至停滞，这对东亚地区原本以“10+3”为基础的一体化进程无疑是重大打击。
参考文献：
[1]李玉珍，孔慧珍.中日经贸关系探析[J].社会科学论坛，2007（5）：127.
[2]李杨，黄宁.东盟四国加入TPP的动因及中国的策略选择[J].当代亚太，2013（1）：101-124.
[3]贺平，沈陈.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J].国际问题研究，2013（3）：44-57.
[4]刘朋春，辛欢，陈成.TPP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及建设路径的影响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11）：96-108.[5]刘均胜.TPP和RCEP双轨竞争自由化下CAFTA的建设[J].国际经济合作，2015（12）：17-25.
[6]张季风.中日经贸关系70年回顾与思考[J].现代日本经济，2015（6）：1-12.
[7]陆建人，孙玉红.东盟的亚太一体化战略评析[J].东南亚研究，2016（1）：38-55.
[8]邹国勇，吴琳玲.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挑战与应对[J].吉首大学学报，2016（3）：53-61.
作者简介：
李京桁（1992—），男，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关键词】TPP；东亚；经济一体化；停滞
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TPP轨道”打破亚太地区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迫使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东盟轨道”是东亚地区原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TPP轨道”的出现，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双轨竞争的局面，加剧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区域生产网络重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
一、TPP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化的浪潮中，基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发展情况和政治经济形势等因素的考虑，东亚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抱团”的方式集体行动，以此掌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才能确保自身的话语权、维护经济利益，因而在经过一系列的磋商后，推出了“东盟轨道”的合作形式。东盟虽然在形式上居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轴心地位，但由于中国在东亚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中国成为了“东盟轨道”实质上的领导核心。
早在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前，美国就一直在试图将东亚地区纳入亚太合作的框架中，以此来淡化东亚区域概念，这一行为本质上是担心中国成为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区域的核心领导国。TPP给美国提供了插手东亚区域经济事务的直接跳板，也给原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这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前，长期以来中国所依仗的各项成本优势正在渐渐消失，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正在逐步重构，通过低工资水平带来的福利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资的“低工资战略”已然难以继续奏效。美国推行一系列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工业化”与“出口倍增计划”，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矛盾重重，经济增速放缓。与此同时，TPP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有5个东亚国家加入TPP，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加入TPP，TPP成员的地理分布结构将会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造成重大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进一步提升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地位，加深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内部联系，实现产业升级和部门升级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将会受到负面影响，中国也会继续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只为“中国制造”，无为“中国创造”的不利格局中。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机制已达到较高制度化水平，这为双方的经贸联系带来了很高的依赖性。然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与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对称。TPP将会给东南亚地区带来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这将大大削弱该东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强大挑战。
二、TPP诱发东亚国家的离心倾向
在美国主导TPP谈判之前，以东盟“10+3”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TPP的出现，使得东盟内部对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在当前签署TPP协议的12国中，东南亚国家占据4席，分别是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这四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在东盟内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TPP的推出在经济上给了东南亚国家更多的选择，也使其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倾向。
在2010年的APEC横滨峰会上，“实现FTAAP作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载体”作为APEC发展的主要目标正式提出，并通过《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途径》文件，列出了“10+3”、“10+6”和TPP这三条可能的路径。在之后的2011年檀香山峰会上，东道主美国将亚太一体化的关注重点放到了TPP所主张的“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上，从而弱化了FTAAP的发展势头。然而，在俄罗斯主持的2012年APEC峰会上，FTAAP再次受到APEC成员国关注，领导人声明指出“FTAAP是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工具”，并认为“本地区多个自由贸易安排可以成为实现FTAAP的途径”。2013年，APEC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发表声明，重申对“实现FTAAP的承诺”。2014年，APEC北京峰会在中国的倡议下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并决定启动FTAAP进程。至此，把建立FTAAP作为APEC的目标从成员们的共识开始正式走向实践。
目前TPP协议已经签署，参与的12国全部都是APEC成员，这可以看作是通往FTAAP的“太平洋轨道”，这一轨道的领导者是美国。于2012年启动的RCEP谈判参与国数量为16个，其成员不仅仅是太平洋国家，还包括印度等南亚国家，主导者是东盟，因而可以看作是通往FTAAP的“东盟轨道”。正是因为这两条轨道的出现，导致了东南亚国家内部意见的分歧。
根据这两条轨道，可以将东南亚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本身是APEC成员，同时既是TPP成员又参加RCEP谈判的国家，此类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第二类，本身是APEC成员，但是只参与RCEP谈判，这类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第三类，本身不是APEC成员，也未参与RCEP谈判，这类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这三类国家对TPP和RCEP的态度是有一定差异的，第一类的4个国家因为是TPP成员，因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的选择上更倾向TPP，更希望由美国主导亚太区域经济；第二类的国家因为未加入TPP而没有享受到其政策优惠，因而对RCEP的期待更大，不过菲律宾因为政治因素在感情上更倾向于美国；第三类国家虽然没有参加这几类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之中，但是因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十分紧密，所以对TPP持排斥的态度，更多地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平台发展对外贸易。从上述情况可见，TPP使东盟内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的选择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在对待中美两国的态度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歧，诱发了东南亚国家的离心倾向。 三、TPP延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简称中日韩FTA）的设想最早于2002年提出，在之后的约7年时间里，中日韩三国研究机构对建立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行了民间联合研究，认为该FTA是积极可行的。中日韩FTA谈判启动于2012年11月20日，至今已进行了七轮会谈。原本计划于2014年结束的谈判，因为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其中TPP的冲击就占了很大一部分。中日韩FTA的设想提出远远早于TPP的推出，但是谈判正式启动时间与美国主导TPP谈判不断扩大的时间是重合的，而且日本都是两大谈判的重要成员国，这就使得二者构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在TPP和中日韩FTA谈判的背后，实质上是中国积极倡导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
目前TPP谈判已经结束，参会谈判的12国已经签署TPP协议，而中日韩FTA仍处于谈判之中，而且困难重重。根据GTAP模型的模拟，在TPP成立后，由于日本可以更加便利地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TPP成员国进行自由贸易，因此福利水平大幅度增加。与此相反，TPP的建成将会给中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福利总额将会大大下降，而相比之下韩国的福利水平变化不大。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TPP建成后，美、日等国对中国的需求可能转向TP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韩国由于已经与TPP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受TPP的影响有限。由此可以看出，TPP的成立对于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会产生较大影响，导致中日之间的依赖性降低，日本推动中日韩FTA的积极性受挫。
中日之间经贸关系虽然十分紧密，但是两国的贸易摩擦仍时有发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在逐年降低，导致日本对中日之间缔结FTA积极性偏低，对完成中日韩FTA谈判的动力不足。
中日贸易摩擦由来已久，摩擦点主要集中于农产品贸易领域。伴随两国的经济发展，中日两国在农产品贸易保护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主要分歧点在于农产品的保护对象与程度。中日两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因此两国制定的农产品进出口的质量标准也有较大差异。在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手段方面，日本通常会以产品卫生标准作为主要方式。同时，近年来日本国内的产业的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的矛盾也给两国贸易带来摩擦。日本是发达工业国家，生产技术先进，严格限制拥有核心技术产业的转移是日本政府保护制造业的核心政策。实际上，在日本的农业、纺织业等行业的市场竞争力由于高昂的用人成本已然不具竞争优势，无法与中国企业进行竞争。转移到中国的大都是这些正在迅速衰落的夕阳产业，因而给中国带来的技术红利几乎可以忽略。近年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模式，逐渐由产业间贸易向成产业内贸易过渡，这是两国贸易摩擦出现的另一诱因。除此之外，日本因向海外大规模转移制造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这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造成了很大困难，对国内调整产业结构也造成了一定阻碍，直接间接都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自2012年起，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减少。2012年时，日本对华投资额约73亿美元，至2014年已降至约42亿，2015年再度降低至32亿美元，平均年下降率都在20%以上。这在事实上降低了中日之间的外贸依存度，使得日本对于缔结中日FTA的动力欠缺，更加无心在中日韩FTA上加大筹码。
由于TPP谈判已于2015年10月完成，日本将很快在TPP框架下获得收益，对中韩的贸易和投资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虽然中韩自由贸易区在2015年6月正式成立，但这离中日韩三国的FTA仍有很大差距。日本在决定加入TPP谈判之时，实质上已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紧跟美国步伐，与美国共同建立新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而非与中国携手成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由此可见，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其中一个核心环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因为TPP的冲击而受到延缓甚至停滞，这对东亚地区原本以“10+3”为基础的一体化进程无疑是重大打击。
参考文献：
[1]李玉珍，孔慧珍.中日经贸关系探析[J].社会科学论坛，2007（5）：127.
[2]李杨，黄宁.东盟四国加入TPP的动因及中国的策略选择[J].当代亚太，2013（1）：101-124.
[3]贺平，沈陈.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J].国际问题研究，2013（3）：44-57.
[4]刘朋春，辛欢，陈成.TPP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及建设路径的影响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11）：96-108.[5]刘均胜.TPP和RCEP双轨竞争自由化下CAFTA的建设[J].国际经济合作，2015（12）：17-25.
[6]张季风.中日经贸关系70年回顾与思考[J].现代日本经济，2015（6）：1-12.
[7]陆建人，孙玉红.东盟的亚太一体化战略评析[J].东南亚研究，2016（1）：38-55.
[8]邹国勇，吴琳玲.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挑战与应对[J].吉首大学学报，2016（3）：53-61.
作者简介：
李京桁（1992—），男，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单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