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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址的变迁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北京台湾会馆重张典礼盛大举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梁国扬,专程来京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夫人连方瑀等台湾客人,一起出席揭牌仪式。
台湾会馆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位于繁华的前门地区,紧邻“刘老根大舞台”。这是大陆各地仅存的一处以台湾命名、为台湾同胞所建的老会馆。台湾史学家王晓波曾指出“北京台湾会馆是台湾人民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历史见证”。
“会馆”是北京的重要文化现象。据考证,兴建会馆盛于明清,多由在京同乡会、同籍士绅或归乡官员捐建,主要是因应同乡赴京科举考试及工商活动往来,使其同乡在京有落脚、聚会之处。依《都门纪略》(杨静亭/清)所记,一八四四年,全市的会馆已达二百七十九所,另依《光绪版顺天府志》所记,清代晚期,全市近二百五十条胡同里,建有会馆近四百一十四所,涉及十八个省。台湾府因属福建省辖,长期并未专立会馆,台湾同胞来京多居祖籍地的闽粤各地会馆,如福州会馆、泉郡会馆、晋江会馆、汀州会馆、蕉岭会馆等。
真正意义上的在京台湾会馆,始于一八八五年台湾建省后。一八九三年,在福建同乡会的帮助下,台湾同胞、进士施士洁在前门外后铁厂巷兴建“全台会馆”。初始之一切规章制度、钱税、房租等委托福建会馆代管。
依《北京的会馆》(胡春焕、白鹤群著/一九九四)一书所述,全台会馆位于现前门西河沿一带,是明清会馆聚集地,仅南北走向、一条不长的后铁厂胡同,北有全台会馆、南有叙州会馆。据说,在全台会馆逗留过的台湾名士有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领衔上书都察院反对割台的叶题雁,有组织义军抗倭守土的丘逢甲,等等。
一八九六年,“全台新馆”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建起,后人通称“台湾会馆”,这就是此次修缮重张的北京台湾会馆。为何建设新馆?有说法是因地势偏僻而卖旧置新,但史料显示新馆建后旧馆依存。只是不论老馆还是新馆,伴随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辛亥革命风云的到来、卢沟桥事变后的沦陷,与京城其他众多会馆一样,渐成民居或租与商号,功能不再,被人遗忘。
群雕像的由来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时适逢科举会试考完、学子等待发榜,云集京城的各省应考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反对丧权辱国、割让台湾,其中就有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举人汪春源、举人罗秀蕙、举人黄宗鼎等五位台湾同胞率先向都察院呈文,发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心声。如今,根据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台湾五人上书”史实创作而成的《台湾五人上书》群雕像,安放在台湾会馆北墙外的东拐角处、台湾文化商业街东口。
北京市台联特邀的雕塑家凭借精湛的技艺,生动地刻画出了在京台湾省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和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坚决反对割台的愤慨和勇气。这历史感十分强烈的群雕像落成后就引来路人驻足观看,从中进一步了解到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传统和事迹。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北京台湾会馆重张典礼盛大举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梁国扬,专程来京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夫人连方瑀等台湾客人,一起出席揭牌仪式。
台湾会馆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位于繁华的前门地区,紧邻“刘老根大舞台”。这是大陆各地仅存的一处以台湾命名、为台湾同胞所建的老会馆。台湾史学家王晓波曾指出“北京台湾会馆是台湾人民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历史见证”。
“会馆”是北京的重要文化现象。据考证,兴建会馆盛于明清,多由在京同乡会、同籍士绅或归乡官员捐建,主要是因应同乡赴京科举考试及工商活动往来,使其同乡在京有落脚、聚会之处。依《都门纪略》(杨静亭/清)所记,一八四四年,全市的会馆已达二百七十九所,另依《光绪版顺天府志》所记,清代晚期,全市近二百五十条胡同里,建有会馆近四百一十四所,涉及十八个省。台湾府因属福建省辖,长期并未专立会馆,台湾同胞来京多居祖籍地的闽粤各地会馆,如福州会馆、泉郡会馆、晋江会馆、汀州会馆、蕉岭会馆等。
真正意义上的在京台湾会馆,始于一八八五年台湾建省后。一八九三年,在福建同乡会的帮助下,台湾同胞、进士施士洁在前门外后铁厂巷兴建“全台会馆”。初始之一切规章制度、钱税、房租等委托福建会馆代管。
依《北京的会馆》(胡春焕、白鹤群著/一九九四)一书所述,全台会馆位于现前门西河沿一带,是明清会馆聚集地,仅南北走向、一条不长的后铁厂胡同,北有全台会馆、南有叙州会馆。据说,在全台会馆逗留过的台湾名士有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领衔上书都察院反对割台的叶题雁,有组织义军抗倭守土的丘逢甲,等等。
一八九六年,“全台新馆”在前门外大蒋家胡同建起,后人通称“台湾会馆”,这就是此次修缮重张的北京台湾会馆。为何建设新馆?有说法是因地势偏僻而卖旧置新,但史料显示新馆建后旧馆依存。只是不论老馆还是新馆,伴随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辛亥革命风云的到来、卢沟桥事变后的沦陷,与京城其他众多会馆一样,渐成民居或租与商号,功能不再,被人遗忘。
群雕像的由来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时适逢科举会试考完、学子等待发榜,云集京城的各省应考举人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反对丧权辱国、割让台湾,其中就有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举人汪春源、举人罗秀蕙、举人黄宗鼎等五位台湾同胞率先向都察院呈文,发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心声。如今,根据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台湾五人上书”史实创作而成的《台湾五人上书》群雕像,安放在台湾会馆北墙外的东拐角处、台湾文化商业街东口。
北京市台联特邀的雕塑家凭借精湛的技艺,生动地刻画出了在京台湾省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和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坚决反对割台的愤慨和勇气。这历史感十分强烈的群雕像落成后就引来路人驻足观看,从中进一步了解到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的传统和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