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宋江是郓城县衙里的一名押司,用书里的话说,是一个“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小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江湖上却成了一尊无数好汉见到立刻纳头便拜的神。书里说宋江之所以能让好汉们膜拜,就因为他是“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及时雨”。对于这尊啥时降雨、啥时不降雨,又能将雨降得恰到好处的神,人们已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诸多剖析,而我关注的是宋江何以成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神。
　　首先来看这尊神产生的背景。故事发生在宋朝,宋朝重文轻武,对那些无法流向官衙的底层民众来讲,只能凭借自己那一身力气或技艺来谋生,而靠这些在当时根本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阮小五描述的地方官,认证了卢梭所言“政府与人民的距离越大,贡赋就越沉重”的正确性。政府衙门利用各种手段盘剥敲诈百姓,底层百姓的生活完全被控制,两个阶层的生活如同天地,势若水火。现实的穷困生活导致阮氏兄弟对“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充满了无限憧憬,并迫切想加入梁山。对赏识他们又能引领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他们会为其“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不能说二龙山、桃花山、少华山、芒砀山、对影山、白虎山等十二三个山头之人全为谋饭食而落草,但没有一个是因为在衙门里太滋润而走上这条路的。
　　在财富不断流向权力和武力强者手中、贫困者数目与贫困程度不断增加时,两极分化的最大恶果便是道德底线的决堤及道德评判标准的失衡。金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有钱人也成了令人仰慕的对象。“水浒”之人大都是社会最底层之人,他们贫困生活中的任何一次灾难都是灭顶之灾,此时谁施予他救命之钱,谁就是一尊神,一尊菩萨——在一个生活富裕、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没有什么神仙,更没有什么救世主,人们仰望的神在天上。
　　再来看都有哪些人给这尊神“烧香”。先抛开宋江对阎婆惜、武松、李逵等赤贫阶层速降“及时雨”而名扬江湖,只说都有哪些人给他做江湖广告。梁山排名第十的柴进,见到宋江立刻纳头便拜,我就断定这伙计家里的那块“铁券丹书”肯定不值几个钱——见到一个道听途说的人物就双膝着地,实在有损一个皇族子孙所应有的贵族气概。再来说说以宋江为神的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吴用最高,剩下的要么不识字,要么是以武力风风火火闯天下。书法临摹家“圣手书生”萧让,不过是一个高级文案。整体上讲,这个江湖里没有“会思想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既要承担对事物进行前瞻式思考判断的责任,也必须对事物进行追昔式的探问研判。以宋江为神的人,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人。即使后来在“菊花之会”上有武松和李逵的反对招安,也遭到宋江雷霆大怒:“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出去,斩讫报来。”从此无人敢言。
　　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思考的阶层所产生的膜拜,难免偏见、盲目、愚昧。宋江本人的偏见便是“今皇上至圣至明”,而其他人的偏见是:疏财便是仗义,不敬拜疏财的人就不仗义、不朋友。孟德斯鸠说“知识令人温和,理性令人倾向于人道”,如果这本不是个有知识与理性的地方,我们也会无法从此处找到温和与人道,更无从奢谈理性和智慧。如此说来,膜拜宋江和敬畏流氓的黑社会头子,不过是橘与枳的区别。
　　其实文化的力量比经济的力量还要强大,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群体、一个单位,要真正变强大,背后支撑的都是思想文化的力量。思想文化的缺失,使人盲目地相信,茫然地下跪。二把手卢俊义唯一没有让我失望的地方,就是见到宋江时没有立刻下拜,而是慌忙还宋江的“纳头便拜”之礼。对于那些见到宋江就拜的人,我总为他们轻易下跪而感叹:堂堂汉子怎么可以为一个空洞的称谓而推金山倒玉柱,男儿的膝下不是有黄金,倒是有雨点了。不过细细思来,既不觉奇怪,也不应感叹——我们不也曾对着一个相片虔诚行礼,大跳舞蹈、大声呼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