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早对“时髦”(Fad)现象作研究的乃是美国前代学者鲍加德斯(Emory Bogardus)。他在1915至1924年间，每年找113人问他们当年最时髦的5件事。他的10年研究，方法上并不严格，但结论却极精彩：
　　(一)绝大多数“时髦”事务都是朝生暮死，能撑过3年已经极稀少，那个时代只有“男子腕表”取代了“链表”而留存下来。
　　(二)因此，人们所谓的“新鲜事”，其实是很可疑的。它初起时很能吸引人，造成“羊群效应”，大家都一窝蜂地凑热闹，但因为新得没什么道理，于是很快就冷了下来。
　　鲍加德斯的早期研究，其实已碰触到了今天所谓“创新”这个问题的根本。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可分三个层次：
　　——最高层次乃是“发明”，无论科学、制度或商品，它能针对基本的环节加以突破，这种“发明”自然可长可久。
　　——到了近代，人类更加鼓励“新”和“不同”，于是“发明”的概念遂被俗化成了“创新”。“发明”里的真正原创性不见了，与别人不同的“新”开始成了主流。这也是我每当听到大家夸夸而谈“创新”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原因。
　　——及至到了现在，全球都把“创新”这个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创新”已成了引人注目的花车，不赶搭上就觉得有压力，这种“赶流行压力”(Bandwagon Pressure)，使得搞政治做学问，或者做生意的都要“创新”，在这种时代气氛上，“创新”已被庸俗化，变成了“出点子”“搞花招”。由于这种“新”，都只是在小地方研究，因而“新”虽然多，但多数都只是“符号式的膨胀”(Symbolic inflation)，来得快，去得更快，许多时髦的事，都是“短命的热狂”(short-lived enthuslasnl)!
　　因此，在这个大家都在说“创新”的时代，我们当然也必须“创新”。但在谈“创新”时，却不能忽略了“发明”、“创新”、“出点子”之间的分际：
　　“发明”乃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事业，各行各业的发明家，必须对该行业的过去现在有综观式的理解，当对过去现在有了理解，对未来才可能有愿望及想象，而愿望和想象乃是“发明”的基础与动力。这是“出点子”的人不可能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贯主张、重视“发明教育”，透过研读发明家传记和发明史，让人们懂得发明的逻辑，才可能使人眼光放大放远，免得误把“出点子”当成了“发明”的理由。
　　至于讲“创新”，人们不能忘了前代经济思想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在谈到“创造性毁灭”时所说的“创新”精神之本意，那是一种新财货、新技术、新组织、新模式的创造。他所谓的“创新”，比起“发明”毫不逊色，那是一种更整体性的“发明”，其综合效果可能更大。在我的认知里，中国近年来的整个铁路运输提速计划，就当得起成功“创新”的典范。
　　无论“发明”或“创新”，它都需要某种大聪明。但近年来在“创新…‘创意”之名掩护下的“出点子”，却显然与大聪明无关，它有“新”的外衣，却少了知识的含金量，因而看起来花俏，但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特别是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这种概念高唱入云，世界各国也投入了大量资源，看起来很热闹，各种“创意活动”也大张旗鼓地在举办，许多人并将它与“国家软实力”扯上边。但若把这本账好好算一算，它究竞积淀出什么成果却颇堪忧疑：它是否只是以“文化创意”为名，照顾了某些特殊文化人?花大钱搞很多炫酷的活动，是否只不过等于放了许多昂贵的文化炮竹?这种赶集式的“文化创意”搞多了，除了产生一堆文化创意过动儿，又与国家软实力何干?我们不能忘了，美国奈教授(loseph Nye)在谈软实力时，可是以学术力、思想力、知识力等为基础的!
　　美国德拉瓦大学教授乔·贝斯特(IoelBest)在谈到“创新”时，特别提起1958年的呼拉圈热，呼拉圈只流行了半年就冷了下来，全美卖出2500万个，为人口的1／7，5至11岁的小孩则人人皆有一个，呼拉圈是个“好点子”，至少那家公司赚了钱，但它有贡献吗?其实并没有。但这比起另外许多搞不出名堂的“创意”还算是好的。由此也等于提醒了我们“创新”是应该的，但在做“创新”时，還是要多一点盘算，多一点大聪明，少一点小点子。“创新”时还是要看看有多少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