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是中国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方法，也被视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试点”起到了试验的作用，可以先在局部尝试，然后总结改进，在更大范围实施。这既减少了错误决策的成本，也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共产党一直很重视“试点”方法，并将其写进了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参与并制订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为其中的一条，即第十八条：“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试点”逐渐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推动工作的抓手，寻求工作突破的手段。“试点”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就中央层面而言，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对于“试点”也越来越重视，使用也越来越频繁，“试点”的功能也从单一政策实验转变为综合政策实验，因此“试点”的规模也更大、行政层次更高、并且出现了跨区域化。
　　然而，随着“试点”数量、类型的增加，“试点”资格也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竞争的对象，并由此引发了相当数量的“试点”功能的变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试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功能被争夺政策优惠、资源投入功能取代。“试点”的核心功能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为更大范围的制度政策改革提供经验和成熟做法，因此“试点”通常享受的优惠是宽松的政策待遇、宽容的上级态度、更大的行动空间，目的是在现有的资源和制度条件下调动“试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敢试敢闯。但现在许多职能部门将“试点”作为工作抓手，辅以资金政策优惠，鼓励各地竞争资格，而体制机制改革难度不断提高，就使得“试点”单位更厌恶风险，更重视享受优惠而非改革创新。
　　二是“试点”工作容易成为政绩工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地方党委政府普遍更加重视成为“试点”，因为这意味着更加受上级重视，有更多机会与上级进行联系，积累关系资本。而上级部门也更加重视选好试点，更多是从试点的配合意愿而非试点具备的典型性条件出发来选择试点。如果试点配合，工作就好开展，也更容易出经验、出成绩。这两种力量合起来，很容易使“试点”工作带有更多的功利色彩，局部利益取向，并驱动双方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试点”，不仅使“试点”工作失去了代表性，也容易滋生只想要优惠待遇不愿意“啃硬骨头”的想法。
　　三是“试点”的选择容易受领导个人意志支配。为了推动领导干部联系群众、了解实际，全国上下都采取了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根据领导分工、阶段性重点工作等确定联系点。这些联系点往往也很容易成为“试点”。但是其中的一些联系点并不具备典型性，也缺乏成为进行“试点”的条件，只是由于领导的重视，容易获得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成为“试点”。在很多情况下，“试点”所在地的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会不计成本地加大投入、不顾条件限制地强力推进。领导一旦变化了，就会撒手不管，或者听任“试点”工作自生自灭。
　　社会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国情。各级党委政府只有顺应这些变化，才能延长已经熟悉的工作思路、方法、手段的寿命，并保持活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复杂化，已经不能再用简单而朴素的方法来选择“试点”，必须将其纳入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体制建设之中，这样才能继续发挥“试点”在我们这个超大型国家中的政治实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