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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 被秘密转移至台湾到1994年赴美定居，张学良在台渡过了48载岁月。期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张学良多次迁居。目前，对于张学良在台居住地变迁，专门文章有《张学良台湾幽禁地变更始末》《张学良在台湾的几次神秘迁押》，涉及到的书籍有《张学良幽禁秘史》《张学良去台之后》，文章有《张学良在台湾的幽居岁月》《弹拨少帅幽禁岁月的最后琴弦——访张学良在台湾的北投故居》等多篇。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记载或不全面，或不准确，难以让我们一窥历史之真实面目。笔者通过阅读张氏帅府博物馆馆藏手抄本张学良日记，归纳，整理，对张学良在台期间迁移过程作一简单记述。
一、神秘迁移新竹井上温泉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因倡导全民族抗战而被幽禁的张学良再度成为舆论关注所在。尤其是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全国掀起了释放张学良的舆论热潮。
在此形势之下，张学良得到了刘乙光带来的“移地消息”，他满心以為自由就在眼前。首先他被从贵州迁往重庆，居住一段时间后，“11月2日 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飞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到武昌徐家棚飞机场，加油。”（注：文中引文未经标注者，皆出自馆藏手抄本张学良日记）至此，他“始终不知去向何处”，直到“十二点十五分抵达台北一松山机场，余知是到台湾”。下机后的张学良望着陌生的环境，内心涌起无限悲凉。自幽禁生活开始，蒋介石为他安排的都是闭塞、交通不便之地，所以作为台湾最繁华地的台北也只是稍事停留，“在台北午餐”，“下午二点十五分由台北乘汽车出发，约五点半抵新竹下宿于招待所。”“11月3日 九点许由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乘汽车由新竹出发，约至下午一点抵寓所，此地为日本时代井上温泉乃高山族，《鹿蕃》地。”这样，张学良就在幽闭的井上温泉住了下来。
来到井上温泉不久，台湾就爆发了“二二八事变”。事变之初，远在深山之中的张学良对此并不知情，直到3月1日，“刘乙光告知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张学良对台湾政局有着非常人所具备的政治敏感度：“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些感觉，已见我所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未过几天，这场台湾历史上的大事件便波及到了张学良。3月5日，“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为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当时的台湾情报机构收到密报，中共方面有可能派“突击队”混入人群中，强行将张学良接回大陆。刘乙光接到上峰命令：在阻挡不了的情况下，要将张学良秘密就地处决。
蒙在鼓里的张学良内心疑惑重重，他“请老刘过来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惶，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到是怎么一回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3月7日，“他们又对我鬼鬼崇崇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情况未明，前途未卜，面对这慌乱的局势，张学良竟能安危入睡，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淡定自若。
第二天，刘太太又“托辞借烟”，来探视张学良的状态，而刘乙光依旧“避而不见”。对此，张学良“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我，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以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鉴。 ”
到了3月10日，这场险给张学良带来杀身之祸的风波终于过去，“刘乙光告知关于事变几庄子事情，并交来柯参谋长信一纸，”张学良亦对刘乙光声明了自己的处事态度：“现在处境利害相同，有什么事应该明白告述我。”
二、紧急押往高雄寿山要塞
1949年1月25日，刘乙光再次带给他获释的希望。“下午老刘送来一份二十三日申报，并告知政府已令我及杨虎城自由。”
此次自由可能，源于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国内再次掀起释张风潮。1949年初，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溃败，蒋介石决定下野，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推到前台，试探与中共和谈的可能。
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二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愿以共产党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宣布的各项“促进和平谈判”措施之一即释放政治犯，而其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当年因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
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李宗仁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请其释放张学良，并准备派飞机到台湾迎接张学良到南京。当时的《华商报》《申报》等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两氏之自由一事，李代总统二十四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曾予报告，略以此事于总统离京前业已征得其同意，顷则已至实行时期，故当于即日下令施行。又李代总统二十四日有手令交总统府参军处与国防部及空总，命即于恢复两氏自由后，专机邀同来京，以共商国是，并另电台主席陈诚及渝市长杨森，命即办理张、杨两氏之恢复自由事宜。”（《申报》1949年1月25日）
但蒋介石宣布下野，只是一种处于劣势时惯用的政治手段。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权仍操纵在他的手里。所以，陈诚在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第一时间先请示蒋介石：“溪口总裁蒋：奉李代总统（宗仁）子（1月）敬（二十四日）府秘邨电开：‘兹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兄（学良）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唔。除已电饬空军总部，日内派机来接外，专此电达，希先转致意，请其届时来京，并复为盼。’等因。特电报告。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职陈诚。子有叩。”（《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726-727页。） 陈诚此电既是请求，亦有为张学良求情之意。两天后，陈诚即接到蒋介石的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727页）一纸电文断然拒绝了释张之路。
台湾方面似乎对这个命令反应比较慢，以至于1月31日张学良还在日记中记下：“老刘由麦会计带信一件说，大体已定，只等飞机。”这一次张学良与自由如此接近，但仅一夜之间，情况又起波澜：“2月1日 老刘由台北返回，告说释放又起变化，余等今晚即迁移，但未说去处。”原来，鉴于张学良在新竹的行踪已经暴露，为了安全起见，防止意外，将张学良进行了一次秘密转移：“2月2日 夜三点由井上出发，十一点（因等天气）由新竹乘飞机，十二点十分抵岗山机场，再坐一点钟汽车，抵高雄要塞，住寿山要塞兵舍中。”此时的张学良还被剥夺了看报的权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1日，“老刘晚饭返回（十二日离去）告知他曾去上海，已请示好了，可以看报了，带来报纸多张。”
不明真相的李宗仁仍于2月4日派其亲信程思远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的问题。但已是无力之举。以至于当时的《华商报》评论道：“李宗仁昨晚命令其最亲信的一个顾问（按指程思远）于今天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据悉：台湾主席陈诚不理睬张的释放令。”“今后再有谁来敲他的门，能不能带他一同下山，最后的决定者恐怕还是那位高卧奉化的阴谋家。”
想是张学良已预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释放他，尤其是在这国民党溃败于共产党的时局中，所以我们在其日记中看不到任何情绪的流露，得之获释消息时的不欢不喜，闻听继续关押时的不怒不悲。因迁移匆忙，所以刚到寿山时，张学良只能住于兵舍中，至5月7日，始“搬到在要塞中新修理之楼房居住”。
没过多久，在大陆惨遭溃败的蒋氏父子亦退踞台湾。蒋经国接管权力，任职于国防部，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部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6月1日张学良再次向刘乙光表示，想会一会蒋经国，请刘代为相说。（注：据张学良日记记载，其曾于1937年托刘乙光致意蒋经国，“拟约会一晤，彼言不便辞之”。）18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告知他见过蒋先生和经国，并把大概的情表谈了一谈，又言蒋经国对我意思很好。”同时刘乙光还适时地对蒋经国提到了“E（赵一荻英文名Edith之简写）治牙事”。在蒋经国的同意下，6月24日，“ E开始外出治牙”。
在寿山居住期间，张学良除继续与于凤至及子女通信，还意外地收到了同在台湾亲人的来信：“老刘交来六妹，六姨来信各一件，附台币五百万，香烟两条，怀敏已嫁给翟元堃，住台北市和平路一段太顺街38巷9号。”原来，张怀敏在台北的邻居吴安之，黑龙江人，曾作过东北军营长，抗战时在戴的部下。所以其有便利的条件代为转达这一封家信。
三、重回井上温泉
1950年的1月25日，张学良接到通知，因“空袭原因，仍回井上”。27日张学良一行人即出发离开寿山。中途，他们还“到西子湾，高雄码头，风山，屏东公园，游览一番”。“下午八点洪司令来同车赴高雄火车站，备有包车四辆，挂于九点的班车上，九点由高开车。”28日“中途换吉普车，约早八点抵井上温泉”。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张学良再次回到了井上温泉。
这一时期，宋美龄也已由美赴台。4月30日，在宋美龄的安排下，张学良前往大溪相见。对于这次见面，张学良满怀期待，所以“昨一夜未睡好”，谈了一些家常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哪，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事，只有二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鉴于这个特殊时期，蒋氏刚由大陆退踞台湾，张学良深知自己的处境，因而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张学良虽有见蒋介石之愿望，蒋却无见张学良之意，对其一直冷淡处之。直至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并面告他两事：不准我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并问及我读书、身体等事，又询及我之年龄，并嘱看蒋经国写的一本什么书（书尚未交刘）”。15日，老刘返回后即将蒋的最新指示告诉给了张学良。冷落多年，蒋的突然关切让张学良激动不已，“夜中反复思惟，深自内省，”第二天与老刘“又再详谈，问讯明白，余决心作一番自励功夫，不要欺人欺己，作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主要的在行，在恒。”“由此日起，永誓勿忘。”
到了20日，蒋介石通过刘乙光转告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再三嘱咐要真实写下，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此时，张学良已被蒋“管束”二十年，早已对恢复自由绝望的张学良“听闻之下，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这一夜，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好睡”，显然非常激动。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学良的日记一改多为记录生活琐事的特点，详细记述下他为求得自由，多次曲意迎合蒋介石，撰写了《西安事变反省录》《杂忆随感漫录》《慨中国文人之无行》《恭读<苏俄在中国>有感》等“命题作文”。
张学良的违心屈服，刻意迎合，换来了蒋介石对其态度的改观。应该是鉴于父亲蒋介石与张学良关系有所缓和，蒋经国开始与张学良互动起来，并于1957年6月13日“托老刘带来芒果一篓，系彼亲手交者”。这是蒋经国第一次给张学良以生活上的关怀，可以视为两人友好交往的开端。
（作者單位：张氏帅府博物馆）
一、神秘迁移新竹井上温泉
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因倡导全民族抗战而被幽禁的张学良再度成为舆论关注所在。尤其是1946年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全国掀起了释放张学良的舆论热潮。
在此形势之下，张学良得到了刘乙光带来的“移地消息”，他满心以為自由就在眼前。首先他被从贵州迁往重庆，居住一段时间后，“11月2日 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飞机场起飞……八点四十分到武昌徐家棚飞机场，加油。”（注：文中引文未经标注者，皆出自馆藏手抄本张学良日记）至此，他“始终不知去向何处”，直到“十二点十五分抵达台北一松山机场，余知是到台湾”。下机后的张学良望着陌生的环境，内心涌起无限悲凉。自幽禁生活开始，蒋介石为他安排的都是闭塞、交通不便之地，所以作为台湾最繁华地的台北也只是稍事停留，“在台北午餐”，“下午二点十五分由台北乘汽车出发，约五点半抵新竹下宿于招待所。”“11月3日 九点许由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乘汽车由新竹出发，约至下午一点抵寓所，此地为日本时代井上温泉乃高山族，《鹿蕃》地。”这样，张学良就在幽闭的井上温泉住了下来。
来到井上温泉不久，台湾就爆发了“二二八事变”。事变之初，远在深山之中的张学良对此并不知情，直到3月1日，“刘乙光告知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张学良对台湾政局有着非常人所具备的政治敏感度：“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些感觉，已见我所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未过几天，这场台湾历史上的大事件便波及到了张学良。3月5日，“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为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当时的台湾情报机构收到密报，中共方面有可能派“突击队”混入人群中，强行将张学良接回大陆。刘乙光接到上峰命令：在阻挡不了的情况下，要将张学良秘密就地处决。
蒙在鼓里的张学良内心疑惑重重，他“请老刘过来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惶，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到是怎么一回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3月7日，“他们又对我鬼鬼崇崇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情况未明，前途未卜，面对这慌乱的局势，张学良竟能安危入睡，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淡定自若。
第二天，刘太太又“托辞借烟”，来探视张学良的状态，而刘乙光依旧“避而不见”。对此，张学良“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我，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以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鉴。 ”
到了3月10日，这场险给张学良带来杀身之祸的风波终于过去，“刘乙光告知关于事变几庄子事情，并交来柯参谋长信一纸，”张学良亦对刘乙光声明了自己的处事态度：“现在处境利害相同，有什么事应该明白告述我。”
二、紧急押往高雄寿山要塞
1949年1月25日，刘乙光再次带给他获释的希望。“下午老刘送来一份二十三日申报，并告知政府已令我及杨虎城自由。”
此次自由可能，源于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国内再次掀起释张风潮。1949年初，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溃败，蒋介石决定下野，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推到前台，试探与中共和谈的可能。
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二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愿以共产党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宣布的各项“促进和平谈判”措施之一即释放政治犯，而其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当年因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
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李宗仁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请其释放张学良，并准备派飞机到台湾迎接张学良到南京。当时的《华商报》《申报》等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两氏之自由一事，李代总统二十四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曾予报告，略以此事于总统离京前业已征得其同意，顷则已至实行时期，故当于即日下令施行。又李代总统二十四日有手令交总统府参军处与国防部及空总，命即于恢复两氏自由后，专机邀同来京，以共商国是，并另电台主席陈诚及渝市长杨森，命即办理张、杨两氏之恢复自由事宜。”（《申报》1949年1月25日）
但蒋介石宣布下野，只是一种处于劣势时惯用的政治手段。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实权仍操纵在他的手里。所以，陈诚在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第一时间先请示蒋介石：“溪口总裁蒋：奉李代总统（宗仁）子（1月）敬（二十四日）府秘邨电开：‘兹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兄（学良）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唔。除已电饬空军总部，日内派机来接外，专此电达，希先转致意，请其届时来京，并复为盼。’等因。特电报告。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职陈诚。子有叩。”（《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726-727页。） 陈诚此电既是请求，亦有为张学良求情之意。两天后，陈诚即接到蒋介石的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727页）一纸电文断然拒绝了释张之路。
台湾方面似乎对这个命令反应比较慢，以至于1月31日张学良还在日记中记下：“老刘由麦会计带信一件说，大体已定，只等飞机。”这一次张学良与自由如此接近，但仅一夜之间，情况又起波澜：“2月1日 老刘由台北返回，告说释放又起变化，余等今晚即迁移，但未说去处。”原来，鉴于张学良在新竹的行踪已经暴露，为了安全起见，防止意外，将张学良进行了一次秘密转移：“2月2日 夜三点由井上出发，十一点（因等天气）由新竹乘飞机，十二点十分抵岗山机场，再坐一点钟汽车，抵高雄要塞，住寿山要塞兵舍中。”此时的张学良还被剥夺了看报的权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1日，“老刘晚饭返回（十二日离去）告知他曾去上海，已请示好了，可以看报了，带来报纸多张。”
不明真相的李宗仁仍于2月4日派其亲信程思远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的问题。但已是无力之举。以至于当时的《华商报》评论道：“李宗仁昨晚命令其最亲信的一个顾问（按指程思远）于今天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据悉：台湾主席陈诚不理睬张的释放令。”“今后再有谁来敲他的门，能不能带他一同下山，最后的决定者恐怕还是那位高卧奉化的阴谋家。”
想是张学良已预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释放他，尤其是在这国民党溃败于共产党的时局中，所以我们在其日记中看不到任何情绪的流露，得之获释消息时的不欢不喜，闻听继续关押时的不怒不悲。因迁移匆忙，所以刚到寿山时，张学良只能住于兵舍中，至5月7日，始“搬到在要塞中新修理之楼房居住”。
没过多久，在大陆惨遭溃败的蒋氏父子亦退踞台湾。蒋经国接管权力，任职于国防部，长期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部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6月1日张学良再次向刘乙光表示，想会一会蒋经国，请刘代为相说。（注：据张学良日记记载，其曾于1937年托刘乙光致意蒋经国，“拟约会一晤，彼言不便辞之”。）18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告知他见过蒋先生和经国，并把大概的情表谈了一谈，又言蒋经国对我意思很好。”同时刘乙光还适时地对蒋经国提到了“E（赵一荻英文名Edith之简写）治牙事”。在蒋经国的同意下，6月24日，“ E开始外出治牙”。
在寿山居住期间，张学良除继续与于凤至及子女通信，还意外地收到了同在台湾亲人的来信：“老刘交来六妹，六姨来信各一件，附台币五百万，香烟两条，怀敏已嫁给翟元堃，住台北市和平路一段太顺街38巷9号。”原来，张怀敏在台北的邻居吴安之，黑龙江人，曾作过东北军营长，抗战时在戴的部下。所以其有便利的条件代为转达这一封家信。
三、重回井上温泉
1950年的1月25日，张学良接到通知，因“空袭原因，仍回井上”。27日张学良一行人即出发离开寿山。中途，他们还“到西子湾，高雄码头，风山，屏东公园，游览一番”。“下午八点洪司令来同车赴高雄火车站，备有包车四辆，挂于九点的班车上，九点由高开车。”28日“中途换吉普车，约早八点抵井上温泉”。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张学良再次回到了井上温泉。
这一时期，宋美龄也已由美赴台。4月30日，在宋美龄的安排下，张学良前往大溪相见。对于这次见面，张学良满怀期待，所以“昨一夜未睡好”，谈了一些家常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哪，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事，只有二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鉴于这个特殊时期，蒋氏刚由大陆退踞台湾，张学良深知自己的处境，因而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
张学良虽有见蒋介石之愿望，蒋却无见张学良之意，对其一直冷淡处之。直至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并面告他两事：不准我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并问及我读书、身体等事，又询及我之年龄，并嘱看蒋经国写的一本什么书（书尚未交刘）”。15日，老刘返回后即将蒋的最新指示告诉给了张学良。冷落多年，蒋的突然关切让张学良激动不已，“夜中反复思惟，深自内省，”第二天与老刘“又再详谈，问讯明白，余决心作一番自励功夫，不要欺人欺己，作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主要的在行，在恒。”“由此日起，永誓勿忘。”
到了20日，蒋介石通过刘乙光转告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并“再三嘱咐要真实写下，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此时，张学良已被蒋“管束”二十年，早已对恢复自由绝望的张学良“听闻之下，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这一夜，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好睡”，显然非常激动。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学良的日记一改多为记录生活琐事的特点，详细记述下他为求得自由，多次曲意迎合蒋介石，撰写了《西安事变反省录》《杂忆随感漫录》《慨中国文人之无行》《恭读<苏俄在中国>有感》等“命题作文”。
张学良的违心屈服，刻意迎合，换来了蒋介石对其态度的改观。应该是鉴于父亲蒋介石与张学良关系有所缓和，蒋经国开始与张学良互动起来，并于1957年6月13日“托老刘带来芒果一篓，系彼亲手交者”。这是蒋经国第一次给张学良以生活上的关怀，可以视为两人友好交往的开端。
（作者單位：张氏帅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