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区域贸易谈判出现了新一轮高潮。首先，这是因为多边贸易谈判出现停滞。2008年多哈回合终止后，尽管WTO成员国经历了多方努力，但至今为止，多哈回合的谈判都没有正式恢复，世界各国客观上需要新的贸易规则，亚太地区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来源地更是如此。其次，美国近来推动“重返亚太”战略，加速了亚太地区的区域贸易谈判。在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中，制定新型贸易规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举动，在亚太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推动了亚太地区区域贸易谈判的迅速发展。
当前，亚太区域贸易谈判中备受关注的是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以及与之规模相当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除此之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当前各类互有交叉、水平不一的贸易规则在亚太地区并行，犹如“意大利面条碗”，剪不断理还乱。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区域贸易谈判格局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本文试图分析区域贸易谈判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对应之策。
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为止，美国是全球新型贸易规则的积极倡导者，已经形成了在亚太地区的TPP谈判、在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和倡导高标准服务贸易的PSA谈判机制。这其中，着眼于亚太地区且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TPP谈判。TPP谈判的前身是2006年正式成立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但当时只有四国参与。在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之后，成员国人数逐步上升，目前，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数量为12个，成员国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40%，谈判已经进行了19轮。
中国尚不在TPP之中，TPP成员国对于中国加入TPP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尽管已有多个成员国对中国的加入表示欢迎，但多数附带相应条件。总体而言， TPP谈判的大门仍然对中国关闭，中国在TPP谈判结束之前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小。由于中国不在TPP成员国中，那么TPP的成员国可能会因为TPP各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更加优厚转而选择从TPP其他成员国那里进口产品，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规模。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贸易转移效应。TPP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不仅是对最终产品，还会影响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例如，美国主张对服装采取“从纱认定”（yarn-forward）的原产地规则[1]，即必须使用TPP成员国生产的棉纱，才能使得最终制成的服装享有TPP成员国间的免税待遇。在这一要求下，如果这部分棉纱从前是TPP成员国（如越南）从中国进口的，那么TPP协议生效后，为了免税的要求，TPP成员国就可能从其他TPP成员国进口这一原材料，进而使得中国失去部分出口市场。因此，TPP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2]。
根据已有的研究， TPP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不同的学者计算出来的负面影响规模不一。较为悲观的结论来自于美知名智库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资深研究员Petri， Plummer和Zhai（2013）的研究，他们估计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0.2%，使出口下降0.5%。而Li和Whalley（2012）的估计结果则较为乐观，中国不在TPP之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使得产出下降约0.042%，但出口可能有所上升。学者彭志伟和张伯伟（2013）的研究结论则介于二者之间，预计中国不在TPP中将使得GDP下降0.14%，出口下降0.32%，但中国加入TPP则有助于经济增长1.21%。
尽管中国不是TPP成员，但却是地区另一个重要贸易协定RCEP的重要成员。RCEP是由东盟主导的地区贸易协定，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经济规模上与TPP相匹敌。RCEP的谈判将基于东盟与其他六国成员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充分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逐步削减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RCEP的成员和中国有着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往来占中国总体贸易往来的31%（2012年数据）。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如果RCEP谈判成功，中国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将远远高于被排除在TPP之外的经济利益。根据Petri， Plummer和Zhai（2013）的研究，RCEP能够使中国经济增速上升1.4%，使出口规模上升11.2%，这一积极效应高于现有研究发现的TPP的负面效应。
中日韩自贸区对中国同样重要。根据学者杨立强和鲁淑（2013）的测算，中日韩自贸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0.33个百分点。也有文献讨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最终建成对中国的影响，彭志伟和张伯伟（2013）认为，FTAAP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86个百分点。从涵盖国家来看，中日韩自贸区三国均在RCEP当中，而FTAAP则包含了所有RCEP国家，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也是伴随着参与国的增加而增加。积极参与地区的其他贸易规则制定有助于对冲TPP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应当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不同贸易规则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尽可能消除被排除在一些规则之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尽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可行的规则谈判中去，积极参与区域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区域贸易谈判与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TPP和RCEP都不是简单的区域贸易协定（RTA），而是致力于形成新型的区域贸易协定。根据笔者的总结，新型RTA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新型贸易体系关注产品“制造”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卖出”的最终阶段 。因此贸易品制造的所有环节都可能成为未来贸易协定所涵盖的内容，贸易规则将不仅关注“如何走出国门”，也将关注“在家门里做了什么”。
第二，新型贸易关注的不仅是贸易本身，而是“贸易—投资—服务”的融合 。因此，贸易协定所包含的内容将日渐广泛，不仅仅是原有贸易协定的提升，还将更多地包含投资协定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未来广义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及融合将是重要趋势。 第三，新型贸易协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凸显 。上一轮贸易协定的谈判浪潮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一国见到别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由于担心贸易转移效应，也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目前，这一趋势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而且从规模上来看，这一轮的自由贸易协定多是大量国家共同签署的超大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第四，达成更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强。伴随着增加值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传统持重商主义观点的利益集团也可能从更加开放的贸易中获利 ，在各国间推行高标准的贸易准则所受到的阻力相比过去有所下降，形成高水平贸易准则的时机开始成熟。
新兴RTA的第一个特征意味着，未来贸易规则制定的触角将越来越多地伸向国内，国内市场准入和国内竞争环境等议题都将成为新兴RTA关注的焦点。新兴RTA的第二个特征意味着，更加广泛的贸易规则、新型的投资规则及相应的服务贸易规则，均是当前贸易政策制定领域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当今世界正朝着“贸易—投资—服务”三位一体的方向发展，一国在全盘考虑对外经济战略时，不应当局限于传统贸易规则，以美国为例：如果说TPP的目标是更高的贸易规则，而TTIP的目标则是建立更高的投资规则，那么PSA的目标则是建立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规则。新兴RTA的第三个特征意味着，双边贸易协定固然重要，但是多边贸易协定才是更符合现实利益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多方博弈谈判的复杂性。新兴RTA的第四个特征意味着，在当前贸易规则制定的浪潮中独善其身已成为不可能，积极应对才是正道。
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国虽然尚未加入上述新型贸易或投资规则的谈判中，但是现阶段的多个谈判都将有助于中国了解新型贸易与投资规则，把握自身诉求。因此，中国可充分利用现有谈判，积极应对。
对于TPP，开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是一个重要抓手。由于TPP是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其许多核心规则均是美式范本的重要体现。例如竞争中性原则，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规则等，这些规则在中国此前参与谈判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均未涉及，而中美BIT谈判是填补这一空白的重要手段，该谈判有助于为中国参与其他新型贸易和投资规则热身。同时，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落成也将成为预演TPP规则的试验场。
TTIP谈判与TPP在很大程度上具备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美欧在力量对比方面更趋均衡。因此，虽然TTIP也是美国推行的贸易投资规则战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式范本的影响，因而，最终产生效力的版本也必然同时兼具美式范本和欧式范本的特征。即将开展的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则有助于更加熟悉欧洲的投资协定范本，从而使得中国更加快速地融入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
目前在服务业贸易领域的谈判中中国尚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中国并没有加入PSA谈判。中国应当努力寻求机会加入PSA谈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中国香港正在积极参与此项谈判，中国可以选择与之互通有无，或者在国内选定一区域作为服务贸易特区，与香港对接，区内服务业贸易向香港的服务业贸易准则看齐，对服务业贸易的开放也采取特区的形式，了解并熟悉新规则进行先行先试，逐步试点，以点代面，最终实现服务业的全面开放。
客观而言，当前亚太地区在新型贸易规则领域的谈判走在世界前沿，从长期和战略的视角来看，新型贸易规则对中国总体有利。但是在谈判的进程中，各国出现了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选择站队乃至分裂的倾向，贸易规则也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这显然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威胁到亚太地区经济稳定的前景，进而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始终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促进当前新兴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利、为中国所用：
第一，积极支持WTO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促使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尽快回到正轨。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应当坚持多边合作，支持WTO进行改革，使得多边贸易活动仍能在WTO的框架内运行。
第二，在亚太区域内，主张建立泛区域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亚太地区应持开放态度，积极促使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建立，并将其作为长期目标。在短期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困难，应主张不同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互联互通，避免以自由贸易的名义限制贸易的发展和对本地区居民福利的改进。
第三，中国作为2014年APEC峰会的主办国，应进一步深化“亚太互联互通”这一重要议题，梳理区域内贸易规则的发展前景，探讨可行的互联互通机制，建立贸易规则溢出效应的监督体系，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贸易便利化。
以进一步的对外开放
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尽管TPP、TTIP和PSA都致力于实现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尚难以立即实现，但是这些协定当中倡导的诸多规则，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与改革规划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应当审时度势、基于国情制定国内经济改革计划，同时充分考虑与新型贸易投资规则的可衔接性，以开放促改革。
TPP、TTIP和PSA中的诸多主张均符合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例如：TPP、TTIP主张降低服务业贸易壁垒，大力发展服务业贸易，PSA更是直接基于服务业贸易规则的谈判，而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一个更加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相关规则也将成为中国发展服务业贸易可资借鉴的范本。
TPP和TTIP强调“竞争中性”，该条款中兼有对国有企业的限制和对中小企业发展贸易的促进，虽然担心其国有企业条款将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退出以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新型贸易规则中同样包含投资规则，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即将开始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是新兴投资规则的体现。新兴投资规则强调“负面清单”模式，实行准入后监管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为主的模式。这与中国进一步实现政府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 新型贸易规则同样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正在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以促进技术的创新。可以说，TPP、TTIP和PSA下的诸多规则都与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因此，在考虑改革方案时，也需要将这些规则在未来的影响力纳入考虑范围。
当前区域内贸易谈判的兴起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开放促进改革：
一方面，应先行先试，发挥以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服务贸易试验区等为代表的国内改革实验区在新型规则下的职能。这些实验区能够在以下几个领域实现以TPP、TTIP和PSA为代表的新型贸易投资规则在中国的先行先试：首先，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新兴贸易投资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其难点在于负面清单的确定以及相应的谈判。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同时也能够为中美BIT、中欧BIT以及潜在可能的其他贸易规则谈判提供重要的经验基础。其次，积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强调营造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由于服务业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贸易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考虑到货物贸易的进一步开放空间已经有限，新型贸易规则无不将服务贸易作为规则制定的重要领域，TPP谈判中服务贸易是市场准入谈判的重要内容，美欧之间货物贸易壁垒已经较低，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十分重要，而PSA则是专门针对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当前中国自由贸易区以服务业开放作为实验重要内容的思路与当今新型贸易规则谈判完全相符。再次，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实验区内将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利率市场化等领域先行先试。跨境融资的自由化是新型投资协定关注的焦点，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在新型投资规则中尤为强调，在这一领域的实验确有必要。
另一方面，在外部贸易投资规则迅速变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当更加具有紧迫感，以二次入世的心态积极梳理相关规则，评估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做到未雨绸缪。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未来贸易规则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并分析相应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贯彻“竞争中性”原则；积极探索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根据行业特征制定符合国情的负面清单和市场准入规则。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美国最近在原产地规则谈判中有所让步，但可能不会完全放弃其主张。
[2] TTIP和PSA的影响机制会更加复杂一些，前者是美欧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机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仍待评估，后者是服务贸易规则，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仍然有限，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也不易评估，但是这些规则都或多或少地将对中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当前，亚太区域贸易谈判中备受关注的是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以及与之规模相当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除此之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当前各类互有交叉、水平不一的贸易规则在亚太地区并行，犹如“意大利面条碗”，剪不断理还乱。对于中国而言，当前区域贸易谈判格局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本文试图分析区域贸易谈判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对应之策。
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为止，美国是全球新型贸易规则的积极倡导者，已经形成了在亚太地区的TPP谈判、在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和倡导高标准服务贸易的PSA谈判机制。这其中，着眼于亚太地区且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TPP谈判。TPP谈判的前身是2006年正式成立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但当时只有四国参与。在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之后，成员国人数逐步上升，目前，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数量为12个，成员国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40%，谈判已经进行了19轮。
中国尚不在TPP之中，TPP成员国对于中国加入TPP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尽管已有多个成员国对中国的加入表示欢迎，但多数附带相应条件。总体而言， TPP谈判的大门仍然对中国关闭，中国在TPP谈判结束之前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小。由于中国不在TPP成员国中，那么TPP的成员国可能会因为TPP各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更加优厚转而选择从TPP其他成员国那里进口产品，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规模。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贸易转移效应。TPP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不仅是对最终产品，还会影响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出口。例如，美国主张对服装采取“从纱认定”（yarn-forward）的原产地规则[1]，即必须使用TPP成员国生产的棉纱，才能使得最终制成的服装享有TPP成员国间的免税待遇。在这一要求下，如果这部分棉纱从前是TPP成员国（如越南）从中国进口的，那么TPP协议生效后，为了免税的要求，TPP成员国就可能从其他TPP成员国进口这一原材料，进而使得中国失去部分出口市场。因此，TPP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2]。
根据已有的研究， TPP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不同的学者计算出来的负面影响规模不一。较为悲观的结论来自于美知名智库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资深研究员Petri， Plummer和Zhai（2013）的研究，他们估计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0.2%，使出口下降0.5%。而Li和Whalley（2012）的估计结果则较为乐观，中国不在TPP之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使得产出下降约0.042%，但出口可能有所上升。学者彭志伟和张伯伟（2013）的研究结论则介于二者之间，预计中国不在TPP中将使得GDP下降0.14%，出口下降0.32%，但中国加入TPP则有助于经济增长1.21%。
尽管中国不是TPP成员，但却是地区另一个重要贸易协定RCEP的重要成员。RCEP是由东盟主导的地区贸易协定，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经济规模上与TPP相匹敌。RCEP的谈判将基于东盟与其他六国成员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充分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逐步削减商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RCEP的成员和中国有着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双边贸易往来占中国总体贸易往来的31%（2012年数据）。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如果RCEP谈判成功，中国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将远远高于被排除在TPP之外的经济利益。根据Petri， Plummer和Zhai（2013）的研究，RCEP能够使中国经济增速上升1.4%，使出口规模上升11.2%，这一积极效应高于现有研究发现的TPP的负面效应。
中日韩自贸区对中国同样重要。根据学者杨立强和鲁淑（2013）的测算，中日韩自贸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0.33个百分点。也有文献讨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最终建成对中国的影响，彭志伟和张伯伟（2013）认为，FTAAP将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86个百分点。从涵盖国家来看，中日韩自贸区三国均在RCEP当中，而FTAAP则包含了所有RCEP国家，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也是伴随着参与国的增加而增加。积极参与地区的其他贸易规则制定有助于对冲TPP的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应当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不同贸易规则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尽可能消除被排除在一些规则之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尽可能积极地参与到可行的规则谈判中去，积极参与区域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区域贸易谈判与新的国际贸易规则
TPP和RCEP都不是简单的区域贸易协定（RTA），而是致力于形成新型的区域贸易协定。根据笔者的总结，新型RTA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新型贸易体系关注产品“制造”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卖出”的最终阶段 。因此贸易品制造的所有环节都可能成为未来贸易协定所涵盖的内容，贸易规则将不仅关注“如何走出国门”，也将关注“在家门里做了什么”。
第二，新型贸易关注的不仅是贸易本身，而是“贸易—投资—服务”的融合 。因此，贸易协定所包含的内容将日渐广泛，不仅仅是原有贸易协定的提升，还将更多地包含投资协定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未来广义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及融合将是重要趋势。 第三，新型贸易协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凸显 。上一轮贸易协定的谈判浪潮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一国见到别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由于担心贸易转移效应，也纷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目前，这一趋势又有卷土重来之势 ，而且从规模上来看，这一轮的自由贸易协定多是大量国家共同签署的超大地区自由贸易协定。
第四，达成更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强。伴随着增加值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传统持重商主义观点的利益集团也可能从更加开放的贸易中获利 ，在各国间推行高标准的贸易准则所受到的阻力相比过去有所下降，形成高水平贸易准则的时机开始成熟。
新兴RTA的第一个特征意味着，未来贸易规则制定的触角将越来越多地伸向国内，国内市场准入和国内竞争环境等议题都将成为新兴RTA关注的焦点。新兴RTA的第二个特征意味着，更加广泛的贸易规则、新型的投资规则及相应的服务贸易规则，均是当前贸易政策制定领域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当今世界正朝着“贸易—投资—服务”三位一体的方向发展，一国在全盘考虑对外经济战略时，不应当局限于传统贸易规则，以美国为例：如果说TPP的目标是更高的贸易规则，而TTIP的目标则是建立更高的投资规则，那么PSA的目标则是建立更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规则。新兴RTA的第三个特征意味着，双边贸易协定固然重要，但是多边贸易协定才是更符合现实利益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多方博弈谈判的复杂性。新兴RTA的第四个特征意味着，在当前贸易规则制定的浪潮中独善其身已成为不可能，积极应对才是正道。
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国虽然尚未加入上述新型贸易或投资规则的谈判中，但是现阶段的多个谈判都将有助于中国了解新型贸易与投资规则，把握自身诉求。因此，中国可充分利用现有谈判，积极应对。
对于TPP，开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是一个重要抓手。由于TPP是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其许多核心规则均是美式范本的重要体现。例如竞争中性原则，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规则等，这些规则在中国此前参与谈判的国际贸易规则中均未涉及，而中美BIT谈判是填补这一空白的重要手段，该谈判有助于为中国参与其他新型贸易和投资规则热身。同时，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落成也将成为预演TPP规则的试验场。
TTIP谈判与TPP在很大程度上具备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美欧在力量对比方面更趋均衡。因此，虽然TTIP也是美国推行的贸易投资规则战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式范本的影响，因而，最终产生效力的版本也必然同时兼具美式范本和欧式范本的特征。即将开展的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则有助于更加熟悉欧洲的投资协定范本，从而使得中国更加快速地融入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
目前在服务业贸易领域的谈判中中国尚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中国并没有加入PSA谈判。中国应当努力寻求机会加入PSA谈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中国香港正在积极参与此项谈判，中国可以选择与之互通有无，或者在国内选定一区域作为服务贸易特区，与香港对接，区内服务业贸易向香港的服务业贸易准则看齐，对服务业贸易的开放也采取特区的形式，了解并熟悉新规则进行先行先试，逐步试点，以点代面，最终实现服务业的全面开放。
客观而言，当前亚太地区在新型贸易规则领域的谈判走在世界前沿，从长期和战略的视角来看，新型贸易规则对中国总体有利。但是在谈判的进程中，各国出现了互不信任、互相猜疑、选择站队乃至分裂的倾向，贸易规则也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这显然不利于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威胁到亚太地区经济稳定的前景，进而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始终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促进当前新兴贸易规则对中国有利、为中国所用：
第一，积极支持WTO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促使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尽快回到正轨。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应当坚持多边合作，支持WTO进行改革，使得多边贸易活动仍能在WTO的框架内运行。
第二，在亚太区域内，主张建立泛区域的超大型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亚太地区应持开放态度，积极促使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最终建立，并将其作为长期目标。在短期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困难，应主张不同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互联互通，避免以自由贸易的名义限制贸易的发展和对本地区居民福利的改进。
第三，中国作为2014年APEC峰会的主办国，应进一步深化“亚太互联互通”这一重要议题，梳理区域内贸易规则的发展前景，探讨可行的互联互通机制，建立贸易规则溢出效应的监督体系，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贸易便利化。
以进一步的对外开放
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尽管TPP、TTIP和PSA都致力于实现更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尚难以立即实现，但是这些协定当中倡导的诸多规则，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与改革规划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应当审时度势、基于国情制定国内经济改革计划，同时充分考虑与新型贸易投资规则的可衔接性，以开放促改革。
TPP、TTIP和PSA中的诸多主张均符合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例如：TPP、TTIP主张降低服务业贸易壁垒，大力发展服务业贸易，PSA更是直接基于服务业贸易规则的谈判，而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一个更加开放和充分竞争的市场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相关规则也将成为中国发展服务业贸易可资借鉴的范本。
TPP和TTIP强调“竞争中性”，该条款中兼有对国有企业的限制和对中小企业发展贸易的促进，虽然担心其国有企业条款将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退出以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新型贸易规则中同样包含投资规则，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即将开始的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是新兴投资规则的体现。新兴投资规则强调“负面清单”模式，实行准入后监管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为主的模式。这与中国进一步实现政府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 新型贸易规则同样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正在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以促进技术的创新。可以说，TPP、TTIP和PSA下的诸多规则都与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因此，在考虑改革方案时，也需要将这些规则在未来的影响力纳入考虑范围。
当前区域内贸易谈判的兴起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开放促进改革：
一方面，应先行先试，发挥以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服务贸易试验区等为代表的国内改革实验区在新型规则下的职能。这些实验区能够在以下几个领域实现以TPP、TTIP和PSA为代表的新型贸易投资规则在中国的先行先试：首先，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新兴贸易投资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其难点在于负面清单的确定以及相应的谈判。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同时也能够为中美BIT、中欧BIT以及潜在可能的其他贸易规则谈判提供重要的经验基础。其次，积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强调营造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由于服务业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贸易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考虑到货物贸易的进一步开放空间已经有限，新型贸易规则无不将服务贸易作为规则制定的重要领域，TPP谈判中服务贸易是市场准入谈判的重要内容，美欧之间货物贸易壁垒已经较低，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十分重要，而PSA则是专门针对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当前中国自由贸易区以服务业开放作为实验重要内容的思路与当今新型贸易规则谈判完全相符。再次，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在实验区内将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利率市场化等领域先行先试。跨境融资的自由化是新型投资协定关注的焦点，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在新型投资规则中尤为强调，在这一领域的实验确有必要。
另一方面，在外部贸易投资规则迅速变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当更加具有紧迫感，以二次入世的心态积极梳理相关规则，评估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做到未雨绸缪。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未来贸易规则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并分析相应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贯彻“竞争中性”原则；积极探索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根据行业特征制定符合国情的负面清单和市场准入规则。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美国最近在原产地规则谈判中有所让步，但可能不会完全放弃其主张。
[2] TTIP和PSA的影响机制会更加复杂一些，前者是美欧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机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仍待评估，后者是服务贸易规则，目前中国的服务贸易规模仍然有限，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也不易评估，但是这些规则都或多或少地将对中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