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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世界上的事情总有相通之处，各国的历史也有些相似之点。比如一八九○年就被史学家认作美国由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的分水岭，就象中国人认定自己一九九○年后肯定会从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一样。正是有了这个相似点和百年的时间差，所以读《加兰短篇小说集》时就有了些美国历史与中国现实拉话聊天儿似的亲切感。
《加兰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本西部故事集。一说美国西部故事，中国人的脑子里可能就会被骠悍潇洒的牛仔跑一通马，侠肝义胆的枪手们开一通仗，刺激得昏昏然。但这本西部故事可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既没有独胆的英雄，也没有遭劫的美人。有的只是历史大转折时期在土里刨食儿吃的农夫农妇、衣锦还乡的先富起来的人和贪婪成性的土地掮客(中国人叫他们“倒爷”)。
都知道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有一次西部移民的狂潮。人们做着各式各样的美国梦，从东北部涌向西部地区。这结果不仅使美国的疆土从密西西比河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而且使人口翻了一番。美国人的运气似乎得天独厚：三百多年前上帝把伊甸园似的北美赐给了他们，一百多年前又一次把迦南似的中西部赐给了他们。诗人们用乐观浪漫的调子唱道：“公正的自由之星……奔向西部地区，”“土地的主人，自由田园的快乐国王……”
但他们也有倒运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不仅工业出现了萧条，而且天公不作美，十年九旱，其中连续五年久旱不雨，颗粒无收。到了一九○○年，那些“土地的主人”已有三分之一沦为佃农了。
于是又出现了一次移民狂潮。这一次是向东了。移民们在马车上涂写着“上帝给我们希望，堪萨斯使我们绝望”，向东北美大城市倒灌。更要紧的是在这种新的力量冲击下产生的心理现象：长期以来成为美国性格特点的那种自信化为疑虑，自负化为惶惑，果断化为惊慌失措。
加兰笔下的西部故事写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人们的生生死死、哀哀乐乐。其中有个时代感挺强的主题可以叫做迷离和困守。开卷第一篇《岔路》就是个关于逃离和困守的故事：小伙子威尔与心爱的姑娘阿格尼斯定情之后，害了一般恋人常见的忌妒病。于是一次小小的误会竟使他心灰意冷，逃离了西部，到东部去冒险了。这一去就是七年，当他荣归故里时，已经是个目光深沉的汉子了。他好象很悔恨那次不负责任的逃离，决心回到故乡“用某种新方式开始生活——到底是什么方式，他也说不出来。”唯一能看出的，是他打算重新担起“生活的巨大意义和责任”。他回到了逃离的起点，找到了曾经相爱的恋人。她还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吗？她的嘴唇还会有那种特有的曲线吗？他希望时间从他逃离的那一刻起就一切都静止了。
故乡的时间几乎是静止的。小溪依然在流，百合依然在开，蟋蟀依然在叫。但树长高了，房舍倾颓了，牧场扩展了，而姑娘呢？已经成了妻子和母亲：“她蓝色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翳膜，由于过多的哭泣而萎枯了，而当年鲜红的双唇也褪了色。她头部一转动，脖子上的青筋就根根暴露，那双颤抖的手干枯无色，关节十分粗大。”威尔愧然了。现实不是梦。新方式的生活显然不能从这里开始。他劝阿格尼斯跟他一起逃离：“谁有权利把你禁锢在一个洞穴里？”是啊，谁有权利把一个人永远禁锢在贫困和苦难之中呢？人生来是自由的。阿格尼斯心动了，急急地返回屋中收拾东西。然而出来时，她莞尔一笑，显出极其信赖和毫无畏惧的样子——她的怀中抱着甜睡的婴儿。
威尔独自走了。
是逃离还是困守？也许有人会为阿格尼斯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却觉得阿格尼斯象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那种敢于困守在自身命运之中的安详和毫无畏惧中自有一种生活的巨大意义和责任在。——那是西部拓荒者不死的灵魂。而这，恐怕是忙于再次逃离的威尔永远也找不到的。
如果说《岔路》还掺杂着一点老套的爱情浪漫的话，那么《在山沟里》就只有生活的苦难和困顿了。这回是当了大演员的哥哥霍华德从纽约归来看望家人。望着衣冠楚楚的哥哥，弟弟格兰特的眼中喷出了嫉恨的火。命运是那么不公平，父母让哥哥得到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却让他在山沟里困守着这个每下愈况的家业。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是弟弟？就因为他是弟弟！肉骨兄弟尚不能获得均等的发财机会，何况他人乎？当哥哥渐渐理解了弟弟的嫉恨后，深深的负疚感爬上了他的心。他终于肯慨然地解囊相助了。然而格兰特拒绝了。他说：“我已经太老，不能重新开始了。我已经注定失败了。我得出了结论：对于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生活都是失败的。”弟弟能比哥哥更老吗？是的。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九十年代的心理现象：自信化为疑虑，自负化为惶惑，果断化为惊惶失措。这心理现象首先从格兰特似的没有先富起来或者说被机遇抛弃了的人们的心中滋生，蔓延开来，影响到上层富人，波及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
阿格尼斯的安详无畏与格兰特的惶惑困顿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困守心态，但他们在拒绝逃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宁困守于苦难，不困陷于内疚，宁困守于命运，不奔命于逃离。
这样做究竟有无意义与价值？作者加兰似乎很难明确答复。他其实正是那个曾逃离到东部去的威尔和霍华德。他自身就是个矛盾体；他逃离过，又回来过。他有他不得不逃离的理由，又有他不得不回来的道理。他对逃离和困守这两种行为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生活经验讲，逃离意味着成功，困守意味着失败。从情感体验讲，逃离意味着负疚，困守意味着生命的顽韧和无私奉献。人，不能既成为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又成为因两次拒不承认耶稣而负疚终生的彼得。所以他的小说中就有了一种过来人的深沉复杂的情调。当他一八八七年夏天回西部老家后，才开始用新的目光看待那些西部汉子，不仅看到了困守中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困守中的庄严。有时候，生活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于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困守之中，是不是呢？倘不是西部农夫农妇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困守，又怎能使向东部逃离的人实现其先富起来的美国梦？困守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正如逃离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直面不自由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正如奔向自由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死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正如生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
如果说困守和逃离标示着对这个时代的空间的行为反应，那么愤怒、迷惘和眷顾恰恰标示了对这个时代的时间的心理态度。愤怒、迷惘、眷顾的对应物是现在、未来和过去：对现实的愤怒、对未来的迷惘、对过去的眷顾。总之，从那时起，人失去了左右自身的存在状态、左右社会的走向和速度的能力和自信心。
这一切在加兰的短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端倪。加兰说他极厌恶那种“快乐的西部微笑”文学，那快乐是虚假的。他要走一条“真实主义”的路，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西部。他在题为《破碎的偶象》的论文中说，最好的文学应该“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由于他是西部人，由于新的时代是从西部移民向东部城市倒灌开始起步的，所以他把西部乡土文学看作是跟踪时代的真实足音。几乎每一篇小说中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你可以从少妇颈上暴起的青筋、壮汉眉下阴郁的目光、老妪毅然决定回纽约州娘家的奇想、印第安酋长严峻的嘴角的抽动中看到西部人的灵魂在沉重的现实生活的压抑下那股隐忍待发却又不知究竟该对谁发作的怒气。他们只能把愤怒发泄在似乎毫无意义的事上：叮叮地摔盘子，跟丈夫狠狠地干一仗，望着发财的哥哥尖刻地冷笑，对着土地倒爷把草叉舞得呼呼作响……恰似人们常说的“不说白不说，说了白说”的那种无可如何的愤怒，恰似鲁迅提到的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
几乎每篇小说中都“鸣响着那么一种语调，那么一种类似被黑管的真诚的、纯粹的声音压低了的小提琴的悲鸣那样的音调——这悲伤的音调悄悄地流露出来，因为美好的未来还是那么遥远”，(《破碎的偶象》)在《路克丽西亚·彭斯》中，路克丽西亚再也承受不住苦难的重轭，她撂挑子了。好心的莉莱劝她与丈夫和好，她说：“并不是因为这一次。完全不是的。是因为苦难根本没有尽头。同样的情况老是不停地重复——根本就没有好起来的希望。”“我们——我们大家——都还不如死了好。”最后莉莱终于说到了点子上：“来吧，你不能这样活下去。而且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才是最最严峻的现实。她别无选择。她没有逃离的可能，只有困守的份儿。于是她回心转意了：“她又重新当她的贤妻良母了，不过又是处在怎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下呢？这就是那位迷惑的少女不得而知的了。”路克丽西亚自己对未来都感到迷惘，少女又怎能不迷惑呢？
也许有人说，她只有困守，所以对未来感到迷惘，倘若逃离，前途会大为不同的。三十年后，菲兹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以准确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那个逃离到东部的羊仔盖茨比的心态。不错，他先富起来了：腰缠万贯，宾客如云，灯红酒绿，夜宴达旦。那么，他不迷惘么？宴终客散，盖茨比出门送客：“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来，使主人的形象处于完全的孤立之中，他这财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作出正式的告别姿势。”他向富人告别，向生活告别，也向他的美国梦告别。当他被安葬于地下时，除了西部青年尼克之外，没有一个人来作最后的告别。那，是一个阴雨蒙蒙的秋天。尼克佩服盖茨比，因为他是一个西部的梦想家，他是“了不起的”。但尼克却回到西部去了。那小说以这样一句话做为结束语：“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这话让人迷惘，也让人深思。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是倒着流的，人们把进化论视为精神支柱，奋力向前，却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于是就有了对过去的眷恋。其实尼克的表述并不准确，人们被向后推，并不是被推回到历史的起点，推回到过去，而是被推得迷了方向。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离美好的未来越来越远，并不等于离过去越来越近。这是个不大容易琢磨透的人生哲理。过去不能像春天般一次次地返回，它总是死于它成为自身的瞬间。所以把历史比作长河就很不恰当，它倒更像一块煤，燃过即成灰烬，能量不能再生。它只能活在人对它的眷顾之中。
威尔眷恋着童年，霍华德眷恋着童年，过去的日子虽不富裕，但它如梦幻般使人百感交集，让人可以因此肯定地对自己说：“我生活过。”加兰对过去的眷顾就更加深沉得多，它不是停留在童年生活的每一件亲切的往事上，而是体现在西部农夫农妇内心的感情和永不会被时光磨损的性格上。它是共同患难数十年的夫妻之间的默默一瞥的目光，它是累垮了的身子在邻家的一次小憩，它是贫病交加之时不甚相熟的庄稼汉的一次亲切的探视，它是大难临头时石头一般的沉默。它更体现在加兰善于从农家琐事中捕捉这种感情和性格的目光中——那是西部汉子的目光，能看到人们内心的真诚和生活的真实，而且能看到真诚的灵魂在真实的生活的重压下的战栗、叹息和无可如何的愤怒，能理解这一幕幕几乎无事而且似乎毫无意义的悲剧。正如加兰在书前的献辞中所说的：“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人生的大路上跋涉了半个世纪，可得到的仅仅是辛劳和贫穷。这本小说集是他们的儿子献出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加强了儿子对父母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的理解。”因此这种对过去的眷顾，与其说是眷顾自己童年的纯真，不如说是凭吊自己父辈的英灵。这就使《加兰短篇小说集》不同于亨利·詹姆斯或普鲁斯特的风格，有一种使人景慕不已的平凡的崇高感，好象在瞻仰一面千创百孔、破碎不堪，却依然迎风飘扬的战旗。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脑子里闪过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那么上帝死了也许不是坏事，人可以成为人了。那么天堂的失去也许不是坏事，人可以困守在地狱之中了。那么愤怒、迷惘、眷顾的心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它是失去上帝和天堂之后，人不得不成为人因而困守在地狱之中的正常心态。甚至可以这样说：既然没有了上帝和天堂，逃离也只能是在地狱里兜圈子，从这一层逃到那一层罢了，心态依然是愤怒、迷惘和眷顾。不信，你试试看。
读了这部百年之前的美国之作，我好像理解了美国人：他们也是这样活过来的。人类从来都是这样活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了美国精神的更深层次：他们不仅能高唱自由与民主，他们不仅乐观而进取，他们也能困守，他们也很自尊。倘没有这最深层次的困守和自尊，自由、民主、乐观、进取也就成了空话。他们明白失去上帝和天堂之后，最实际的选择是做一个人，最切实的观点是把吾土吾国就看作人的地狱和天堂。百年之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如此富有和强盛，儿子能理解、尊崇、继承父辈在困守中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恐怕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一九九○年三月三十日于西大新村
(《加兰短篇小说集》，〔美〕汉姆林·加兰著，李文俊、胡允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版，2.15元)
《加兰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本西部故事集。一说美国西部故事，中国人的脑子里可能就会被骠悍潇洒的牛仔跑一通马，侠肝义胆的枪手们开一通仗，刺激得昏昏然。但这本西部故事可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既没有独胆的英雄，也没有遭劫的美人。有的只是历史大转折时期在土里刨食儿吃的农夫农妇、衣锦还乡的先富起来的人和贪婪成性的土地掮客(中国人叫他们“倒爷”)。
都知道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有一次西部移民的狂潮。人们做着各式各样的美国梦，从东北部涌向西部地区。这结果不仅使美国的疆土从密西西比河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而且使人口翻了一番。美国人的运气似乎得天独厚：三百多年前上帝把伊甸园似的北美赐给了他们，一百多年前又一次把迦南似的中西部赐给了他们。诗人们用乐观浪漫的调子唱道：“公正的自由之星……奔向西部地区，”“土地的主人，自由田园的快乐国王……”
但他们也有倒运的时候。八十年代末，不仅工业出现了萧条，而且天公不作美，十年九旱，其中连续五年久旱不雨，颗粒无收。到了一九○○年，那些“土地的主人”已有三分之一沦为佃农了。
于是又出现了一次移民狂潮。这一次是向东了。移民们在马车上涂写着“上帝给我们希望，堪萨斯使我们绝望”，向东北美大城市倒灌。更要紧的是在这种新的力量冲击下产生的心理现象：长期以来成为美国性格特点的那种自信化为疑虑，自负化为惶惑，果断化为惊慌失措。
加兰笔下的西部故事写的就是这个时期的人们的生生死死、哀哀乐乐。其中有个时代感挺强的主题可以叫做迷离和困守。开卷第一篇《岔路》就是个关于逃离和困守的故事：小伙子威尔与心爱的姑娘阿格尼斯定情之后，害了一般恋人常见的忌妒病。于是一次小小的误会竟使他心灰意冷，逃离了西部，到东部去冒险了。这一去就是七年，当他荣归故里时，已经是个目光深沉的汉子了。他好象很悔恨那次不负责任的逃离，决心回到故乡“用某种新方式开始生活——到底是什么方式，他也说不出来。”唯一能看出的，是他打算重新担起“生活的巨大意义和责任”。他回到了逃离的起点，找到了曾经相爱的恋人。她还焕发着青春的光彩吗？她的嘴唇还会有那种特有的曲线吗？他希望时间从他逃离的那一刻起就一切都静止了。
故乡的时间几乎是静止的。小溪依然在流，百合依然在开，蟋蟀依然在叫。但树长高了，房舍倾颓了，牧场扩展了，而姑娘呢？已经成了妻子和母亲：“她蓝色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翳膜，由于过多的哭泣而萎枯了，而当年鲜红的双唇也褪了色。她头部一转动，脖子上的青筋就根根暴露，那双颤抖的手干枯无色，关节十分粗大。”威尔愧然了。现实不是梦。新方式的生活显然不能从这里开始。他劝阿格尼斯跟他一起逃离：“谁有权利把你禁锢在一个洞穴里？”是啊，谁有权利把一个人永远禁锢在贫困和苦难之中呢？人生来是自由的。阿格尼斯心动了，急急地返回屋中收拾东西。然而出来时，她莞尔一笑，显出极其信赖和毫无畏惧的样子——她的怀中抱着甜睡的婴儿。
威尔独自走了。
是逃离还是困守？也许有人会为阿格尼斯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却觉得阿格尼斯象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那种敢于困守在自身命运之中的安详和毫无畏惧中自有一种生活的巨大意义和责任在。——那是西部拓荒者不死的灵魂。而这，恐怕是忙于再次逃离的威尔永远也找不到的。
如果说《岔路》还掺杂着一点老套的爱情浪漫的话，那么《在山沟里》就只有生活的苦难和困顿了。这回是当了大演员的哥哥霍华德从纽约归来看望家人。望着衣冠楚楚的哥哥，弟弟格兰特的眼中喷出了嫉恨的火。命运是那么不公平，父母让哥哥得到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却让他在山沟里困守着这个每下愈况的家业。这是为什么？就因为他是弟弟？就因为他是弟弟！肉骨兄弟尚不能获得均等的发财机会，何况他人乎？当哥哥渐渐理解了弟弟的嫉恨后，深深的负疚感爬上了他的心。他终于肯慨然地解囊相助了。然而格兰特拒绝了。他说：“我已经太老，不能重新开始了。我已经注定失败了。我得出了结论：对于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生活都是失败的。”弟弟能比哥哥更老吗？是的。这就是前文提到的九十年代的心理现象：自信化为疑虑，自负化为惶惑，果断化为惊惶失措。这心理现象首先从格兰特似的没有先富起来或者说被机遇抛弃了的人们的心中滋生，蔓延开来，影响到上层富人，波及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
阿格尼斯的安详无畏与格兰特的惶惑困顿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困守心态，但他们在拒绝逃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宁困守于苦难，不困陷于内疚，宁困守于命运，不奔命于逃离。
这样做究竟有无意义与价值？作者加兰似乎很难明确答复。他其实正是那个曾逃离到东部去的威尔和霍华德。他自身就是个矛盾体；他逃离过，又回来过。他有他不得不逃离的理由，又有他不得不回来的道理。他对逃离和困守这两种行为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从生活经验讲，逃离意味着成功，困守意味着失败。从情感体验讲，逃离意味着负疚，困守意味着生命的顽韧和无私奉献。人，不能既成为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又成为因两次拒不承认耶稣而负疚终生的彼得。所以他的小说中就有了一种过来人的深沉复杂的情调。当他一八八七年夏天回西部老家后，才开始用新的目光看待那些西部汉子，不仅看到了困守中的苦难，而且看到了困守中的庄严。有时候，生活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就产生于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困守之中，是不是呢？倘不是西部农夫农妇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困守，又怎能使向东部逃离的人实现其先富起来的美国梦？困守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正如逃离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直面不自由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正如奔向自由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死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正如生自有一种意义和价值在。
如果说困守和逃离标示着对这个时代的空间的行为反应，那么愤怒、迷惘和眷顾恰恰标示了对这个时代的时间的心理态度。愤怒、迷惘、眷顾的对应物是现在、未来和过去：对现实的愤怒、对未来的迷惘、对过去的眷顾。总之，从那时起，人失去了左右自身的存在状态、左右社会的走向和速度的能力和自信心。
这一切在加兰的短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端倪。加兰说他极厌恶那种“快乐的西部微笑”文学，那快乐是虚假的。他要走一条“真实主义”的路，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西部。他在题为《破碎的偶象》的论文中说，最好的文学应该“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由于他是西部人，由于新的时代是从西部移民向东部城市倒灌开始起步的，所以他把西部乡土文学看作是跟踪时代的真实足音。几乎每一篇小说中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你可以从少妇颈上暴起的青筋、壮汉眉下阴郁的目光、老妪毅然决定回纽约州娘家的奇想、印第安酋长严峻的嘴角的抽动中看到西部人的灵魂在沉重的现实生活的压抑下那股隐忍待发却又不知究竟该对谁发作的怒气。他们只能把愤怒发泄在似乎毫无意义的事上：叮叮
几乎每篇小说中都“鸣响着那么一种语调，那么一种类似被黑管的真诚的、纯粹的声音压低了的小提琴的悲鸣那样的音调——这悲伤的音调悄悄地流露出来，因为美好的未来还是那么遥远”，(《破碎的偶象》)在《路克丽西亚·彭斯》中，路克丽西亚再也承受不住苦难的重轭，她撂挑子了。好心的莉莱劝她与丈夫和好，她说：“并不是因为这一次。完全不是的。是因为苦难根本没有尽头。同样的情况老是不停地重复——根本就没有好起来的希望。”“我们——我们大家——都还不如死了好。”最后莉莱终于说到了点子上：“来吧，你不能这样活下去。而且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才是最最严峻的现实。她别无选择。她没有逃离的可能，只有困守的份儿。于是她回心转意了：“她又重新当她的贤妻良母了，不过又是处在怎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下呢？这就是那位迷惑的少女不得而知的了。”路克丽西亚自己对未来都感到迷惘，少女又怎能不迷惑呢？
也许有人说，她只有困守，所以对未来感到迷惘，倘若逃离，前途会大为不同的。三十年后，菲兹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以准确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那个逃离到东部的羊仔盖茨比的心态。不错，他先富起来了：腰缠万贯，宾客如云，灯红酒绿，夜宴达旦。那么，他不迷惘么？宴终客散，盖茨比出门送客：“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来，使主人的形象处于完全的孤立之中，他这财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作出正式的告别姿势。”他向富人告别，向生活告别，也向他的美国梦告别。当他被安葬于地下时，除了西部青年尼克之外，没有一个人来作最后的告别。那，是一个阴雨蒙蒙的秋天。尼克佩服盖茨比，因为他是一个西部的梦想家，他是“了不起的”。但尼克却回到西部去了。那小说以这样一句话做为结束语：“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这话让人迷惘，也让人深思。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是倒着流的，人们把进化论视为精神支柱，奋力向前，却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于是就有了对过去的眷恋。其实尼克的表述并不准确，人们被向后推，并不是被推回到历史的起点，推回到过去，而是被推得迷了方向。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离美好的未来越来越远，并不等于离过去越来越近。这是个不大容易琢磨透的人生哲理。过去不能像春天般一次次地返回，它总是死于它成为自身的瞬间。所以把历史比作长河就很不恰当，它倒更像一块煤，燃过即成灰烬，能量不能再生。它只能活在人对它的眷顾之中。
威尔眷恋着童年，霍华德眷恋着童年，过去的日子虽不富裕，但它如梦幻般使人百感交集，让人可以因此肯定地对自己说：“我生活过。”加兰对过去的眷顾就更加深沉得多，它不是停留在童年生活的每一件亲切的往事上，而是体现在西部农夫农妇内心的感情和永不会被时光磨损的性格上。它是共同患难数十年的夫妻之间的默默一瞥的目光，它是累垮了的身子在邻家的一次小憩，它是贫病交加之时不甚相熟的庄稼汉的一次亲切的探视，它是大难临头时石头一般的沉默。它更体现在加兰善于从农家琐事中捕捉这种感情和性格的目光中——那是西部汉子的目光，能看到人们内心的真诚和生活的真实，而且能看到真诚的灵魂在真实的生活的重压下的战栗、叹息和无可如何的愤怒，能理解这一幕幕几乎无事而且似乎毫无意义的悲剧。正如加兰在书前的献辞中所说的：“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在人生的大路上跋涉了半个世纪，可得到的仅仅是辛劳和贫穷。这本小说集是他们的儿子献出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加强了儿子对父母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的理解。”因此这种对过去的眷顾，与其说是眷顾自己童年的纯真，不如说是凭吊自己父辈的英灵。这就使《加兰短篇小说集》不同于亨利·詹姆斯或普鲁斯特的风格，有一种使人景慕不已的平凡的崇高感，好象在瞻仰一面千创百孔、破碎不堪，却依然迎风飘扬的战旗。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脑子里闪过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对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为人的渴望。”那么上帝死了也许不是坏事，人可以成为人了。那么天堂的失去也许不是坏事，人可以困守在地狱之中了。那么愤怒、迷惘、眷顾的心态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它是失去上帝和天堂之后，人不得不成为人因而困守在地狱之中的正常心态。甚至可以这样说：既然没有了上帝和天堂，逃离也只能是在地狱里兜圈子，从这一层逃到那一层罢了，心态依然是愤怒、迷惘和眷顾。不信，你试试看。
读了这部百年之前的美国之作，我好像理解了美国人：他们也是这样活过来的。人类从来都是这样活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了美国精神的更深层次：他们不仅能高唱自由与民主，他们不仅乐观而进取，他们也能困守，他们也很自尊。倘没有这最深层次的困守和自尊，自由、民主、乐观、进取也就成了空话。他们明白失去上帝和天堂之后，最实际的选择是做一个人，最切实的观点是把吾土吾国就看作人的地狱和天堂。百年之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如此富有和强盛，儿子能理解、尊崇、继承父辈在困守中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恐怕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一九九○年三月三十日于西大新村
(《加兰短篇小说集》，〔美〕汉姆林·加兰著，李文俊、胡允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版，2.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