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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德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学校德育、社会德育共同构成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足鼎立格局。具体地说，“家庭德育是指在家庭生活环境中，由家长对子女及其他年幼者施加影响，把一定的道德规范、思想意识、政治观念转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一种教育活动。”家庭德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思想教育以及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等方面，其核心是道德教育。
一、我国家庭德育面临的问题
（一）家庭德育定位不合理
在我国德育体系中，家庭德育一直被视为学校德育的附属，认为学校才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 而家庭德育则隶属于学校德育，学校“要积极主动地指导家庭教育”。这种“从属观”使得家庭德育长期得不到重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有的人认为，家庭德育是一种“私人教育”，是家庭内部自己的事情，家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来开展家庭德育活动，其培养目的“直接取决于家长，特别是父母的意志，受父母思想道德觉悟、文化素养、教育水平等因素的直接决定和制约。”这样的“私人领地”力戒公共权力的过多干预。
（二）家庭德育缺乏规范性要求
目前，家庭德育工作的相关内容，国家基本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家庭德育仍属家长们的“自选动作”。第一，没有把家庭德育与家长的收入、就业机会、工作评价、年终奖金、职位升降、福利待遇等实质性的利益联系起来，家长既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第二，家庭德育工作的成果缺乏衡量标准，家长们工作的好坏难以评估，缺乏赏罚标准，无以约束家长的德育行为。第三，对家庭德育工作者的资格条件缺乏要求。
（三）家庭德育缺乏公共资源的投入
德育的“投入——产出”周期很长，很多时候要等到德育对象漫长的人生结束之后，才能对德育的效果“盖棺定论”。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很难从德育投入中获得相应的“任期政绩”，这直接影响到德育投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份额。
二、公共权力介入家庭德育的必要性
第一，“市场失灵”需要公共权力介入。我国公民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家庭和刚刚起步且具有严重“依附性”的社会中介机构不能独立承担家庭德育工作的公共责任，需要政府机构的介入。
第二，“泛行政化社会”要求政府主导家庭德育的方向。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泛行政化社会，“以吏为师”贯穿于整个封建发展史，行政力量在社会道德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庭德育的发展方向、家庭德育的内容、家庭德育的资源配置、工作规范和衡量标准等要由行政来主导，这有利于社会形成一致性的共识。
三、政府在家庭德育中要承担哪些职责
（一）转变观念，确立家庭德育的应有地位
第一，家庭德育是“人生的第一德育”。
第二，家庭德育是“人生的终身德育”。
第三，家庭德育是“人生的安全德育”。
（二）多方论证，统一家庭德育的价值取向及核心内容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家庭德育教材的建设。
首先，注重家庭德育内容的本土资源。中华传统美德是家庭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我们去深挖。其次，借鉴国外的家庭德育内容。
第二，科学配置家庭德育的基准内容。
一般情况下，家庭德育的内容只有符合了它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家庭德育才具有“有效性”。一方面，政府要处理好学校德育内容中具有政治理论色彩部分，避免使德育变成一种用来论证政治理论合理性的纯“政治手段”“德育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将会丧失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独特的本质价值，其功能发挥便必然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要根据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发展的规律，做到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侧重点。
（三）推动立法，制定家庭德育的操作规范
第一，出台约束家庭德育的主角——家长的行为规范。
在我国的现行法规政策中，涉及家长教育行为的主要刚性规范文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家长教育行为规范》、《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家长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机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对经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罚款的处罚。”其它的文本与上述规定大体类似，只对家长“上纲上线”了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家长的“日常行为”则没有限制。
第二，制定衡量家庭德育绩效的标准。
一直以来，“科学化”“知识化”的德育衡量标准在我国很有市场。它首先将德育内容“知识化”，形成各类知识点，然后要求学生背诵记忆，再用考分来“科学地”掩盖德育的实质，以为考好各门德育课程的学生就是品德好的学生。这样的德育衡量标准，是一种“科学化”了的错误标准。“科学化”的德育衡量标准不足取，政府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德育衡量标准。在家庭德育实践中，人们可以通过对青少年日常行为的具体描述，以“行动变量”来构建德育绩效的衡量标准。
第三，制定约束政府行为的规范。
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秩序的代表，政府对家庭德育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行为也应该受到约束，使之符合家庭德育的规律。一方面要建立官员行为的约束规范。我国素有“以吏为师”的历史，官员代表政府形象，他们的行为要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才能成为公众的道德榜样，也才有资格引导和服务家庭德育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府机构的约束规范。这方面的规范要求政府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配置一定比例的社会资源，以回应家庭德育的需求。
总之，中国的青少年德育工作成绩斐然，这得益于我国家庭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三方的协同努力。近年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出现滑坡现象，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育三鼎足”之中，家庭德育过于薄弱，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难以预料。因此，政府必须在家庭德育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承担起家庭德育中的政府职责，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常抓不懈，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我国家庭德育面临的问题
（一）家庭德育定位不合理
在我国德育体系中，家庭德育一直被视为学校德育的附属，认为学校才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 而家庭德育则隶属于学校德育，学校“要积极主动地指导家庭教育”。这种“从属观”使得家庭德育长期得不到重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有的人认为，家庭德育是一种“私人教育”，是家庭内部自己的事情，家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来开展家庭德育活动，其培养目的“直接取决于家长，特别是父母的意志，受父母思想道德觉悟、文化素养、教育水平等因素的直接决定和制约。”这样的“私人领地”力戒公共权力的过多干预。
（二）家庭德育缺乏规范性要求
目前，家庭德育工作的相关内容，国家基本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家庭德育仍属家长们的“自选动作”。第一，没有把家庭德育与家长的收入、就业机会、工作评价、年终奖金、职位升降、福利待遇等实质性的利益联系起来，家长既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第二，家庭德育工作的成果缺乏衡量标准，家长们工作的好坏难以评估，缺乏赏罚标准，无以约束家长的德育行为。第三，对家庭德育工作者的资格条件缺乏要求。
（三）家庭德育缺乏公共资源的投入
德育的“投入——产出”周期很长，很多时候要等到德育对象漫长的人生结束之后，才能对德育的效果“盖棺定论”。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很难从德育投入中获得相应的“任期政绩”，这直接影响到德育投入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份额。
二、公共权力介入家庭德育的必要性
第一，“市场失灵”需要公共权力介入。我国公民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的家庭和刚刚起步且具有严重“依附性”的社会中介机构不能独立承担家庭德育工作的公共责任，需要政府机构的介入。
第二，“泛行政化社会”要求政府主导家庭德育的方向。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泛行政化社会，“以吏为师”贯穿于整个封建发展史，行政力量在社会道德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家庭德育的发展方向、家庭德育的内容、家庭德育的资源配置、工作规范和衡量标准等要由行政来主导，这有利于社会形成一致性的共识。
三、政府在家庭德育中要承担哪些职责
（一）转变观念，确立家庭德育的应有地位
第一，家庭德育是“人生的第一德育”。
第二，家庭德育是“人生的终身德育”。
第三，家庭德育是“人生的安全德育”。
（二）多方论证，统一家庭德育的价值取向及核心内容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家庭德育教材的建设。
首先，注重家庭德育内容的本土资源。中华传统美德是家庭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我们去深挖。其次，借鉴国外的家庭德育内容。
第二，科学配置家庭德育的基准内容。
一般情况下，家庭德育的内容只有符合了它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家庭德育才具有“有效性”。一方面，政府要处理好学校德育内容中具有政治理论色彩部分，避免使德育变成一种用来论证政治理论合理性的纯“政治手段”“德育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将会丧失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独特的本质价值，其功能发挥便必然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政府要根据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发展的规律，做到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侧重点。
（三）推动立法，制定家庭德育的操作规范
第一，出台约束家庭德育的主角——家长的行为规范。
在我国的现行法规政策中，涉及家长教育行为的主要刚性规范文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家长教育行为规范》、《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家长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如《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其指定机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对经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罚款的处罚。”其它的文本与上述规定大体类似，只对家长“上纲上线”了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家长的“日常行为”则没有限制。
第二，制定衡量家庭德育绩效的标准。
一直以来，“科学化”“知识化”的德育衡量标准在我国很有市场。它首先将德育内容“知识化”，形成各类知识点，然后要求学生背诵记忆，再用考分来“科学地”掩盖德育的实质，以为考好各门德育课程的学生就是品德好的学生。这样的德育衡量标准，是一种“科学化”了的错误标准。“科学化”的德育衡量标准不足取，政府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制定德育衡量标准。在家庭德育实践中，人们可以通过对青少年日常行为的具体描述，以“行动变量”来构建德育绩效的衡量标准。
第三，制定约束政府行为的规范。
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秩序的代表，政府对家庭德育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行为也应该受到约束，使之符合家庭德育的规律。一方面要建立官员行为的约束规范。我国素有“以吏为师”的历史，官员代表政府形象，他们的行为要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才能成为公众的道德榜样，也才有资格引导和服务家庭德育工作。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府机构的约束规范。这方面的规范要求政府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配置一定比例的社会资源，以回应家庭德育的需求。
总之，中国的青少年德育工作成绩斐然，这得益于我国家庭德育、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三方的协同努力。近年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出现滑坡现象，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育三鼎足”之中，家庭德育过于薄弱，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难以预料。因此，政府必须在家庭德育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承担起家庭德育中的政府职责，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常抓不懈，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