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驳斥外资过剩说
　　
　　《光明日报》报道，近几年，中国引资的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一些学者认为，引进外资的现实基础已发生了改变，从前的引资理论亟待修正。对此，商务部外资司胡景岩司长日前指出，中国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不会改变。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研究员说，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引资太多会危及中国经济安全，二是带来的某些竞争会对国内企业产生不利。他认为，这两种担心都是不必要的。从安全性看，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足以控制或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2002年，中国发布新版的《外商投资生产指导目录》，其中将生产行业划分为四类，分别是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因此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对外资敞开。从中外企业竞争看，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企业正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了优胜劣汰。
　　金伯生说，衡量外资规模是多还是少，不能简单地看几个数字或比例，而应看引进的外资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是否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益。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吸引外资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资金本身的意义。它们带来了国际领先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其人才效应及其波及作用不容忽视。更为重要的是，外商投资为缓解中国就业矛盾作出了积极贡献。
　　联合国贸发会议9月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3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接受国。目前，中国仍是世界上对外商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专家预测，全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有望突破600亿美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吸收外资数量最多的一年。
　　
　　中国从“工厂”转向“市场”
　　
　　松下电器产业公司)自1983年在中国建立起第一家生产厂后，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低成本生产基地。与全球其他生产商一样，这家日本大型电器生产商也瞄准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在这里生产洗衣机和阴极射线管等，供中国国内销售和出口。
　　《华尔街日报报道》，但随著拥有十几亿消费者的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发挥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松下电器产业也正在提升其中国业务。这几年，该公司先后在中国投资成立了5个高科技产品开发中心，雇佣了数百名中国工程师，开发从汽车电器到手机部件等多种新产品。
　　这种转变充分表明中国正在从制造基地向日益成熟的消费者市场过度。1996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年支出只有人民币3,919元（合474美元），但最新数据显示，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支出已稳步增至人民币6,511元。
　　为了从这个发展趋势中获利，中国的外国公司，从韩国的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到美国的戴尔电脑(Dell Inc.)，纷纷加大了产品开发力度，组建设计团队，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喜好设计产品。
　　


　　“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曾犯下的错误就是没有充分重视国内市场，”跨国投资银行瑞银(UBS)负责跟踪科技企业以及亚洲发展趋势的分析师德博(Sean Debow)说。现在，人们终于开始关注国内市场的特定需求，用国外设计的产品来迎合这些需求。
　　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外国公司必须将各种阵容发动起来。而且，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也有利于公司研究当地文化倾向。例如员工们发现，中国的消费者更喜欢亮丽的朱红色手机，而不像日本消费者那样喜欢暗红色。
　　为了防止潜在的技术泄露，松下电器将核心与非核心技术区分开来，将基础研发以及技术敏感型部件和产品的研发生产留在日本。举例来说，松下电器在日本生产手机核心部件，然后由中国开发商进行组装。
　　松下电器还大量使用“黑箱”技术，让产品受到专利保护，并且设计成难以拆卸、分析的形式。在松下电器生产高端产品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等离子显示器工厂，员工们只能熟悉生产过程中诸多步骤中的某个部分。这意味著任何一个普通员工都无法在其他地方复制整个生产过程或整件产品。
　　但松下管理人士称，某些技术的泄露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公司正计划聘用更高层次的本土工程师来加入新的研发中心，担任工厂中的技术人员。松下电器还打算提高中国业务中中国管理人士所占比例，到2006年将从目前的40%提高至70%。
　　当然，这并非易事。“眼下在中国，真正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松下电器中国业务的人力资源部总经理Takashi Nakamura说。在本地企业纷纷提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身处软件开发和产品设计等高尖端领域的外国公司正在竞相抢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且，员工投靠竞争对手的现象时有发生，猎头机构的挖人攻势也一直有增无减。
　　松下电器提供的工作性质（主要是改装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使得公司更加难以长期笼络员工，因为工程师们一般都希望亲自从事产品设计工作。“两三年后，他们开始思考，他们的技能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Nakamura说。
　　“我们总是必须领先一步，”木元哲说，“如果我们能在这里生存，我们就能在全世界生存。”
　　
　　高官复出有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今年4月辞去中石油总经理职务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前任总经理马富才即将复出担任要职。他在去年“12·23”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发生后，多次表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并提出引咎辞职。
　　去年4月非典肆虐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被免去党政职务。而半年后，张、孟两人分别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对于他们的复出，他们自己以及中央的任职决定也都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据分析，国内官员下野后的复出，一般要遵循“先歇一阵时间，再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里露一下面，然后就复出”的运作模式，马富才11月4日在中石油集团召开的一个大型会议上公开露面，应该是一个信号和铺垫，使有关他复出的传闻“越发有了某种真实性”。
　　在“12·23”特大井喷事故中发生后，马富才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高官，国务院在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的时候，对个中原因进行了一些解释，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同意辞职或免职决定；同理，如果马富才很快复出，在宣布任命马富才担任某职的时候，也应当进行必要的交代，以表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任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