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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父亲回忆，侯德云是正在上课的时候，被人给带走的。后来知道，带走侯德云的人是县里来的。侯德云被带上了停在校门口的一辆绿色吉普车，然后吉普车就一溜烟地开走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侯德云自然成了老师们议论的话题。
侯德云是我父亲的同事，跟我父亲一样，也是一名代课教师，在同一所乡下中学，又同在一个语文教研组，这样，侯德云跟我父亲的关系相对就密切一些，年纪比我父亲小不少，大约小八九岁的样子，办公室里称我父亲为廉老师，个别场合则叫廉大哥。被带走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据我父亲讲，侯德云业务能力很强，用我父亲的话说，是把硬手。很多课文，像《石壕吏》、《卖炭翁》、《敕勒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能倒背如流。而像《捕蛇者说》、《济南的冬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略长的文章也是如数家珍。讲课基本不看教案。甚至，有时候捏着根粉笔就上讲台。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当然钢笔字写得也好，毛笔字写得也好。班主任们在新学期开始布置班级形式的时候，比如布置“学习园地”、“光荣榜”、“大批判专栏”什么的，凡是需要写字的地方，都求侯德云。包括学校写个标语、奖状，还有每一期的黑板报，都是侯德云的事。侯德云也不计较，也不推辞。老师们看着侯德云写字，赞不绝口，开玩笑说侯德云的字是“文革”时写“大字报”练出来的，侯德云听了，不置可否，脸上稍稍有些尴尬。
侯德云不但字写得好，语文教得好，侯德云骨子里也热爱文学，看过不少文学方面的书，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领着几个也是热爱文学的学生办了一份油印小报《蒲公英》，发表些学生的作品，侯德云当主编，每期都亲自设计版面，亲自刻钢板，亲自为学生的作品写点评。这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深受学生的喜爱。侯德云出事之后，《蒲公英》也就跟着夭折了。
侯德云性情温和，含蓄内敛，待人接物可以称得上是温文尔雅，一看就像个文弱书生。学生开始都不怕他。后来侯德云反省了一下，找到学生不怕自己的原因，是自己在学生面前总是笑容可掬，一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样子。我父亲曾提醒说，这帮孩子，不能给他们好脸！侯德云便刻意地改变自己，一走进班级，立刻板起脸来，换上一副凝重的表情，或者说是面无表情，换了个人似的，变得不苟言笑了。当然，侯德云不是不批评学生，也不是不发火，不是一味地宽容，侯德云严厉的时候，学生也怕。但侯德云批评学生从不使用过激的语言，即使是发火的时候，也不。不像有的老师，动不动张嘴就骂学生是“猪脑子”、“大笨蛋”、“搬块豆饼照照你那张狗脸”、“浑身没有二两肉，一身家雀骨头”;讽刺学生脸皮厚，说是“一锥子扎不透”;骂整天不学习的学生“你爹没给你揍（做）心”;骂学习不好的女生“干脆收拾收拾回家抱孩子去得啦”等等，啥难听骂啥。相反，侯德云越是生气的时候，越是说不出话，嘴唇哆嗦，脸色青白，有时干脆停下来，不讲课了，说你们自己看吧，把粉笔使劲扔向墙脚，然后定定地盯着讲台下面的学生，把学生们盯得一个一个低下头去。原本发黑的眼圈，此刻更黑。但是侯德云说是不讲课了，不像有的老师说不讲就真的不讲了，坐下来抽烟，或者干脆将课本教案往腋下一夹，一脚踹开门，扬长而去。侯德云只是这么一说而已，用不上几分钟，便又重新拿起一根粉笔，接着往下讲课。还有的老师生气了怒不可遏，在讲台上来来回回地走，把讲台踩得嘎吱嘎吱响，仿佛一头暴怒的雄狮，将犯错的学生叫到前面来，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推来搡去拳打脚踢。也有的不当着班级学生的面，而是把调皮捣蛋的学生领到办公室，或者干脆弄到没人的地方，一顿胖揍……诸如此類的暴力行为，侯德云一回也没有过。
侯德云教的学生，怎么说呢，又喜欢他，又敬畏他，基本上没有敢懒懒散散的。连学习不好，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上课也不敢不听，作业也不敢不做。所以，从整体上说，侯德云所教的班级，教学质量要比同年级同学科的老师成绩好一大截。也所以，领导年年让侯德云把关，别的老师都心服口服。
其实，侯德云只有高中学历。
侯德云的高中是在县一中念的，是县一中出类拔萃的尖子生。侯德云的梦想是考上北大，考上北大的中文系，将来当个像鲁迅像老舍那样的大作家。然而做梦也没想到，那场骤然而至的暴风雨，将他们这帮莘莘学子的梦想之花彻底摧折了——那一年即将到来的高考被上面推迟半年（而事实上是整整推迟了十一年）。上百名正进入冲刺状态的应届毕业生集中在操场上，当学校宣布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时，侯德云他们仿佛听到的是晴天霹雳，头立时就晕了，嗡嗡响，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多女生回到寝室，痛哭流涕。侯德云不是女生，但侯德云比女生哭得还厉害。侯德云哭红了眼珠子，哭肿了眼皮，而且几顿没有吃饭，坐在自己的床铺上，面对着墙壁长久地发呆。
那时的县一中藏龙卧虎，老师当中有解放前伪满时期新京法政大学的高材生，有解放后五十年代末从名牌大学下放来的教授学者，还有大城市大工厂下放来的工程师。有个姓周的副校长，据说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翻译出版过俄罗斯文学作品。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用俄语哼唱前苏联歌曲，嘀里嘟噜的，舌头直打卷，谁也听不懂，像《山楂树》、像《喀秋莎》、像《红莓花儿开》、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起初声音不大，哼着哼着声音不知不觉高起来，传到走廊里，传到窗户外。周副校长个子高高的，方脸，白净，戴眼镜，梳分头，仪表不俗，不苟言笑，学生们对其敬而远之。在经过了梦想破灭的痛苦之后，学生们当中，消沉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把心中的怨愤疯狂地发泄在别人身上者也有之。周副校长是被批斗的老师当中最惨的一个。至于学生们当年是如何整治这位周副校长的，在本地，除了侯德云，没人知道详情细节。据说，学生们批斗周副校长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候是扇耳光，有时候是踢屁股，有时候是薅头发，有时候是将身高体长的周副校长硬往床下塞，等再拽出来，满脸满身都是尘土。常见的，是让周副校长站在凳子上，腰猫成九十度，冷不防被学生从后面猛地一脚踹下去，满面泥土和血污。最严重的一次，是被一个学生打倒在地，之后用脚乱踢，把周副校长的肋骨踢断了两根。 这个周副校长，极爱干净，喜欢白色，穿白袜子，穿白衬衫，连兜里掏出来的手绢都是白色的。除此，还有个癖好，就是极其爱惜自己的头发，极其在意自己的发型——留分头，头发在头顶的偏右侧分开，向左偏后梳。说是“分头”，又像是“背头”，总是梳得一丝不乱，头发中间的那道分缝，清清楚楚，看得见白净的头皮。每次挨打，周副校长都极力用手用胳膊护着脸，护着头。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便找来一把家庭妇女做针线活用的剪子，好家伙，几个人抓猪一样摁住周副校长的头，拿剪子在周副校长的头上咔嚓咔嚓胡铰一气，前一下后一下，东一下西一下，将周副校长一头原本浓密有型的秀发铰得乱七八糟，像个杂草丛生的坟丘。这种头，有个名堂，叫“鬼头”。受尽百般折磨凌辱的周副校长没有叫过哭过，但是剃“鬼头”却把周副校长给剃哭了。周副校长当着学生的面眼泪就流了下来。周副校长痛心地怒斥道，你们怎么变得像野蛮的强盗啊！
侯德云本来是一个很文静很文静的学生，一门心思用在书本上，平常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根本找不到他，甚至包括一些绝大多数男生都喜爱的体育运动，侯德云都很少参与。像开批斗会这样的事，侯德云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坐在下面聽，多数时候是连听也不听。样子像是听，其实思想溜号了。这么说吧，在那场运动中，起初他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恍恍惚惚的，迷迷茫茫的。侯德云文静多思，心思颇重，或者说稍稍有点偏执。他不像别人那么快就能从迷茫消沉中走出来，这无疑跟他这种内向和有点偏执的性格有关。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情绪轻易不会亢奋。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口号，声嘶力竭地念批判稿，歇斯底里地张嘴骂人动手打人，人人都是那么的激情迸发，就好像，进会场前集体打了一次兴奋剂。但侯德云不是。侯德云有气无力地跟着喊一喊，跟着把拳头举一举，把胳膊挥一挥。
侯德云依然沉浸在梦想破灭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这种绝望，非但没有减轻，反倒在他的心中慢慢郁积的是越来越多的怨愤。怨恨自己的命运，怨恨身边的每个人，怨恨周围的一切。跟谁都懒得说话。走路的时候，脚下碰上一块土坷垃，他也会愤愤地踢上一脚，要不就是捡起来，使劲扔向远处觅食的鸡鸭猪狗，吓得它们惊慌失措仓皇奔逃。对身旁的树木，脚下的花草，不是恨恨地折断，就是践踏成泥。
那段时间，半夜三更，教室玻璃破碎的声音会响彻整个校园。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一次开周副校长的批斗会上，侯德云竟然也动了手。这令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用胆怯的目光看着侯德云，怀疑侯德云是不是疯了？
有意思的是，侯德云的打法颇有新意，侯德云没像别人那样凶狠地扇周副校长的耳光，没像别人那样对周副校长拳打脚踢，没像别人那样薅着周副校长的头发往墙上撞。所以，准确地说，侯德云的打法其实根本算不上是打人。侯德云先是将墙角的水桶拎过来，将水桶里的水倾倒在地上，而后又去墙角拿了一把扫地笤帚，用笤帚在水里来来回回地扫，地上的土很快变成了稀泥。侯德云不慌不忙做着这些的时候，一旁的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这是搞的啥名堂。侯德云用笤帚在稀泥里蘸了又蘸，然后拎着淋淋漓漓的笤帚在周副校长的身上温柔地刷起来，像是往周副校长的身上刷糨糊似的，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把周副校长雪白的衬衫慢慢刷成了乌黑乌黑的黑衬衫了。应该说，侯德云的这种刷法肯定不会怎么疼，也刷不坏人，但是戏剧效果好，看着像是从臭泥坑里爬出来的周副校长，众人发出了阵阵哄笑。
最初，这件事在侯德云尚且年轻的心里，怎么说呢，天高云淡，月白风清，并未留下什么阴影，甚至当人们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有几分得意和快感。可是呢，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件青少年时期的恶作剧，原来并没有淡出记忆。不但没有淡出记忆，反而水落石出般越来越清晰。就好像，原本淡淡的一缕似有若无的白云，慢慢慢慢膨胀成了又浓又厚的一大团乌云。这大团的乌云，长久地笼罩在侯德云心灵的天空上。平常，一句话，一件事，都会勾起他的那段痛苦的记忆，乌云随时都会翻卷而来。而且，那个周副校长穿着一身“黑衬衫”的画面，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境里。日复一日，那个触目惊心的画面究竟在他的梦境里出现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侯德云都打怵睡觉，看书看到半夜，老婆讽刺他用功，其实侯德云是怕做梦，怕那个不断重复的梦。那个梦越来越让他寝食难安，锥心泣血。梦境里，那个人的白衬衫白得刺眼，斑驳的泥污分外醒目。比《红灯记》里刑场上的李玉和雪白的衬衫上带着一条条鲜红的血迹还要刺眼。那个被围殴的人当然不像李玉和那样威武不屈，青松般屹立，那个人抱着头蜷缩在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侯德云知道他梦见的是周副校长。可是在梦里，那个人的面目，却又模糊不清，像是周副校长，又不像是周副校长。
岁月流逝，许许多多的往事已然淡忘了，唯有那件事，唯有那帧黑白分明的画面却时常执拗地在他的眼前浮现。走路的时候，它会在他脚下的路面上浮现出来;睡不着觉的时候，它会在他眼睛盯着的屋顶浮现出来;备课的时候，它会在他手里的书页上浮现出来。他越是刻意地回避它，越是想把它从脑海中删除掉，它则越发鬼魅般飘忽不定，像看过的电影，频频在脑海中闪现。而每当那画面浮现之时，他的心跳都会骤然加速，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没有人问过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侯德云在心里却不止一次懊悔而又愤恨地责问过自己，尤其是心里的这种负罪感与日俱增，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心上的时候。也许，那天周副校长不该穿件白色的衬衫。正是因为那天周副校长穿了件白色的衬衫，洁白洁白的，才叫他突然萌生了这样一种施虐的念头，实施了这样一个令他悔恨终生的恶作剧的吧？像周副校长这种臭狗屎一样的人，怎么配穿这么白的白衬衫呢？侯德云认为自己那天久郁心中的愤怒之火肯定是被周副校长的白衬衫引燃的。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推断。侯德云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他其实已经说不清，只恍惚记得当时的脑子里跟多数人一样，热烘烘的一片混乱和亢奋。 我父亲他们经常看见侯德云早上黑着眼圈来上班，神情疲惫，只知道侯德云有神经衰弱的毛病，睡眠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睡眠不好。
关于那个姓周的副校长，我父亲忽然记起了侯德云以前曾经跟他多次提到过。在我父亲的印象里，从侯德云的言语之中，听得出对这个周副校长是十分崇敬的，也是十分怀念的。但侯德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讲过他曾羞辱过周副校长这件事。对谁都没有讲过，包括他的家人。我父亲不知道有这么个情节。所以我父亲只把侯德云与周副校长的关系当成一般的感情比较深的师生关系。我父亲自己也有过这种体验，毕业多年以后，还在想念当初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这是常有的事。我父亲看侯德云对周副校长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便说有机会可以去县里看看他嘛。侯德云叹息着告诉我父亲，说周副校长早已经调离了县一中。调到什么地方，侯德云当时不清楚。只知道是外省，很远很远，是他原来的老家，原来的单位。言语中流露出几分遗憾。当然，不久侯德云就打听到了周副校长具体的工作单位，是某某大学，侯德云一连写了几封书信去，皆无回音。后来侯德云索性亲自去了一趟周副校长所在的那个大学。什么时候去的，怎么去的，并未细说。其实侯德云是不声不响去的，也可以说是偷偷去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侯德云白跑了一趟。侯德云没有见到那个周副校长。连个影子也没见到。那个出来回话的年轻人，语气很冷，眼光充满戒备和鄙夷，在侯德云的身上扫了又扫，问侯德云找周主任干什么（周副校长此时已经是主任了，是什么主任，侯德云没问），侯德云支吾着没有说出他找周主任的原因，却告诉人家他叫侯德云，是周主任的学生。那人皱皱眉头，说周主任到外地治病去了。这件事侯德云回来之后很久才对我父亲说。而且只对我父亲说过。我父亲当时很不理解，学生想念当年的老师，写封信也就罢了，何必千山万水地跑一趟呢？如今我父亲终于明白，侯德云当年为什么费尽周折一定要去见那个周副校长了。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能在饭桌上听到父亲带回来的新闻。今天是某某被撤职了，明天是某某被开除了。原因嘛，基本跟侯德云所犯错误是一样的。我父亲虽然没有说，但看得出他很替侯德云担心和惋惜。我父亲压低嗓音，望着我们说，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秋后算账！我父亲的眼神里，明显含有告诫我们的意思，年少轻狂，凡事不可妄为。我父亲还说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一套古训给我们听。我父亲庆幸自己当年是挨整的对象，没有整过别人（虽然为了自保被迫揭发过别人），挨过几次批斗，但更多的是陪斗。所幸我父亲平时人缘不错，学生老师都没怎么得罪，所以挨批斗的时候，顶多被学生们摁着脑袋骂“低下你的狗头”，或者手指勾着你的下巴说“抬起你的鬼脸儿”，人格受到一点侮辱，但没有受过太多的皮肉之苦。比起那些被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被学生七手八脚摁着用红墨水画鬼脸，剃鬼头，低头认罪的时候，鼻子底下放个臭气熏天的马桶的老师，境遇强多了。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提起往事我父亲依然心有余悸，感叹道，人到了那种地步，就不是人了，还要什么人格啊尊严哪，能保住性命就不错啦！
在侯德云被带走的这段时间里，上边还派了调查组下来调查侯德云，主要是了解侯德云平时的为人及工作表现。调查组的人个个脸色阴沉，黑云压城，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几乎把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叫去问话，包括食堂做饭的炊事员，包括打水扫地的勤杂工。人们进了那间屋子，见了那一张张阴沉沉的脸，都不免有点紧张，人家问什么，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什么。令调查组疑惑不解的是，他们从众人嘴里得到的答案出乎意料的一致：侯德云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好老师。这怎么可能呢？
侯德云出事之后，他所教班级的课程学校就暂时交给我父亲代着。校长跟我父亲交待这项工作的时候，语气中透露出对我父亲的信任，说侯德云的工作，别人接不了，就得你多辛苦一点啦！侯德云教的班级是毕业班，是最好的班级。校长末了对我父亲小声说，你就准备把这帮孩子教到毕业吧。
侯德云所教班级的学生们，照当年侯德云的年龄差不了多少。我父亲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感觉到这些学生的情绪很不正常。上课无精打采，回答问题消极抵触，我父亲讲课的時候有人东倒西歪，趴桌子，小声说话，小声嗑瓜子。我父亲往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背后发出轻蔑的怪笑声。我父亲本来脾气并不好，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学生们也知道。所以当有人发出轻蔑的笑声的时候，有的女生惊恐地看着停下笔的父亲。然而父亲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们一会，摇一摇头，忍了忍，就继续往下讲课了。我父亲觉得，以后跟这帮学生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呢。
出人意外的是，侯德云没过多久就回来了。但是侯德云回来之后并没有马上到学校来上班。所以我父亲他们听说之后都有点半信半疑。我父亲还利用晚上的时间，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多里地，偷偷去了一趟侯德云家，想一探究竟。见到我父亲，侯德云眼圈红了，半晌无语。我父亲亦惊亦喜，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父亲当时还不知道侯德云究竟是怎么回来的，是暂时的，还是啥事也没有了，到底怎么个结果，我父亲不知道。据侯德云讲，检举揭发侯德云等人运动当中打过人的，并不是挨打的那个周副校长，而是别的老师。而且还不止一个老师。这些运动中挨整的老师，后来大多都工作调动，离开了县一中。有的平反回到了城市，有的调到了外省，有的调回了大学，但调查组还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们，让他们写出证言材料，原则是必须说实话，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在这些人亲笔写的并摁有他们手印的调查材料中，差不多都写到了侯德云用蘸着泥浆的笤帚刷人的情节。令人不解的是，只有被打的周副校长本人，却没有指证侯德云。据说，无论调查组怎么往侯德云身上引导，周副校长都说自己当时只是用手护着脸，护着脑袋，没有看清是谁用蘸了泥浆的笤帚往他身上刷的。周副校长轻描淡写：再说，那个学生不是打他，只是往他的身上刷了点泥而已。调查组的人狐疑地望着周副校长，望着，摇一摇头，客气地笑了又笑。再望着，再摇一摇头，再客气地笑了又笑，说：这、这不太可能吧？这怎么可能呢？你会看不清是谁？……面对调查组的不厌其烦，循循善诱，周副校长无奈地摇头，叹息说当年那些学生还都是听话的孩子，还很单纯，大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笔账要算也不应该算在孩子们的头上。应该说，他们那代人也是很不幸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如果没有那场风暴，他们本应该上大学坐在大学的讲堂上啊！最终，周副校长不但没有指证侯德云，连把他往床下塞、给他剃“鬼头”、踢断他肋骨等等的一些学生，一个也没有指证。
我父亲临走对侯德云说，明天赶紧上班吧，孩子们都盼着你回来给他们上课呢。侯德云犹豫着点了点头。我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有什么负担，该咋干还咋干。
然而第二天侯德云并没有上班。又过了几天，侯德云依然没有上班。学校派去请他的几位老师回来说没有见到侯德云，侯德云媳妇红着眼圈告诉他们，说侯德云走了。看到几位老师一脸的惊讶，侯德云媳妇解释说，这回不是被人给带走的，是他自己走的。几位老师越发疑惑了，自己走的？去哪儿了？侯德云媳妇回答说出远门了，去找一个人。
责任编辑/董晓晓
侯德云是我父亲的同事，跟我父亲一样，也是一名代课教师，在同一所乡下中学，又同在一个语文教研组，这样，侯德云跟我父亲的关系相对就密切一些，年纪比我父亲小不少，大约小八九岁的样子，办公室里称我父亲为廉老师，个别场合则叫廉大哥。被带走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据我父亲讲，侯德云业务能力很强，用我父亲的话说，是把硬手。很多课文，像《石壕吏》、《卖炭翁》、《敕勒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能倒背如流。而像《捕蛇者说》、《济南的冬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略长的文章也是如数家珍。讲课基本不看教案。甚至，有时候捏着根粉笔就上讲台。写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当然钢笔字写得也好，毛笔字写得也好。班主任们在新学期开始布置班级形式的时候，比如布置“学习园地”、“光荣榜”、“大批判专栏”什么的，凡是需要写字的地方，都求侯德云。包括学校写个标语、奖状，还有每一期的黑板报，都是侯德云的事。侯德云也不计较，也不推辞。老师们看着侯德云写字，赞不绝口，开玩笑说侯德云的字是“文革”时写“大字报”练出来的，侯德云听了，不置可否，脸上稍稍有些尴尬。
侯德云不但字写得好，语文教得好，侯德云骨子里也热爱文学，看过不少文学方面的书，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领着几个也是热爱文学的学生办了一份油印小报《蒲公英》，发表些学生的作品，侯德云当主编，每期都亲自设计版面，亲自刻钢板，亲自为学生的作品写点评。这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大有帮助，深受学生的喜爱。侯德云出事之后，《蒲公英》也就跟着夭折了。
侯德云性情温和，含蓄内敛，待人接物可以称得上是温文尔雅，一看就像个文弱书生。学生开始都不怕他。后来侯德云反省了一下，找到学生不怕自己的原因，是自己在学生面前总是笑容可掬，一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样子。我父亲曾提醒说，这帮孩子，不能给他们好脸！侯德云便刻意地改变自己，一走进班级，立刻板起脸来，换上一副凝重的表情，或者说是面无表情，换了个人似的，变得不苟言笑了。当然，侯德云不是不批评学生，也不是不发火，不是一味地宽容，侯德云严厉的时候，学生也怕。但侯德云批评学生从不使用过激的语言，即使是发火的时候，也不。不像有的老师，动不动张嘴就骂学生是“猪脑子”、“大笨蛋”、“搬块豆饼照照你那张狗脸”、“浑身没有二两肉，一身家雀骨头”;讽刺学生脸皮厚，说是“一锥子扎不透”;骂整天不学习的学生“你爹没给你揍（做）心”;骂学习不好的女生“干脆收拾收拾回家抱孩子去得啦”等等，啥难听骂啥。相反，侯德云越是生气的时候，越是说不出话，嘴唇哆嗦，脸色青白，有时干脆停下来，不讲课了，说你们自己看吧，把粉笔使劲扔向墙脚，然后定定地盯着讲台下面的学生，把学生们盯得一个一个低下头去。原本发黑的眼圈，此刻更黑。但是侯德云说是不讲课了，不像有的老师说不讲就真的不讲了，坐下来抽烟，或者干脆将课本教案往腋下一夹，一脚踹开门，扬长而去。侯德云只是这么一说而已，用不上几分钟，便又重新拿起一根粉笔，接着往下讲课。还有的老师生气了怒不可遏，在讲台上来来回回地走，把讲台踩得嘎吱嘎吱响，仿佛一头暴怒的雄狮，将犯错的学生叫到前面来，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推来搡去拳打脚踢。也有的不当着班级学生的面，而是把调皮捣蛋的学生领到办公室，或者干脆弄到没人的地方，一顿胖揍……诸如此類的暴力行为，侯德云一回也没有过。
侯德云教的学生，怎么说呢，又喜欢他，又敬畏他，基本上没有敢懒懒散散的。连学习不好，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上课也不敢不听，作业也不敢不做。所以，从整体上说，侯德云所教的班级，教学质量要比同年级同学科的老师成绩好一大截。也所以，领导年年让侯德云把关，别的老师都心服口服。
其实，侯德云只有高中学历。
侯德云的高中是在县一中念的，是县一中出类拔萃的尖子生。侯德云的梦想是考上北大，考上北大的中文系，将来当个像鲁迅像老舍那样的大作家。然而做梦也没想到，那场骤然而至的暴风雨，将他们这帮莘莘学子的梦想之花彻底摧折了——那一年即将到来的高考被上面推迟半年（而事实上是整整推迟了十一年）。上百名正进入冲刺状态的应届毕业生集中在操场上，当学校宣布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时，侯德云他们仿佛听到的是晴天霹雳，头立时就晕了，嗡嗡响，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多女生回到寝室，痛哭流涕。侯德云不是女生，但侯德云比女生哭得还厉害。侯德云哭红了眼珠子，哭肿了眼皮，而且几顿没有吃饭，坐在自己的床铺上，面对着墙壁长久地发呆。
那时的县一中藏龙卧虎，老师当中有解放前伪满时期新京法政大学的高材生，有解放后五十年代末从名牌大学下放来的教授学者，还有大城市大工厂下放来的工程师。有个姓周的副校长，据说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翻译出版过俄罗斯文学作品。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用俄语哼唱前苏联歌曲，嘀里嘟噜的，舌头直打卷，谁也听不懂，像《山楂树》、像《喀秋莎》、像《红莓花儿开》、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起初声音不大，哼着哼着声音不知不觉高起来，传到走廊里，传到窗户外。周副校长个子高高的，方脸，白净，戴眼镜，梳分头，仪表不俗，不苟言笑，学生们对其敬而远之。在经过了梦想破灭的痛苦之后，学生们当中，消沉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把心中的怨愤疯狂地发泄在别人身上者也有之。周副校长是被批斗的老师当中最惨的一个。至于学生们当年是如何整治这位周副校长的，在本地，除了侯德云，没人知道详情细节。据说，学生们批斗周副校长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候是扇耳光，有时候是踢屁股，有时候是薅头发，有时候是将身高体长的周副校长硬往床下塞，等再拽出来，满脸满身都是尘土。常见的，是让周副校长站在凳子上，腰猫成九十度，冷不防被学生从后面猛地一脚踹下去，满面泥土和血污。最严重的一次，是被一个学生打倒在地，之后用脚乱踢，把周副校长的肋骨踢断了两根。 这个周副校长，极爱干净，喜欢白色，穿白袜子，穿白衬衫，连兜里掏出来的手绢都是白色的。除此，还有个癖好，就是极其爱惜自己的头发，极其在意自己的发型——留分头，头发在头顶的偏右侧分开，向左偏后梳。说是“分头”，又像是“背头”，总是梳得一丝不乱，头发中间的那道分缝，清清楚楚，看得见白净的头皮。每次挨打，周副校长都极力用手用胳膊护着脸，护着头。有人发现了这一问题，便找来一把家庭妇女做针线活用的剪子，好家伙，几个人抓猪一样摁住周副校长的头，拿剪子在周副校长的头上咔嚓咔嚓胡铰一气，前一下后一下，东一下西一下，将周副校长一头原本浓密有型的秀发铰得乱七八糟，像个杂草丛生的坟丘。这种头，有个名堂，叫“鬼头”。受尽百般折磨凌辱的周副校长没有叫过哭过，但是剃“鬼头”却把周副校长给剃哭了。周副校长当着学生的面眼泪就流了下来。周副校长痛心地怒斥道，你们怎么变得像野蛮的强盗啊！
侯德云本来是一个很文静很文静的学生，一门心思用在书本上，平常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根本找不到他，甚至包括一些绝大多数男生都喜爱的体育运动，侯德云都很少参与。像开批斗会这样的事，侯德云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坐在下面聽，多数时候是连听也不听。样子像是听，其实思想溜号了。这么说吧，在那场运动中，起初他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恍恍惚惚的，迷迷茫茫的。侯德云文静多思，心思颇重，或者说稍稍有点偏执。他不像别人那么快就能从迷茫消沉中走出来，这无疑跟他这种内向和有点偏执的性格有关。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情绪轻易不会亢奋。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口号，声嘶力竭地念批判稿，歇斯底里地张嘴骂人动手打人，人人都是那么的激情迸发，就好像，进会场前集体打了一次兴奋剂。但侯德云不是。侯德云有气无力地跟着喊一喊，跟着把拳头举一举，把胳膊挥一挥。
侯德云依然沉浸在梦想破灭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这种绝望，非但没有减轻，反倒在他的心中慢慢郁积的是越来越多的怨愤。怨恨自己的命运，怨恨身边的每个人，怨恨周围的一切。跟谁都懒得说话。走路的时候，脚下碰上一块土坷垃，他也会愤愤地踢上一脚，要不就是捡起来，使劲扔向远处觅食的鸡鸭猪狗，吓得它们惊慌失措仓皇奔逃。对身旁的树木，脚下的花草，不是恨恨地折断，就是践踏成泥。
那段时间，半夜三更，教室玻璃破碎的声音会响彻整个校园。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一次开周副校长的批斗会上，侯德云竟然也动了手。这令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用胆怯的目光看着侯德云，怀疑侯德云是不是疯了？
有意思的是，侯德云的打法颇有新意，侯德云没像别人那样凶狠地扇周副校长的耳光，没像别人那样对周副校长拳打脚踢，没像别人那样薅着周副校长的头发往墙上撞。所以，准确地说，侯德云的打法其实根本算不上是打人。侯德云先是将墙角的水桶拎过来，将水桶里的水倾倒在地上，而后又去墙角拿了一把扫地笤帚，用笤帚在水里来来回回地扫，地上的土很快变成了稀泥。侯德云不慌不忙做着这些的时候，一旁的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这是搞的啥名堂。侯德云用笤帚在稀泥里蘸了又蘸，然后拎着淋淋漓漓的笤帚在周副校长的身上温柔地刷起来，像是往周副校长的身上刷糨糊似的，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把周副校长雪白的衬衫慢慢刷成了乌黑乌黑的黑衬衫了。应该说，侯德云的这种刷法肯定不会怎么疼，也刷不坏人，但是戏剧效果好，看着像是从臭泥坑里爬出来的周副校长，众人发出了阵阵哄笑。
最初，这件事在侯德云尚且年轻的心里，怎么说呢，天高云淡，月白风清，并未留下什么阴影，甚至当人们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有几分得意和快感。可是呢，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件青少年时期的恶作剧，原来并没有淡出记忆。不但没有淡出记忆，反而水落石出般越来越清晰。就好像，原本淡淡的一缕似有若无的白云，慢慢慢慢膨胀成了又浓又厚的一大团乌云。这大团的乌云，长久地笼罩在侯德云心灵的天空上。平常，一句话，一件事，都会勾起他的那段痛苦的记忆，乌云随时都会翻卷而来。而且，那个周副校长穿着一身“黑衬衫”的画面，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境里。日复一日，那个触目惊心的画面究竟在他的梦境里出现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侯德云都打怵睡觉，看书看到半夜，老婆讽刺他用功，其实侯德云是怕做梦，怕那个不断重复的梦。那个梦越来越让他寝食难安，锥心泣血。梦境里，那个人的白衬衫白得刺眼，斑驳的泥污分外醒目。比《红灯记》里刑场上的李玉和雪白的衬衫上带着一条条鲜红的血迹还要刺眼。那个被围殴的人当然不像李玉和那样威武不屈，青松般屹立，那个人抱着头蜷缩在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侯德云知道他梦见的是周副校长。可是在梦里，那个人的面目，却又模糊不清，像是周副校长，又不像是周副校长。
岁月流逝，许许多多的往事已然淡忘了，唯有那件事，唯有那帧黑白分明的画面却时常执拗地在他的眼前浮现。走路的时候，它会在他脚下的路面上浮现出来;睡不着觉的时候，它会在他眼睛盯着的屋顶浮现出来;备课的时候，它会在他手里的书页上浮现出来。他越是刻意地回避它，越是想把它从脑海中删除掉，它则越发鬼魅般飘忽不定，像看过的电影，频频在脑海中闪现。而每当那画面浮现之时，他的心跳都会骤然加速，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没有人问过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侯德云在心里却不止一次懊悔而又愤恨地责问过自己，尤其是心里的这种负罪感与日俱增，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心上的时候。也许，那天周副校长不该穿件白色的衬衫。正是因为那天周副校长穿了件白色的衬衫，洁白洁白的，才叫他突然萌生了这样一种施虐的念头，实施了这样一个令他悔恨终生的恶作剧的吧？像周副校长这种臭狗屎一样的人，怎么配穿这么白的白衬衫呢？侯德云认为自己那天久郁心中的愤怒之火肯定是被周副校长的白衬衫引燃的。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推断。侯德云当时到底是不是这么想的，他其实已经说不清，只恍惚记得当时的脑子里跟多数人一样，热烘烘的一片混乱和亢奋。 我父亲他们经常看见侯德云早上黑着眼圈来上班，神情疲惫，只知道侯德云有神经衰弱的毛病，睡眠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睡眠不好。
关于那个姓周的副校长，我父亲忽然记起了侯德云以前曾经跟他多次提到过。在我父亲的印象里，从侯德云的言语之中，听得出对这个周副校长是十分崇敬的，也是十分怀念的。但侯德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讲过他曾羞辱过周副校长这件事。对谁都没有讲过，包括他的家人。我父亲不知道有这么个情节。所以我父亲只把侯德云与周副校长的关系当成一般的感情比较深的师生关系。我父亲自己也有过这种体验，毕业多年以后，还在想念当初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这是常有的事。我父亲看侯德云对周副校长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便说有机会可以去县里看看他嘛。侯德云叹息着告诉我父亲，说周副校长早已经调离了县一中。调到什么地方，侯德云当时不清楚。只知道是外省，很远很远，是他原来的老家，原来的单位。言语中流露出几分遗憾。当然，不久侯德云就打听到了周副校长具体的工作单位，是某某大学，侯德云一连写了几封书信去，皆无回音。后来侯德云索性亲自去了一趟周副校长所在的那个大学。什么时候去的，怎么去的，并未细说。其实侯德云是不声不响去的，也可以说是偷偷去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侯德云白跑了一趟。侯德云没有见到那个周副校长。连个影子也没见到。那个出来回话的年轻人，语气很冷，眼光充满戒备和鄙夷，在侯德云的身上扫了又扫，问侯德云找周主任干什么（周副校长此时已经是主任了，是什么主任，侯德云没问），侯德云支吾着没有说出他找周主任的原因，却告诉人家他叫侯德云，是周主任的学生。那人皱皱眉头，说周主任到外地治病去了。这件事侯德云回来之后很久才对我父亲说。而且只对我父亲说过。我父亲当时很不理解，学生想念当年的老师，写封信也就罢了，何必千山万水地跑一趟呢？如今我父亲终于明白，侯德云当年为什么费尽周折一定要去见那个周副校长了。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能在饭桌上听到父亲带回来的新闻。今天是某某被撤职了，明天是某某被开除了。原因嘛，基本跟侯德云所犯错误是一样的。我父亲虽然没有说，但看得出他很替侯德云担心和惋惜。我父亲压低嗓音，望着我们说，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秋后算账！我父亲的眼神里，明显含有告诫我们的意思，年少轻狂，凡事不可妄为。我父亲还说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的一套古训给我们听。我父亲庆幸自己当年是挨整的对象，没有整过别人（虽然为了自保被迫揭发过别人），挨过几次批斗，但更多的是陪斗。所幸我父亲平时人缘不错，学生老师都没怎么得罪，所以挨批斗的时候，顶多被学生们摁着脑袋骂“低下你的狗头”，或者手指勾着你的下巴说“抬起你的鬼脸儿”，人格受到一点侮辱，但没有受过太多的皮肉之苦。比起那些被学生打得鼻青脸肿，被学生七手八脚摁着用红墨水画鬼脸，剃鬼头，低头认罪的时候，鼻子底下放个臭气熏天的马桶的老师，境遇强多了。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提起往事我父亲依然心有余悸，感叹道，人到了那种地步，就不是人了，还要什么人格啊尊严哪，能保住性命就不错啦！
在侯德云被带走的这段时间里，上边还派了调查组下来调查侯德云，主要是了解侯德云平时的为人及工作表现。调查组的人个个脸色阴沉，黑云压城，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几乎把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叫去问话，包括食堂做饭的炊事员，包括打水扫地的勤杂工。人们进了那间屋子，见了那一张张阴沉沉的脸，都不免有点紧张，人家问什么，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什么。令调查组疑惑不解的是，他们从众人嘴里得到的答案出乎意料的一致：侯德云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人、好老师。这怎么可能呢？
侯德云出事之后，他所教班级的课程学校就暂时交给我父亲代着。校长跟我父亲交待这项工作的时候，语气中透露出对我父亲的信任，说侯德云的工作，别人接不了，就得你多辛苦一点啦！侯德云教的班级是毕业班，是最好的班级。校长末了对我父亲小声说，你就准备把这帮孩子教到毕业吧。
侯德云所教班级的学生们，照当年侯德云的年龄差不了多少。我父亲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感觉到这些学生的情绪很不正常。上课无精打采，回答问题消极抵触，我父亲讲课的時候有人东倒西歪，趴桌子，小声说话，小声嗑瓜子。我父亲往黑板上写字的时候，背后发出轻蔑的怪笑声。我父亲本来脾气并不好，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学生们也知道。所以当有人发出轻蔑的笑声的时候，有的女生惊恐地看着停下笔的父亲。然而父亲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们一会，摇一摇头，忍了忍，就继续往下讲课了。我父亲觉得，以后跟这帮学生打交道的日子长着呢。
出人意外的是，侯德云没过多久就回来了。但是侯德云回来之后并没有马上到学校来上班。所以我父亲他们听说之后都有点半信半疑。我父亲还利用晚上的时间，骑着自行车跑了十多里地，偷偷去了一趟侯德云家，想一探究竟。见到我父亲，侯德云眼圈红了，半晌无语。我父亲亦惊亦喜，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父亲当时还不知道侯德云究竟是怎么回来的，是暂时的，还是啥事也没有了，到底怎么个结果，我父亲不知道。据侯德云讲，检举揭发侯德云等人运动当中打过人的，并不是挨打的那个周副校长，而是别的老师。而且还不止一个老师。这些运动中挨整的老师，后来大多都工作调动，离开了县一中。有的平反回到了城市，有的调到了外省，有的调回了大学，但调查组还是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们，让他们写出证言材料，原则是必须说实话，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在这些人亲笔写的并摁有他们手印的调查材料中，差不多都写到了侯德云用蘸着泥浆的笤帚刷人的情节。令人不解的是，只有被打的周副校长本人，却没有指证侯德云。据说，无论调查组怎么往侯德云身上引导，周副校长都说自己当时只是用手护着脸，护着脑袋，没有看清是谁用蘸了泥浆的笤帚往他身上刷的。周副校长轻描淡写：再说，那个学生不是打他，只是往他的身上刷了点泥而已。调查组的人狐疑地望着周副校长，望着，摇一摇头，客气地笑了又笑。再望着，再摇一摇头，再客气地笑了又笑，说：这、这不太可能吧？这怎么可能呢？你会看不清是谁？……面对调查组的不厌其烦，循循善诱，周副校长无奈地摇头，叹息说当年那些学生还都是听话的孩子，还很单纯，大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这笔账要算也不应该算在孩子们的头上。应该说，他们那代人也是很不幸的，他们也是受害者。如果没有那场风暴，他们本应该上大学坐在大学的讲堂上啊！最终，周副校长不但没有指证侯德云，连把他往床下塞、给他剃“鬼头”、踢断他肋骨等等的一些学生，一个也没有指证。
我父亲临走对侯德云说，明天赶紧上班吧，孩子们都盼着你回来给他们上课呢。侯德云犹豫着点了点头。我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有什么负担，该咋干还咋干。
然而第二天侯德云并没有上班。又过了几天，侯德云依然没有上班。学校派去请他的几位老师回来说没有见到侯德云，侯德云媳妇红着眼圈告诉他们，说侯德云走了。看到几位老师一脸的惊讶，侯德云媳妇解释说，这回不是被人给带走的，是他自己走的。几位老师越发疑惑了，自己走的？去哪儿了？侯德云媳妇回答说出远门了，去找一个人。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