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合作现状
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后京都时代。由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完成了历时4年的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达成了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一系列决定。《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传递出全球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巴黎协定》包括前言、总体目标、自主贡献、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促进实施和遵约、机构和程序法律安排等内容。
《巴黎协定》重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协定》提出的三个目标中有一个（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是以往都没有提出的。
此外，《巴黎协定》以法律文书形式，确立了“自主贡献+审评”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模式。《巴黎协定》所设立的模式也是全新的模式。
然而，由于《巴黎协定》全面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在未来的遵约细节和实施落实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如果一旦利益失衡，合作又成为一纸空谈，所以这需要我们慎重对待气候合作问题。[ 来自于巢清尘，张永香，高翔，王谋，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新起点；《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6年1月第12卷第一期]
2合作困境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巴黎气候大会有所进展，但总体上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治理进程依旧缓慢。气候治理与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较成果难免有些相形见拙。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可是就在气候问题的上，合作极其困难，下面将对其合作困境进行四角度的分析：
首先从生态领域分析，有专家指出生态问题属性导致政治家们不情愿处理生态问题。全球生态问题的整体性表现出问题内部的的复杂性。生态系统本身就包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属性，一旦生态系统的某一部分遭到严重破坏，不是解决那一部分问题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必须从整体的生态系统入手，成本很高。
长期性表现出解决问题的时效性。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不是几年或十年的问题。据统计，气温回落2摄氏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政策一般往往被政治家们搁置。长期战略往往会留给必须要大力的支持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可能出现的生存问题。很多有权威的学者、政治家们都认为环境问题提出过早，杞人忧天。
跨国性表现出合作曲折性。生态问题不是一国可以治理的。比如说一旦多瑙河出现问题，需要治理的可能就是大半个欧洲国家，甚至欧盟也会出手干涉。面对全球循环的大气问题更需要全球治理。然而成员一旦多的情况下，合作的难度与其成反相关。
其次，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数，即合作本身存在的固有矛盾——冲突。罗伯特 基欧汉说过：“合作不应该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没有冲突的征兆也就没有合作的必要”。合作和冲突既反映了矛盾的对立性也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国际合作的是指就是国际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中所进行的政策协调行为，是一种动态的国际互动行为方式。所以全球生态治理上冲突与合作相伴而行，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再次，传统的多边合作主义指出合作困难是因为合作条件
A 必须有大所数成员能获得共同利益
B 时间问题：各方都期望立见成效，以刺激政府决策
C国内制约因素作用大：预期收益必须能弥补政府丧失的合法性，避免政府稳定。在保护环境和遏制气候变化方面，短期内要集中支付国内成本，长远方可见成效，因此现政府显然不愿意为下届政府承担工作。
最后应该从内因出发。本国的主要矛盾要求社会发展。固有矛盾给发展带来不可无视的压力。任何政治家们都会主要抓生产，抓经济。如果说国家内政方面的矛盾是本质原因，那外交上面临的压力是合作困难的直接原因。以中国为例，中国面临烦的外交压力也不小。就以低碳政治方面，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所以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况且，像全球治理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行为虽然没有战争发生的可能，但是矛盾一旦出现，棘手的程度也不亚于战争。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被媒体戏称为“草案战争”事实上，各个国家在本国利益上不仅毫不退让，有的更是借题发挥，变本加厉的进行一番指责而不是商量。一些国家遭受的外交压力成为了他们的外交困局，从而导致国家间合作困境越来越难以处理。
3合作困境根源：
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像气候问题这种世人都意识到的问题的严峻，怎么在政治精英面前就成了一种“儿戏”。充满民主智慧的美国怎么就能做出退出《京都议定书》这种做法呢？全球治理明明是利大于弊的举措，怎么到现在还是处于拟定方案状态？本文认为，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还存在本质问题。
首先是国家之间的差异问题。国家间差异大导致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时候，共识少，问题多。国际关系本身错综复杂的问就是因为国家间差异问题。国家间政治制度不同，就算相同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在现实主义观点来看不发生战争已是万幸，合作根本不可能。虽然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都提出合作的可能，但国家的具体差异仍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以及难点。世界经济格局直接影响着政治格局的演进。欧美大国牢牢握住自己的话语权利，这导致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共识少，代沟多。政治制度差异大，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文化霸权横行，合作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困难重重。这主要还是大国或强国的问题。
当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也有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搭便车问题导致集体行动困难。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大国的确是实力担当，但如果要一起行动的时候只有大国出力，那就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合作的必要性也就大大减弱。这是一般发达国家的立场。当然这也是一种大国自以为是且不想负责任的借口。美国当众不签议定书就延缓了全球大气治理的进程，大国的这种做法实在让人无法认同。虽然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依傍发达国家是一种理性选择。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不乐意是因为在集体行动的时候发达国家会提出很多干涉主权的事情，这是他们不能退让的，所以只能延缓集体行动的进程。当然也有些毫无诚意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幻想着能够坐享其成，这种做法不时挑战发达国家的底线。这就促使集体行动走向囚徒困境*中最不乐观的状态。双方的状态并不适合高效合作，全球治理成为一纸空谈。
再次是国际社会问题。接下来从国际社会的属性、特征、结构、单元入手解读合作之所以难的问题。
A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将全球生态问题的共同解决向反方向推动，引发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为自己的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进行零和博弈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B国际格局不平衡特性容易引发冲突而不是合作。国际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与国际冲突有着密切关系。生态环境问题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以及新兴工业國家之间的权力、国力、安全保障等方面差距继续拉大，全球范围内的持久不平等、不平衡也会继续增长。生态领域的国际不平等，“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不平等现象，现存的世界性的生存机会的不均衡和不公平将由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严重”。*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导致社会和经济后果是不均衡的随之产生的不公平不仅是表现在时间还是空间地理分布上，他们都隐藏巨大的冲突，这种种冲突的结果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完全爆发。
C国际制度问题。制度塑造了空间冲突的发生环境，也决定了冲突的形式和级别。一是由于区域资源产权不明、产权变更或制度与政策存在的缺陷将导致冲突的发生。二是现有的管理制度与区域生态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也会引发冲突。三是在区域生态保护中，权力的分配不均使区域利益和负担分配不均衡，也会导致生态分不冲突。目前国际上度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机制，约束能力极其有限，规范的合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D国家作为理性单位，这就表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为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都会站在本国发展的角度，而这种狭义的国家利益会多多少少与全人类的利益产生一些矛盾。在全球治理这种公共产品资源丰厚的状况下，不少国家都只愿意搭便车而不是共同担当，这也是他们一种利益选择。而发达国家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责任。美国公然拒绝签订京东议定书就是站在美国利益最好表现。再者，国家首先要保护的是主权。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不愿意让出主权，限制自身的发展。因为他们这种全球治理很容易像美国的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问题。联合国也由于美国因素变得十分被动。
作者简介：闵健峰，1993——，男，朝鲜族，吉林省通化市，在读研究生，延边大学，东北亚国际政治
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后京都时代。由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完成了历时4年的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达成了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一系列决定。《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传递出全球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巴黎协定》包括前言、总体目标、自主贡献、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促进实施和遵约、机构和程序法律安排等内容。
《巴黎协定》重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协定》提出的三个目标中有一个（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是以往都没有提出的。
此外，《巴黎协定》以法律文书形式，确立了“自主贡献+审评”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模式。《巴黎协定》所设立的模式也是全新的模式。
然而，由于《巴黎协定》全面平衡了各方的利益，在未来的遵约细节和实施落实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难题，如果处理不当，将可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如果一旦利益失衡，合作又成为一纸空谈，所以这需要我们慎重对待气候合作问题。[ 来自于巢清尘，张永香，高翔，王谋，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新起点；《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6年1月第12卷第一期]
2合作困境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巴黎气候大会有所进展，但总体上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治理进程依旧缓慢。气候治理与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较成果难免有些相形见拙。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可是就在气候问题的上，合作极其困难，下面将对其合作困境进行四角度的分析：
首先从生态领域分析，有专家指出生态问题属性导致政治家们不情愿处理生态问题。全球生态问题的整体性表现出问题内部的的复杂性。生态系统本身就包含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属性，一旦生态系统的某一部分遭到严重破坏，不是解决那一部分问题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必须从整体的生态系统入手，成本很高。
长期性表现出解决问题的时效性。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不是几年或十年的问题。据统计，气温回落2摄氏度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政策一般往往被政治家们搁置。长期战略往往会留给必须要大力的支持的发展问题而不是可能出现的生存问题。很多有权威的学者、政治家们都认为环境问题提出过早，杞人忧天。
跨国性表现出合作曲折性。生态问题不是一国可以治理的。比如说一旦多瑙河出现问题，需要治理的可能就是大半个欧洲国家，甚至欧盟也会出手干涉。面对全球循环的大气问题更需要全球治理。然而成员一旦多的情况下，合作的难度与其成反相关。
其次，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数，即合作本身存在的固有矛盾——冲突。罗伯特 基欧汉说过：“合作不应该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没有冲突的征兆也就没有合作的必要”。合作和冲突既反映了矛盾的对立性也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国际合作的是指就是国际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中所进行的政策协调行为，是一种动态的国际互动行为方式。所以全球生态治理上冲突与合作相伴而行，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
再次，传统的多边合作主义指出合作困难是因为合作条件
A 必须有大所数成员能获得共同利益
B 时间问题：各方都期望立见成效，以刺激政府决策
C国内制约因素作用大：预期收益必须能弥补政府丧失的合法性，避免政府稳定。在保护环境和遏制气候变化方面，短期内要集中支付国内成本，长远方可见成效，因此现政府显然不愿意为下届政府承担工作。
最后应该从内因出发。本国的主要矛盾要求社会发展。固有矛盾给发展带来不可无视的压力。任何政治家们都会主要抓生产，抓经济。如果说国家内政方面的矛盾是本质原因，那外交上面临的压力是合作困难的直接原因。以中国为例，中国面临烦的外交压力也不小。就以低碳政治方面，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所以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况且，像全球治理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行为虽然没有战争发生的可能，但是矛盾一旦出现，棘手的程度也不亚于战争。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被媒体戏称为“草案战争”事实上，各个国家在本国利益上不仅毫不退让，有的更是借题发挥，变本加厉的进行一番指责而不是商量。一些国家遭受的外交压力成为了他们的外交困局，从而导致国家间合作困境越来越难以处理。
3合作困境根源：
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像气候问题这种世人都意识到的问题的严峻，怎么在政治精英面前就成了一种“儿戏”。充满民主智慧的美国怎么就能做出退出《京都议定书》这种做法呢？全球治理明明是利大于弊的举措，怎么到现在还是处于拟定方案状态？本文认为，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还存在本质问题。
首先是国家之间的差异问题。国家间差异大导致南南合作、南北合作时候，共识少，问题多。国际关系本身错综复杂的问就是因为国家间差异问题。国家间政治制度不同，就算相同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在现实主义观点来看不发生战争已是万幸，合作根本不可能。虽然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都提出合作的可能，但国家的具体差异仍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以及难点。世界经济格局直接影响着政治格局的演进。欧美大国牢牢握住自己的话语权利，这导致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共识少，代沟多。政治制度差异大，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文化霸权横行，合作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是困难重重。这主要还是大国或强国的问题。
当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也有一些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搭便车问题导致集体行动困难。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大国的确是实力担当，但如果要一起行动的时候只有大国出力，那就难免会有些力不从心。合作的必要性也就大大减弱。这是一般发达国家的立场。当然这也是一种大国自以为是且不想负责任的借口。美国当众不签议定书就延缓了全球大气治理的进程，大国的这种做法实在让人无法认同。虽然发展中国家实力有限，依傍发达国家是一种理性选择。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不乐意是因为在集体行动的时候发达国家会提出很多干涉主权的事情，这是他们不能退让的，所以只能延缓集体行动的进程。当然也有些毫无诚意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幻想着能够坐享其成，这种做法不时挑战发达国家的底线。这就促使集体行动走向囚徒困境*中最不乐观的状态。双方的状态并不适合高效合作，全球治理成为一纸空谈。
再次是国际社会问题。接下来从国际社会的属性、特征、结构、单元入手解读合作之所以难的问题。
A国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将全球生态问题的共同解决向反方向推动，引发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为自己的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进行零和博弈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B国际格局不平衡特性容易引发冲突而不是合作。国际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与国际冲突有着密切关系。生态环境问题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以及新兴工业國家之间的权力、国力、安全保障等方面差距继续拉大，全球范围内的持久不平等、不平衡也会继续增长。生态领域的国际不平等，“出现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性不平等现象，现存的世界性的生存机会的不均衡和不公平将由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加严重”。*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导致社会和经济后果是不均衡的随之产生的不公平不仅是表现在时间还是空间地理分布上，他们都隐藏巨大的冲突，这种种冲突的结果也将在不远的将来完全爆发。
C国际制度问题。制度塑造了空间冲突的发生环境，也决定了冲突的形式和级别。一是由于区域资源产权不明、产权变更或制度与政策存在的缺陷将导致冲突的发生。二是现有的管理制度与区域生态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也会引发冲突。三是在区域生态保护中，权力的分配不均使区域利益和负担分配不均衡，也会导致生态分不冲突。目前国际上度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机制，约束能力极其有限，规范的合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D国家作为理性单位，这就表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为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都会站在本国发展的角度，而这种狭义的国家利益会多多少少与全人类的利益产生一些矛盾。在全球治理这种公共产品资源丰厚的状况下，不少国家都只愿意搭便车而不是共同担当，这也是他们一种利益选择。而发达国家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责任。美国公然拒绝签订京东议定书就是站在美国利益最好表现。再者，国家首先要保护的是主权。主权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不愿意让出主权，限制自身的发展。因为他们这种全球治理很容易像美国的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问题。联合国也由于美国因素变得十分被动。
作者简介：闵健峰，1993——，男，朝鲜族，吉林省通化市，在读研究生，延边大学，东北亚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