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当年的小商贩这样向我描述古老驿道的走向：“顺着大盈江一直向西，就到缅甸八莫了。”从梁河县遮岛镇抵达中缅边境最后的码头——蛮允的道路，真正可以算是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后的驿道了。当然，如果是当年的赶马人走完这段路程仍需要两天时间。这段最后的驿道几乎与大盈江并肩前行直至进入异国他乡。大盈江在缅甸八莫与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交汇后就完成了它河流的使命。作为大盈江的河流彻底消失在另一条更为宽阔的大江里。
这段最末端的驿道在冷落之后仍一直绵延在大盈江东岸，虽然几乎没有人在上面行走了。但它作为一段历史仍与大盈江西岸的公路对峙着。大盈江两岸陈列着两种不同的“时间”。古道的彻底消失是在1998年，新的潞盈公路（从德宏潞至盈江）的出现。新的道路几乎都是沿着古道修筑的，它是对古老驿道的最为彻底的覆盖。没有改变的是，新的潞盈公路与大盈江西岸五十年代修筑的公路，仍然在大盈江两岸对峙。
我沿着新的潞盈公路抵达古老驿道的终点。（中国境内）除了仍然沿用的地名之外，驿道已荡然无存。你只能通过一些古老的地名想象当年的驿道。龙窝寨是当年驿道经过的一个傣族村寨。我对它最初的印象来自于很多年前的一次沐浴：寨子旁边的山谷里有一条流淌着的温泉。水量很大，不断蒸腾的热气使山谷永远笼罩在雾气之中。我们沿着古道抵达这个神往巳久的山谷。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脚下这条蜿蜒的山路就是曾经很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那天我们在经过无数次迂回曲折之后来到龙窝寨温泉。现在，龙窝寨温泉就直接呈现在柏油路边，仍然蒸发着热气。与我多年前印象中的龙窝寨温泉相比，它缺乏过程。当年我们赤身裸体沐浴的地方，是令人放心的被树林环绕的山谷。如今它直接暴露在公路之下。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敢于像我们当年那样一丝不挂。
大盈江是驿道上唯一没有变化的风景。尽管它的两岸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巳面目全非。此时它已经是一条“成年”的大江，由于沿途不断地有河流汇入，尤其是发源于腾冲北部山区的槟榔江汇入之后，只流淌了数十公里的大盈江迅速地成熟。它宽阔的江面毫不逊色于著名的澜沧江与怒江。这条全长不到二百公里的宽阔大江，它的成长与结束都非常短暂。要不了多久它就将和古老的道路一起消失在异国他乡。我看见有一条浑黄的河流注入大盈江。在很长时间里这条浑浊的河流仍在大盈江清澈的江水中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身影。这就是著名的“浑水沟”。盈江县与梁河县的分界。浑水沟是一条永远流淌着泥石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它已经这样流淌了多少年，至少在清代的史籍里就有关于浑水沟的记载。
解放后对于浑水沟泥石流的治理一直是当地水利工作者的重要工程。浑水沟的河床中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阻挡泥石流前进的石墙，站在公路上看，层叠的石墙犹如一座沿山而筑巨大的城堡。我的朋友瞿东旭说它与西藏的布达拉宫很相似。
葫芦口曾经是古道上过路商旅谈虎色变的地方，那里地势险要下临大盈江峡谷形如葫芦。当时几乎所有的来往行人都有在葫芦口遭遇抢劫的经历。现在，这个当年强人出没的地方被宽敞的柏油路撕开一道大大的豁口，所谓“葫芦”巳被削去大半。我无法想象它的原貌。我甚至不觉得这个地方有多险要。
进入盈江坝子后，道路与大盈江都变得平缓无比。盈江是一个相当辽阔的坝子。失去了峡谷约束的江水在辽阔的坝子里尽情舒展着身体。江水不断向四周漫溢，江面足有一里多宽。江水的流动异常缓慢。两岸是大片的竹林和被竹林环绕的傣族村寨。
2016年夏季我再次来到蛮允时，柏油路已经取代了先前红色的泥土路。据说，在眼下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的推进中，所有通往乡镇的公路均已硬化。大盈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非常适合各类植物的生长。除了公路之外，大地上所有的地方都被绿色覆盖。大盈江宽阔的江面在绿色中流淌。我就沿着一条这样的道路向古驿道的最后的码头——蛮允驶去。古老的驿道就在此刻我行走的这条柏油路下面。它已经不是当年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走过的那条，也不是英国翻译官马嘉理走过的那条驿道了。
距离国境越近乡村的气息越浓，道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少。 不时有旁若无人的水牛在公路上昂首阔步。每当牛们出现行人和车辆便犹如仪仗队一般站立在路边等待。道路不时从傣族村寨中央穿过，于是傣族村寨内部的情形便向公路两边敞开，我看见生长在美洲的火鸡在傣族村寨中大摇大摆。
蛮允是一个典型的乡村集镇，除了几间水泥建筑之外街道两旁的民房仍然保持着古老而朴素的样子。不远处是当地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建筑与破败萧条的老街对比鲜明。只是蛮允真正的日常生活还是在老街上，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像一个外来者无法融入蛮允亘古以来的日常生活。
古老的驿道依然像从前那样从房屋间穿过。作为一个昔日繁荣的边境口岸，它的繁荣如今只能在驿道上绵延不绝的房屋中体现出来了。驿道现在只是一条村中的道路。马帮早就从驿道上绝迹了。傣族不养马。这一带除了水牛之外，我没有发现马的身影。它的一成不变和冷清肯定与道路有关。
蛮允是一座直接建筑在大盈江边的村镇，因而在房屋之间穿行时，你可以从竹林的缝隙中看到反光的江水。乡政府前面的道路旁陈列着两排用木板铺成的铺台，这是供人们在街天卖东西的。在驿道边赶街，这是我看到的所有驿站的习惯。从前的驿站，道路与街道并无区别。街道的另一端就是大盈江。人们甚至可以到江边洗手。一个傣族老人说，涨水的季节江水会一直漫到街上来。可是在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人们照样赶街，做买卖。一条江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参与人们日常生活。
我看到傣族、汉族与景颇族在这个叫蛮允的大地上和谐地生活。汉族住在新街，傣族住在老街，其实我所看到的“新街”已与老街无异，只是当地人仍然习惯于把汉族居住的房屋叫“新街”。景颇族则住在不远处的山里。联结新街与老街的是一条二十米左右的街市，它既是一条道路，同时又是一个街市。逢五逢十，新街的汉族与老街的傣族还有景颇族便来到街市上出售山货或是购买些日常必需品。居住在新街的75岁的杨学声老人告诉我，傣族和景颇族是蛮允最早的居民。汉族都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最初抵达的汉族与傣族杂居于老街里。杨学声老人说蛮允从前叫“叶道街”。是缅甸八莫到中国的第一个商业口岸。蛮允的汉族都是过来做生意的。而本地的少数民族即使在驿道最繁荣的时代，他们仍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不像迁移而来的汉族那样精于商業。随着汉族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原来老街的狭窄显然不适合更大规模的商业行为。于是汉族便在老街外面重建了一条街。就是现在的新街。仅隔一条街道的新街、老街，俨然成为蛮允的汉族居民区与傣族居民区。两个不同民族的街区不是对峙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和的，混杂的。汉族的习俗、宗教与傣族的习俗、宗教在这片大盈江边绵延的村寨下共存。并不存在谁是主体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无论傣族抑或汉族都会回答，“我是蛮允寨的”。 作为“边境第一巨埠”的蛮允的地位主要是新街奠定的。我最初来到蛮充时，新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那是一条宽阔的用石头砌成的街道。当时蛮允的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在新街进行的。即使是现在，它仍然是蛮允商业活动的唯一场所。当然场面是不能和从前相比了，街面上是冷落的供销社和私人开的杂货店。行人寥落，鸡和其余的家畜们在古老的街道上散步。老杨告诉我，他家对面的房子就是当年英国人设在蛮充的海关。电报局旧址则在现在的乡政府。
老街是在时间中停滞不前的地方，房屋的拥挤远甚于新街。道路的寬度不到两米，中间是石板，两边砌着石头。狭窄的道路仍然相当完好，在房屋间曲曲弯弯地延伸。石板上马蹄印清晰可见。在这条斑痕累累的驿道上，你可以想象当年从缅甸八莫过来的马帮在石板上发出的声音。那种响声终年在拥挤的房屋间荡来荡去。如今这种声音只会在上年纪的人的记忆里回响了。此时幽长的驿道显得寥落而寂静。偶尔有人从道路上闪过，然后在某一扇破旧的门前消失了。房屋陈旧而朴素，是那种普通的汉族民居。居住在老街的傣族最早的建筑是容易朽坏的竹子与茅草构成的。汉族的进入使他们的居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像不远处的新街的汉族那样采用泥石与木料建造他们的居所。在房屋山墙的中间有一片伸出来的瓦檐。这大概是为了裸露的山墙不致被雨水冲刷。当地人叫“麻雀台”。意思是麻雀可以在上面衔泥筑巢，与人共同栖居于同一间房屋之下。老街的尽头是一座简朴的寨门。据说它原来是有门的。只要把寨门关起就可以与外面的大地隔开。现在大门早巳不知去向，因而它成了一道永远敞开的寨门。驿道一成不变地在寨门之外延伸。我看见驿道在穿过一片田野之后进入到远处的山谷里。当地人说只要再走二十公里就可以抵达缅甸的第一个口岸——红蚌河。现在蛮允人到缅甸走亲戚仍是走这条驿道。
现年78岁的退休教师袁文亮住在从前蛮允的马店里。他说这是从前公家开的店，有三十多间房屋。可以歇五六百匹马，四面都筑有碉堡。后来道路冷落了，公店就迁到九保去了。此后他们四家人联手将这个巨大的公店买下。各家之间用蛮允遍地生长的仙人掌隔开。从前的碉堡巳被后来建起的水泥房覆盖。袁老师解放前毕业于保山初等师范后就一直在就家乡蛮允教书。退休后曾参加过盈江县志编写。作为一个蛮允本地的知识分子，他目睹了蛮允的繁荣与衰落。遗憾的是一次中风使他丧失说话的能力。于是他坐在躺椅上用手势与笔向我描述了蛮允的从前。袁老师的老伴如同一个翻译向我解释着袁老师每一个手势的含义。其实袁老师的老伴也是一个蛮允历史的目击者。然而她的解释并不令袁老师满意。袁老师便常常用手势打断她的叙述。袁老师用笔告诉我，他的老伴说法国传教士来中国行善是错误的，那是侵略，文化侵略。袁老师觉得老伴对历史缺乏起码的觉悟。袁老师对老伴的民间立场颇为不满。然而他除了用手势表达自己的不满之外，对老伴的滔滔不绝毫无办法。
袁老师的老伴向我描述了蛮允最繁荣的景象。她说当时新街的蛮允税务局立着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青天白日旗。英国人的海关悬挂着英国女王的画像。庞大的马队驮着从八莫运来的英国的洋纱、洋纸、洋火。那时所有东西一概在前面冠以“洋”字。当时，蛮允有数十家规模巨大的“号铺”。大批从印度、缅甸辗转而来的货物，经八莫驮到蛮允。然后从腾冲、保山、大理、或是巍山而来的马帮又将货物驮到另一个指定的号铺。从中国内地驮来的国货和从印度、缅甸而来的洋货，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站一站运往各地。当时从八莫来的马帮所驮货物数量最多是英国的棉纱。我在博南古道采访时遇到的赶马人大多都是在这条驿道上驮棉纱的。当时在驿道上源源不断的棉纱基本上都是从蛮允驮去的。那些赶马人至今仍习惯于称“洋纱”。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后物资集散地，蛮允吸引了大批心怀梦想的人。蛮允街上出现了众多规模庞大的马店、客栈、食馆。我想如果换到现在，肯定会有舞厅、发廊以及口音各异的小姐们出现。蛮允的老人说当时唯一的娱乐场所只有烟堂，根据客人的身份及消费水平而设的不同档次的烟堂。“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九月，由昆明经大理至腾越的电报通报，次年，由腾越架线抵蛮允，接缅甸八莫电报线开始架线。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通报。蛮允设电报局。这是中英接线，国际通讯的开始。”（《盈江县志》征求意见稿）我无法考证那上面所记载的国际通讯是否是指中国与世界的最早的通讯，还是与英国的最早的通讯。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即云南与英国最早的通讯是从蛮允电报局开始的。在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蛮允便处于中国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接触的最前沿的地带。事实上英国一直在觊觎滇西。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就是发生在蛮允的户宋河边。
在马嘉理事件发生之前，很多西方传教士的身影就在蛮允频频出现。袁教师的老伴对到蛮允传教的洋人印象深刻。她说当年蛮允曾经建过一个教堂，是一间茅草房。教堂住着一个法国传教士和一个从四川来的女人。除了传教之外，他们还为当地人看病、打针。老袁的老伴说当时她只有7岁，有事没事便跑到教堂里伸手跟法国人要药。法国传教士不会说中国话，和法国人在一起的四川女人又不愿为小孩翻译。她就大声说，神父我肚子疼。后来法国人终于理解了她的意思，便在她的手心上放了一粒药。以后只要她到教堂那个法国人就给她一粒药。
其实真正目睹了蛮允近一个世纪沧桑的应该是袁老师97岁的母亲——尹卉芳。她的听力不好，因而多数时间里一言不发地坐着。她回答我说，新街是什么时候建的，她也搞不清楚。她一生来就有了。她就是在这条街长大的。老人一生没出过远门。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轨迹大多停留在蛮允街上。她讲述的西方传教士的故事比她的儿媳讲述的要翔实得多。她说蛮允曾经来过一个巴西罗神父，是从缅甸八莫过来的，就住在新街的张老人家。这个罗神父在蛮允住了两年，盖了一间教堂。后来罗神父走了，又先后来了几个神父。一个姓郑、一个姓杨、还有一个姓封。杨神父住在沙坡，封神父住在允哏，只有郑神父住在蛮允。还从大理来了两个汉族女教徒，蛮允人都叫这两个女人“娘娘”。这两个娘娘收容了三个蛮允的小孩。两个是女孩，一个男孩。民国三十七年时，郑神父到大理当主教去了。蛮允又来了一个戴神父，是英国人。一直到1950年戴神父才离开蛮允到缅甸去。娘娘和三个小孩也随他一起去了缅甸。老人说这些外国神父除了讲经之外，平时都是为当地人看病。蛮允最早的西医诊所就是这些外国神父开的。老人说她虽然听过几次神父讲经，但是她没有入教。 97岁的尹卉芳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之后的那段动乱岁月。那是她生命中最惨痛的经历。她说当时每天从蛮允路过的缅甸华侨至少有几千，还有英国官员和英国士兵。英国士兵多数是印度人。蛮允当时成立了“蛮允镇青年励志社”，他们到户宋河边迎接那些神色仓皇的逃难的人群。还驮大米到中缅边境发给难民。蛮允有很多人家每天都煮满满一甑子饭送给沿途的难民。她也加入到为难民送饭的行列。当时，蛮允的抗日武装——蛮允自卫队在大盈江一带名声响亮。这也使蛮允镇遭受了比其他地方更大的灾难。1943年3月12日，日军攻打蛮允，蛮允自卫队奋起抵抗。击毙日军多名，并击退了日军的一次进攻。日军在得到增援之后向蛮允疯狂反扑。蛮允自卫队在这次战斗中有十五人牺牲。日军占领蛮允后将蛮允的新街及老街焚毁殆尽。除了驿道还是原来的，蛮允的房屋都是在战后重建的。尹卉芳老人说她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光了。那几年她们像野人一样躲在深山老林里。老人说日本人是她见过的最坏的外国人。尽管他们的样子和中国人很相像。
袁老师的家里还保留着一些当年的物什，比如煤油灯。尹卉芳老人仍叫它“洋灯”。她说是马帮从印度驮过来的。其实这样的煤油灯在七十年代初的滇西民间仍在广泛使用。从前的历史并没有完全从蛮允退出，在蛮允人的日常生活中仍不时可以看见从前的影子。
在蛮允期间，我听到最多的是发生在光绪十七年腾越商队被抢劫的故事。一个囤集着无数物资的边境口岸这样的事情肯定是经常发生的。在蛮允的诸多机构中保商营是最为庞大的机构。类似于镖局之类。只是它是官方的。据说当时有一支腾越商人的马帮从八莫到蛮允，并有保商营带兵随行。行至缅甸境内的红蚌河时遭遇五六百人拦截。保商营哨长马相武率兵且战且走。大批强人紧追不舍，至天明拦截者竟达二三千人。各地保商营闻讯前来增援亦被强人围困在山坡上。双方僵持达十八天，商队断粮便杀马充饥。直到后来腾越总兵张天林派来的援兵赶到，腾越商队才得以解围。即使是现在它仍然是蛮允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
在蛮允村子后面约两公里的户宋河边发生的事件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甚至能在中学教科书里找到。我曾见过这个历史事件在一份全国高考历史试卷里出现。这个发生在户宋河边的事件曾极大地加剧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耻辱。中英《烟台条约》就是这次事件的结果。
我是在雨中来到户宋河的。我看到的是一片与大盈江相连的稻田和甘蔗地。这与蛮允的老人回忆中长满仙人掌的荒野不同。他们说从前这里是一片旷野没有树林，只有绵延不绝的仙人掌。不愿住店的马帮一般都在这里生火做饭，歇宿。对于当时的赶马人，这是一片适宜于休息的地方，它和别的地方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2月21日一个叫马嘉理的英国人在这里被打死后，它才变得容易让人记住。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地理标志，蛮允人会告诉你他的甘蔗地就在“打死马嘉理的地方”。除了本地的文化人之外，当地农人很少知道中国历史与他们的稻田和甘蔗地的联系。他们只是在茶余饭后向年轻人炫耀自己经历过的沧桑时才会说起被打死在户宋河边的英国人马嘉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已经作为一次历史“事件”写进书里。直到1986年12月那里才出现了一块用水泥建造的碑。上面写着：“马嘉理事件起源地”，落款是：盈江县人民政府。
雨季的户宋河汹涌而浑浊。这可能和它上游的电站有关。从远处望去户宋河是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巨大的落差使河水湍急而喧腾。河面上是一座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石桥。在石桥上你能看见不远处烟雨朦胧中浩浩荡荡的大盈江。眼前湍急喧哗的户宋河很快将在大盈江中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嘉理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户宋河的急流吞没的。他的尸体在大盈江中随波逐流，然后伊洛瓦底江最终将他的残骸送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英国翻译官肯定不会想到，他的八莫之行的真正的终点是印度洋。
中国近代史书中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记述很多。我的手头有好几本历史书籍里都记述到马嘉理事件。比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李根源编写的《永昌府文征》、江应梁的《傣族史》以及马曜的《云南简史》等。然而我发现其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却是一本当地史志。这是一本尚未定稿的油印的小册子。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现场感的东西，属于那种尚未整理的处于“前历史”的史料。兹抄录原文如下：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英国政府将其在印度的殖民势力用武力强行擴张到缅甸之后，又想打开一条从上缅甸通向云南的道路。在1868年其派遣的武装“探路队”被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阻止后，在1874年又组织了一支由柏朗上校率领的近二百人的武装部队从印度、缅甸入侵云南。英国驻华使馆将其解释为：从缅甸到云南乃至中国内地的“游历”，并派了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缅甸，以便探路队深入云南。马嘉理从上海出发，经武汉、昆明抵达腾冲。一路上马嘉理盛气凌人，并测绘我国滇西山川地形图。在腾冲遭到当地官员的制止。马嘉理从腾冲经南甸（梁河县）、干崖（盈江）过蛮允到达八莫与柏朗率领的探路队会合。
马嘉理走后，沿边一带纷纷传言，有洋人数十要到腾冲设立洋行，有洋人数百要来侵犯蛮允。腾越镇左营都司李珍国在蛮允与各族群众召开抗英大会，按传统习惯山区景颇族刻木为凭，各土司出具印结作证，一致联合抗英。
1875年正月初十，柏朗、马嘉理率武装部队向中国边境前进，十三日，行抵红蚌河，闻前面有数百名中国武装人员堵截，柏朗踌躇不定。马嘉理认为断然不会遇到阻击。中国武装人员或许是迎接他们的。于是自告奋勇，向前探路。当天晚上柏朗接到马嘉理的信，说并无阻拦，就拔队缓行。十六日柏朗到雪烈后，不敢久住，又返回班西山下住宿。
中方伏军，探知柏朗大队在后，让过马嘉理一行。马嘉理在十四日晓到达蛮允，在佛寺中住宿。十五日在蛮允休息了一天。十六日（公历2月21日）带领众人由原路往迎柏朗。在户宋河边遇到我方各族群众阻拦，马嘉理首先开枪，打死我方群众一名，群情愤极，将马嘉理及随行四人杀死，弃尸户宋河中。 打死马嘉理后，由景颇、傣、汉、回等各族军民组织的武装，在十七日上午八时，在班西山下围截柏朗武装部队，先发出警告令其撤出。英国侵略者首先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中国爱国军民奋起还击，向敌人多次发动进攻。被围困的柏朗闻报马嘉理被歼，又听说大批中国援军即至。慌乱之中，以一万印币的重金收买了当地坏人，放火烧山，阻我军民追击，带着败兵和伤员狼狈而逃。（《盈江县志》征求意见稿）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在绝交、出兵的讹诈之下，软弱的清政府在1876年9月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马在山东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该条约共三部分十六款，并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为：英国派员至云南调查，商订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一律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英国还从《烟台条约》中取得“选派官员在滇省大理府或他处相宜地方一区驻寓，察看通商情形”之权，并保留了英国由印度派员赴滇的特权。英国由此实现了在中国扩大通商特权的愿望，并得到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条约根据。
在蛮允，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马嘉理事件的民间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英国人马嘉理是大清朝廷派武林高手干掉的。那些武林高手是宫廷带刀侍卫来无影去无踪。这类版本充满了时下武打片里的情节，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故事里只有户宋河与马嘉理是真实的。在另一个当年的赶马老人那里，我听到的却是一个景颇族武术高手把马嘉理干掉的。这个景颇族高手使的是一柄长刀。长刀挥舞时刀枪不入，所以手持短枪的马嘉理也奈何他不得，于是马嘉理就被干掉了。
由于时光无可挽回的流逝，也由于我们理所当然的不在场，历史有了各种阐释的可能性。马嘉理事件在蛮允家喻户晓。他们大多数人不是从历史教科书里知道的，是从户宋河边的那片曾经生长着仙人掌的地方了解到的。因而他們对历史的印象比我们更直接和具体。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蛮允的繁荣在这个英国人被抛进户宋河后就结束了。马嘉理事件之后，从缅甸八莫到蛮允的驿道改至大盈江对岸的蛮线，大宗的马帮从驿道上消失了。先前人声鼎沸的大马店渐趋冷落。电报局、海关、税务局、保商营也随之移至蛮线。我在蛮允采访时，那里的人们喜欢用马嘉理事件作为蛮允镇兴衰的界限，他们习惯于“马嘉理（事件）前”和“马嘉理（事件）后”这样的句式。一个历史事件以这样的方式铭刻在蛮允人的记忆里。当然这样的改道并不会很彻底的，蛮允作为一个驿站的历史仍然延续了很多年。只是它不如从前繁荣了。那条被马蹄踩得斑痕累累的驿道开始有野草在上面生长。
责任编辑 楚 风
这段最末端的驿道在冷落之后仍一直绵延在大盈江东岸，虽然几乎没有人在上面行走了。但它作为一段历史仍与大盈江西岸的公路对峙着。大盈江两岸陈列着两种不同的“时间”。古道的彻底消失是在1998年，新的潞盈公路（从德宏潞至盈江）的出现。新的道路几乎都是沿着古道修筑的，它是对古老驿道的最为彻底的覆盖。没有改变的是，新的潞盈公路与大盈江西岸五十年代修筑的公路，仍然在大盈江两岸对峙。
我沿着新的潞盈公路抵达古老驿道的终点。（中国境内）除了仍然沿用的地名之外，驿道已荡然无存。你只能通过一些古老的地名想象当年的驿道。龙窝寨是当年驿道经过的一个傣族村寨。我对它最初的印象来自于很多年前的一次沐浴：寨子旁边的山谷里有一条流淌着的温泉。水量很大，不断蒸腾的热气使山谷永远笼罩在雾气之中。我们沿着古道抵达这个神往巳久的山谷。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脚下这条蜿蜒的山路就是曾经很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那天我们在经过无数次迂回曲折之后来到龙窝寨温泉。现在，龙窝寨温泉就直接呈现在柏油路边，仍然蒸发着热气。与我多年前印象中的龙窝寨温泉相比，它缺乏过程。当年我们赤身裸体沐浴的地方，是令人放心的被树林环绕的山谷。如今它直接暴露在公路之下。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敢于像我们当年那样一丝不挂。
大盈江是驿道上唯一没有变化的风景。尽管它的两岸在漫长的时间之流中巳面目全非。此时它已经是一条“成年”的大江，由于沿途不断地有河流汇入，尤其是发源于腾冲北部山区的槟榔江汇入之后，只流淌了数十公里的大盈江迅速地成熟。它宽阔的江面毫不逊色于著名的澜沧江与怒江。这条全长不到二百公里的宽阔大江，它的成长与结束都非常短暂。要不了多久它就将和古老的道路一起消失在异国他乡。我看见有一条浑黄的河流注入大盈江。在很长时间里这条浑浊的河流仍在大盈江清澈的江水中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身影。这就是著名的“浑水沟”。盈江县与梁河县的分界。浑水沟是一条永远流淌着泥石的河流。谁也不知道它已经这样流淌了多少年，至少在清代的史籍里就有关于浑水沟的记载。
解放后对于浑水沟泥石流的治理一直是当地水利工作者的重要工程。浑水沟的河床中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阻挡泥石流前进的石墙，站在公路上看，层叠的石墙犹如一座沿山而筑巨大的城堡。我的朋友瞿东旭说它与西藏的布达拉宫很相似。
葫芦口曾经是古道上过路商旅谈虎色变的地方，那里地势险要下临大盈江峡谷形如葫芦。当时几乎所有的来往行人都有在葫芦口遭遇抢劫的经历。现在，这个当年强人出没的地方被宽敞的柏油路撕开一道大大的豁口，所谓“葫芦”巳被削去大半。我无法想象它的原貌。我甚至不觉得这个地方有多险要。
进入盈江坝子后，道路与大盈江都变得平缓无比。盈江是一个相当辽阔的坝子。失去了峡谷约束的江水在辽阔的坝子里尽情舒展着身体。江水不断向四周漫溢，江面足有一里多宽。江水的流动异常缓慢。两岸是大片的竹林和被竹林环绕的傣族村寨。
2016年夏季我再次来到蛮允时，柏油路已经取代了先前红色的泥土路。据说，在眼下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的推进中，所有通往乡镇的公路均已硬化。大盈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非常适合各类植物的生长。除了公路之外，大地上所有的地方都被绿色覆盖。大盈江宽阔的江面在绿色中流淌。我就沿着一条这样的道路向古驿道的最后的码头——蛮允驶去。古老的驿道就在此刻我行走的这条柏油路下面。它已经不是当年作家艾芜在《南行记》中走过的那条，也不是英国翻译官马嘉理走过的那条驿道了。
距离国境越近乡村的气息越浓，道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少。 不时有旁若无人的水牛在公路上昂首阔步。每当牛们出现行人和车辆便犹如仪仗队一般站立在路边等待。道路不时从傣族村寨中央穿过，于是傣族村寨内部的情形便向公路两边敞开，我看见生长在美洲的火鸡在傣族村寨中大摇大摆。
蛮允是一个典型的乡村集镇，除了几间水泥建筑之外街道两旁的民房仍然保持着古老而朴素的样子。不远处是当地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新农村建设，整齐划一，千篇一律的建筑与破败萧条的老街对比鲜明。只是蛮允真正的日常生活还是在老街上，政府大力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像一个外来者无法融入蛮允亘古以来的日常生活。
古老的驿道依然像从前那样从房屋间穿过。作为一个昔日繁荣的边境口岸，它的繁荣如今只能在驿道上绵延不绝的房屋中体现出来了。驿道现在只是一条村中的道路。马帮早就从驿道上绝迹了。傣族不养马。这一带除了水牛之外，我没有发现马的身影。它的一成不变和冷清肯定与道路有关。
蛮允是一座直接建筑在大盈江边的村镇，因而在房屋之间穿行时，你可以从竹林的缝隙中看到反光的江水。乡政府前面的道路旁陈列着两排用木板铺成的铺台，这是供人们在街天卖东西的。在驿道边赶街，这是我看到的所有驿站的习惯。从前的驿站，道路与街道并无区别。街道的另一端就是大盈江。人们甚至可以到江边洗手。一个傣族老人说，涨水的季节江水会一直漫到街上来。可是在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人们照样赶街，做买卖。一条江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参与人们日常生活。
我看到傣族、汉族与景颇族在这个叫蛮允的大地上和谐地生活。汉族住在新街，傣族住在老街，其实我所看到的“新街”已与老街无异，只是当地人仍然习惯于把汉族居住的房屋叫“新街”。景颇族则住在不远处的山里。联结新街与老街的是一条二十米左右的街市，它既是一条道路，同时又是一个街市。逢五逢十，新街的汉族与老街的傣族还有景颇族便来到街市上出售山货或是购买些日常必需品。居住在新街的75岁的杨学声老人告诉我，傣族和景颇族是蛮允最早的居民。汉族都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最初抵达的汉族与傣族杂居于老街里。杨学声老人说蛮允从前叫“叶道街”。是缅甸八莫到中国的第一个商业口岸。蛮允的汉族都是过来做生意的。而本地的少数民族即使在驿道最繁荣的时代，他们仍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不像迁移而来的汉族那样精于商業。随着汉族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原来老街的狭窄显然不适合更大规模的商业行为。于是汉族便在老街外面重建了一条街。就是现在的新街。仅隔一条街道的新街、老街，俨然成为蛮允的汉族居民区与傣族居民区。两个不同民族的街区不是对峙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和的，混杂的。汉族的习俗、宗教与傣族的习俗、宗教在这片大盈江边绵延的村寨下共存。并不存在谁是主体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无论傣族抑或汉族都会回答，“我是蛮允寨的”。 作为“边境第一巨埠”的蛮允的地位主要是新街奠定的。我最初来到蛮充时，新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面貌。那是一条宽阔的用石头砌成的街道。当时蛮允的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是在新街进行的。即使是现在，它仍然是蛮允商业活动的唯一场所。当然场面是不能和从前相比了，街面上是冷落的供销社和私人开的杂货店。行人寥落，鸡和其余的家畜们在古老的街道上散步。老杨告诉我，他家对面的房子就是当年英国人设在蛮充的海关。电报局旧址则在现在的乡政府。
老街是在时间中停滞不前的地方，房屋的拥挤远甚于新街。道路的寬度不到两米，中间是石板，两边砌着石头。狭窄的道路仍然相当完好，在房屋间曲曲弯弯地延伸。石板上马蹄印清晰可见。在这条斑痕累累的驿道上，你可以想象当年从缅甸八莫过来的马帮在石板上发出的声音。那种响声终年在拥挤的房屋间荡来荡去。如今这种声音只会在上年纪的人的记忆里回响了。此时幽长的驿道显得寥落而寂静。偶尔有人从道路上闪过，然后在某一扇破旧的门前消失了。房屋陈旧而朴素，是那种普通的汉族民居。居住在老街的傣族最早的建筑是容易朽坏的竹子与茅草构成的。汉族的进入使他们的居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像不远处的新街的汉族那样采用泥石与木料建造他们的居所。在房屋山墙的中间有一片伸出来的瓦檐。这大概是为了裸露的山墙不致被雨水冲刷。当地人叫“麻雀台”。意思是麻雀可以在上面衔泥筑巢，与人共同栖居于同一间房屋之下。老街的尽头是一座简朴的寨门。据说它原来是有门的。只要把寨门关起就可以与外面的大地隔开。现在大门早巳不知去向，因而它成了一道永远敞开的寨门。驿道一成不变地在寨门之外延伸。我看见驿道在穿过一片田野之后进入到远处的山谷里。当地人说只要再走二十公里就可以抵达缅甸的第一个口岸——红蚌河。现在蛮允人到缅甸走亲戚仍是走这条驿道。
现年78岁的退休教师袁文亮住在从前蛮允的马店里。他说这是从前公家开的店，有三十多间房屋。可以歇五六百匹马，四面都筑有碉堡。后来道路冷落了，公店就迁到九保去了。此后他们四家人联手将这个巨大的公店买下。各家之间用蛮允遍地生长的仙人掌隔开。从前的碉堡巳被后来建起的水泥房覆盖。袁老师解放前毕业于保山初等师范后就一直在就家乡蛮允教书。退休后曾参加过盈江县志编写。作为一个蛮允本地的知识分子，他目睹了蛮允的繁荣与衰落。遗憾的是一次中风使他丧失说话的能力。于是他坐在躺椅上用手势与笔向我描述了蛮允的从前。袁老师的老伴如同一个翻译向我解释着袁老师每一个手势的含义。其实袁老师的老伴也是一个蛮允历史的目击者。然而她的解释并不令袁老师满意。袁老师便常常用手势打断她的叙述。袁老师用笔告诉我，他的老伴说法国传教士来中国行善是错误的，那是侵略，文化侵略。袁老师觉得老伴对历史缺乏起码的觉悟。袁老师对老伴的民间立场颇为不满。然而他除了用手势表达自己的不满之外，对老伴的滔滔不绝毫无办法。
袁老师的老伴向我描述了蛮允最繁荣的景象。她说当时新街的蛮允税务局立着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青天白日旗。英国人的海关悬挂着英国女王的画像。庞大的马队驮着从八莫运来的英国的洋纱、洋纸、洋火。那时所有东西一概在前面冠以“洋”字。当时，蛮允有数十家规模巨大的“号铺”。大批从印度、缅甸辗转而来的货物，经八莫驮到蛮允。然后从腾冲、保山、大理、或是巍山而来的马帮又将货物驮到另一个指定的号铺。从中国内地驮来的国货和从印度、缅甸而来的洋货，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站一站运往各地。当时从八莫来的马帮所驮货物数量最多是英国的棉纱。我在博南古道采访时遇到的赶马人大多都是在这条驿道上驮棉纱的。当时在驿道上源源不断的棉纱基本上都是从蛮允驮去的。那些赶马人至今仍习惯于称“洋纱”。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后物资集散地，蛮允吸引了大批心怀梦想的人。蛮允街上出现了众多规模庞大的马店、客栈、食馆。我想如果换到现在，肯定会有舞厅、发廊以及口音各异的小姐们出现。蛮允的老人说当时唯一的娱乐场所只有烟堂，根据客人的身份及消费水平而设的不同档次的烟堂。“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九月，由昆明经大理至腾越的电报通报，次年，由腾越架线抵蛮允，接缅甸八莫电报线开始架线。至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通报。蛮允设电报局。这是中英接线，国际通讯的开始。”（《盈江县志》征求意见稿）我无法考证那上面所记载的国际通讯是否是指中国与世界的最早的通讯，还是与英国的最早的通讯。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即云南与英国最早的通讯是从蛮允电报局开始的。在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蛮允便处于中国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接触的最前沿的地带。事实上英国一直在觊觎滇西。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嘉理事件”。就是发生在蛮允的户宋河边。
在马嘉理事件发生之前，很多西方传教士的身影就在蛮允频频出现。袁教师的老伴对到蛮允传教的洋人印象深刻。她说当年蛮允曾经建过一个教堂，是一间茅草房。教堂住着一个法国传教士和一个从四川来的女人。除了传教之外，他们还为当地人看病、打针。老袁的老伴说当时她只有7岁，有事没事便跑到教堂里伸手跟法国人要药。法国传教士不会说中国话，和法国人在一起的四川女人又不愿为小孩翻译。她就大声说，神父我肚子疼。后来法国人终于理解了她的意思，便在她的手心上放了一粒药。以后只要她到教堂那个法国人就给她一粒药。
其实真正目睹了蛮允近一个世纪沧桑的应该是袁老师97岁的母亲——尹卉芳。她的听力不好，因而多数时间里一言不发地坐着。她回答我说，新街是什么时候建的，她也搞不清楚。她一生来就有了。她就是在这条街长大的。老人一生没出过远门。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轨迹大多停留在蛮允街上。她讲述的西方传教士的故事比她的儿媳讲述的要翔实得多。她说蛮允曾经来过一个巴西罗神父，是从缅甸八莫过来的，就住在新街的张老人家。这个罗神父在蛮允住了两年，盖了一间教堂。后来罗神父走了，又先后来了几个神父。一个姓郑、一个姓杨、还有一个姓封。杨神父住在沙坡，封神父住在允哏，只有郑神父住在蛮允。还从大理来了两个汉族女教徒，蛮允人都叫这两个女人“娘娘”。这两个娘娘收容了三个蛮允的小孩。两个是女孩，一个男孩。民国三十七年时，郑神父到大理当主教去了。蛮允又来了一个戴神父，是英国人。一直到1950年戴神父才离开蛮允到缅甸去。娘娘和三个小孩也随他一起去了缅甸。老人说这些外国神父除了讲经之外，平时都是为当地人看病。蛮允最早的西医诊所就是这些外国神父开的。老人说她虽然听过几次神父讲经，但是她没有入教。 97岁的尹卉芳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之后的那段动乱岁月。那是她生命中最惨痛的经历。她说当时每天从蛮允路过的缅甸华侨至少有几千，还有英国官员和英国士兵。英国士兵多数是印度人。蛮允当时成立了“蛮允镇青年励志社”，他们到户宋河边迎接那些神色仓皇的逃难的人群。还驮大米到中缅边境发给难民。蛮允有很多人家每天都煮满满一甑子饭送给沿途的难民。她也加入到为难民送饭的行列。当时，蛮允的抗日武装——蛮允自卫队在大盈江一带名声响亮。这也使蛮允镇遭受了比其他地方更大的灾难。1943年3月12日，日军攻打蛮允，蛮允自卫队奋起抵抗。击毙日军多名，并击退了日军的一次进攻。日军在得到增援之后向蛮允疯狂反扑。蛮允自卫队在这次战斗中有十五人牺牲。日军占领蛮允后将蛮允的新街及老街焚毁殆尽。除了驿道还是原来的，蛮允的房屋都是在战后重建的。尹卉芳老人说她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光了。那几年她们像野人一样躲在深山老林里。老人说日本人是她见过的最坏的外国人。尽管他们的样子和中国人很相像。
袁老师的家里还保留着一些当年的物什，比如煤油灯。尹卉芳老人仍叫它“洋灯”。她说是马帮从印度驮过来的。其实这样的煤油灯在七十年代初的滇西民间仍在广泛使用。从前的历史并没有完全从蛮允退出，在蛮允人的日常生活中仍不时可以看见从前的影子。
在蛮允期间，我听到最多的是发生在光绪十七年腾越商队被抢劫的故事。一个囤集着无数物资的边境口岸这样的事情肯定是经常发生的。在蛮允的诸多机构中保商营是最为庞大的机构。类似于镖局之类。只是它是官方的。据说当时有一支腾越商人的马帮从八莫到蛮允，并有保商营带兵随行。行至缅甸境内的红蚌河时遭遇五六百人拦截。保商营哨长马相武率兵且战且走。大批强人紧追不舍，至天明拦截者竟达二三千人。各地保商营闻讯前来增援亦被强人围困在山坡上。双方僵持达十八天，商队断粮便杀马充饥。直到后来腾越总兵张天林派来的援兵赶到，腾越商队才得以解围。即使是现在它仍然是蛮允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
在蛮允村子后面约两公里的户宋河边发生的事件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甚至能在中学教科书里找到。我曾见过这个历史事件在一份全国高考历史试卷里出现。这个发生在户宋河边的事件曾极大地加剧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耻辱。中英《烟台条约》就是这次事件的结果。
我是在雨中来到户宋河的。我看到的是一片与大盈江相连的稻田和甘蔗地。这与蛮允的老人回忆中长满仙人掌的荒野不同。他们说从前这里是一片旷野没有树林，只有绵延不绝的仙人掌。不愿住店的马帮一般都在这里生火做饭，歇宿。对于当时的赶马人，这是一片适宜于休息的地方，它和别的地方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2月21日一个叫马嘉理的英国人在这里被打死后，它才变得容易让人记住。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地理标志，蛮允人会告诉你他的甘蔗地就在“打死马嘉理的地方”。除了本地的文化人之外，当地农人很少知道中国历史与他们的稻田和甘蔗地的联系。他们只是在茶余饭后向年轻人炫耀自己经历过的沧桑时才会说起被打死在户宋河边的英国人马嘉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已经作为一次历史“事件”写进书里。直到1986年12月那里才出现了一块用水泥建造的碑。上面写着：“马嘉理事件起源地”，落款是：盈江县人民政府。
雨季的户宋河汹涌而浑浊。这可能和它上游的电站有关。从远处望去户宋河是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巨大的落差使河水湍急而喧腾。河面上是一座五六十年代建造的石桥。在石桥上你能看见不远处烟雨朦胧中浩浩荡荡的大盈江。眼前湍急喧哗的户宋河很快将在大盈江中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嘉理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户宋河的急流吞没的。他的尸体在大盈江中随波逐流，然后伊洛瓦底江最终将他的残骸送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这个负有特殊使命的英国翻译官肯定不会想到，他的八莫之行的真正的终点是印度洋。
中国近代史书中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记述很多。我的手头有好几本历史书籍里都记述到马嘉理事件。比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李根源编写的《永昌府文征》、江应梁的《傣族史》以及马曜的《云南简史》等。然而我发现其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却是一本当地史志。这是一本尚未定稿的油印的小册子。充满了大量的细节和现场感的东西，属于那种尚未整理的处于“前历史”的史料。兹抄录原文如下：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英国政府将其在印度的殖民势力用武力强行擴张到缅甸之后，又想打开一条从上缅甸通向云南的道路。在1868年其派遣的武装“探路队”被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阻止后，在1874年又组织了一支由柏朗上校率领的近二百人的武装部队从印度、缅甸入侵云南。英国驻华使馆将其解释为：从缅甸到云南乃至中国内地的“游历”，并派了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缅甸，以便探路队深入云南。马嘉理从上海出发，经武汉、昆明抵达腾冲。一路上马嘉理盛气凌人，并测绘我国滇西山川地形图。在腾冲遭到当地官员的制止。马嘉理从腾冲经南甸（梁河县）、干崖（盈江）过蛮允到达八莫与柏朗率领的探路队会合。
马嘉理走后，沿边一带纷纷传言，有洋人数十要到腾冲设立洋行，有洋人数百要来侵犯蛮允。腾越镇左营都司李珍国在蛮允与各族群众召开抗英大会，按传统习惯山区景颇族刻木为凭，各土司出具印结作证，一致联合抗英。
1875年正月初十，柏朗、马嘉理率武装部队向中国边境前进，十三日，行抵红蚌河，闻前面有数百名中国武装人员堵截，柏朗踌躇不定。马嘉理认为断然不会遇到阻击。中国武装人员或许是迎接他们的。于是自告奋勇，向前探路。当天晚上柏朗接到马嘉理的信，说并无阻拦，就拔队缓行。十六日柏朗到雪烈后，不敢久住，又返回班西山下住宿。
中方伏军，探知柏朗大队在后，让过马嘉理一行。马嘉理在十四日晓到达蛮允，在佛寺中住宿。十五日在蛮允休息了一天。十六日（公历2月21日）带领众人由原路往迎柏朗。在户宋河边遇到我方各族群众阻拦，马嘉理首先开枪，打死我方群众一名，群情愤极，将马嘉理及随行四人杀死，弃尸户宋河中。 打死马嘉理后，由景颇、傣、汉、回等各族军民组织的武装，在十七日上午八时，在班西山下围截柏朗武装部队，先发出警告令其撤出。英国侵略者首先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中国爱国军民奋起还击，向敌人多次发动进攻。被围困的柏朗闻报马嘉理被歼，又听说大批中国援军即至。慌乱之中，以一万印币的重金收买了当地坏人，放火烧山，阻我军民追击，带着败兵和伤员狼狈而逃。（《盈江县志》征求意见稿）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在绝交、出兵的讹诈之下，软弱的清政府在1876年9月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马在山东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又称《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该条约共三部分十六款，并附有《另议专条》。主要内容为：英国派员至云南调查，商订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一律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英国还从《烟台条约》中取得“选派官员在滇省大理府或他处相宜地方一区驻寓，察看通商情形”之权，并保留了英国由印度派员赴滇的特权。英国由此实现了在中国扩大通商特权的愿望，并得到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条约根据。
在蛮允，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马嘉理事件的民间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英国人马嘉理是大清朝廷派武林高手干掉的。那些武林高手是宫廷带刀侍卫来无影去无踪。这类版本充满了时下武打片里的情节，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故事里只有户宋河与马嘉理是真实的。在另一个当年的赶马老人那里，我听到的却是一个景颇族武术高手把马嘉理干掉的。这个景颇族高手使的是一柄长刀。长刀挥舞时刀枪不入，所以手持短枪的马嘉理也奈何他不得，于是马嘉理就被干掉了。
由于时光无可挽回的流逝，也由于我们理所当然的不在场，历史有了各种阐释的可能性。马嘉理事件在蛮允家喻户晓。他们大多数人不是从历史教科书里知道的，是从户宋河边的那片曾经生长着仙人掌的地方了解到的。因而他們对历史的印象比我们更直接和具体。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蛮允的繁荣在这个英国人被抛进户宋河后就结束了。马嘉理事件之后，从缅甸八莫到蛮允的驿道改至大盈江对岸的蛮线，大宗的马帮从驿道上消失了。先前人声鼎沸的大马店渐趋冷落。电报局、海关、税务局、保商营也随之移至蛮线。我在蛮允采访时，那里的人们喜欢用马嘉理事件作为蛮允镇兴衰的界限，他们习惯于“马嘉理（事件）前”和“马嘉理（事件）后”这样的句式。一个历史事件以这样的方式铭刻在蛮允人的记忆里。当然这样的改道并不会很彻底的，蛮允作为一个驿站的历史仍然延续了很多年。只是它不如从前繁荣了。那条被马蹄踩得斑痕累累的驿道开始有野草在上面生长。
责任编辑 楚 风